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和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李慎明《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的体悟》节选 一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僭越职权，宣布了苏共自行解散。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这实质上标志着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 第一，这一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现在一些人仍在大力赞扬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所谓“改革”，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是历史的大进步，中国就是应该走苏联的路。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为研究苏联解体，笔者曾四次访俄，与各方面人士交谈，了解到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为形象了解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灾难，我们可以先看以下两组事实和数据： 一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看。200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 二是从苏联金融“改革”的巨大损失看。1961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1:1.1。从1989年开始，苏联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型”为双重汇率制。各种国际金融机构蜂拥进入苏联境内，他们用美元购置卢布，并在苏联境内高息揽储和借贷巨额卢布，推高卢布比值。外汇市场上卢布兑美元的比价很快接近1:2。接着，“苏联国企没有自生能力”、“苏联国企债券被严重高估”、“卢布应更加自由浮动”等各种研究报告充斥“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境内。苏联国企证券价格快速下跌。外来投资者则在卢布高位时乘机大批收购了十分廉价的苏联国有企业。由于外资银行的大量短期借债等，引发苏联国内急遽的通货膨胀。1990年11月，外资银行趁苏联汇率改革之机又开始抛售卢布，并引导着卢布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卢布兑美元的比值很快下跌为100:1。卢布的外汇市场被彻底击垮。1993年，卢布与美元的比值为1400:1，加上国际套利者低价购入的苏联国有资产和卢布贬值所逃掉的巨额卢布债务，最后卢布对美元的实际贬值程度竟达112000倍这一天文数字。美国仅动用区区几亿美元在几年内就洗劫了苏联人民70多年辛辛苦苦积累的28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正因如此，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系主任多博林科夫对笔者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又十分痛心地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苏联亡党亡国，对绝大多数俄罗斯普通百姓是场大灾难，对极少数俄罗斯新贵是个福祉，能够这样认识和看待事物，这在本质上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心痛，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把目睹俄罗斯的衰败和灾难，比喻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还有比这样的比喻更撕心裂肺的吗？！马克西莫夫还说“我曾以为（共产主义思想）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20世纪30年代还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一名成员的作家和学者季诺维耶夫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当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十分坚决、全盘否定斯大林、《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1994年他从美国回国，199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小说通过描写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况，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说中出面直呼：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194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原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卡伦•布鲁坚茨说：“我的岳母是一位上校的妻子……她的丈夫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有一天，她收到好友尼娜•安德列耶夫娜•加别伊娜从乌克兰寄来的信。加别伊娜是卫国战争的老兵……她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身处国外，生活在不同国家，与亲友无法相见、无法交谈，我越来越感觉到强烈的寒风，我们像赤裸着身体，站在刺骨的寒风中。”一个女同志，形容自己像被扒光衣服赤裸着身体站在寒风凛冽的空旷的原野上，还有比这样的比喻更撕心裂肺的吗？ 俄罗斯的灾难仍未结束。2010年9月6日，我与来访的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交谈，他说：“近几年俄罗斯发生的水电站大爆炸、森林大火灾等仍然是苏联解体后带来的恶果的继续，其深层次原因是政治。”“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河上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水电站，1989年全部机组投入正常运营时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2009年8月17日发生爆炸，75名员工遇难，13名受伤，成为世界水电史上最大的惨案。主要原因，是原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拜斯为了追求自己的高额利润，投产20年来让其始终高速运转，对其从未维修，连一个螺丝钉都未再加拧过。”“从今年7月底发生的森林大火，截止到现在，直接经济损失达几百亿美元，过火面积超过整个法国。俄罗斯是森林国家。苏联时期，十分注重防火，1万公顷森林四周都有160米宽的隔离带，隔离带常年有专人维护。苏联解体后，为节约行政开支，森工部被解散，70万护林工被解职。隔离带长满杂木。另外，富人到处圈地搞开发，把湿地水抽干，使泥炭遇高温便自燃。”“我们俄罗斯现在仍在吃苏联的老本，快吃完了，各种灾难也都来了。” 在我们国内，有的学者至今仍在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苏联亡党亡国唱赞歌，希望他们都认真体味一下俄罗斯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原来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在剧变后的感受。有的人不顾事实，坚持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所作所为辩护，实质和本质上是企图引导中国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 第二，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倍和5.3倍。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在这些国家生产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持续奔腾，财政赤字严重和国际收支逆差，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给古巴带来灾难。古巴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70年代经济年均增速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对其的经济封锁。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灾难。朝鲜1948-1984年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人均国民收入于1986年达到2400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磷肥严重匮乏，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九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从80年代的100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是根本的原因之一。 这也反证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坚持反对机械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始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之处。当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艰辛探索中，我们也犯了错误，但是也积累了十分可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大成就。假若当时我们一切以苏联马首是瞻，特别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接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亡党亡国，就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冲击，极而言之，也极有可能给我国造成同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 第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由于苏东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5年美国人报告的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是社会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即0.6%。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穷人，近70万身负重债。冷战的结束，一国独大的美国才能肆无忌惮地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吹大自己的泡沫经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而拉开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大动荡，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四，苏联亡党亡国还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却没有从此进入和平盛世。从1991年算起，短短十几年间，战乱和民族冲突不断，世界几乎没有停息地进行了波黑、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五次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二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世界上个主要国家和各大战略集团的相互合作、竞争、博弈乃至较量的结果还很难说是什么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更大困难。若如是，世界社会主义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比苏东剧变之后还要大的一种低谷。新的复兴与新的挫折，无论哪一种结果出现，但目前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的，这就是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至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的世界格局，都有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 现在，世界主要大国、各大战略集体都在研究2030乃至2050年中长期世界发展大势和战略态势，其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更加突出。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今后10—20年最最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是网络战争、粮食危机、生物战争、瘟疫流行甚至是核战争。这从另外一面，也说明我国亟需加强对中长期战略的研究。这一研究至关重要。 目前国际上有五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二是美国“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无疑是冲着中国来的。我们与美国在具体的经贸项目等方面可以共赢，但在根本的战略目标上，绝不可能共赢。对此，绝不应有什么怀疑。否则，就会吃大亏。三是日本3.11大地震后的战略动向。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带来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长达20多年的长期经济低迷，又有了2011年的大地震、大海啸、核辐射这样的大灾难。福岛核事故泄露，相当于29.6个广岛原子弹。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十分之一的国土有核污染。所以，日本的战略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四是俄罗斯战略动向。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千方百计与俄罗斯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五是朝鲜半岛局势。我们在警惕北约东扩的同时，要警惕美军北上。否则，当年我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就白打了。 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企图绝不会改变。 2006年，美国政府布什曾明确表示：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二是知识产权问题；三是信仰自由问题。人民汇率和知识产权，后面再谈。但需要说明的是，不能仅仅把美国的软实力理解为意识及其形态价值观。小布什所说的美国在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的问题上的战略则同样是美国强大的“软实力”重要甚至是根本表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这是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物质基础，是掏空我国物质财富的根本途径和最有效的手段。 先看信仰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个人也赞成信仰自由，我脑子里想什么，别人能管的住我吗？但小布什所说的信仰自由，是指什么呢？ 一是利用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日本NHK在我国周边地区共设立了31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我国的物种方言、174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3个小时，形成全方位包围圈。这种传统媒体，在苏联解体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在阿富汗设立的自由亚洲电台，在掀起新疆“7·5”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与我们抢占思想文化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本布莱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他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原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总统是说:“(对付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同盟军，他们被称为年轻人、被称为网络一代。中国拥有五亿网民和8000万微博。而他们将引导中国的变革。这意味着将扳倒中国，这样我们将有机会重新崛起，赢回美国制造业的强大，这将使我作为总统想做的”国务卿希拉里曾说：“微博出现后，中国政府（实质是指中国共产党——笔者注）垮定了。中国领导人现在所做的所有工作，无非是延缓其垮台的时间而已。这是傻瓜才干的差事”；“等到条件成熟时，我们通过微博号召中国所有大中城市，在每周日下午两点，举行街头和平散步，光这笔维稳经费，就足以吧中国经济拖垮。”希拉里所说的条件成熟，笔者以为是指我国GDP下行到一定时候，事业人员大量增加之时。我国现在的维稳经费就已经超过了军费。在国际互联网信息流量中，有超过2/3来自美国，而网民人数达五亿多的中国，在整个互联网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05%。负责控制互联网流量的世界13台根服务器有10台都在美国。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只让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东西上路。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另外，美国可以通过其控制的IP地址通过及其隐身群发，在两个小时内可以发送进70万条虚假造谣信息覆盖我国的主要网站。冷静计划是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字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年耗资2000万美元。他们可以通过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laTalk、AOS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在内的9家互联网公司直接进入美国互联网公司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搜集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仅通过“无界网民”在2013年3月，就收集970亿笔信息。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已有四年时间，深入中国网络至少已有四年时间，深入我国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 三是抢占我国文化市场，挤压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生产发展空间。美国对我国的“文化民主战略”在加紧推行。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贸易大约是到10:1逆差，出口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欧美的逆差，在前些年则达100:1以上。这几年，情况有所改观，但从根本上扭转，难度不小。我国全年播出电视节目950万个小时，但全国电视节目制作能力仅有200万个小时，节目播出大量依赖进口。图书音像制品的进出口比例为10:1.另外，2010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为30亿，不到美国的1/40.我国动画片年产量仅为日本的1%左右。日本人均拥有国产动画5-8分钟，而我国只有0.0012秒。我们的孩子看着日本动漫长大，价值观当然会受影响。 四是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外交学术交流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S·奈撰文明确而坚定的批评了“美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广播和交流项目开支的500倍的现象，主张“通过软实力投入更多的资本来必出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可以重建他应对一些全球严峻挑战所需的框架。这就是真正的软实力”。 五是他们攻击的重点是我们的领袖。要搞垮一个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要搞垮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并且花钱最少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的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现在网络小说上和有的小报小刊上，总是在否定人资产阶级的残忍好，宣扬他们所谓的人道和文明，骂我们共产党人残忍。这是事实吗？ 资本主义大国、强国是如何发家的？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每周的资产阶级投机者从非洲运到美洲、阿拉伯国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隶，包括在猎捕和贩运过程中死亡的黑人总数，大约使非洲损失6000万人口。按照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哥伦布来到美洲的时候，居住在目前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为3000万—1亿，到20世纪70年代，按照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还不足80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愤怒的写道：“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磅，每俘获一个男子得新币105磅，每俘获一个妇女或者儿童得50磅，每剥一个妇女或者儿童的头盖皮得50磅！” “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也有所表现。1947年，杜鲁门政府即开始实施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先后调查几百万政府雇员。1949年，美国工业组织协会解除了11个成员超过100万人的所谓受共产的控制的组织。美国驻外大使馆里被认为有颠覆言论的书籍全部被销毁。很多公务员、学者、演员等也都受到攻击牵连。调查甚至涉及军方高级领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时代”，美国当局总共抓捕甚至杀害了多少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是铁幕，无人知晓。有人为美国当局辩护，甚至说美国没有“麦卡锡时代”的迫害。这样的人至少是不了解情况。1950年2月，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表演说，声称他手里有一份正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甚至连在1945-1947年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先后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马歇尔将军也收到牵连。共产党员从1947年的8万人降到1954年的2.5万人。到1956年，有150多名共产党领导被捕。被捕的阴影很快遍及数千名美国公民。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3-1960年执政期间，进一步在各政府机构中实施清洗3002人。而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100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甚至河水被染成红色。而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些史实几乎也无人知晓。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死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一些人认为这"两个三千万"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事实是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局都承认虚假的"事实"。他们都认为，在肃反中被处决的人数为78万——79万之间O而赫鲁晓夫时任一个边疆区的书记，他下令处死的就多达6万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受冤枉的同志。赫鲁晓夫就任总书记后，却利用职权，把他下令杀人的档案销毁。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前几年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孙经先教授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90多岁的曾任李先念秘书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认为，孙经先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和重视。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具体责任，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作探讨 ······我们的反右划755万右派，没有杀死一个，但却被他们记述成比他们在印尼杀死50万一100万人还要残酷的"历史"，相当多人都在谴责我们的反右，但他们杀死50万一100万人的这一累累罪行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人谴责。我个人在这里决无丝毫之意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他相关各级领导的失误和错误辩护，但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包括在我国内注册的有的网站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国际资本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中文版也从香港、台湾等地带回到大陆不少。这两本所谓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部产生过轰动效应，现仍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的影响。笔者建议读过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伪历史著作，也读过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吴旭君、徐涛为批驳李志绥谎言而写的专著《历史的真实》。我询问调查过，我们党和国家的不少高级干部读过李志绥的书，不少人对此书持将信将疑的态度，有的甚至还完全相信。而《历史的真实》知道的人很少，读过的更少。难道20多年前的苏联亡党亡国还不足以教育惊醒世人吗?难道真的还需要另一个大党大固和广大人民的大苦难为惨痛代价，才能让人们认清历史的真理，从而赢得历史的进步和辉煌吗?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铁的法则吗?我痛苦且"愉快"地思索着。 早在几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我个人认为，目前国际垄断资本基于其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经验"，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有庞大的资本支持和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认真恰当应对。 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劲。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能否恰当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际资本操纵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这对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抵御他们的西化、分化，以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一定意义和一定范围讲，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造谣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击人，并以"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诬蔑和攻击插上翅膀，在全球各个角落"飞翔"。但历史的经验也已反复证明，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谁就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得越烈，但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会对谁越亲?把谁记得越牢? 六是组织上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层培养亲西方的接班人。1991年11月，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会见苏联访美石油代表团时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不出一个月，你们将从法律上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果然，第28天，苏联解体了。撒切尔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她说，因为我们在苏联高层找到了我们的代理人，"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戈尔巴乔夫虚荣到什么地步？曾担任过他的助手博尔金回忆道，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诵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大量的文件他却还没有看”。西方各国联合起来，投戈尔巴乔夫所好，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其戴上各种动人的桂冠。戈尔巴乔夫则熏熏然昏昏然。一个党的总书记。竟然虚荣到这个地步！ 七是软实力即战略和策略上的合作与博弈。2008年5月，我在欧洲访问时与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负责人交谈。我曾请教说，能否用简洁的语言告诉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他本不愿回答，我盯着他眼睛不放，接着他说：“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举双手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 借英国战略家上述这句话，我在这里回答小布什所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英国战略家所说的我国“硬实力的崛起”，实质是指我国“GDP的崛起”。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现在的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确实让人高兴和骄傲。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其特有的历史作用，我们绝不要也绝不能否认这一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这种粗放型地经济发展方式也亟待也必须转变。 这个英国战略家为什么做出“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举双手欢迎”这一判断呢？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金融创新”名义，垄断盘剥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各种实物资源与实物产品。这一过程非常巧妙“温柔”，但也非常残酷甚至血腥。恰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可以从一头牛身上剥下几张牛皮来。 ······ 八是培植异见分子。有个人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美国硬是压着给这样的人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四 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或没有一点关系。2003年在伏尔加格勒大学与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交谈时，我问她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她低下头半天不语。我很纳闷，等她再抬起头时，我发现她的眼眶里充满泪水。她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平时我们都在回避，这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平时不想，心里还好过一点。你这一问，又把我心上的疮疤揭开了。我的心正在流血。30多岁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对比。苏联解体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吃到嘴里的东西整整减少了一半；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整整减少了10岁，女性减少了5岁。过去我总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这些东西虚无缥缈，与我相距甚远甚至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理想一是有个好工作，二是有个好家庭。但俄罗斯近十几年社会发展实践的惨痛教训告诉我，那些似乎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之时，往往是共产党人和普通百姓受难之时。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之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显得更为重要、更可珍贵。在低潮之时，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有着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向乡村的人口大转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着上山瞎想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最多的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突兀，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当然我们也绝不否认，其中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的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失误，但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最烦的作孽。笔者接触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有不少仍对当年的吃苦有不少怨气，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点滴，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毛泽东当年可能曾经这样设想过，把1600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及亲戚对自己可能会有不少抱怨神奇怨恨，但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他自己甘愿担待这样的“骂名”甚至“罪名”。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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