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习近平同志看齐，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权 文永华 张志洲教授题为“切实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格局”（附后）的文章2016年09月20日发表在人民网－人民日报上。 作者的本意是非常好的，值得赞扬。比如文章说："总体而言，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还比较弱。改进我国话语国际传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要抓住一些要点先做起来。"比如作者写道：“做到“对症下药”。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不足表现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上。因此，提升国际话语权不能只谈一般性原则而不讲具体对策。比如，因我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而产生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气候问题等具体议题上出现的话语权争夺，二者属于不同层面、具有不同性质：前者属于立国之本的原则性话语权，后者属于具体事务性话语权。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要注意层次和性质，区分原则性话语权与具体事务性话语权，采取不同的应对和提升策略。但是方法很值得探讨。” 如何才能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向习近平同志看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开国元勋看齐。 毛主席在他的书房接见尼克松。我感到奇怪，我看了好几篇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全都没有具体日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远万里，飞越太平洋，到中国访问。“尼克松向周总理献上一份‘礼品单’，上面开列的礼物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英、美、香港的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 尼克松后来撰文回忆这次会见。尼克松说：“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泽东露出了笑容。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毛泽东接着说：‘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伟人毛泽东丛书，毛泽东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873，874，875）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首先要认真学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并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说：“《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讲话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P.392）。 南海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汪洋副总理说：“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遭网民痛批。温家宝总理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网民说，这是公开的汉奸、卖国言论。李克强总理多次说，中美關系是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这句话否定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 我认为，可能是李克强总理没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和《列宁论帝国主义》一书。列宁说：“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资本主义民族力图越来越多地并吞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便利’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并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也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列宁批评考茨基是“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0年，北京。P.637,638）希望李克强总理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履行党员的义务。 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个人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李克强总理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违反宪法。 李克强总理老是讲市场经济。党章、宪法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李克强总理用市场经济偷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的领导、专家、学着，跟着总理说市场经济。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近平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扩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P.27）。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我看到，习近平同志总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共产党宣言》讲的“世界性”一词。现在已演变成“全球化”。市场经济一词，毛泽东时代没听说。全球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全球化把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面包屑。（《中国问题报告》金鑫，徐晓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全新修订版，P.36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针对市场经济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生事物。中外历史上从没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只能说一些原则：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建立和发展公有制。具体点说，就是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发展和壮大这三种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有公有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就业，免费娱乐，免费健身。毛泽东时代这些全有。有的覆盖全民。有的覆盖国家干部职工。用改革开放后的词语，即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人员。改革开放，逐步把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六免费几乎全改掉了。 但是，张志洲文章的许多话不那么旗帜鲜明和通俗易懂。希望张教授向习总学习。要大敢公开、理直气壮地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要讲清楚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讲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斗争调和论。 如果我们不敢公开地和理直气壮地讲无产阶级的语言。不敢公开地和理直气壮地讲马列、毛主席的讲话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能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吗？作者文章中许多抽象词语。老百姓能懂吗？如果我们的学着、专家，讲的话临摹两可，我们能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吗？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必须向习近平同志看齐，从我做起。 （2016/9/25/20:55初稿，2016年9月26日07：45完稿，10月4日07：04修改。） 附：切实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格局 张志洲 2016年09月20日08:2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仍然面临诸多掣肘，主要表现有：在回应国际舆论对我国政策的歪曲和对我国制度的抹黑上比较乏力，“有理说不清”；在国际舆论议题设置上缺乏足够能力，常常只能被动接受；在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国际责任的承担上，我们做得合理合法合情，却经常遭到西方的无端指责；等等。可以说，尽管近年来我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针对现实情况，采取“问题导向”和“方法应用”相结合的思路。其中，“问题导向”是根本和关键；“方法应用”则是指在抓住问题实质后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包括话语的创新与传播的改进。从二者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做到“对症下药”。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不足表现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上。因此，提升国际话语权不能只谈一般性原则而不讲具体对策。比如，因我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而产生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气候问题等具体议题上出现的话语权争夺，二者属于不同层面、具有不同性质：前者属于立国之本的原则性话语权，后者属于具体事务性话语权。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要注意层次和性质，区分原则性话语权与具体事务性话语权，采取不同的应对和提升策略。 打好战略“组合拳”。我国国际话语权不足是一个整体性问题，需要系统应对，防止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性质问题上的“中国话语”自相矛盾，或因为在某一议题上的“短视”而顾此失彼。这就要求我国制定国际话语权战略，明确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在政策措施上有一套“组合拳”，如政府、企业、学界、公共外交相结合，多管齐下，既发挥各自功能又融为一个整体。 形成高质量的中国国际话语。提高国际话语权既依靠国家实力，也依靠话语本身。高质量的话语应有这样一些特征：在议题设置上有引导力，在规则制定的争议中有说服力，对于曲解与抹黑有回击力，对于质疑有解释力；不回避敏感问题并能巧妙表达，熟悉国际规则并占据国际社会道义制高点；等等。当前，我国对外话语的质量亟待提升，如对国际规则、思潮和问题的敏感点不了解，对我国的价值体系、政策理由与独特国际贡献说不清，结果难以达到被认同的效果。高质量的国际话语必须融通中外，同时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改进我国话语国际传播体系。再好的话语只有在传播中被受众接收，才有可能获得认同，从而赢得话语权。良好的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在话语传播体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但总体而言，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还比较弱。改进我国话语国际传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要抓住一些要点先做起来。如做好国别与区域的“分众传播”，对不同国家受众讲好不同故事；不要只盯住西方政府与主流媒体，而要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大力培养非通用语人才，为国家传播战略人才选拔夯实坚实基础；等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0日 07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