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的访谈答问沦为政客式跟风之声

——无教授水准和法理支撑经不起反问的人云亦云

李甲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王长江大谈“反左”》的访谈(财新网3月7日萧辉、孙良滋)，同在党校的讲课有所不同，但思想实质仍然如出一辙。其所以在党校的声音引起了强烈关注，主要是许多人对目前的党还没有彻底失望，共产党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否定共产党，与人们心目中约定俗成的概念大相径庭，自然难以容忍。此次访谈对答沦为政客式的跟风之声，是街头巷尾长舌妇说长道短的嬉戏妄言，没有学者水准和应有的法理支撑，经不起反问的人云亦云。

　　长江原本心里就没有什么共产党员应基本遵循的准则，在中央党校是例行职业选择的幸运罢了。入党是要举手宣誓的吧!多年来多少高层都成了那样，“中特社”由谁干成的?何况王教授呢?有形容市侩商人习气的话：“嘴里没生人，心里没熟人”，人走茶凉，表面上的说辞是虚伪的应付，不是真心实意的表达。用此话喻代那一类人则较为切贴。

　　教授认为“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比党校讲话是内敛了些。

　　“推进理论创新”还能超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社会主义因素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信息仅存在于民间。把1976年和2017年作截面比较，不什么都明白了吗?

　　创新什么理论?“中特社”有无法律界定的内容?两极分化奇高，拥有大量财产者和多数人平等?实行退休双轨制，彼此待遇差别那么大，都是曾给国家效劳的人，法理依据是什么?“看法存在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是必然的，人为的扩大差距，不平则鸣。“理论创新” 出加快搞资本主义的速度能解决吗?资本主义几百年了，各阶级的“明显对立”一如既往。什么“问题不得不碰”?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是突破口”，“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思想还要解放到什么程度?是否是中国同苏变俄一样?只是俄罗斯搞了多党制的“宪政”资本主义几十年，并不是曾经期盼的一步进入天堂，反而不如以前。俄民调反映人民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这就使得走资派一意孤行丧失了民意基础，不得犹豫再三、摇摆不定。

　　客观地衡量，1976年前的“毛共社”事业如今仅剩下了各级机关门前的“红牌子”，“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产权制度”有什么不明晰的?难道把一切财富都明确到私人名下就算“明晰”了?就是美英法也不是100%私有化。这和多年前大叫的“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同样的基调，实质上是模糊是非界限，“暗度陈仓”搞私有化的伎俩。国企产权不明晰吗?共私财产很分明。

　　“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王说出了要害，“左”抱怨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怕不继续破公立私，其实都是朝那个方向走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社会主义革命27年，社会主义的底蕴并未完全丧失。一下子丢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局面能稳住不?18届3中全会的“混改”是干啥的，是重复过去的公私合营?“莫被浮云遮望眼”，到底书生气十足，急啥哩!边鼓都敲不到点子上。说“防止西化”是表里不一，当局担心全盘西化失去权力，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硬挤入世界一体化是谁搞的?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这是个理论问题。

　　中国还有“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吗?只是西方和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制约，出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前后两个时代的比较中人民醒悟，已经清楚了改革的真实涵义，睁眼说瞎话就不容易以混下去了。利益不同政治取向自然不同，共识不可能不淡漠，当然“发生激烈矛盾”。

　　王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前在浅水区，有些问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面对的是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没办法绕过去。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改革体制，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难很大，但即使困难很大，我们也要往前走，这就是改革攻坚战，要敢于啃硬骨头”。肤浅之见。

　　改革体制触动那家的既得利益?他们巴不得中国同苏变俄一样，把非法拿到的财产合法化，避免被追究之忧。“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啃硬骨头”是庸人之见，此话都是急不可耐。苏东是杀出血路把“共社”的剩残余元素搞完的?幼稚的可笑!

　　答问中说“第二是法制，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教授答问失去了法理依据。《宪法》第一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要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2011年人大宣布“五不搞”，其中一条是“不搞私有化”。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母法，其它的法律都得与其原则精神相一致。“法制”总得包括《宪法》，不会有不为人知的内部《宪法》吧?目前的改革按教授的说法是“进入深水区”，那怎么和《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居主体地位协调统一?王教授你说，全国“分田单干”、贱卖国企是先有法制条文规定，还是“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凭权力干了再说?曾经有个“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阔论，违宪责任应不应该追究?能自圆其说不?你讲的“法制”内涵是什么?毋庸讳言，就是至今仍然违宪的所谓法制。

　　《宪法》烫金镌刻在人大办公楼的墙上，以其条款对照，不能认为是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装袋子吧。先搞清了法制要义，立论就有了依据。

　　怎样“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改革的成果底层能共享是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方式?王教授真正不知道中国的公平正义是怎样失去的?毛主席纪念堂前的人山人海就是答案。想要从社会主义制度以外取得公平正义，我估计杜勒斯都不相信。

　　“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 美国被吹成民主的样板，把权贵资本消灭了吗?群众占领华尔街反抗1%不知道?特朗普因何上台?

　　絮絮叨叨的老生常谈。隐含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只怪美帝国主义不争气，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至今无法走出困境，闹得全球左转，“毛泽东热”一浪高于一浪，走资派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们都不是经天纬地之人，断不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过河拆桥”的思维方式，当年如果有“党内民主”，“邓三科”能推开“改开搞”，恐怕也就没有“中特社”了，执掌大权的高层难道能把这些法宝忘了?一味鼓吹尽快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却没有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蜕变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从事世界政党的比较研究”，还是不晓得走资派的真谛，只配在党校干事。

　　王长江：“我去一些地方调研，发现过去是‘胡作为’，现在是‘不作为’。‘不作为’并非反腐必然带来的，这是制度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从‘胡作为’到‘不作为’。应该有顶层设计统筹规范各个因素“。“我国的政治现实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够”，取消“四大”是直接原因，群众凭什么监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华邓以阴谋、卑劣、欺骗的手段篡位后，非常丑恶的潜规则使上层失去了以德服人的道义制高点，迅速扩散到全社会。至于栓在这个系列上之后的领导人就不值一提了。“党中央”反复挖共产党的墙角不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丧失德行，人格低劣到小和尚以下，亵渎了“共社”赖以支撑的政治思想文化体系。凡是毛主席时代的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十分艰难树立的精神文明被拆散，所有应遵守的行为底线都被突破了，理想、信仰、良知、正义被抛弃，毁掉了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制度柱石，“一切向钱看”取代了克己奉公，没有利益刺激就没有积极性成了惯例，且积重难返。出现“不作为”也就不奇怪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狂搞私有化，金钱至上、决定一切，物质刺激出来的无止境欲望，各级领导在如此环境中怎能看资本家独占鳌头而无动于衷?

　　社会主义已经救了一次中国，还得社会主义再次解救。搞资本主义明末可以，现在也可行一时，等把“共社”惯性威力耗完了就会随之垮台。长江!不信，咱们就慢慢看。

　　中国需要些仰望星空之人，不要堵塞言路。王长江不适合在中央党校干，可以调到适宜的单位。当年《反杜林论》发表以后，1877年柏林大学解除了杜林的讲师职务，恩格斯很不高兴。

　　附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大谈“防左”

　　2017-03-07 14:34:00  来源：财新网  作者：萧辉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孙良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他提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案。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王长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来指导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他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反腐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长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两个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议放开车检站点，把车检完全推向市场化，出发点是约束行政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大的提案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这个提案看似有点空，但非常紧迫。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浅水区，很多问题被绕过去了，但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财新记者：理论创新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推动理论创新?

　　王长江：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当人们被这种大帽子吓唬住时，理论创新就很难向前迈步。理论创新要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决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过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谋求改革共识”。你怎么看?

　　王长江：首先我们要理清“左”与“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进的政治观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观念。而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说到“右”就是激进。邓小平同志说的“左”与“右”的观念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实际中，“左”“右”变了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观点在现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是突破口

　　财新记者：今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你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王长江：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当出现问题时，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还是用理论来套实践?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我们坚持邓小平的这一路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前在浅水区，有些问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面对的是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没办法绕过去。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改革体制，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难很大，但即使困难很大，我们也要往前走，这就是改革攻坚战，要敢于啃硬骨头。

　　财新记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认为应该有哪些突破口?

　　王长江：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明晰产权制度，到底用一种什么观念看待产权。过去强调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产权的观念在逐渐转变，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第二是法治，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财新记者：距离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还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进程?

　　王长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势头，2020年的目标肯定能实现。我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四个全面”的题中之义。过去我们更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应该把老百姓的认同度加入考量，财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势和反腐之间的关系?

　　王长江：反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反腐为改革提供保障和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种观点说反腐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很荒谬，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洁静的东西，但如果说改革是靠腐败来支撑的，这种改革迟早会变形。从长远来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财新记者：对于现在的反腐形势，民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种认为反腐打击面过大，担心超出可控范围。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形势?

　　王长江：这与我们所处的反腐阶段有关系，反腐正处于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过程中。治标就是矛头对着腐败者，谁滥用权力，就处理谁。但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在，腐败者就不会绝。治本就是理顺权力之间的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我们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打消人们的疑虑，就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发挥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员经商，怎么样能发现官员在经商?这就要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一旦发现官员经商，又有什么惩戒措施?制度之间要彼此连接起来，协同发挥作用。

　　财新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反腐败使得一些官员不作为，产生“庸官”，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长江：我去一些地方调研，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过去是“胡作为”，现在是“不作为”。“不作为”并非反腐必然带来的，这是制度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从“胡作为”到“不作为”。应该有顶层设计统筹规范各个因素。

　　财新记者：今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的走向?

　　王长江：王岐山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反腐力度不减，对反腐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态度是对的，但在方式上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关注人，而更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老百姓关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亿元的贪官，这种数额是触目惊心的，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我们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上加强监督，防止出现巨贪。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解决之道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监督应该是多源的，有上面对下面的监督，也有下面对上面的监督，有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有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有党内监督，也有党外监督。我国的政治现实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够。我们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强调纪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做法是根据我国权力结构来推进的，非常正确。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应该是多元的，才能保证反腐朝着健康的方向走。

　　过去在反腐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对于有问题的干部，纪委先审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这个思路是对的。

　　原题：王长江委员：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