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红旗渠壮举的倡导者受到的是另一壮举的启发——那时，大寨已经名声在外。 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山。虎头山下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大寨村。旧社会，是个又穷又苦的地方，有五多：扛长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当地民谣曰：“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全村6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4户地主、富农手里，除12户中农外，其余57户全是贫苦农民，其中扛长工的35户，讨饭的9户，还有6户冻死饿死，灭门绝户。 大寨属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平均海拔1000米，自然条件原本很差。这里属太行山土石山区，长期风蚀水切，地域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貌。村落在虎头山下，层层土地在山坡上挂着，旧社会人们形容“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地里土肥地边流，冲走肥土剩石头。” 贾进才，解放前，扛了20年长工，吃尽了苦头，到头来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 宋立英，12岁起就给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常常挨打受气。 1920年，陈志如逃荒到大寨。但大寨并不是人间天堂，万般无奈下，为了寻求活路，陈志如忍痛把妻子和小儿子卖到顺县杨姓人家，把女儿卖到西寨乡窑沟村当童养媳。农历十月三十的夜里，走投无路的陈志如，在自家祖坟的老松树上满怀悲伤和牵挂上吊自尽，留下陈永贵孤身一人，只能寄人篱下，靠打短工勉强度日。 1945年山西解放，翌年，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传到了大寨，大寨的穷苦人民总算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以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互助合作。在陈永贵初级合作社的带动下，全村于1953年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说他很想参加好汉组。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所以，没有人要他。 这使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无人帮助、难以致富的问题。显然，这些人缺一个带头者。于是，陈永贵对梁便良说：“你跟我干，听话就行。” 经过与贾进才的沟通后，陈永贵毅然宣布退出好汉组，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只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重新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叫作老少组。梁便宜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这些孩子，也就从此一直追随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 这时期大寨六十来户，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陈永贵说：“老的有经验，小的是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 真的，这些人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从表面看，陈永贵的确是吃亏了，但他却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 而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散伙了，实际上只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 秋收时令到了，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 陈永贵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党支部。”大寨村党支部从1948年建立起来，坚持以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为指导，带领大寨人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2年，贾进才三让贤，推荐陈永贵接替自己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觉得陈永贵能力超过自己，显示了一个普通农村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胸怀。 解放初期的大寨七百多亩土地，被沟梁分成4800多片，“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仅有的耕地不但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十年九旱，好年景的无霜期也仅有五个多月。新中国成立后，初步组织起来的大寨农民在陈永贵领导下显示了巨大力量。 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 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冒;“啥瞎胡闹哩?” 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你去改谁的?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但陈永贵坚决要干。 第一仗选定白驼沟。白驼沟500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仔细察看了地形，研究。 总共要垒24道堤坝，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大寨人所谓的“大兵团”什么概念?全村男劳力加在一起只有58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 71岁的贾金元老人不顾干部的劝阻，也上了阵，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担土垫地。土塄到处都有，更多的是从山下取土上山。只是冻得厉害，妇女们一镢头下去，刨出的却只是一道白印，但她们毫不松手，不停地挥舞着镢头，等到满身热汗时，坚硬的土被刨下一片。 那段时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村进沟， 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余个小时，早午饭就吃在地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上面便冻了一层冰，干得满头大汗的大寨人戏称之为“冰碴饭”。 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有几近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最初的大寨梯田。 大寨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干高强度的劳动，回了家却吃不上饱饭。就是这样的物资条件，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过了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 就这样，大寨 58条汉子，齐心合力，起早贪黑，原计划两个月的工程，只用了48天。完工后量了量，得地5亩，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虽然只得了5亩好地，却十分鼓舞人心，这毕竟是大寨人向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体的力量。 完工当夜，落尽树叶的大柳树下，全村人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赞扬党支部领导有方。陈永贵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好，组织起来力量大。”从此，白驼沟改名合作沟。 一年后的冬天，大寨这个58人的“大军团”挺进后底沟，这一次筑起了25道石坎，获得了25亩好地。第二年早春，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又在小背峪沟造了8亩好地，全部科学地改造成海绵田。到1955年冬天，零零散散的几条沟变成了能打粮食的梯田了。转过年来，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合作化以后这两年，大寨不仅治理了白驼沟，也对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念草沟、麻黄沟进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窝掌里动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白驼沟能治、后底沟能治、赵背峪沟能治，难道这狼窝掌也能治? “狼窝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 陈永贵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会上赢得支持，后在群众会上通过。陈永贵善于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征求全体社员的意见，倒不如说是逼得大家跟着他走。 这年冬，治理狼窝掌的会战开始。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8个劳力上了狼窝掌。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狼窝掌的上空回荡，构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创业交响曲。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呼啸着，人们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窝掌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一个个浑身冒汗，没有丝毫的寒冷。 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从沟口渐次升高，直达沟掌，谁看了都赞不绝口。 春天来了，大家满心欢喜地在新造的田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期盼着秋天的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8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和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社员们心急如焚，他们冒着大雨冲进狼窝掌，手拉手防洪护堤，腿上长了疮的赵大和跳进半人深的泥浆里，用身体去堵缺口……然而，人牺牲，无济于事。 社员们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切。看着洪水过后的惨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坝前，不停地抽烟。他没有文化，不懂力学，有的只是经验。经验告诉他，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因此，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他还觉得不踏实，决定在上游修一个小水库，使雨水往下冲时有一个缓冲过程。 想好了办法，陈永贵又去动员大家。当时劝他放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少。陈永贵再次找原来的穷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对者个别谈话，工作总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窝掌再次响起了大战的号子。战天斗地，人与天大战的弟二回合往来。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种，夏季锄草，只有陈永贵一到天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往狼窝掌跑。 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陈永贵的心情，又一次大张龙口，半夜里一声霹雳，一阵闪电雷鸣后，大雨如注，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窝掌。他从下往上检查，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好好的，不觉有些宽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听一阵沉闷的响声，如脱缰野马般的山洪奔泻而下，摧枯拉朽似的冲开了一道道堤坝，顷刻间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 两治狼窝掌的失利，使陈永贵雪上加霜，打击自然不轻。村子里传出了各种风凉话：“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里流?” “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 “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个冬天，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这一下可不仅是地富反坏反对，他们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 陈永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干下去，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闸沟造地是展示合作化优越性的舞台，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扫了农业社的威信，又给集体脸上抹了黑。可是，再干必须要大家干，必须有必胜的把握。怎样才能通向成功呢? 一连几天，陈永贵一直在狼窝掌转悠，蹲在坝上发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他在反复琢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大的石头经不起水冲? 一天黄昏，他望着自家的窑顶出神，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窑顶的上边是一座土山，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窑洞压不塌?他又联想到后底沟有一座石拱桥，人来车往几辈子，它硬是纹丝不动。想来想去，陈永贵的思维集中在了这窑这桥的拱形构造上。一个奇思妙想产生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上游，山洪泻下来的时候就冲在拱背上，这样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 有了新的方案，陈永贵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县委书记张怀英专程到了大寨，找陈永贵谈心。陈永贵见到书记，一脸的苦笑，伤心地说：“这么多人，吃着冰碴饭……”张怀英想让陈永贵轻松些：“吃冰碴饭那又有什么?你们吃还是坐在那里吃呢，想当初我们打游击，肚子饿了也不能不跑，边跑边朝嘴里塞，塞的都是冰碴饭，一顿饭吃了十几里地。”随后，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临走时说了一句：“革命哪会有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面对又一次的失败，有些干部没了主意，纷纷询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然想干，可苦于没有万全之策，不好明说。一天，贾进才遇见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仍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问道：“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说：“我说，还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 县领导的鼓励和贾进才等的支持，无疑又给了陈永贵巨大的力量。 这正好合了陈永贵的心思。于是，陈永贵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将自己的具体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领导大寨人开始了造田运动，三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一次吹响了! 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党支部也像前两次那样，召开了三战狼窝掌的誓师动员大会。陈永贵是天才演讲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进行着精彩的演说：“前两次塌了坝，换来了咱们的新套套，叫做坝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宽上窄像梯形。上两次石头是干砌干垒的，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浆灌缝……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厉害，还是咱大寨人厉害!”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陈永贵开始分配战斗任务，领任务者一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 三战狼窝掌可以用相当惨烈来形容。 这次的任务比前两次更加艰巨。根据党支部的安排，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坝是8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3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离狼窝掌三里多远的金石坡开采，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又要重新垫起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依靠的只是大寨人的两只手和两个肩膀。 开工那天，只有60多个劳动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各干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样吃着冰碴饭，屡踣屡起，坚韧不拔，狼窝掌又一次沸腾了! 战天斗地，来回拉锯，天与人之斗回合往来，考验大寨人的毅力。 老党员贾进才在这次改天换地的工程中担负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锤上了山。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冻得开了裂，开石时榔头一震，裂口鲜血直流，滴在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贾进才仍早早起来，踏雪进山，扫开工地上的雪，打碎冰凌，便丁丁当当干起来。 开山凿石既是一项苦差事，又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头有的大得出奇，几锤下去不见丝毫动静。这天，贾进才就遇上了拦路虎。有一块石头石纹细腻，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垒坝材料，可无隙无缝，不好开口。老英雄一连砸了98锤，当最后一锤落下时，只听“咔嚓”一声，一道缝才整整齐齐地从大青石上裂开。待其他社员们来到工地时，贾进才已经打好了一堆石头。 送饭的这时也挑着饭送到了工地，揭开砂锅一看，稀粥早已冻成了冰疙瘩。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么厚的雪，到哪里去找柴火?贾进才端起锅来就吃，还呵呵一笑：“咱是穷苦人出身，身子骨没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冰碴饭就变成热的了。” 大家听了，很是感动，有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 贾进才又笑笑，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这次改田中，贾进才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 开石不易，运石也难。没有像样的路，车马又不多，所有打坝用的石头基本靠大家沿着山间小路一块一块抬到沟里。到了雪天，运料就更加困难了。梁便良、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雪地?从山上往下抬石头，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运料任务。 大家苦干大干的时候，陈永贵这个征服大寨山水的头号决策人，更是处处干在前头。这次，他仍然负责垒坝，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在他手里都是随心所欲由他摆布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合适，而且又快又好。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有了陈永贵这样的领头人，大寨人哪一个也不愿后退。 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可见人人都在拼命劳动，还有人偷懒吗?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 大寨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穷山恶水，改造了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 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人垒起了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了2900多块。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他们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这期间向国家卖粮食170万斤。 1962年，大寨粮食亩产387公斤，油料总产量1010公斤，瓜菜总产量6.74万公斤，除社员生活所需自给自足外，集体家业也迅速壮大。大队不仅喂有32头牛、12头驴、8头骡、11匹马，饲养着120头猪、240头羊，还有3辆马车。全大队总收入达到85000元，为10年前的8倍，公共积累累计已有47847元，库存储备粮3万余斤。 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掀起的大跃进建设运动，下面虚报产量、胡夸风盛行，有一线领导者别有用心，推波助澜。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真正地在大跃进，粮食连续10年增长。成为国家最困难时期的富裕之村。 1963年8月2日，一场罕见的暴雨从天而降，遮天盖地，整整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达590多毫米，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虎头山下的洪水所到之处，山流、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被冲垮，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被冲得剩下了红石坡。七条沟里，波浪滚滚，奔腾呼啸，800多亩耕地有139亩连地基都被吞没了，40多亩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淹埋，540多亩被洪水冲刷过。全村150眼窑洞，全倒塌了的有113眼，有危险不能住的27眼;125间房屋，塌了77间，有危险的36间;全大队80余户人家，78户塌了住房。还淤没存粮11787.5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5公斤。 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里，大寨人在泥里、水里和大自然搏斗着。党支部迅速组织了抢险队，贾来恒、贾承让、贾进才、梁便良、赵大和带领三十多名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出生入死，从快要倒塌的房屋里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财物。 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二十三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块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的扛，担的担，奋战了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劳累得走路就打趔趄。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针对突降的暴雨，陈永贵建议大会就当前全县人民的抗灾斗争进行讨论，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此时此刻，最让他牵挂的是大寨，4日上午他就急着往村里打电话询问情况，安排部署抗灾抢险工作，但很快，电杆被洪水冲断，他和大寨联系的唯一通道中断了。 此时，县城已经开始骚动，松溪河上游的郭庄水库不断有险情告急，下游居民纷纷紧急疏散，一时间人心惶惶。陈永贵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5日散会后，就心急如焚地想往回赶，无奈，大雨未停，松溪河河水太大，没过了头顶。直到8日，雨住了，陈永贵才又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淹没了原先的道路，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咆哮着打着漩涡奔腾而去。过河心急，回村心切，不会游泳的陈永贵卷起裤腿跳下了水，然而浪高水急，洪水很快淹到他的脖颈，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帮助了他，将他护送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 此时的陈永贵，心情比谁都难过，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怎能不心痛!但他明白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会在村民中产生重要影响。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只要他能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乡亲们见到陈永贵，立刻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人人都像是大病了一场，个个失声痛哭，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带讲：“庄稼冲了!”“房也塌了!”“地刮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呀!”陈永贵见大家愁眉苦脸，反而显得镇静起来，显得轻松了许多。他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这些让人难过的话题，而是询问人员、粮食和牲畜的情况，当贾承让告诉他没有人员伤亡，牲畜也在，粮食也大部分抢出来时，他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奇怪地问：“房倒了，窑塌了，地冲了，哭都没有声音了，还道什么喜?”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吸了两口旱烟，讲出了一番道理：“这场大灾要落在旧社会，恐怕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不是被压死，就是逃荒饿死。可是现在，遭了这么大灾，全大队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去逃荒，这还不是喜事?只要我们人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怕战胜不了这点灾害!” 接着，他一条一条数起“喜”来：“我真的是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的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民国九年，咱这里遭了旱灾，灾比这次轻得多，灾后，我家五口，母亲、姐姐、弟弟都被迫卖了，只留下我和父亲。第二年，因生活所迫，我父亲也上吊自尽了。这次大灾，我家还是五口人，灾难里没有死一口，灾后也不会卖一口。自古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什么也不怕。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咱大队的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大灾中，咱们的粮食保住了些，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毛主席说，坏事能变成好事。我看，灾害虽说是坏事，也给咱带来好事来了。” 公社又给大寨拨来一千元救灾费，一百元安置费，还有一部分救灾物资，听说以后还要拨来修房费、修地费，数目还不小。陈永贵急着问道：“这些东西咱们要下了吗?”赵素恒说：“通知是来了，拨条还没下来。”陈永贵说：“拨条来了也不要忙着去取。” 这事情给陈永贵的压力很大：社员们嚷着要干部向国家要钱，干部并没把这意见反映上去，国家已经把款拨下来了，这钱和物该要不要? 陈永贵和大家一起刨土、搬石头，晚上却老是睡不着。三更天睡着，四更天就醒了。第四天鸡叫时分，陈永贵又睡不着了。他穿了衣服到村里转游。村里很安静，只有石灰窑里的熊熊大火映红了半个村。陈永贵走到村口，碰见了背着打石头家具的贾进才。这位打石能手，在夜色中，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单薄啊!陈永贵问道：“怎么你这就走?天还没有亮。”贾进才说：“等我走到石场正好天亮。” 他们相跟着走了一段路，陈永贵把他的苦恼告诉了贾进才。贾进才说：“我天天打石头，耳朵不灵。远处的情况咱不知道，只说近处吧。听说水泉今年一个劳动日只能分五分钱，可咱大寨今争年还能分一元钱。国家的钱有限，我看有钱得使在刀刃上。” 陈永贵高兴极了，用劲拍了一下贾进才的肩膀，说：“老伙计，你这话说到我心上了!咱大寨遭了灾，可咱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倒。咱把方便让给别人，咱要自力更生的战胜困难!”贾进才说：“对，咱多干点活，什么都有了!” 大寨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大寨可是“三不要”：一不向国家要钱，二不向国家要物资，三不向国家要粮食，并向周边灾害村伸出救助之手。而且作到“三不少”：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大寨人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炕，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子让给别人住。 又花费了五年工夫，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一个崭新的大寨，更加展现在人们面前。 大寨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 集体主义经济的优势在大寨，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大寨人也充分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给他们的好处。在像大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在狂暴肆虐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 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铁姑娘战斗队”。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过了十多年后，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作用给以了高度评价，也是再次强调男女平等观。这伙女孩子叫铁妮妮。铁妮妮们说不好听，就改名叫“铁姑娘”队。铁姑娘队共23人，最大的17岁，最小的13岁。 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任“铁姑娘”队队长。大寨人自力更生，男女老少齐上阵，七沟八梁摆战场，白天扶苗修地，晚上盖房建仓库，她们在大寨老一辈人的带动下，奋战五个昼夜，将500多亩玉茭全部扶了起来。 郭凤莲，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她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大寨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那就是大寨民兵连。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挺身而出，被大寨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大寨现有耕地680亩，其中有400亩喷灌海绵田。 从50年代初，大寨大队就开始了生态综合治理。其后几十年来，大寨村在退耕还林运动中，排除矫枉过正极端性，作了科学姓调整，全村森林覆盖率从初期的30%发展到1998年的43.3% 。 大寨人种树也是因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动力。1965年，周总理来到虎头山，对大寨人说，大寨虽然梯田造得好，粮打得多，但是还要多种树，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 于是，大寨人年复一年，从山上到山下，经历了艰难的绿化过程。60—70年代，地里舍不得种树，就到山上石缝里种树，绿化了1000多亩荒山。80年代调整农业结构，在坡地上种植了300多亩苹果、桃、红枣等果树。90年代初，大寨730亩耕地退耕还林50亩，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改造大寨的基本方针。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陈永贵种田并非蛮干，也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 大寨人给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农村美好的前景范例。被毛泽东主席抓住了灵感。1964年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继“工业学大庆”后，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教化人民以务实劳动创造生活的幸福，已有公有制社会基础。如果中国大地处处都像大寨那样实干，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国画呀! 然而，学到精髓的不多，多的是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有的敷衍了事，将原本肥沃之地挖成皮带式梯田，也不砌石坎，或堵沟造田。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号召乡亲们模仿。起了反作用。 结果，全国像大寨梯田那样坚固地保存下来的太少，太多的豆腐渣梯田两三年就荡然无存。 人类啊，有点儿可悲……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介绍，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 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主席巅覆传统资格习惯，不拘一格用人才，其苦心可见。 郭凤莲从陈永贵手上接过大寨的这面大旗，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18颗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土地重新下户私有，开始走与大寨全然不同的道路，其实是回头路，乃一私字作怪也。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陈永贵65岁。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时中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就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此时她并不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之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发生的一切，但是，她并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中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哭了，哭了一顿之后说：“服从党的调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寨。 红旗渠、大寨之精神、之路不好吗?只有逆天的邪魔歪道才会害怕那种精神。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红旗渠、大寨精神代表了社会主义时代建设的精神面貌，是长征精神的延伸。 面对着大寨人战天斗地所留下的遗迹：长城般的石坝、天梯般的农田、绿缎般的树林……每个有良性的地球人会被深深地感动。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许在于：老天爷似乎总是给那些奋斗的人们设置障碍，或者说，要奋斗就必须要战天斗地。自古奋起者就是牺牲者。你要成佛，就会遇到非常的磨劫。 鲁迅似乎说过，真正勇的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寨人也许不知道鲁迅这句话，但是，却遵循着鲁迅揭示的逻辑。 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吗?你能想象一个普通人的可以造就怎样的奇迹吗?而奇迹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却也不过是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两个字而已：奋斗。 自1952年，他们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比田间劳动多三倍;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把垒起的大坝换算成一米高两米宽，可从大寨铺到大庆……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奋斗造就了大寨的奇迹：一个有女不嫁的穷大寨，一度成为全国农业的榜样，成为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不止一个今人对大寨予以嘲笑。然而，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人类幸福所需的各类资源，都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类自身因果拼搏得来的。如果每个人都不愿践行这种“苦行主义”，后人又怎能享乐呢?包括现今的大寨人。如果一个民族都去贪图享乐而不去艰苦奋斗，那么，这个民族必将永远享受不到安乐。 当后来的大寨一度受到指责、甚至被诬为“黑旗”的时候，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了这样一本账：大寨历年交给国家的粮食，实际上等于国家每斤倒贴二角二分五点几几几，因为国家帮助他们输了电，修了滑索，建了灌溉系统，支援了推土机，解放军帮助修建了“军民渠”……对于这样的计算，历史懒得反驳。不是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不愿意搭理这类人。 反过来，从大寨奋的斗史上看到了那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宝的贵精神——自强不息，或曰自力更生。因为大寨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没有伸手，而是依靠这种精神寻求自救;因为大寨在别人最需要救济的时候，向别人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人世间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权力吗?学问吗?钱财吗?都不是。只能是辛劳，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付出的辛劳。这样的人，即使他曾犯过错误，即使他曾伤害过他人，百年之后，他依然能够再次赢得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 陈永贵为大寨人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大寨人真情的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的后期、在他逝世之后，曾经不乏推墙的伟大勇士们去落井下石!今天，大寨人在大寨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类似南京的中山陵。 毛泽东带领老一辈革命家为全国人民这样做了，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情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逝世之后、不乏鼠目寸光的跳梁小丑们去恶意诽谤!今天，全国人民在心中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万古不灭! 一个民族，不应该没有神圣! 一代人翻腾四海、振荡五洲的奋斗精神，一个神圣的千古难得的伟大领袖，历史老人不禁热泪盈眶，油然，泛起了一种悲怆、激越、呐喊、沸腾之类的复杂情怀。 不想去辨明大寨、红旗渠那种精神是否还适用于现在;只知道，这种精神对任何一个民族都很珍贵! 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值得去弘扬;只知道，对这种精神的任何蔑视，都应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敬。 让那些嘲笑的人们继续去嘲笑吧。 长久屹立的，是大寨梯田的石坝、红旗渠人工天河。 更长久屹立的，是那石坝下面蕴藏着的精神，长征精神的延伸。 太行山哟，红嫂、人桥、大寨、红旗渠，都是你孕育的奇迹，感天动地!弘扬着真善美，人间正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