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 郭松民 一评：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 二评：土改绝非“灭门运动” 三评：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 四评：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 五评：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六评：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 七评：方方获奖：“批判性”的利刃图穷匕现！ 八评：致方方：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附件：酒局机密：反共救国军文学代表作《软埋》是如何被捧红的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 《人民文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最重要举措，看来就是发表颠覆土改历史，并直接质疑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长篇小说《软埋》。考虑到《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协主管的中国文坛第一刊，这一事实就更加令人惊奇，并意味深长。
许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小说，这里约略介绍几句：《软埋》发表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二期，作者是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方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厚爱有加，推出单行本。《软埋》还登上了2016年路遥文学奖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榜单的第一名。 《软埋》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位一生都给人当保姆的善良女人丁子桃，儿子青林发财了，买了别墅接她过去享福，但别墅里的一切她都似曾相识，这让她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当晚，丁子桃彻底丧失了意识，她在梦幻中一层一层的下到地狱第十八层，发现自己原来叫“吴黛云”，是川东大地主陆子樵的儿媳。在暴戾血腥的土改中，吴黛云娘家人惨死，与陆家有旧怨的长工鼓动农民斗争他们，要分陆家的土地、财产和丫鬟。斗争会前夕，陆子樵带领全家十几口人和仆人集体自杀，死前他命儿媳吴黛云将全家人软埋在院子里，然后带孩子从密道逃跑。但吴黛云在逃跑途中掉入河中晕死过去，儿子也淹死了。她被人救起后失忆，改名丁子桃，再次结婚并生下了现在的儿子青林。 《软埋》的另一条线索是丁子桃的儿子青林，他觉察到母亲有难以对人言说的惨烈历史，于是循着蛛丝马迹，追溯母亲被从河里救出之前的人生轨迹，但在找到陆家祖宅后，他放弃了探索，说服自己：“坚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情。” 这部小说写的怎么样？ 从笔者个人的阅读体会说，这篇小说读起来非常痛苦，实在太蹩脚了，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宁愿去拔牙也不愿意读下去。 方方要表达什么是清楚的，但结构过于刻意，完全靠偶然和巧合来支撑情节的发展，就像一位拙劣的三流小说家在用尽吃奶的力气让自己破绽百出的故事自圆其说，根本读不出个体宿命感与时代悲剧性。小说充斥着道德和政治说教，文学性就像方便面里的“牛肉”，要仔细寻找才能看到几粒黑不黑黄不黄的渣子。
方方才是《软埋》中真正掌握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人，她要陆子樵死，陆子樵就不能不死。 《软埋》被写的如此难看，根本原因还在于主题先行。作者预设了反土改立场，然后根据这一立场去设计人物，而不是从生活和历史中去发现人物，所以人物必然苍白、故事必然矫情、情节必然不合逻辑。 以最重要的悲剧人物陆子樵为例，他并非没有见过世面的土财主，而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辛亥革命时立过功，抗日时接济过游击队，剿匪时为解放军帮过忙，政府号召捐献粮食时捐的最多。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和政府有良好关系，而且因为他是“大善人”，所以全村人都签字画押要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签名的具保书，就同意不斗争陆家了”，执意要斗争陆家的只有一个与他有旧怨的长工。可为什么一个长工就能推翻土改工作队的决定，并吓的陆子樵全家自杀，自我灭门(甚至连陆家的奴仆——他们在土改中注定会翻身解放——也一起自杀)呢?方方并没有做任何可信的解释。我只能说，方方才是《软埋》中真正掌握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人，她要陆子樵死，陆子樵就不能不死。 一部为地主阶级哭坟的小说 方方在《软埋》中浓墨重彩渲染的陆子樵全家灭门悲剧，揆诸方方自己的家族土改史，都不能得到印证。方方曾对财新网记者感叹“我大姨太惨”，怎么个惨法呢?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 这也就是说，作为有血债的镇压对象，其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财产”，“五个老人六个孩子”都安然无恙，仅仅“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而已。这样的“受尽磨难”的确“惨”，但这离方方极力渲染的土改灭门惨剧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可见只要一旦涉及到土改史实，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诉的最悲惨家族史，就立马见出《软埋》是何等虚假，不是对历史的提炼，而是向壁虚构。 不能说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和个别时期没有过火行为。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从来不是土改追求的目标。土改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斗争获得政治主体性，积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周立波的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对这一过程都有精彩描述。
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斗争获得了政治主体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为了使土改有法可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改的过程中先后颁布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方方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土改“没有法治”，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软埋》表现的历史是大军南下后的新区土改。这个时期，共产党领导土改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除了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之外，对大多数地主不仅不会被肉体消灭，而且还会分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经过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批准，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蠢蠢欲动，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勾结在一起，搞暗杀、搞暴乱，全国共杀害了四万多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和土改交叉进行，但死刑还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复核。土改工作队从来没有杀人权，如《软埋》中说的那样由村子里的一个长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纯粹是想当然。 不过，虽然《软埋》荒诞不经，可谓玄幻，但方方的立场却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坚决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虽然方方说的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看出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她所说的“无数人”、“经历者”包括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吗？显然并不包括。翻身农民不具备和他们相同的“共性”，方方要为之鸣不平的“无数人”、“经历者”只包括地主。
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 《软埋》实际上再次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土地掌握在类似陆子樵这样善良、有文化、有尊严的人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消灭地主阶级是历史必然 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阶级索取了农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资工商业，而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费(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主要是列强倾销的洋货)。地主阶级的存在，不仅使中国的工业化长期无法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的过度榨取，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这是近代中国饥荒不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总人口基本没有增长的基本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 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发现：“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 通过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产生了三个后果：首先，国家终于有了资金启动近代以来被一再延宕的工业化进程；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业第一次有了辽阔的国内市场；第三，农业剩余终于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农业本身，在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亿5千万左右飙升至8亿！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指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灭，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消灭)，一定被消灭。不消灭地主阶级，中华民族将毫无出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马小辫”们回来了 作为地主家族的女儿，方方创作了全面颠覆土地改革，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电影《艳阳天》剧照：地主马小辫的儿子来信说天下马上就要变了。 七十年代有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面有一位家里暗藏“变天账”的地主马小辫。当年也总是觉得这个人物不够真实，现在看来，马小辫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他不再是一副猥琐、阴暗的嘴脸，而是法相庄严，道貌岸然，端坐在主席台上，或编辑部里。 《软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孤立的，它可以说是伤痕文学的一个延续，是《秧歌》、《霸王别姬》、《活着》、《归来》……序列中最新的一部，也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人民文学》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 发表《软埋》这样的小说，表明《人民文学》已经堕落成了“反人民文学”、“地主文学”，辜负了毛主席创刊时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软埋》和于建嵘去年发表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可谓互为表里——《我的父亲是流氓》把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描绘成流氓无赖，《软埋》则把土改的对象——地主，描绘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起从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当性。陆家惨遭灭门，不仅彰显了土改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浩劫，而且也是共产党忘恩负义。两部小说的终极指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槐树庄》，将地主阶级对土改的仇恨，以及无法排解的痛苦搬上了银幕—— 1947年农历十月初三是地主崔老昆家的财产被抄没的日子，崔老昆定了家规，每年的这一天全家禁食。在合作化热潮中，这一天来到了，他的孙子崔万宝饿得受不了，跟妈要吃的。万宝他娘悄悄地给了儿子一块饼子。病体支离的崔老昆看见，悲愤交集，抓起刀子砍向儿媳。随着一声“我的家都败在你们身上了”的哀鸣，老地主断了气。
临死前，他给孙子崔万宝留下了“变天账”：万宝孙儿记住，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伙闯进咱家，抢走文书，拉走牲口，分走粮食。领头的有永来他娘，狼心狗肺。有朝一日，千刀万剐。刘老成也不是好东西。谁分了咱家的财产都详细地记在下面…… 看了《软埋》，谁还会相信这组镜头是纯属虚构呢？我想起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 在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的长篇小说《软埋》(参见《郭松民|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中，土改变成了一场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似乎土改就是为了把地主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光。 小说里提到的四家地主，全被灭门。除了陆子樵家全家服毒自杀之外，方方还精心设计了另外三起灭门惨剧。其中，川东有两起，即大地主李盖五整个家族全部灭绝，丁子桃娘家胡如匀一家五口都被杀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来的丈夫吴家名的爹娘姐姐爷爷奶奶全被杀害。这样，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就都被方方囊括在内，土改中地主被全家杀光的惨剧就似乎就这样被方方写成了普遍现象了。
在方方的笔下，土改中的屠杀毫无理性，不仅杀地主，而且杀自己的革命同志、土改干部，不仅有直截了当的处决，还有点天灯之类的酷刑—— 胡黛云(即丁子桃，笔者上篇文章误为吴黛云，特此致歉)的哥哥胡凌云是在城里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他得知全家被斗争，便回家探望父母，于是就有了这样——方方创作的——全家被害的经过： 老魏回来了，说胡凌云吃过晚饭便叫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往胡水荡赶。在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脚下，挨了冷枪。两个人都死了，对方没留活口。 最后离开的绣工过来报的信，说是黛云爹妈一听到儿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结果还是被拉出去开斗争会。谁也没想到，开着开着，就把他们拖出去枪毙了。 全家人都死了，但死法不一样： 前几天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 大地主李盖五全家的被害经过不仅更为惨烈，而且匪夷所思： 我们老东家李盖五脑袋很灵光，清匪反霸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听讲他后来还在万县当土改队长。他以为能躲过这一劫，结果硬是被农会叫回来参加斗争。县里保他，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农会听县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不准出来。不打你也不毙你，可是不给你吃的。这一条，县里没有规定。他们没得粮食吃，硬是活活饿死了，连两个娃娃都一起饿死了。 山西地主吴家被灭门的记叙比较简略，只有唯一幸存者吴家名的日记： 晴天霹雳!不想活了!前几天山脚下遇见小起，说是专门堵我的。他哭着告诉我爹娘姐姐还有爷爷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个死。爹断气前，最后一字是堵。
千百年来贫苦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方方女士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仅善于明写，更长于暗示，工于留白。在这几家被灭门的地主中，陆子樵是开明绅士，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都帮助过共产党;胡凌云和李盖五都是革命干部，甚至本人都在参与、领导土改运动。读者自然会想：如果连他们都不能幸免于被灭门的命运，那么连这些政治资源也没有的一般地主还能逃的了吗？ 为了坐实土改中胡乱屠杀是普遍现象，方方女士还在《软埋》中借当年土改干部之口说： 马老头说：“基层农民激情万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组也都发了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跟着农民走，都失控了……大家开会，说这个人该杀，就杀了。或者是，土改组长听到反映，说某人很坏，该杀，也就决定杀了。” 这段话妙就妙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为屠杀辩解，但客观效果却是坐实了屠杀的“事实”，并且指出了屠杀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农民“激情万丈”，工作组“都发了昏”，结果“都失控了”——既然如此还可能不出现屠杀么? 但“农民”和“工作组”都情有可原，那土改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呢？方方女士故作神秘，做“不可说”状，但方方女士不说，并不等于读者不会联想——除了发起并领导土改的共产党，还能有谁？ 方方女士把重用她担任省作协主席的共产党黑得足够惨。她的良苦用心和春秋笔法，令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叹为观止！不拿诺贝尔文学奖，简直天理不容！
贫苦农民对土改发自内心的拥护。 但是，土改真的是像方方女士暗示的那样，是一场毫无理性的屠杀运动、灭门运动吗？ 当然不是! 土地改革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土改的目标。 土改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创造前提，这一点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土改在政治方面的目标，则是要让农民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一种充满自豪感的心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简单的屠杀地主，并不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武汉学者老田在他评论《软埋》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分析： 据老田访问湖北第一批土改试点——武汉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据他们说：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脸肿，老百姓很快就觉得出气了，甚至还会有人转过来同情地主，这个就坏了事了;所以，当时开斗争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民兵严防老百姓冲上台来打人，目的就是让受冤屈的农民胸中憋着的那一口气始终不泄，在这个过程中间持续不断地引导农民去算剥削账和诉压迫之苦，让目不识丁的农民学会甄别阶级利益并觉醒政治意识，借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政治能动性。在此过程中间，要把坏地主作为教育道具来进行最大化地利用，准确地说，革命的设计之“坏”远远超过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 在东北土改时担任过区委副书记、亲身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的周立波，在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对此也有过精彩的再现。记得中学时代看电影时，有两点特别困惑：武装的土改工作队到了元茂屯，明明可以直接把恶霸地主韩老六抓起来毙掉，但却迟迟不动他，任由他暗中活动，只是到群众当中访贫问苦。中间有一次葛存壮(葛优的老爹)扮演的工作队员刘胜一时冲动把韩老六抓了起来，没有想到于洋扮演的工作队长萧祥却把刘胜批评了一通，又把韩老六给放了，“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他”。为什么呢？萧队长说的很清楚：“群众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发动起来”。 这段周立波根据自己在土改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情节，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甚至简单的平分土地，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农民主体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对地主的处置，必须建立在农村的文化领导权已经被夺过来、政治的大是大非被澄清的基础之上。而除了少数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大部分地主不仅活过了土改，甚至活到了改革开放。 曾任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当年领导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这就要求不同于旧时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某几个皇帝君王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要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
习仲勋回忆：通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1950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在一次题为《大力发动群众是做好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关键》的总结报告中则指出： “通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从各种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农民通过诉苦算帐、对比挖根、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查敌人、追根源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各种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挖出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从而打破了封建的迷信命运观点，懂得了土地还家合理合法的道理，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的凶恶与无耻，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表现了无限拥护与热爱，‘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等呼声到处都可听到，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像。” 简单归纳一下，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在政治觉悟、阶级意识方面必须达到这样几点要求： 第一、搞清楚究竟是“谁养活谁？”要明白地主老财发家致富，靠的是剥削压迫，不劳而获。是贫雇农、佃户、长工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第二、分浮财是物归原主，分土地是土地还家，是完全正义的； 第三、地主不仅应该被打倒，而且可以被打倒，农民要对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充满信心； 第四、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高度认同。认识到自己命运是和解放战争、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新中国是自己的国家。
贫雇农、佃户、长工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应该说，土地改革在启发农民觉悟方面，充分达到了这一的目标。几千年来始终是一盘散沙的农民，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被良好的组织起来了。在解放战争中，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仅战争爆发之初1946年的头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用了3320万个工来支援前线。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一般研究战史的人往往困惑于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何以能够用60万战胜蒋军80万，殊不知解放军的背后还有500万支前民工，这是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绝对优势!
在解放战争中，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 在发表《软埋》的2016年第2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编辑写了这样一段堪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致辞： “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老实说，这并不高明的欲盖弥彰反而证实了我关于《人民文学》发表《软埋》并非出于“纯文学”理由的判断。我想反问一句《人民文学》和方方女士：如果不是为了“算旧账”，为什么要把千百万农民获得解放的土改，描绘成一场毫无积极意义的大屠杀呢？
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三评《软埋》 一个人不能总是锯自己坐着的树，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原因无他，树锯倒了，自己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锯自己坐的树，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同志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开的、兴高采烈的锯树行为。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作协这样的机构，并不是民办的，而是中国特有的体制设置，是体制的一部分，运作要靠国家财政，工作人员比照公务员拿工资。身为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同志，大约可以享受厅级待遇。 现在问题来了：《人民文学》发表了《软埋》，而《软埋》正如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
苏联解体后的众生相。 当然，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也就不会有作协，不会有“作协主席”这样的风头、荣耀与厅级的优厚待遇。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验表明，剧变之后作家想靠《软埋》之类的小说养活自己是很难的，如果尚有颜值，卖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如果没有颜值，沦落到街头摆地摊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不是在锯自己坐着的树吗？ 当然，锯树的人并非方方同志一个，也不是《人民文学》一家，而是一类、一批，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的现象。 比如张艺谋拍摄的《活着》，就把土改表现为一场阴差阳错的闹剧;陈凯歌拍摄的《霸王别姬》给人的感觉是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日本鬼子比国民党爱京剧，共产党则摧残了文化;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庶几也都是这个路子…… 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锯树的人是一类、一批。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锯自己坐着的树? 有一些小清新文青或自由派朋友往往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她有骨气啊!确实，看姿势好像是在和体制对抗，因为是在挖体制的祖坟。体制何等强大，这不是有骨气吗? 但仔细一想不对了。按道理，如果做为导致体制建立的土改运动，如《软埋》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滥杀无辜的“灭门运动”，那体制就是有原罪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但是你方方同志和这种“反人类”的体制沆瀣一气，享受着体制给予的高官厚禄，这怎么能叫有骨气呢? 如果真有骨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限度可以做到“不食周粟”，可以“非暴力不合作”，不必等到剧变之后再去摆地摊，那才叫有骨气，对不对？ 所以方方同志创作《软埋》，这种行为和骨气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一种经过了仔细斟酌“成本/收益”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
要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必须理解这样的现实格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和体制的管理权是分裂的。体制虽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文化领导权”（或者叫“价值评判权”、“话语权”等）却掌握在自由派知识/文化精英手里——其实精英也是代理人，真正的“评判权”掌握在西方手中，通过媒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戛纳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表现出来。 这样的格局决定了“管理权”是受到“话语权”约束的，它不能和“话语权”迎头相撞，否则就会受到“话语权”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倒退”、“走老路”、“改革逆转”、“文革复辟”等等，体制在不断受到抨击后丧失了自信，甚至主动向“话语权”献媚以赢得其夸赞。 由于现行体制总的来说是一场反对西方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所以“话语权”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这个体制的，是不承认体制的正当性的。 “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分裂，导致了“方方现象”的出现。类似方方同志这样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发现，至少在文化领域，如果你被主流的“话语权”排斥，比如被“话语权”扣上“左”的帽子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体制就对你避之唯恐不及，感觉你好像得了烈性传染病，因为体制也不想和你粘包而被“话语权”指责为“反改革”，想当作协主席就没门了。 反过来，如果你一旦被“话语权”追捧，被誉为表现了“人性”、“反思历史”等等，体制对你就会敞开怀抱，它要通过对你的拥抱来获得“话语权”给予“开明”、“宽松、宽容、宽厚”、“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夸奖。
于是，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这种看似矛盾仔细想来却毫无违和感的现象就发生了，作协主席创作反体制的《软埋》就毫不奇怪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越反体制，体制就越爱你”，“不反体制，体制就不理你”，“只有反体制，才能进体制”，等等如太极图一般有趣的现象。 这种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则古代笑话：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此为两袒者也。 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著名导演都是“东食西宿”之辈，他们把相反相成的好处全部占尽，腰缠十万贯不满足，还要骑鹤下扬州，这对社会基本价值的摧毁性效果是惊人的。有道是精英之德风，草根之德草，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这真是“欲东家食，而西家宿”的现实版。 但问题在于，体制和话语权的这种苟合，表明上看起来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满意——话语权满意了，方方们满意了，体制自身也满意了。但其实却潜藏巨大危机，因为这种苟合必须通过方方们的锯树不止来维持，一旦方方们停止锯树，甚至锯树不力，就会被“话语权”指责为“保守了”，就可能会被从树上踹下来，换上一个新的、更卖力的锯树者。 但是，天晓得，再根深叶茂的大树，也经不起这样长年累月的锯下去，所以只要这样的格局没有改变，早晚有一天绳锯木断，树倒猢狲散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而在旁观者看来，体制这样做简直就是饮鸩止渴，所以尽管这些年经济等各方面看上去还不错，但各种“崩溃论”却一直购销两旺。 不过，我还是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天命的，天不能灭，地不能埋，何况还被毛主席亲自哺育和改造过，总归有自救能力。去年发生了邓相超事件，以及《软埋》受到了纯粹来自民间的严厉批评，表明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同时也表明，西方/精英对话语权的掌控也不是完全天衣无缝！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光明在前”！
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四评《软埋》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软埋》，把亿万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历史改写成了一场毫无理性的“灭门运动”历史，以通过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新中国的正当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三篇文章里（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郭松民 |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郭松民 | 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三评《软埋》）已经反复谈过了。今天想谈另一个层面的话题，即这篇小说也是一种现实的投射，或者说反映的也是“时代焦虑”。
什么现实呢?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从国际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被认为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0.4，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以后有所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可能仍会高位徘徊，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3，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是一组组枯燥的数据，更关键的还会影响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质量、基本心态、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今天一线城市动辄价值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豪宅，同城乡结合部蚁族们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蜗居，就是这种对立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并不认同贫富悬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文人也怀抱“大同”理想，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而刚刚结束60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学的维度上看，更是把追求经济平等作为重要目标和动力来源。虽然这场革命在经济平等方面的成果，在80年代之后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方式逐渐丧失，但革命的旗帜仍然在人民的心中飘扬，革命的背影仍然能够在人民心中唤起或激情澎湃或心旌荡漾的回忆。 于是，作为新中国立国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今天巨大贫富差距的现实，构成了一种堪称“时代焦虑”的张力：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那么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是非正义的、不正当的。反之亦反之。 富人的不安全感由此产生。这些年来，为他们服务的主流经济学家鼓吹“赦免原罪”、叫嚣反对“仇富”、主张在宪法里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法律方面的进展。
但是，要彻底消除这种焦虑，单靠立法是不行的，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老百姓从价值观方面认同、接受贫富悬殊，将其视为合理的、道德的、天经地义，这就需要教化，需要文学了。 方方女士不愧是一位优秀作家，她对“时代焦虑”的感觉极为敏感，并能够准确抓住，也难怪她能够出任省作协主席。《软埋》正是通过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正题转为反题，把追求经济平等、强调人的生存权、幸福权高于财产权的土地改革描绘成一场反人类运动，反证了今天贫富悬殊的正当性、正义性。 《软埋》的主人公，大地主陆子樵的少奶奶丁子桃，至死没有摆脱“怕分浮财”的恐惧和焦虑，但她已经暴富的儿子青林，不能再继续生活在这种恐惧和焦虑中了——方方女士通过《软埋》表达的殷切心情，大家都听懂了，所以一部没有什么文学性的小说，能够刊登在作为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能够不断在各种文坛评奖中胜出，能够受到主流媒体、主流学界的热烈追捧。谁说今天文学不是政治标准第一？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软埋》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秘的功能：对富人进行政治启蒙，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以一个阶级的力量来采取政治行动——难道陆子樵等四大地主家族全部惨遭灭门，还不足以使你们警醒吗?更重要的是，《软埋》还暗示，像陆子樵那样和共产党合作，像胡家、李家那样家族里有人参加共产党，甚至当了干部，也不能免于被灭门、灭族的命运，所以妥协是毫无意义的。 对贫富悬殊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另一面，就是论证对穷人进行镇压的正当性。在这方面，如果说《软埋》作为一部小说还只能通过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进行隐喻的话，那么一些评论就说的十分露骨了。 比如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韩春燕和她的硕士生周鹏联合撰写并且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村庄叙事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嬗变”阶段性成果的“文学评论”《土改叙事的新维度——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土改运动中贫穷意味着正义，而富有被界定为罪恶后；当把富人的财富以分浮财的名义进行分配被打上合法合理的标签后；当本和自己毫无关联却对其有着莫可名状的仇恨的富人被打倒后，长期受到压抑与欺侮的穷人们的本性中所隐伏的罪恶的基因便会被此催化为可怕的负面力量进而旁逸斜出，肆意蔓延。
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按照韩春燕主编和周鹏同学的逻辑，“穷人们的本性”中既然隐伏着“罪恶基因”，那么，将他们灭绝，不是一种最大的善吗？ 这些文化精英，从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有意无意中居然走到了纳粹主义，走到种族灭绝，开始为建立灭绝毒气室做舆论准备了，这其中凶心与凶险，岂止是“可怕”两字能够概括的? 灭绝“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的穷人”，并不仅仅是方方、周春燕、周鹏们的臆想，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是血淋淋的事实，这里把随手查到的资料略举几例——
1947年秋，店埠乡还乡团尾随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25师、54师窜回。9月25日晚，东张格庄还乡团在村西土井活埋15人。土改积极分子于克喜全家8口，被害5口，于永同全家4口被杀绝。他的小儿子刚6岁，被还乡团扯腿劈死。全乡被还乡团杀害181人。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孙受乡被还乡团杀害735人，其中，藕湾头村被杀72人，朱家庄一口井里活埋49人，东赵格庄李广谦一家被杀害25口。 9月26日到10月6日，牛溪埠乡大高岚村，有52名干部群众被还乡团杀害。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仅是几个月的婴儿。还乡团手段残忍，28岁的妇救会长邢淑花，被捉住受尽折磨，刽子手将她的衣服剥光，全身浇上开水，烫起燎泡，再用扫帚扫。青妇队员邢桂娥、邢桂珍等6人，被挖去眼睛，有的被“剪刺猬”、“照天灯”。 1947年秋，李权庄乡被还乡团杀害426人。西三都有河村的还乡团回村，屠杀干部群众，用铡刀铡、镢头砸、活埋等手段杀人84名。村指导员邵恩贤被还乡团把皮割开口，将铁条捅进去在皮肉间乱搅，然后吹上气剥皮，进行非人的折磨。中三都河被杀86人，东三都河被杀29人，其中李美英一家被杀19口。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10月22日，还乡团数人窜至贫农张宏村家，将张宏村妻带走，将其岳父和怀孕5个月的儿媳活活打死。同月，还乡团将贫农李现年全家3口人活埋。 1948年4月10日，中共潍北县委在给9纵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写到—— ……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以上资料是随手在百度上查的，输入“还乡团杀害”几个字会有17万个链接，我只拣了几个，但已经足以让今天的人们明白“灭门”、“屠杀”意味着什么，足以明白灭绝“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的穷人”意味着什么。所幸的是，历史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穷人没有被灭绝，但是地主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被消灭了。 正如笔者在（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之所以被消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成了中国工业化的障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被消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力承担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今天中国的富人，要彻底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就要汲取他们的教训，用推动中国现代化，造福中华民族的实际成就，证明自己具有掌控财富的道义资格，而不是通过方方、周春燕之流，用妖魔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控穷人“本性中隐伏着罪恶基因”来确保自己拥有的一切——还乡团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
人类接受历史教训的能力，有时候还真不能高估。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刚刚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的一些富人和文化精英，就把历史的教训忘的一干二净，恰似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法国贵族，尽管刚刚经历了人头滚滚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还是“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又在做“历史终结”的美梦了，真的是令人扼腕叹息。现在历史又给了他们一张考卷，对这张考卷的回答，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五评《软埋》 郭松民
颠覆土改的长篇小说《软埋》在2016年突然爆红，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单从文学性的角度看，小说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软埋》爆红的两个原因：一是主流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的大力追捧；二是网络新媒体的系统炒作。昨天各个朋友圈流传的某新媒体高层的围炉夜谈，也让我们窥出了其中的某些端倪。 在各个微信群，许多人都在转一个帖子，内容是某网络平台高层的“酒桌谈话”，炫耀他如何捧红了湖北省作协方方主席的《软埋》。 据他讲，“这部小说出台之后，是他亲自在幕后操盘，各大门户网站、财经网媒同时跟进，像财新网什么的，都是很积极跟进的，系统地炒热了小说，最后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连党建网也积极跟进了，在2016年的网络上，很短时间就红遍了天。” 网站内有编辑反对怎么办？ “老子一句话就让他滚蛋了，估计这个傻×不可能再在大门户网站找到职业，我都打了招呼的。” 有人写文章批判怎么办？ “我打了个招呼让微信删他妈的，至少要删三次，结果有个特积极的员工，把有的评论删了八次。这下子，那些人应该知道天下是怎么回事了。” 他还十分自得的说，“方方脾气暴躁，是个一触即跳的傻大姐”，看到批评《软埋》的文章后，曾经破口大骂，是他亲自劝告方方“让这个事情慢慢冷下去”，反正批评者都来自“草野”，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文坛和宣传部门”都是支持她的。
这段谈话未辨真伪，但根据我开始批评《软埋》后遇到的一些事情来看，感觉真实的可能性相当大：比如，方方看到我第一篇评《软埋》的文章(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后，在自己的朋友圈有相当激烈的反应，但其后竟悄无声息，显然是受了高人指点;李北方评《软埋》的文章，恰好被删了三次;而我本人评《软埋》的文章，则像遭遇“鬼打墙”一般，多次莫名其妙地发不出来。
如果“酒桌谈话”的内容是真实的，那就非常可怕了。为什么呢? 第一，这意味着目前送达率最高的传媒，并不掌握在爱党爱国力量手里，网络不是解放区，而是沦陷区，甚至可以说国统区。 “某总”在谈话中不仅丝毫不避讳自己的反共立场，并且还经常用“还以为是以前那种土共产党的天下，还革命、革命，革他妈个头”之类的语气来表达对共产党轻蔑，他并不无得意的声称“要不是顾忌共产党还有军队什么的，舆论战完全不是我们对手，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得他们缴械投降。” 第二，爱国力量的写作，处于被专政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沦为地下写作、被占领状态的写作； 第三，这种专政是全面专政，也是隐秘专政。说是全面专政，是因为他们不仅对作者专政，也对编辑专政。 那位老编辑不过是说了一句“方方的小说是反G文艺，不能吹得太过，要避嫌”，其实也是忠告，就落了一个“滚蛋”的结局，其他年轻编辑岂不更是噤若寒蝉? 说是隐秘专政，是因为你被专了政，却找不到反抗对象。李北方就一直困惑究竟为什么要删他的文章?我则一直困惑于“鬼打墙”的那一面究竟是谁?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理由不放行我的文章? 对于作者来说，这种感觉都是相当令人窒息的，你被扼住咽喉，却不知道是谁的手。当然，看了“酒桌谈话”，我明白了许多; 第四，类似什么宣什么部这种法相庄严，门面堂皇的机构是完全无用的。“某总”像耍猴一样就把他们给耍了。 他说，即便这些部门“难得认真十年查一回案，真要追究下了，大不了开除一个编辑就过去了，另外帮助他介绍份职业不就得了。”于他的专政大业毫无妨碍; 第五，方方的《软埋》是被体制内外的巨大力量联手捧起来的，捧她的原因是政治，与文学无关。 “某总”明确指出，“文艺什么的标准要靠后，政治和历史性的颠覆主旨更重要”，而 “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说，有国民党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写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颠覆力度，都远不如方方这部书”，“张贤亮公开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中国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说最缺乏的时候了。” 第六，他们在杀气腾腾的准备最后的政治总清算，希望能藉此成为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新贵。 “某总”说“最后清算的时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顾忌，这个时候还畏首畏尾，在未来的潮流中间肯定落伍”。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在反对共和国的人手中，这一画风是荒诞的，但却是赤裸裸的现实。实际上，《软埋》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一刊，批评《软埋》的文章只能在网络上自生自灭，这种格局本来已经说明了全部问题，但“酒桌谈话”仍然让我心生感慨，仰望蓝天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低头沉思“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个问题不想清楚，真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被“软埋”!
还要继续做那个向坦克掷石块的小男孩吗？还要继续坚守在散兵坑吗？散兵坑是我的岗位，除了这里，我哪里也不去！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此稿为作者【原创】全文)
内幕曝光：反共救国军文学代表作《软埋》是如何被捧红的 2017-03-19 17:57:44 来源：红色中国网 作者：老田转 131 酒局机密：反共救国军文学代表作《软埋》是如何被捧红的 按：这个帖子是某位知情人追记的，其中涉及到一些内容，例如方方写《软埋》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长篇创作，经查证确有其事。删评论帖子的事情，应该也是真的，是很有冲击力的一个内幕谈话。
一位朋友与饭局，恰腾讯高层某总在座，酒酣之际应宾客要求，某总说今年的新气象新事物，某总得意地说起湖北省作协方主席《软埋》如何被他一手捧热的。 据某总讲，方方脾气暴躁，是个一触即跳的傻大姐，有批评文章出来之后，她在自己的微博上面破口大骂，我用当地方言及时地告诫她：狗屎不臭挑起来臭。这个事情，别人怎么评是别人的事情，千万别参与进去，别再自己去把事情挑起来，让这个事情慢慢冷下去，免得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次傻大姐还算听进去了，还听进去很彻底，连她自己的微博和微信，都停止更新了，玩儿消失。 某总还说，方方在体制内混得好，那也不是偶然的，三十来岁就住公家给的别墅，上上下下的人脉关系一流。湖北文坛和宣传部门，有什么好事情，方方肯定要领头一份，别看《软埋》有人批评，那都是体制外的草野，在体制内算不了数的。方方这部小说，是2016年湖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三部大书之一，算数的要看这个。软埋出版之后，《人民文学》特事特办，先以期刊发布，再出单行本，专业评论界都跟上，各种文学奖都给她，这才是算数的地方。几个草民瞎嚷嚷，就让他们嚷去，过几天就消停了。 某总还不无得意地说起，他不仅及时地纠正方方的傻大姐性格偏差，这部小说出台之后，是他亲自在幕后操盘，各大门户网站、财经网媒同时跟进，像财新网什么的，都是很积极跟进的，系统地炒热了小说，最后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连党建网也积极跟进了，在2016年的网络上，很短时间就红遍了天。 某总还说，说实在的，要不是顾忌共产党还有军队什么的，舆论战完全不是我们对手，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得他们缴械投降。我手下原先有个冷言冷语的老编辑，说什么方方的小说是反共救国军文艺，不能吹得太过，要避嫌，老子一句话就让他滚蛋了，估计这个傻×不可能再在大门户网站找到职业，我都打了招呼的。 最后说得高兴，某总当即说出如何给那些草野评论添堵的，反正那些人也搞不出什么事情来，不需要正眼看他们，但是要提醒他们一下，不要以为会码几个字就得瑟，我打了个招呼让微信删他妈的，至少要删三次，结果有个特积极的员工，把有的评论删了八次。这下子，那些人应该知道天下是怎么回事了，还以为是以前那种土共产党的天下，还革命革命，革他妈个头。有人插话问团中央微博被删的事情，某总顺口说删了不就删了，还能够怎么样，要是宣传部难得认真十年查一回案，真要追究下了，大不了开除一个编辑就过去了，另外帮助他介绍份职业不就得了。 某总最精彩的评论是这个，他说老子的亲戚就是叫革命被毙的，连邓小平的亲人都被枪毙过，反共救国军怎么了，邓小平温总理跟他妈的一致，还是跟我们一致?这都是些不识数的蠢货，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月了，还真以为方方的作协主席那么容易当上坐稳的，宣传部为什么扶持她。邓上台以后，就专门启用那些跟毛泽东和土共有仇恨的人，杜润生这些有历史污点的为什么重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为什么重用，文革挨整的干部为什么重用，右派为什么都重用，要不是这样，今天的局面是怎么来的。 席间，有个海龟插话说，今天中国的言论自由尺度确实大有长进，说他就是研究文艺的，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说，有国民党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写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颠覆力度，都远不如方方这部书。某总回答说，你那是书呆子看法，体制内不少人都觉得最后清算的时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顾忌，这个时候还畏首畏尾，在未来的潮流中间肯定落伍，文艺什么的标准要靠后，政治和历史性的颠覆主旨更重要，在临近变革的时期更是这样的。张贤亮公开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中国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说最缺乏的时候了。 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六评《软埋》 郭松民 · 2017-03-25 · 来源：乌有之乡 19 《软埋》评析 收藏（0） 评论（26）字体： 大 / 中 / 小 方方主席之所以要把“罪名”硬往乌有之乡头上按，恐怕根本原因也还是因为乌有之乡近年来被妖魔化、标签化了，想通过把批评的声音“乌有之乡化”取消批评的正当性。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创作的长篇小说《软埋》，因为颠覆土地改革而受到了来自各方读者的批评。方方主席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发了几条微博回应——并对于自己的沉默，做出了解释：不回应只是因为她正在墨西哥、古巴——那里的网络不好。 方方主席对《软埋》的批评声音，用了两个长微博和若干个短微博回应。坦率的说，这些回应从文字水平角度上看，和“作协主席”头衔极不相称，可以用语无伦次、支支吾吾来形容。方方主席回应的重点，不是针对批评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而是一再质疑批评《软埋》者的身份，对批评者贴标签、扣帽子，似乎标签一贴，批评就自然不正确了。 在任何具备文明底线的争论中，都应该是将争论聚焦于问题本身所涉及的事实与逻辑，而不是随便用几顶帽子甩给批评者就完事了。遗憾的是，方方主席一开始就突破了这些底线，事实上，她在回应中表现给人的印象是毫无底线。
比如，方方主席劈头便道： “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 请问方方主席：难道不同意你的观点的人就是“极左派”吗?这算不算是你所谓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呢?你是不是更像一位恼羞成怒，挥刀乱舞的“极左派”呢?可惜的是，批评者没有同你一样气势汹汹挥舞大棒，扣你几顶“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而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证明了《软埋》只不过是来为地主翻案。 方方主席说： “断续得知小说《软埋》被乌有之乡(这网站名字起得真好!)一干人马批判的信息。” 方方主席之所以要把“罪名”硬往乌有之乡头上按，恐怕根本原因也还是因为乌有之乡近年来被妖魔化、标签化了，想通过把批评的声音“乌有之乡化”取消批评的正当性。这是一个很机灵的考虑，但完全不实事求是。 乌有之乡网站转载了一些批评文章(很多网站都转载了)，并不等于就是“乌有之乡一干人马”在批判，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事实判断。 方方主席说： “这个时代本来也是一个用过头话来提升关注度的时代。” 试问，批评者的文章中，究竟哪些话是过头的呢?方方主席并不一一例举。如果一一例举的话，更多的读者和网友会发现，并没有什么话是过头的。 作为省作协主席，中国文化界的一方诸侯，时代风气变得如此糟糕，方方主席有没有责任呢?《软埋》是不是一本“用过头话提升关注度”的小说呢? 方方主席说： “那么多人，既无历史常识，亦无社会常识，更无文学常识……” 啧啧，真是的!那么多人，毫无常识，居然敢批评方方主席，简直是胆大包天。但方方主席所说的“常识”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所谓“常识”不过是方方主席的偏见罢了，对不对呢? 其实真正的常识是有的，那就是土地改革不容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不容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容颠覆!可在我看来，对这样的常识，方方主席不仅极度缺乏，也毫不尊重。 方方主席说： “所幸是，国家到底经过了改革开放，现已不是一个无端给人扣大帽子的时代。” 说得好!为方方主席点赞!但方方主席似乎忘记了，她刚刚给批评她的人扣上“极左派”的大帽子，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呢?方方主席有没有觉得脸上有点火辣辣的呢?
不是闻过则喜，而是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严肃的、善意的批评扣帽子，打棍子，恨不能一下子把人打成“文革余孽”，置于死地，这似乎是方方主席面对批评时的习惯性做法。老虎屁股摸不得吗?我不相信!越是忌讳，越是不让摸，别人就越是要摸! 方方主席的所谓回应，大抵如是，并无干货，对《软埋》究竟是不是在翻土改的案?是不是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在诅咒土地改革把人变成鬼?……等等这样一些在读者的批评文章中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方方主席一律避而不答。 不过，要说方方主席的回应完全没有触及到实质性问题，也不尽然。她没有直接谈到为什么要写《软埋》，为什么要用无限同情的笔调来描写“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她在用一种不知所云的方式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之后，终于写道：“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方方获奖：“批判性”的利刃图穷匕现！——七评《软埋》 点击：348 作者：郭松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4-28 12:00:39 以否定土地改革为鹄的的长篇小说《软埋》，日前获得了“路遥文学奖”大奖。这样一部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小说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获奖，与其说一个文学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 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这是一次政治示威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不是抽象的创作自由，而是否定中国革命，同时也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由。 以反毛反共著称的历史发明家袁腾飞曾主张，要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为“大屠杀纪念碑”，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这部《软埋》，实际上就是对袁腾飞的呼吁做了一次文学化、形象化的支持与回应，因为按照《软埋》的描述，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成就的土地改革，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一场大屠杀。 作为参与批判《软埋》的作者之一，深感整个过程的困难，批判言论始终受到某种强大力量的压制和阻挠，以至于艰于呼吸。但另一方面，方方不仅备受权力保护，并且及时被授予“大奖”，以此来向全社会传递“文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信息。 权力如此憎爱分明，不仅使方方在微博上秀出的一副“受迫害”样子显得虚伪和矫情，更让我们认识到，否定土地改革，为被推翻地主阶级鸣冤叫屈，为最后的反攻倒算造舆论这件事，并不是方方一个人在做，方方主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反共阵营，这个阵营从体制内蔓延到了体制外，从文学界延伸到了政界。 难怪方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会不无炫耀的说：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获得这样一个奖，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而一位曾经见证过土改的老同志，则在微信中说： “人家就往你心窝里捅刀子”。 有趣的是，这次颁奖活动，无意（也可能是故意？）揭开了许多曾被方方等人刻意掩盖的底牌。 比如，首发《软埋》的2016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其卷首语用这样一种卖弄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语气写道： “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话情境之上”。 似乎《软埋》完全是人畜无害的餐后甜点。而方方在接受各种采访时也躲躲闪闪的说：
“我从来没打算写一个只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控诉的小说，作为作家不可能简单地理解这样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也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他们遭受了什么，更不可以简单地说这样一场运动是如何伟大、正确、是如何需要。总之，我不可能简单地站在任何一方。” 但这次“路奖”评委会给方方的颁奖词却这样写道： “在2016年发表的诸多长篇小说中，方方的《软埋》是一部结实、厚重的作品。小说以精致的结构呈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在颁奖词中，“现世安稳，父慈子孝”之类张爱玲式的甜言蜜语没有了，“不可能简单地站在任何一方”矫饰也没有了，“批判性”的利刃却露出了寒光！对这段颁奖词，方方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表明她对此完全认同。批判的锋芒指向何方呢？就无须多说了吧？
在这次颁奖活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当代》杂志原主编何启治代表“路奖”评委会向方方颁发了荣誉证书后发表的感言也很有趣。 他说，方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革命过程中的真实故事。雨果曾经对此有过严肃的思考，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方方的《软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何主编的这句话，来自的雨果的不朽名著《九三年》，一不留神会吓住很多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雨果在《九三年》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合理性，在雨果眼中，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完全正义的。 雨果在《九三年》中通过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
“民众当中一点没有衰弱的迹象，有的是推翻王朝的那种端庄的愉快”、“巴黎一片欢腾，那是一种丧失理智的欢腾”。
雨果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国，人民才能脱离苦海，社会才能安定。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和意义。
主人公郭文在临死前说：“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革命，革命才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人道主义。 而方方的这部《软埋》，却对土地改革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完全负面的描述，何主编在不加解释与区别的情况下引用雨果这句话，故意把革命和人道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在用所谓的人道主义来否定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知雨果在天之灵有知，会作何感想？
中国革命才是中国最大的人道主义！有了革命的胜利，才终结了每隔四十年左右首都就要沦陷一次的“规律”、才终结了南京大屠杀、终结了水旱蝗汤、卖儿卖女、终结了一天天国土沦丧，中国的人口才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四亿飙升到八亿，如今达到13亿，人均寿命从35岁飙升的70岁…… 何主编所说的作为革命对立面的人道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人道主义”，而是地主恶霸如陆子樵、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马小辫、崔老昆、胡汉三之类的“人道主义”。 还乡团来势汹汹，旗帜上却写着“人道主义”四个字，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作者注】一位朋友建议加上此段话：恰恰雨果的人道主义有历史的局限性，难以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曾批评雨果没有科学理解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历史唯物主义是超越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和颁奖者置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于不顾，而膜拜雨果的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需要以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文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吗？这种已被历史唯物主义远远超越的人道主义，能够作为观察分析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变了亿万贫苦农民命运的土改运动的科学指导思想吗？真的不理解党员作家为何奉雨果的人道主义为圭臬！以穿上雨果的人道主义的五彩马甲为荣！
致方方：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八评《软埋》 2017-05-02 09:35:0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1 作家，曾经被誉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倍受社会公众的尊敬。今天，对这个称号公众已经不买帐了，不少作家自己也敬谢不敏，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尊重，而是因为上的太高，很多男盗女娼的事就不方便做了。 不过，文学毕竟要诉诸读者心灵，最起码作品应该让读者的心灵更干净而不是更肮脏，所以作家也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这不是高标准而是低标准，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尽管很多作家实际上做不到，但并不等于社会就应该放弃这个要求。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关心文学的学者、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比如我)，对湖北省作协汪芳主席(笔名方方)的小说《ruan-mai》进行了批评。粗略统计，网上文章已经有近百篇之多。这些文章总体来看是善意的，就事论事的，主要针对小说的思想倾向、文学性、涉及的史实等提出了质疑与辩证，基本没有人身攻击的内容。 汪芳主席对这些严肃而善意的批评，一开始采取了视而不见，拒不回应的态度，待到她领取了“路-遥-文学奖”，这个被她称为“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获得这样一个奖，对我是莫大的鼓励”的奖项，并喜获10万元奖金之后，同时也是在所有发表批评《ruan-mai》文章的网站接到“删除”的指令之后，汪芳主席的胆子大了起来，似乎觉得回应的时机成熟了，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汪芳主席这次回应的风格之低，语言之恶俗，思想之下流，都突破最低限度，抑或如老田所言，突破了人伦底线。请看截图： 汪芳主席的特点是，对严肃的政-治、文学问题坚决不予回应，直接就开始人身攻击，并且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为女作家的身份，直接就奔下三路去了，可谓气急败坏，口不择言。(直接上截图)
汪芳主席把所有批评她的作者一律称为“左-棍-子”。据我所知，这些批评者中，有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作家，有资深批评家，有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德高望重的新四军老战士，有老工人，也有土改时翻身农民的后代，更多的是喜爱文学的普通读者，难道他们都是“左-棍-子”?汪芳主席没有对“左-棍-子”下定义，也没有提出划分标准，看来只要不符合她的心意，不赞同《ruan-mai》思想倾向的，都是“左-棍-子”。 扣完“左-棍-子”的帽子之后，汪芳主席又开始嘲笑批评者的“文章写的烂”、“文字差”。其实在批评者中，不乏文章大家，比如曹征路教授，他的小说《那儿》记录下-岗-工-人的不幸与痛苦，被誉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堪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又岂是浪得虚名的汪芳主席所能望其项背的？ 退一步说，许多普通批评者的文字水平可能确实赶不上拿工资的职业作家汪芳主席，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识别善恶美丑的能力，更不等于他们没有批评的权利！用嘲笑批评者的“文字差”来取代硬碰硬的观点交锋，这算什么辩论策略呢？ 在贴完“左-棍-子““文字差”的标签之后，作为湖北文学界的代表，湖北省作协主席汪芳女士就开始耍流氓了，是的，没写错，汪芳主席在耍流氓。因为她一边向“极-右”抛媚眼，用明贬实褒的方式称赞“极-右”们“风流倜傥”、“浪子中有才子”，一边开始用编造八卦的方式攻击批评者“泡妞”了。其中暗含的对“中年妇女”鄙夷与不屑(因为她们是劣质的因此也是不达标的被“泡”目标?汪芳主席此刻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中老年妇女身份)，对淫乱生活的享受与欣赏以及一种“过来人”、“老司机”式的自鸣得意，都令人叹为观止。 汪芳主席虽然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批评她，但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汪芳主席的这条微博下面的一千多条留言很说明问题，这里随便发两条截图。
最后重复一遍，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但透过汪芳主席的这两条微博，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肮脏的灵魂：对堕落生活的艳羡与炫耀，对女性的侮辱与贬低，对读者、批评者的蔑视与无礼。汪芳主席似乎不能理解吃喝玩乐和玩女人之外，还存在干净朴素严肃的生活——腐败的生活是汪芳主席的创作源泉吗?
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但从下水道里出来的会是什么呢？先生没有说，而汪芳主席的微博，却让我们看到了。 20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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