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打砸抢"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
文革中毛泽东一直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
“十六条”特别强调: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辩论中, 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
“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
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 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 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 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走资派:“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走资派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
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 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
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
1966年6月9日,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 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 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 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 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