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心中的工人师傅 魏 欣 （五十岁时作） 推荐者语： 这是被誉为“当代鲁迅”的人民作家魏巍同志的女儿魏欣在她五十岁时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写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了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两位工人和一位工人妻子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那一代工人的高尚品质和无私奉献精神。多年来我们某些领导人只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大力信任、培养、提拔和重用，而闭口不提知识分子要思想改造，与之不同的是，该文中我们感受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当年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和升华，完全验证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和思想改造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本文读后颇受教益。 ——齐 工 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了三年卫生兵。当年，我们穿着眩目的军装，实际上干的是擦桌、扫地、倒痰盂、扫厕所之类的勤杂工的活，我们为干这种能锻炼自己的工作而高兴。 众多纷杂的人和事情在脑海深处时隐时现，但最让我感念的是一位看门人惠大爷，他看管我们宿舍和楼下招待所的楼门，兼管打扫卫生。我们上夜班，白天在宿舍里，经常看见他捡一些废旧玻璃瓶子，收在一个麻袋里。一次，一个护士指着楼下背着一麻袋旧瓶子的惠大爷说：“这老头最爱贪便宜，一天到晚在垃圾堆里拣破烂，破瓶子能卖钱。”说着，她拿了一个刚喝完药的瓶子，冲着惠大爷扔去，正好扔到惠大爷背上，她马上从窗边闪开，说：“再送他一个破瓶子吧。”向外看去，只见惠大爷向楼上各窗户看了看，脸上并无愤怒的表情，还真把那个瓶子捡起来装进麻袋背走了。后来碰到惠大爷，我专门问他：“惠大爷，你捡这些破瓶子干什么呀？”惠大爷说：“我看这些瓶子扔了挺可惜的，我收多了就送到供应室，他们刷干净后还能用。”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个护士，她什么也没说，甚至都没敢与我的眼睛对视，也许她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谴责吧。 这些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尽管那么清贫，干的又是那么平凡的工作，但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嫉恨，反而心甘情愿做一些于己完全无利的工作。当时我们年轻，对那种稍上了年纪的人，总感到他们很老了，现在想起惠大爷的样子，觉得他也就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三十年多过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想去看看他，恐怕他不会认识我，也不会记得我了，恍如隔世的今天，我又和他说些什么呢？ 后来，我通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医学院大门。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的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虽然后来离开了那里，但我还是常常想起一个叫牛旺的工人师傅。 他因为在粉尘的环境中工作，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总是浮肿紫绀的脸，总是坐在改装过的那种儿童竹车上，被人推来就诊。但是大夫护士都不愿意收他住院，因为一年四季他几乎总是处于喘息状态，病情难以缓解，治疗、护理都很麻烦，所以每次看病，医生们都尽量给他些药，把他对付回去，最多就是把他收到观察室，输几天抗菌素，然后打发他回家。一次早晨交班会上，大家商量如何让牛旺出院回家，似乎人们都无计可施。我刚上班，初出茅庐，便自报奋勇去了观察室。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观察他，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回家。看他就好像看到一个被活埋的人，土已经埋到他的脖颈；就好像看到一个坐在坟墓里人，睁着的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生存的渴望。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刚刚准备好的词一时都飞到九霄云外。可是已经应承的话怎么收回呢？我说：“牛师傅，你觉得自己的病好点吗？”这是句很难让这种老病人回答的话。但牛师傅还是克制地说：“好点了。”我说：“好点就先回家吧。”牛师傅提出想住进病房，我说：“这些大夫们都不同意收你进病房，所以这次你就很难进病房。可进不了病房就在这个观察室，空气、条件这么不好，还不如回家，回家以后，一旦病情变化，就赶紧来看病，好不好？”一听住病房没希望，牛师傅非常失望，他这才知道，医生们都不愿收他住院。这真是一个杀手锏，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那就回家吧。”回到诊室，大家都奇怪，牛旺怎么这么快就同意回家了。也许过去谁都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话，以往，医生们最经典的托词就是“现在床位紧张，没有空床。”这使他总是对住进病房抱着希望，今天可能第一次明白，原来大夫们根本就不打算收他住院。以他那老工人的经历和气节，他毅然同意出院回家。 在解放后那二、三十年低工资、低待遇的年代，他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健康，累积起难以计数的国家财富。相对应的是，那时他们几乎可以免费享受医疗等开支巨大的福利，但在他们得不到这些福利待遇时，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一代老工人，很少向工厂、向社会、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讲任何条件，他们常常选择无偿的退让，常常习惯为工厂、为国家着想：“现在条件有限，国家还很困难啊！”面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和无偿退让，我被他感动，也为他感伤。 他走了，看着他坐着那个儿童竹车的背影，我心中充满了同情，充满了自责；医院里一些大夫对病人的病情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为怕麻烦想方设法推堵病人的那一切一切的做法，让我顿感内疚、不安和深深痛恨，决心不再与之同流，不再作如此的帮衬。 后来不久，牛师傅病情恶化，又住进了观察室，而这次只有几天，就死在了观察室。听一个大夫说，这次收他到观察室，他没有要求住病房，也没再说什么。我没在现场，但可以想象到他那双渴望生存的双眼，大大地睁着，活得这么痛苦，他还是愿意活下去，也许他牵挂他那没有工作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 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牛师傅的老婆——每次推着小车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基本上没听她说过一句话，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就是现在也一直想不起她的面容。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她默默地服侍丈夫，对社会、对工厂、对医院没有任何奢求，甚至没有提过任何小小的要求。我们医院附近有一个小工厂，做曲别针。她总是从这个小工厂的门口路边捡一些别人拉货掉下来的曲别针，然后送到医院的挂号室，供挂号使用。后来我们发现挂的号改用大头针别着，问起来才知道，自从牛师傅去世后，他老婆不在这条路上走了，也就没人给送曲别针了。我常想，这个沉默的女人做这一切又为什么呢？她捡起这些曲别针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收她赖以依靠、托付终生的丈夫住进条件好一些的病房，也不是为了让工厂的领导表扬她，奖励她（这在那些大人物眼里太微不足道了），甚至都不是为了让挂号室的人对她说声谢谢。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当她弯腰去捡曲别针的时候，她只感到东西扔到了路边太可惜了，别浪费了，应该捡起来，就像在自己家里，把掉在地上有用的东西捡起来那么自然。其实这和雷锋去捡那颗对自己完全无益的螺丝钉的精神多么相像！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把国当成家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使我总是难以忘怀这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这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国工人的妻子。 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标价，包括劳动力和劳动者本人。我常常回想当年的人和事，也常常想，现在的社会还会出现像他们那样的一代人吗？ 伟大的无产阶级用壮烈的牺牲争取到，并留存给全世界劳动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就让这篇文章来纪念那个时代的、作为国家主人的、我心目中的工人师傅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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