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能总是锯自己坐着的树，这应该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原因无他，树锯倒了，自己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锯自己坐的树，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同志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开的、兴高采烈的锯树行为。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作协这样的机构，并不是民办的，而是中国特有的体制设置，是体制的一部分，运作要靠国家财政，工作人员比照公务员拿工资。身为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同志，大约可以享受厅级待遇。

　　现在问题来了：《人民文学》发表了《软埋》，而《软埋》正如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

　　苏联解体后的众生相。

　　当然，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也就不会有作协，不会有“作协主席”这样的风头、荣耀与厅级的优厚待遇。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验表明，剧变之后作家想靠《软埋》之类的小说养活自己是很难的，如果尚有颜值，卖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如果没有颜值，沦落到街头摆地摊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不是在锯自己坐着的树吗？

　　当然，锯树的人并非方方同志一个，也不是《人民文学》一家，而是一类、一批，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的现象。

　　比如张艺谋拍摄的《活着》，就把土改表现为一场阴差阳错的闹剧;陈凯歌拍摄的《霸王别姬》给人的感觉是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日本鬼子比国民党爱京剧，共产党则摧残了文化;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庶几也都是这个路子……

　　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锯树的人是一类、一批。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锯自己坐着的树?

　　有一些小清新文青或自由派朋友往往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她有骨气啊!确实，看姿势好像是在和体制对抗，因为是在挖体制的祖坟。体制何等强大，这不是有骨气吗?

　　但仔细一想不对了。按道理，如果做为导致体制建立的土改运动，如《软埋》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滥杀无辜的“灭门运动”，那体制就是有原罪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但是你方方同志和这种“反人类”的体制沆瀣一气，享受着体制给予的高官厚禄，这怎么能叫有骨气呢?

　　如果真有骨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限度可以做到“不食周粟”，可以“非暴力不合作”，不必等到剧变之后再去摆地摊，那才叫有骨气，对不对？

　　所以方方同志创作《软埋》，这种行为和骨气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一种经过了仔细斟酌“成本/收益”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

　　要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必须理解这样的现实格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和体制的管理权是分裂的。体制虽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文化领导权”（或者叫“价值评判权”、“话语权”等）却掌握在自由派知识/文化精英手里——其实精英也是代理人，真正的“评判权”掌握在西方手中，通过媒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戛纳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表现出来。

　　这样的格局决定了“管理权”是受到“话语权”约束的，它不能和“话语权”迎头相撞，否则就会受到“话语权”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倒退”、“走老路”、“改革逆转”、“文革复辟”等等，体制在不断受到抨击后丧失了自信，甚至主动向“话语权”献媚以赢得其夸赞。

　　由于现行体制总的来说是一场反对西方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所以“话语权”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这个体制的，是不承认体制的正当性的。

　　“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分裂，导致了“方方现象”的出现。类似方方同志这样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发现，至少在文化领域，如果你被主流的“话语权”排斥，比如被“话语权”扣上“左”的帽子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体制就对你避之唯恐不及，感觉你好像得了烈性传染病，因为体制也不想和你粘包而被“话语权”指责为“反改革”，想当作协主席就没门了。

　　反过来，如果你一旦被“话语权”追捧，被誉为表现了“人性”、“反思历史”等等，体制对你就会敞开怀抱，它要通过对你的拥抱来获得“话语权”给予“开明”、“宽松、宽容、宽厚”、“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夸奖。

　　于是，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这种看似矛盾仔细想来却毫无违和感的现象就发生了，作协主席创作反体制的《软埋》就毫不奇怪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越反体制，体制就越爱你”，“不反体制，体制就不理你”，“只有反体制，才能进体制”，等等如太极图一般有趣的现象。

　　这种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则古代笑话：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此为两袒者也。

　　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著名导演都是“东食西宿”之辈，他们把相反相成的好处全部占尽，腰缠十万贯不满足，还要骑鹤下扬州，这对社会基本价值的摧毁性效果是惊人的。有道是精英之德风，草根之德草，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这真是“欲东家食，而西家宿”的现实版。

　　但问题在于，体制和话语权的这种苟合，表明上看起来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满意——话语权满意了，方方们满意了，体制自身也满意了。但其实却潜藏巨大危机，因为这种苟合必须通过方方们的锯树不止来维持，一旦方方们停止锯树，甚至锯树不力，就会被“话语权”指责为“保守了”，就可能会被从树上踹下来，换上一个新的、更卖力的锯树者。

　　但是，天晓得，再根深叶茂的大树，也经不起这样长年累月的锯下去，所以只要这样的格局没有改变，早晚有一天绳锯木断，树倒猢狲散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而在旁观者看来，体制这样做简直就是饮鸩止渴，所以尽管这些年经济等各方面看上去还不错，但各种“崩溃论”却一直购销两旺。

　　不过，我还是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天命的，天不能灭，地不能埋，何况还被毛主席亲自哺育和改造过，总归有自救能力。去年发生了邓相超事件，以及《软埋》受到了纯粹来自民间的严厉批评，表明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同时也表明，西方/精英对话语权的掌控也不是完全天衣无缝！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光明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