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

　　奚兆永

　　陈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极其狂妄地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当年，陈独秀创建中共时，不少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起者是认可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上市场经济，又经国家适度干预调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生无忧、前景可期的国家。试问：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还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观苏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标榜国有化实乃官有化，特权阶级随之产生，经济萎缩、民众贫困、文化倒退、思想僵化。苏联是不推自倒，应了黎澍生前所断定的‘內溃’二字。苏俄建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英美诸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两相对照，其优劣成败，其实并不难判断。”

　　陈研究员大概以为，这几百个字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确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以及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推翻了。如果真是那么容易，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从1848年出版到今天已经169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到今天已经96年，按照陈研究员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好，早就应该结束了，它们还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吗?

　　一、“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应该说，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人类由于生活在私有制的社会，他们既看到了它的的文明和进步，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先进的人们很早就提出了实行公有的伟大理想。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礼记》的《礼运篇》里早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而在西方，早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也提出了《乌托邦》的伟大理想。但是，这些理想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存在于人们头脑里和书本上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它们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一方面生产力有了革命性的变革，而同时，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某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矛盾也显露出来，还出现了两大阶级的对抗。而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还要通过破坏一部分生产力，来实现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反对私有制和要求实行公有制的主张。马尔萨斯为什么要写《人口原理》一书，就是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主张所有人的公平和正义;而英国政治家葛德文也在其《政治的正义论》一书里则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于是他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写了《人口原理》，希图把社会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纯自然的问题，用以作为对付孔多塞、葛德文思想的消毒剂。不过，他的这一图谋当时就受到了李嘉图的批评。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被人们称作是社会主义之父。受其影响，后来在英国和法国还出现了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

　　恩格斯此话告诉我们，是否消灭私有制并且实行公有制不能以是否合乎公平正义作为评价标准，而应以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依据：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还处于比较原始、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时，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在社会发展进入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实行公有制和消灭阶级对立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这样的历史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说“现在已经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了。恩格斯还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同上，第724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同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它是建立于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的。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里尔一个律师的家庭，母亲是荷兰人。看来，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有“子承父业”的思想，在马克思中学毕业后于1835年让他选择了波恩大学法学专业。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大学的课堂学习，认为那种像用汤匙喂食的方法获取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写了不少诗，他的言行有人颇有一些诗人的作派，曾因酗酒喧闹而受到校方惩处——他被禁闭了一天。后来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并且于1939年着手写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他不那么喜欢柏林，而希望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波恩工作，其理想的工作是在波恩大型担任哲学副教授。1841年，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没有获得该校的博士证书。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并且很快收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证书。他在柏林待了三年，在柏林大学听了一些课，还在柏林参加了“博士俱乐部”，结识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德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遗憾的是，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曾经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这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过，马克思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当人们已经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他却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人。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未能如愿到波恩大学去当副教授，因为当时的政府实行反动政策，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先后失去了教职，而他想当副教授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他和布鲁诺.鲍威尔一道被聘为科隆《莱茵报》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由于他思想激进，受到了科隆地方政府“书报检查”的限制，而《莱茵报》更在1843年1月遭到了查封。政府视马克思如同洪水猛兽，其实，这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一些社会问题如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等的讨论涉及到经济学知识，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于是在《莱茵报》被查封后他决定从社会的舞台再退回书斋。在这期间，马克思首先清理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并且将辩证唯物主义用之于研究历史，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批评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于1943年8月在他和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表明他已完成了由唯心主义辩证法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说，“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就是指马克思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同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十分赞赏，从此开始了两人的终身友谊。恩格斯的《大纲》也激发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在巴黎，他阅读了大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且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所谓“批判的批判”的一系列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并且从正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的哲学思想，包括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一些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这本书在马恩生前并没有出版，只有很小一部分曾经发表过，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由苏联出版。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了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还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科学的阐述。马克思从此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至于后来马恩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创作《资本论》更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了。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经过革命性改造而产生的科学结晶，它来之不易，是两位思想巨人以数十年功夫进行创造性劳动而得出来的伟大的科学成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从1848年诞生至今已经169年，后者从1867年诞生至今已150年，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胜利成果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正则好是100年。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一些无知无畏的狂人，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学者敢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更深深地感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站起来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今天，我们理应用一种敬畏之心来正确对待它，老老实实地学习它，运用它，而不应以一种浅薄的、浮躁的态度去对待它。一些人还没有学习，既谈不上入门，更遑论精通，就急急忙忙要去否定它，这种人就是一些所谓无知无畏者。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常常把它用作褒义，称赞那些敢说敢干的人，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说初生牛犊真的比老虎厉害，而是说初生牛犊的无知，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一旦真的遇到了老虎，十个就有十个要被老虎吃掉。无知无畏者也一样，他们口出狂言，讲的那些大话，也是出于无知，他们也一定是十个有十个要失败，除了给人们留下笑柄以外，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的名声!

　　二、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阶梯上，社会主义当然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在一些思想右倾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好像处处都优越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将万世长存，社会主义永远也不能取代资本主义。前面我们所引用的陈文的那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要问：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的情形。

　　大家知道，作为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人口虽然比不上中国和印度，但在欧洲却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过，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过去生产力比较落后。虽然彼得大帝为俄国的现代化曾经殚精竭虑、励精图治，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农奴制拖了俄国的后腿，资本主义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诏令，决定废除农奴制。这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不过由于不是采取革命的办法，而是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良的方法，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远落后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工业生产处于欧洲第四、世界第五的地位，其产值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也只有7%。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沙皇俄国是参战的一方——协约国的一个成员，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的衣钵，继续参加这场战争;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被拖得疲惫不堪，国家更是满目疮痍。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根据列宁的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和平法令”，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不少于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举行和平谈判，同时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和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觉悟的工人们”呼吁，帮助拜托一切奴役“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民众一切停止这场战争，但协约国不同意，他们想借德国人之手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掉。因此列宁又不得不提出与参战另一方——德国(当然还有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其为首者当然是德国)单独媾和的主张，以争取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但由于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错误做法，使德国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加苛严的要求，结果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割让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而乌克兰则成了德国的藩属国，损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想通过这个和约来加强国内的建设和管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站稳脚跟。但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害怕布列斯特和约会使德国处于战争的有利地位，又害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会对西欧的革命运动产生示范作用，起来革本国的统治阶级的命。于是英法美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决定联合起来，并且纠结一些俄国周边国家的反动势力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便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对德奥两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苏俄国内的白卫分子即那些被推翻的反革命阶级自然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要重新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这样，由于国内外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在1918年夏季就开始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它既是一场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同时又是一场国内战争，二者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有人要否认这场战争，想在名称上做文章，他们认为，说14国武装干涉或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都不符合事实。但是，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的著作，也无论是权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其他有影响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也都只是说外国武装干涉，而没有特别强调是14个国家。当然，也的确有人在讲课时说过“14国武装干涉”，我自己也受此影响，在讲课和写文章时也这样说过，但是，最近查了一下，方知这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说法，也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还是以说“外国武装干涉”为好。尽管这里所说的外国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也包括俄国周边的一些受帝国主义影响的仆从国家，但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几个协约国即英法美日等国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虽然有布列斯特和约的限制，实际上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武装干涉者。问题还在于，那些参与武装干涉的仆从国家显然也是受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再说，名称毕竟是第二性的，而事实才是第一位的。既然外国的武装干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国内反革命的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认这个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和国内战争存在的事实呢?

　　当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些仆从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希图消灭苏俄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俄国国内一些反动势力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已非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所能比拟。尽管从十月革命到外国发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发动国内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八九个月时间，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性质，并且极大地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具体来说：

　　第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开头，即在胜利后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通过了“和平法令”之后，还通过了“土地法令”。该法令规定，“立即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这个规定是根据全国240个地方农民委托书制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为基础通过的。委托书说，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面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寺观土地，一律无报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当然，土地的国有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只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措施。但是它消灭了绝对地租，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它无偿地给了农民1亿5千万俄亩的土地使用权，使他们每年省去了5亿金卢布的租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根据苏俄党纲的有关条文，这也为以后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等)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即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根据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当时怀着敬畏的心情而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历史教训，让赤卫队在当天就占领了革命前俄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国家银行。1917年初，国家银行设有11个管辖行，133个固定的和5个临时的分行，在42个粮库设有代办所，到十月革命前两天为止，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达242亿卢布，而当时全国所有私营信贷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仅为1800万卢布。私营银行业务上所必须的货币资金的供应，要依赖国家银行这一发行中心。在国家银行的往来账户上集中了主要属于私营银行的大量资金。接着，在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又改组了国家银行各管辖行和各分行的贴现贷款委员会，大大增加国家银行和了苏维埃代表的人数。这样，国家银行这一信贷系统就由金融资本的统治工具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进行经济管理的工具。

　　第三，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早在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就想用怠工的手段对付布尔什维克。针对这一情况，列宁提出加强工人的监督。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据1918年的普查，64%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4348个)直接参加了工厂的管理。此举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一些私营银行用故意不方便提供贷款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监督的企业，结果在1917年12月，所有的私营银行一律被收归国有。至于国有化，最初国有化的只是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后来铁路、邮电、航运业相继收归国有。1918年4月，开始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到1918年秋，已有3688个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接着又对5人以上并且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工人在10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到1920年底，共有4547家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这些企业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实力。

　　第四，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实行了余粮征集制。我们知道，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苏俄遭受到极大的经济破坏，工厂不能正常开工，不能生产大量工业品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相交换，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也不能正常进行，军队和城市工人所需的粮食供应也不能得到保障，甚至处于饥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余粮征集制才能解决当时异常紧迫的粮食问题，才能支持军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行余粮征集制就是向产粮区的农民摊派他们提供给国家的贷款。苏维埃政府向农民担保，这笔贷款将在战争胜利和恢复工业后得到优厚的补偿。而事实上后来也实现了。不过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列宁曾明确地说，“余粮收集制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必要，相反的看法是错误的。(《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6页)

　　通过上述革命措施，苏俄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且经济上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对于战胜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叛乱都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于苏维埃俄国并不看好。武装干涉开始后，英法两国在俄国北方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扶持当地的反革命叛乱，成立所谓“北俄政府”;日本则在俄国东部沿海的符拉廸沃斯托克(海参威)登陆，占领了沿海州，也扶持当地白卫分子进行叛乱;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在英法的援助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在德国暗地支持下，发动哥萨克进行叛乱;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由于英法两国的阴谋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变，并且让他们在回国途中加入了英法发动的反苏维埃的叛乱;德国因为和苏俄定了布列斯特和约，不能公开反对苏俄，但是很明显，他们也是苏俄的敌人。当时，苏俄有3/4的国土被敌人占领，工人每天只能获得1/8磅面包，甚至还有不能发放面包的日子。列宁于1918年2月23日发表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文章，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有几十万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后来人们把这一天确定为“红军节”。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以高薪吸收一部分旧军官加入红军，同时又加强了对于新的军事人才培养，还在红军中实行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这样，红军就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建立了起来，并且迅速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在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苏俄的武装干涉，英法代替了德国，把军舰开进了黑海，在敖德萨和高加索一带登陆，他们和俄国国内的白卫分子一道，用残暴的武力杀害工农群众和负领导责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实行恐怖政策，并宣布对苏俄进行所谓封锁。当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白卫分子、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这个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俄国最高执政者”。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当然也派出了由党团员和工人为主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卫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这时却提出了一个可疑的计划，停止了对高尔察克的进攻，而把东方战线的军队调往南方战线。俄共中央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托洛茨基以辞职相威胁，而俄共中央再次否定了他的意见，同时又令他离开东线的领导工作，结果又给高尔察克以新的打击。1919年夏，又有白卫分子、西北一带的反动将领尤登尼奇奉帝国主义之命进攻彼得格勒，企图以此牵制东方战线的红军。这时彼得格勒还出现了两个炮台的叛乱，但是在革命军民的奋力斗争下终于从叛军手中夺回了两个炮台，使尤登尼奇的军队也遭到失败。这样也使东方战线更加易于集中力量同高尔察克进行斗争。1919年末，高尔察克被擒，并且经过革命委员会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曾选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讽刺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滚蛋了。”

　　高尔察克的白卫军被彻底粉碎了，接着，协约国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由于南方战线变得重要起来，俄共中央派出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布琼尼四人到南俄前线，斯大林等改变了托洛茨基制定的作战计划，避开了顿河草原哥萨克居住的地区，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前进的路线，取得了战胜邓尼金的胜利。到1920年初，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武装干涉者和白军手中解放了出来。1920年1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取消对苏俄的封锁。虽然此时远东、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驱赶出去，但是，苏俄已经取得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时机，可以用更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了。之后，1920年4月，波兰军队和白卫分子弗兰格尔率领的军队又闯入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占领了基辅，而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占领了顿涅茨矿区。经过红军南方和西方军队的奋力反攻，最后于1920年10月20日与波兰签订了和约，同时继续与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展开作战，并于1920年11月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使其成为苏维埃俄国的一部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也由此宣告结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战争的原因归纳为八条，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所实行的政策不仅得到国内人们的支持，而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一因素。他说，“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列宁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虽然列宁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2年3月在苏共11大作政治报告时讲这番话的，当时已经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还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它是收到了积极成效的;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做，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很有可能“被打垮了”。这样说显然也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列宁的论断和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分析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当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行“剥夺剥夺者”，工人阶级由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转变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的武装干涉，打败本国地主和资本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即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即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地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他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陈研究员显然不相信列宁的这一论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永远优越于社会主义。但是，事实却有力地证明，列宁的上述论述是无比正确的真理。

　　我们知道，由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经历了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这又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加以恢复。因此，苏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到1928年即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才开始的。

　　关于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为起草《共产党宣言》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里就说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化合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而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还以此作为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他区分这两种经济学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他称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财产的经济学”或“资本的经济学”，而称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而另一个根据则是按照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的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按照“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来运行的，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实际上，所谓“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又做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事实也是这样，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即供求规律的自发作用运行的，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更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社会只能通过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平衡，以便使生产和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危害性造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时，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里没有商品生产，也没有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人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也不需要用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社会的理智也不会在事后而能在事先就发挥作用。他写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它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然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为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分配。.....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的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和他们劳动和领导产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海市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很清楚，马克思是把计划经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主要特征看待的。

　　苏俄是历史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它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投入到五年计划的建设之中，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任务。下表就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

　　1928年1932/33计划1932实际 计划完成% 1932对1928% 年增%

　　国民收入(按26/27

　　价格，10亿卢布)  24.4      49.7       45.3         92        186       16.8

　　基本建设投资

　　(按相应年价格)             64.4       60.0         93        ——       ——

　　其中

　　公有化成份投资               46.9       52.5        112        ——       ——

　　工厂工业总产值     15.8      36.6       36.8        96.4        233       23.5

　　(按26/27年价格)

　　第一部类        7.0       17.4       20.6      109.8        293       31.0

　　第二部类        8.8       19.2       16.2       84.4        184       16.5

　　铁路货物流转量

　　(10亿吨公里)    93.4      102.7      169.3      102.1        181       16.0

　　职工的年平均人数

　　(百万人)          11.6       15.8       22.9      145.5        198      1 8.5

　　其中

　　工业的年平均人数     3.5        4,6        6.8       145.4        193     17.9

　　工业劳动生产率(%)100       210        141       ——         ——      9,0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页)

　　上述数字表明，他们仅仅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在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上还超过计划的12%，工业中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超过计划9,8%，铁路货物周转量超过计划2.1%。与1928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86，年平均增长16.8%;工业总产值增长133%，年平均增长23.5%;第一部类增长183%，年平均增长31.0%;第二部类增长84%，年平均增长16.5%;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81%，年平均增长16%。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在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与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当时正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仅谈不上任何增长，而是出现了大萧条，是急剧的负增长。这真是冰火两重天!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那么的明显，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铁一般的事实!

　　第二个个五年计划同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点可见下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32                  1932年  1937计划  1937年实际  1937年对1932年的%

　　—————————————————————————————计划——— 实际——

　　国民收入(按1926/27

　　年度价格)              45.5      100.2        95.5        200        212

　　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工程     50       120.0       137,5        235        272

　　工业总产值(按26/27年价)43.3     92.7        95.3        214        220

　　其中：甲类               23.1       43.5        55.2        197        240

　　乙类               20.2       47.2        40.3        237        200

　　农业总产值(按26/27年价)13.0      26.2        20.1         200        154

　　国民经济职工数(百万人) 22.9       28.9        27.0        126        118

　　劳动生产率

　　工业 (%)              100        163         182        ——       ——               建筑业(%)             100        175         183        ——       ——

　　—————————————————————————————

　　(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相应数字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按照计划指标，还是按照实际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都没有下降。但是，有一点，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以后的五年计划都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就是，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增长比由增加职工人数所导致的增长在比例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增长只有51%的比例，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这个比例就提高到了79%。(苏联国家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6页)当然这还是从比较抽象的相对的数来看的，如果从一些绝对数来看，进步就更明显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有1500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而发生了变化。从1941年7月到11月，一共转移了1523家工业企业，而转移的职工和家属达1500万人之多。把那么多的物力和人口从靠近前线和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转移的距离长达数千公里，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2月，仅通过铁路运送的大约就有150万节车皮之多。(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9页)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做得到的。不仅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在由民用生产转为军品生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汽车和拖拉机厂在生产牵引机和汽车的同时，也组织了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一些农业机械厂改行制造各种兵器，一些机器制造厂改为制造弹药、通讯工具和工兵装备的工厂，很快适应了战时的需要，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想做到这一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二战中，苏联所受到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是凭借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战后的重建中也明显地走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 苏联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凭证供应，并且还在战后七次降低物价，而且降价的幅度很大，降低了两三倍，——当然，这也与战时曾经大幅度地涨价有关，但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经济危机迫使他们被动降价，而要想资本家主动地降价以让利于民那是不可能的。据莫洛托夫说，降价是斯大林提出的主张，他用“很好”、“更可靠”、“妙极了”、“十分高明”这样的字眼称赞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措施。(《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3页)我们知道，苏联的低物价和免费福利，使苏联人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关键在于，这种实惠所惠及的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与苏联相比，英国在1947年时还不能取消战时留下来的配给制，甚至还要靠美国的救济才能过日子。两种社会制度哪个更好，不是很清楚吗?陈研究员把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主义国家捧上了天，其实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已衰落，昔日被人称为“日不没国”的大英帝国曾几何时却被人们称为“约翰牛”了，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已不能和当年相比。至于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其实是剥削全世界的结果。对这样的现象，恩格斯早就有所揭露，后来列宁斯大林也有论述，而事实也很清楚，本应给以揭露和批判才是，而陈研究员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佯作不知，大加隐瞒，不过，从他对马列著作的了解显然不够而又喜欢妄加评论的情况看，很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是无知，又充满偏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者，如果不学马列，其离真理之远则是可想而知的。

　　陈研究员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还大讲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其实无论是罗斯福实行“新政”，还是凯因斯凯因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其实都是因为受了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大获成功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他们搞的大型公共工程和刺激需求的措施，对经济拉动的影响其实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往往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这和苏联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本来就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它也绝不能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顽症，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说是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差不多隔不了多久就会不期而至。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凯因斯，还是哪一个别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他们都不可能开出根治经济危机的药方。实际上，任何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克服它的真正解决办法。

　　纵观苏联的历史，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我们且把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的某些重要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以及几种主要产品指标的变化情况作一个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致使苏联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快于美国，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明显输小，而一些产品苏联已经超过美国水平的情况：

　　———————————————————————————

　　国民收入     苏联为美国的%   化肥       苏联为美国的%

　　1950年           31           1913年         3

　　1970年           65强         1970年        88

　　1976年           67           1976年        126

　　工业产值                       水泥

　　1913年           12.5          1913年         13

　　1950年           30弱         1970年        141

　　1970年           75强         1976年        178

　　1976年           80强        棉织品

　　钢产量                            1913年         41

　　1913年              15         1970年         98

　　1970年              95         1976年        136

　　1976年             121

　　————————————————————————————— (摘自《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6-88页)

　　以上数字表明，从总体上看，在1913年时，苏联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8，但是经过了63年之后苏联占美国工业的百分比已经达到80%强，而许多产品包括钢铁、化肥、水泥和棉织品等重要产品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这里的关键在于，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都大大高于美国。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从1951年到197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8%，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8%，而美国的相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3.4%、4.2%和2.3，连苏联的一半都没有。(同上，第88页)究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难道还不清楚吗?

　　当然，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一点，其后期的发展速度似乎不如前期的发展速度。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后来的基数扩大了，也就是说，分母变大了，如果分子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个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基数的扩大，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大，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的增加，其所提供的增加的产品量或产值数当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增加，就是说，分子也应该同步增加，甚至还会出现更快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呢?如果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就应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寻找原因，而绝不应该归之于所谓基数的扩大。赫鲁晓夫及后来的一些继任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修正主义思潮在苏联得以泛滥，影响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这才是造成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我们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主张，比如什么“三和两全”(所谓“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丢在一边，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而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过一些很错误的观点。有个名叫叶.利别尔曼的经济学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大力主张“利润挂帅”，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把人们引向奖金、金钱的目标，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此文在苏联引起很大争论，反对的人很多，但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在苏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显然起着腐蚀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起的作用当然是负面的。当然，它在中国也有人响应，那就是孙冶方，不过由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和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据我所知，当时我国权威经济学家王亚南是坚决反对的，于光远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处当处长也是反对的，吴敬琏当时跟风，也是反对的。经济学界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对生产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苏联的解体，应该说，那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苏联某些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的结果。陈文引黎澍的话，说它是“自溃”，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关键是要弄清楚内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苏联不出现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如果斯大林再晚一些年去世或生前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接班人，情况恐怕就不会是这样了。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掌握领导权以后，斯大林过去的同事和战友，也就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7人(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在中央主席团11个委员里已经占将近2/3多数)在1957年6月18日到21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起来与赫鲁晓夫进行过斗争，准备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通过国防部长朱可夫把中央委员调到首都，以召开中央会议的形式宣布7人为反党集团，并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他四人也分别受到不同处分。这就是所谓“六月事件”。这说明，赫鲁晓夫在初上台时并不稳固，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革命家还是起来与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无疑利用了军队的力量，也利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这些显然是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党内斗争，怎么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当然，后来苏联解体，我们也不能低估帝国主义这个外因的作用。实际上，就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说，帝国主义一方也可以说是内因。帝国主义动用了它的一切手段，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舆论的、公开的、秘密的手段，可以说无孔不入，无计不施，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显然不能否定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应该看到，在一定时期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的某些优势，他们还有资本的力量，并且还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内外勾结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进行深入讨论的。

　　陈文在比较苏联和英、美、法、德、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劣时，居然笼统地把这五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知道，英国早在14世纪末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序幕的变革，也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初进行的，其资本主义发展少说也有500年了。法国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稍后于英国，也是比较早的。至于荷兰，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经过八十年战争成为独立国家，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它很早就称霸于世界，不过在对英战争和对法战争失败后开始衰弱。但在一个时期仍然印尼等地拥有殖民地。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较晚，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经过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比较后起的，但至今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把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说成都只有200年历史，显然是为了把苏联比下去。但是，事实是无情的。苏联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解体，存在的时间只有74年。但是，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经过几百年发展的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居欧洲第一的地位;并且逐渐赶上有二百年历史发展的美国，包括钢铁、水泥、化肥、棉织品等的生产都已经超过美国，在科技方面，它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第一个实现了载人飞行，在宇航领域走到了美国前面，其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虽然在解体后有很大削弱，但其雄厚的基础直到今天都让美国不敢小视。这样一比较，究竟谁快谁慢、谁优谁劣，其结论显然就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而恰恰是正好相反了。

　　三、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下面再说说中国的情况。中国是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的。由于有苏联的经验，并且有苏联的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这个年平均增长率虽然不如苏联一五期间那么高，但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二五期间虽然出现了“大跃进”高指标的问题，但是“大跃进”对于中国所起的作用绝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消极的、破坏的，它所产生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实际上，我国很多工业门类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我国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差不多也都是那时开始起步的，它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是这三年工农业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

　　年份                  工业                   农业

　　1958年                54.8%                 2.4%

　　1959年                36.2%               -13.5%

　　1960年                11.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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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编：(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第35页;转引自刘日新著        《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我国第二个五计划前三年的增长速度之所以能够那么快，显然和这三年的“大跃进”有关，实际上，第三个五年计划，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应该说，这是大跃进的积极成果，我们显然不应该轻易否定它。江苏省的常州市在80年代初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明星城市，全国许多地方都到那里学习取经，南大经济系也曾到那里去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那里许多知名企业都是在大跃进年代创办的街道工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可以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度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程开甲院士在回忆大跃进时说，那时人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各高校的研究风气很盛。钱三强1958年曾到一些地方和高校考察，呼吁开展核物理研究。在南京，他希望南大建立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南大物理系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积极响应，很快就筹建起了南大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还和青年教师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研制出了两台实验仪器，一方面是对大跃进的献礼，同时也为进行核物理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60年3月，据说也是钱三强“点将”，二机部发函“借调”程开甲去核武器研究所工作。那时提出“全国一盘棋”，提倡协作精神，学校领导和他本人都没说二话就同意了“借调”。据说，南大物理系对于把他们的台柱子“借”走还是提出了讨价还价，想换一个在北京研究单位进修的青年教师，但最终也还是以服从大局为重同意放行。当时之所以点名要程开甲，当然是因为他的水平和能力出类拔萃，同时也与他在大跃进期间筹建核物理教研室和研制实验仪器所作出的贡献有关。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位科学家，他叫王榕树，是一位核化学家和水化学家。50年代我在厦大读书时因为和他在厦大广播电台和“厦大通讯组”(简称“厦通”)一道搞社会工作而相识，他是学化学的，是卢嘉锡和蔡启瑞两位名师的弟子，专业方面受到两位大科学家的熏陶自不必说;其文笔也很好，还擅长写诗，后来曾有长诗在《光明日报》发表。他1959年毕业，正好赶上大跃进时机。半个多世纪来，他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早已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了，但在媒体上看到，他在回忆当年大跃进的情形时常有一句话说，“大跃进时迎难而上”，看来，大跃进是他进入科学殿堂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不论时间多长也不会忘掉。实际上，在神州大地，大跃进的成就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北京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那么巨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工程，仅仅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设计、施工完成并且投入了使用。这是什么速度?此外，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万吨水压机，火车车轮轮毂、大型平板车等都是那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大跃进，就没有后来的现代化。 毛泽东在1965年10月19日和政治局常委听取计委汇报时曾经插话说，“(技术革新的成就，主要还是三年大跃进时提出，这四年开花结果)北京郊区的水果还不是一样，也是那时候起来的嘛，1958年搞起，7年了，结果了。”(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我们显然不应该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大跃进，对大跃进行冷嘲热讽、说三道四;应该说，大跃进对后世的影响大得很，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当然，大跃进也有缺点。从经济上来说，比如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上，积累的比例过高，消费的比例过低，工业投资上的项目过多，而抽调的农村劳动力也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所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然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教训也是要吸取的。

　　不过一些党史著作对于“大跃进”的论述却存在者明显的肯定不足、否定有余的问题，并且还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写道，“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计划)的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投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是你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大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工业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1959年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而迅速建设起来的。......

　　“十年新修铁路八千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等线路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正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5年10月16日(此处有误，应为1964年10月16日——引者注)，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碉堡了我国科学技术但是达到的新水平。......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的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0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404页)

　　应该说，上面的这些成就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矛盾，与事实也是一致的，本来对其进行论述应该都是正面的，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却硬是被放在了否定的论述之后，用了一个“然而”将它们“带”出来的。这样一种论述方法显然让人感到十分别扭。本来，包括“大跃进”在内的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大跃进”对后来建设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这方面《决议》对它的肯定也说说得非常明白，而且该书还引用了《决议》中的这样一段话，即：“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但是，该书为了曲意迎合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否定大跃进并进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还是抛弃了正常情况下先讲成绩、先讲“主导方面”的通常做法，硬是把“‘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提到前面来说，而在“然而”之后才带出“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那一大篇话。这样做不仅不合写文章的章法，而且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试想，既然那么多那么大的成就都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既然“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那么错误和缺点就只能是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为什么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位置而加以突出和强调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决议”里还是在这本党史书里，都认为这这十年里，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于哪个方面是主导的，哪个方面是次要的，就只好避而不提了。对于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和“其缺点是”什么什么，而没有谁是主、谁是次的分析;而从其认为“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说法看，实际上是认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但这和前面所说的“主导方面”和所论述的种种巨大成就又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这本党史书，用许多数字补充了《决议》所说的“主导方面”，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紧接着也是不分主次地大讲“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大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似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说得通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就和黄炎培谈论过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的问题。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务必”，讲到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进城以后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运动，继续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57年又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大跃进后，毛泽东在1960年3月22日看到了鞍山市委由马宾起草的“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当即作出批示，写道：“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将此报告转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到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鞍钢宪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还在世界范围也引起了一些管理学者的注意，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一大革命，弥足珍贵。但是，在国内，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推广。

　　1962年8月和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论述，强调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的讲话，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还是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却把它作为所谓“左”的指导思想来看待，甚至在党的中央全会上竟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被作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悄悄地“停止使用”(全会的“公报”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只是在两年半后才向人民公布此事。这样对待毛泽东，不仅不公平，而且对于指导实际工作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这十年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抓典型、树标兵，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推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马钢宪法以外，毛泽东还亲自树立了一批模范人物典型，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吴桂贤、董家耕、邢燕子等，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口号，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生产热情，各行各业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大好形势，人人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整个社会形成了热气腾腾、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些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指导思想说成是反面的消极的东西呢?

　　当然，消极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在干部队伍里，一些人以为过去是打天下，现在是坐天下了;过去枪林弹雨，要艰苦奋斗，现在是和平时代，该坐享清福了。他们满足于做官当老爷，讲究享受，搞特殊化，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完全违背了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实际上，一些人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了，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已经是一个正在变修的修正主义者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所在都有。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和普通的老百姓已经感觉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已经觉悟了的子女也感觉到了。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学生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们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过去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渐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反党纪国法，作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应该说，这是革命的呼声，也是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读后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同上)从这些干部子弟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突发奇想，而是他多年观察了解得出的正确结论，而这个结论和群众的想法又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了防修反修，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所产生的种种表现，也都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特别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它不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但对于经济领域也有巨大影响。在文革期间，在经济领域，它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文化大革命前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如强调政治挂帅，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学鞍钢宪法、学大庆、学大寨等，加之，运动一开始就强调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就这点来说，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显然，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文革十年，我国进行了三线建设，使生产力的布局更加合理。在这期间，我国还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国的经济是有了很大发展的，这样的经济和财政情况，怎么可能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呢?以下是1965年到197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

　　主要指标    单位   1965年    1976年     年平均增长率

　　工农业总产值  指数     100       233.5           8.0

　　粮食          亿斤    3891      5726             3.6

　　棉花          万担    4196       4112

　　猪            万头   16693      28725             4.9

　　纲            万吨    1223        2046            6.9

　　煤            亿吨     2.32         4.83           10.5

　　电            亿度      676       2031            10.5

　　石油          万吨      1131       8716           20.4

　　————————————————————————————————

　　(转引自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以上数字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即使个别年份因为两派内战对生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并不慢，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充分体现了了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的氢弹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从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所间隔的时间只有两年零8个月，比美国和苏联所花的时间都短得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其直径为1米，重量为173公斤，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四国发射第一颗卫星重量加起来之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于1970年12月26日成功下水，于1974年8月1日服役：我国第一架大型飞机运10于1970年由上海市委的王洪文和马天水提出、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立项研制，到1978年11月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1979年12月造出第二架，一次试飞成功，而后来还多次飞到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运送军需供应品，次次都获得成功，证明了它的安全可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国家急迫需要的科技成果，在80年代中期却被迫下马，不再提供经费，使得我国大飞机的制造损失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还有许多军工项目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些高精尖项目，转为普通的民品的生产，其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反思。文革期间，基础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袁隆平所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屠呦呦所进行的青蒿素研究都是在这段时间取得重大成果的。那时的科研，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且“全国一盘棋”，能够发扬大协作的精神，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正如周光召同志所说，那时没有等级观念，人与人的关系平等，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论资排辈，人人都能畅所欲言，这些都是后来所不能比的。毫无疑问，这对于出成果出人才都是非常有利的。应该说，文革十年是我国高精尖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方面，即使在文革中挨整的邓小平也承认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是“突飞猛进”的，而国际威望也是“空前提高”的。他在写给毛泽东的要求工作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转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 页)他第二次复出后也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就在同一个讲话里，他又说：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同上，第163-164页)不久，在接见外国人时他又进一步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这前后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前一种说法说中国“突飞猛进”，“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后一种说法则大讲世界上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则是“国民经济大破坏”，“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按照这种说法，60年代初，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没有氢弹、没有人造卫星、没有核潜艇和大飞机时，与世界的差距“不太大”，而经过十年努力后，我们有了这些高精尖的东西，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得太大了”，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他还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大加指责，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这种说法不仅和前面引用的他自己的说法相互抵触，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这种说法，好像我国经济和科技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在所谓“‘左’的错误”指导下取得的，都是在“忽视发展生产力力”下取得的。这个说法说得通吗?说“对外封闭”显然也不符事实，明明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怎么说是我国“对外封闭”呢?至于说“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也不是毛泽东喜欢搞阶级斗争，而是由于阶级斗争是个客观存在，你不承认不行。实际上，不仅毛泽东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莫不如此。列宁在《卡尔.马克思》里说里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指导性线索”不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吗?特别是，当我国已经形成了如此庞大的新资产阶级中时还说什么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这能够站得住脚吗?

　　不过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里的某些话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说的后一种说法。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他要大家记住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不就是大跃进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么?事情很清楚，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好多高科技”，都是在大跃进时代上马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些项目都纷纷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要记住那个年代”，如果不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记住什么年代呢?既然说了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说毛泽东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好多高科技”，都是由于毛泽东有远大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英明决策的结果，也是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统筹规划、精心安排，发挥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刻苦攻关、大力协同、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能一再批评毛泽东，说他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相反，在80年代中期，想用购买国外大飞机和先进技术的办法取代自己研制的运10大飞机等一批高科技项目，迫使这些高科技项目下马，难道就不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吗?如果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加以对比，我们究竟应该肯定谁呢?

　　确实，我们应该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是个革命的年代，火红的年代;那是个让人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干劲冲天的年代;那也是个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的年代。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说过，历史上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确实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等速运动，它既有停滞和缓慢发展的时期，也有大踏步前进甚至飞速发展的跃进的年代。孙中山说过大跃进，毛泽东不仅说过而且领导过大跃进。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如果我们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丢掉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而金钱也可以买到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再不及时纠正，很可能我们又要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危言耸听，这样说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这些年出现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贪腐现象，仅仅已经揭露的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还有没有揭露的呢?而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几乎是一路走低，农产品的自给率也在不断下降，据说现在粮食每年需进口6000万吨才能满足需要，不少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实际上已经跌到建国以来很少见到的低水平。而与周边一些国家比，比如同印度比，过去印度的年增长率差不多一直都低于中国，而现在印度已开始超过中国了。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基本国策，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一些城市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全国其他城市也必然会跟着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可以预见，印度人口将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我们如果再没有忧患意识，积极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使我国经济得到较快的增长，那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反思是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提出了“大家要记住那个时代”，实际上肯定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发展经济和高精尖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提出了农业要有“两次飞跃”，以后还是要发展农业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问题，并且对于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少数人暴富，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我看来，这些反思实际上是在对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做的某些负面评价进行的重新肯定，或者说，这是否定之否定。可惜的是，他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太晚，而且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动，甚至在南方讲话时还说“不能动”。后来的领导人显然也看到了这点，知道邓小平的这些话并不当真，当然也是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我们今天应该研究邓小平只说不做的原因，更应该研究后来的领导人得过且过滑下去的原因;如果不弄清楚这些原因，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总之，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是苏联的历史，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这是革命导师们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显然不应该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而应该以敬畏之心接受他们的教导，并且应该切实加以践行才是。

　　第六篇

　　兼评理论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奚兆永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宪法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却时有出现。应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实际上，不仅陈文、唐著里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不少所谓的社会精英也时有各种反马列主义的论调出现，有的还以此种言论而闻名于世。如果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不加揭露和批判，它们就会泛滥，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对陈唐两位研究员的相关观点进行批驳，也要兼及其他一些作者的相关观点，特别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吴敬琏、厉以宁和王长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必须进行批驳。

　　一、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前面说到，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再过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他诞生二百周年了。一些人既不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仅仅根据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显然是一个毫无道理的非常肤浅的看法。就在上一个千年行将过去，新的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99年举行过一个“评选十大思想巨人”的活动，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思想巨匠纷纷入选，而马克思高居榜首，排名第一，是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如果他的思想已经过时，他还能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吗?

　　当然，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被人们评选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巨人，问题在于，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它为指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世界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起义，虽然由于工人阶级还缺乏经验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预演，其对后世无产阶级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起义在新时期的继续。由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发生的并且是第一次获得了伟大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以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后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又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有觉得意义的贡献;而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东欧一系列国家，还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经过自己艰苦的革命斗争，也相继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胜利，归根到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在肯尼廸和约翰逊两人任总统时担任过民主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197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加耳布雷思说过这样一段话：“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对马克思的影响理解得更差了。说他抓住了千百万人的心理，当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广泛地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只限于他的信徒。在传统的智慧中，他的观念正像天花一样是一种传染病。人们或者传染上它，从此永留瘢痕;或则由于有效的种痘而免受传染。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远离真相了。马克思深深地影响着不接受他的体系的人们。他的思想延伸到那些自以为最少沾染它的人们。”(见《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页)事实也正是这样。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熊彼特、萨缪尔森等，当然也包括加耳布雷思本人在内，他们虽然并不接受马克思的体系，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明显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方面，加耳布雷思还十分公允地说，“若是马克思在大多数问题上是错的话，他的影响将早已很快地烟消云散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数以千计的人们，早已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但在许多问题上，他显然是对的，尤其关联到他的时代时是如此。后一点值得重视。现在没有人辩护亚当.斯密这样的信念，即公司——股份公司——没有前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要求：马克思不但在他自己的时代是对的，而且在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考验。”(同上，第62页)这个问题涉及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看来，加耳布雷思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真理，而对它是绝对真理则有所保留。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不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对真理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在这方面，经验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叫做‘独断主义’”(同上，第103页)列宁有力地批评了波格丹诺夫的这一观点，指出：“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显然，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03-104页，粗体是原有的)由于加耳布雷思的观点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颇为相似，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评也可以当作是对加耳布雷思的批评。不过对加耳布雷思所说的“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时代”，似乎还需要加以界定。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在马克思去世时还远没有结束，甚至直到今天也远没有结束，即使仅仅作为相对真理，它也远远没有过时，而作为绝对真理的构成部分那就更说不上过时了。

　　这里不想对那些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精英”们的“过时论”进行批评，他们其实是没有资格讲“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这里要对一个曾经似乎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还写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观点文章，但后来去了一趟美国以后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 样彻底改变了自己信仰的知名人士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一些批驳。我说的这个“知名人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敬琏研究员，或人们习惯地称为的“吴市场”。实际上，所谓的“吴市场”本来并不主张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他在1983年还和周叔莲合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的文章，发表在《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但是，就在这年，据他自己说，为了改善“知识结构”，他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回国后就再也不写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了。当然一个人改宗祖师、改换门庭、改变自己的信仰，是他自己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总得对自己的读者有一个交代，说明为什么今天的观点和昨天的观点不同了。但是，吴市场从来也没有向人们说过他为什么会发生这180度的变化的;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把1983年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以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统统隐匿起来，一概不让它们在自己的“文集”里出现，让人觉得，那些文章好像都不是他吴敬琏写的。这是一种极不光彩的做法。在这方面，有一事可以证明：他在2013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吴敬琏文集》里竟然只有一篇是1980年写的文章，1983年批评市场经济观点的那篇文章当然不会再放进《文集》，而以前所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都再也不见踪影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了么?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80年代才出道的新人呢，要不然，他前半辈子怎么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呢?其实，他在这之前写的文章并不少，在我看来，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比之后来写的一些歪理邪说其实要有价值得多，将其统统抛弃岂不是太可惜也不太可悲了吗?当然，对于已经该换了门庭的吴敬琏来说，他是不会这样想的，对他来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如同弃之如家的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琏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觉得，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几十年前作出的个别论断来判断党的当前政策的是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经院式注经解经的‘引文战’而绝不可能得出切合现代社会实际的结论。”(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载《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此文是他在1997年5月即十五大前夕写给江泽民的一份意见书，文章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建议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行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种经济成份都奋发努力、共同缔造我国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同上，第191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显然，吴敬琏在这里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其实就是要更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这样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大问题，而绝不是如吴敬琏所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谓“个别论断”!那么，吴敬琏又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再定义”呢?原来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讲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十分不满、非常反感。据他说，这是所谓“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还说什么马克思是激烈反对“国家迷信”的。其实，马克思主张消灭阶级，主张国家消亡，但是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还需要有国家的存在。激烈反对所谓对国家的迷信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曾这样批评拉萨尔和马克思：“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照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转引自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实际上，马克思在摘录这些话时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些话;而巴枯宁尽管反对马克思，但也并没有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显然，他们是主张公有制的。《宣言》还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93页)这不是用公有制或国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什么?同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说“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算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明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为什么吴敬琏还一定坚持要党代会明确他的“再定义”呢?原来他是中国要搞私有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私有制万古长存。这在他的意见书里也说得很明白，他认为“以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主要论据，论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存在缺点，因为“即使到21世纪初期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采取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政策。如果强调只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水平我们才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政策，那就无异于肯定，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实行‘一大二公’仍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他还提出，“还有一种设想”，“是把初级阶段延长到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看来，这种说法也显得相当勉强，弄得不好，反而会给反对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口实。”(《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13年版，第190-191页)原来，吴敬琏之所以反对公有制和国有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永远地存在下去。他很清楚，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或者以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来说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他看来，只有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所谓“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保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变地继续发展。显然，这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他还说，“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1页)我们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长期搞“不同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而不会建立在不同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吴敬琏来说，这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只有在社会主义“再定义”上作文章了。他的所谓“再定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条。这两条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它的质的区别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不可能是生产力。你说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都曾发展过生产力，难道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吗?这显然说不通。至于“共同富裕”，那确实也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但是，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作为一个口号可以，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则不行。因为如果不建立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发展之后，公有制削弱了，因此才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可靠保证，只有它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里还要指出，在公有制经济里，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起着其他公有制形式所不能起的作用。吴敬琏把这说成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这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早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里就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页)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两种公有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只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据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论述，即使在消灭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后的社会，也不可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大工厂”，而是由“各联合体所构成的”，不过这些生产者是“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的。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将帮助小农组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显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国家要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这个示范的经济的经济应该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农场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合作社，就是说，在恩格斯的设想里显然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里，工业是国有的，农业则明显地既有国营农场也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并不掌握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经营的企业。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证集体农庄的利益不至于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应该说，这一考虑也是有道理的。由于国营企业是代表国家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它可以保证共同的合理的计划的实现，强调国有企业的这一作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苏联教科书的论述和马恩的上述论述显然是完全一致的，又何错之有?

　　吴敬琏的“再定义”没有为江泽民和十五大所接受，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首先是因为它并无道理，同时还因为当时还有一份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万言书”在，中央和党代会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吴敬琏把它们说成是“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吴敬琏们只不过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异端而已。

　　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送出他的《再定义》的意见书后还不到三个月，大概已经知道了未被采纳的消息，于是又通过一个访谈——《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见《吴敬琏文集》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068页)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再定义”。由于这个新定义在这篇访谈的题目里已经用公式表达得十分清楚，似乎已不需要再引用其他文字了，如果还需要稍加改进的话，那就是干脆把两点的冒号(：)改为两横的等号(=)，即把公式写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不过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这个第二个“再定义”离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距离也就更远了。我们知道，社会公正这类口号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类口号后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它所反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肯定，但是绝不如吴敬琏所说的那样，“继承了社会主义创立者的价值观”，(见《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版,第19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显然，说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更加没有道理了。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未来社会要消除商品生产，更不要说列宁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市场经济的致命的弊端：“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等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显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吴敬琏此说能够成立，那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统统都不是社会主义了，而当年苏联和中国过去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也统统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了;而与之相反，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他们都标榜社会公正，而且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吴敬琏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式，都应该统统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岂不荒唐?

　　在吴敬琏看来，计划经济有两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是所谓信息问题，一个是所谓激励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与哈耶克、罗宾斯论战时就已批驳了这一观点。那时他提出可以用试错的办法获得均衡价格的信息。后来由于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他更是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试验似乎都也过时。”(《社会主义经济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其实吴敬琏对此是清楚的，他还曾引用过兰格的这段话，但是却以什么“信息量的增加必然快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来做挡箭派。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那个信息量增长快于计算技术发展的所谓“规律”，兰格说得很清楚，过去费事费时的试错和对价格进行调整，有了计算机只要一秒钟就能得出数以千计的联立方程的解。现在超大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又不知比过去的计算机快多少倍，而需要计算的产品又能够增加多少?况且，计划的制定一般都是长期的，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一年，也根本不需要逐月逐日进行。至于激励问题，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吴敬琏说的各种人都在追求各自的自身的利益而导致偏离整体利益的情况，苏联从3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我国从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虽然不能绝对地说没有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影响整体利益的情形发生，但是，总的来说，实行计划经济是成功的。吴敬琏夸大其词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吴敬琏还说什么“任何真正的的改革必定是市场趋向的”，他不无得意洋洋地地在注释里告诉读者：“在中国文献中，本书作者在1986年第一次指出了这一点。我在拙著《经济改革的探索.后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ket-orisnted)的。”(见该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但是，在”吴敬琏这样自吹自擂时，他竟然没有想到，就在他在1986年“在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指出了”此话还不过5年，即到1991年，被他说成是实行了“真正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都一个个地垮台了;实行了吴敬琏所说的“真正改革”的苏东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成功，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一篇长文《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里曾经有所论述。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话——“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页)后来又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另见该书第139、154、172页)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产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这样的改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大丈夫敢说敢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邓小平既然代表中国共产党说了这样的话，他当然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他走了，他的后继者当然也要对这些话负起责任。过去，在老百姓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50年代中后期有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社会主义好》，歌词里就有这么两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怎么变得说得到而做不到了呢?古人说，“人无信而不立”，一个党也是一样。公信力的下降对于一个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说话的调门已经一变再变：最初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公有制”，强调“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本制度”变成了虚设而被置于一边;最初讲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就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最初说的“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却一变再变;最初说“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后来就变成了“允许”“共同发展”，甚至变成了“不能动”。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要动的政策来!这样下去还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不变吗?在我看来，现在该是对资产阶级要讲引导、监督和改造的时候了。如果再优柔寡断下去，拿不出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的的政策，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忽悠群众，所谓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将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败。这些批评是对中央说的，同时也是对吴敬琏这些所谓智囊和幕僚们说的。对于中央，他们当然应该负起历史的责任，对于像吴敬琏这样的右派智囊们来说，他们肯定也应该对人民负责，负起相应的历史责任。

　　当然，他的第二个“再定义”也没有为十五大所接受。吴敬琏显然不甘心于失败，他在2013年5月又和马国川一道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叫做《重启改革议程》的书。书里再次提到了1997年5月写的那篇《再定义》的文章。这是第三次讲“再定义”了。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书里居然回避了他之前两次谈到的“再定义”，而只是偷偷地又做了一次修改：把第一次“再定义”里的“发展生产力”一条去掉了，保存了“共同富裕”那一条;把第二次“再定义”里的“市场经济”一条去掉了，但保存了“社会公正”那一条;这样，第三次的“再定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见《重启改革议程》，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9页)可是由于没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作基础，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哪里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呢?再说，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伦理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又怎么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呢?再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分配关系虽然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没有公有制这个大前提，又怎么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呢?至于吴敬琏说什么“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同上)这就更不像是一个曾经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学家说的话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就是为剩余价值而存在的。想要资本家不剥削剩余价值，要资本家不赚钱，那是根本做不到的。《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的一句名言，想必吴敬琏还有印象吧，他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这句话的真理性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也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以为仅仅靠分配政策就可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义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全世界虽然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仍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定义，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它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而吴敬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居然搞了三个“再定义”，但却没有一个为社会所采纳，它的时效性其实等于零。奉劝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人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可以随便改变马克思的论述，那不过是一些狂人的狂妄之举;不承认千年思想巨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是不行的。

　　上面批了吴敬琏，这里还要批一位与吴敬琏齐名的精英人士厉以宁(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厉股份”)。据说吴、厉二人一度是金陵中学的同学，后来他们考大学一南一北，吴进入金陵大学，后来院系调整进了复旦，而厉以宁则进了北大。吴毕业后进了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表现很“左”，而厉毕业后留校，后来成了右派。改开后，两人又殊途同归，他们两人都改了调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都决心以西方经济学的马首是瞻了。对吴市场，我过去在文章里曾经有过一些批评，本文前面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对厉股份，我过去写的文章里也有过一些批评，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谈他的一些理论观点了，不过从他的一首诗里可以很鲜明地地看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立场，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这首诗。该诗曰：

　　“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说短长。”

　　对于这首诗，不久前去世的刘日新同志生前在与他商榷的一篇文章里曾作诗给予了批评，其诗曰：

　　“长江滚滚东流去，

　　变法窃钩好汉装。

　　一枕黄粱君莫喜，

　　此生后世骂名长。”

　　本人不才，不会写诗。但是，“诗言志”，面对厉以宁的这首关于改革的诗却又不能已于言，因此也写了一首不成其为诗的“诗”来予以回敬：

　　改革不是改朝代，

　　开放何须换洋装[1]?

　　初心盟誓岂可变，

　　赤遍寰球路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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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改革开放后西风劲吹，穿西服成为一种时尚，连党代会上也几乎都清一色地穿起了西装，以致西方记者甚至把是否穿西装看作是观察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风向标。

　　在我看来，厉诗的要害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说成是终须改变的过时的陈规旧说，而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些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没法医治的庸俗理论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实际上是主张把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的病根引进中国这个本来是健康的肌体，使中国也染上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病症。刘诗里说的“此生后世骂名长”，其所指应该也是这一点。对于医治这种疾病，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消灭私有制”才能奏效，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那一套对此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此外，厉诗首句还暗含攻击毛泽东的意思。因为毛泽东在批评郭沫若的诗里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他却大唱反调，说什么“隋代不循秦汉律”，而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就此而论，始皇帝其实是有功的。厉以宁突出朝代的变化，其实改朝换代往往都是“换汤不换药”，换一个皇帝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而厉以宁却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历史的更替，这除了发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二、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

　　大家一看便知，这个观点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王长江在去年7月29日讲课提出来的，已经有许多同志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声讨，有关方面好像也对他进行了一些处理，让他按时退休，不再担任主任之职务，也不再讲课了。当然，这是不是组织处理，似乎还在两可之间。我并不看重这个对于其本人的处理，而是觉得中央党校出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央党校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值得党中央深入反思。当然对于王长江和中央党校的一些错误言论和做法，也确实还有进一步加以批判的必要。

　　王长江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中看不中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一种变化。试想在150年前，当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有谁会把它看作是“中看”的东西?没有，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一个个装聋作哑、默不作声，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马克思这个人，也没有出版《资本论》这回事，他们想用沉默的办法把马克思“闷死”，把《资本论》扼杀掉。一百年前，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中国，当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洪水猛兽而加以拒斥，又有谁说它“中看”呢?只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以后，人们才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原来马克思主义这么厉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面貌从物质到精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声名大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对一些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中看”了。但是，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我们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人，他们其实并不真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很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可以成为晋升的阶梯，这就是毛泽东老早说过的那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当然也有非共产党员。他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来看待的。作为商品要卖得出去，并且要卖出好价钱，当然要讲究“卖相”，要“中看”才行。王长江讲“中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中央党校要创收，要办班，要吸引人来参加，不“中看”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包括王长江在内的那些主讲的人总是要装潢装潢，把自己打扮一番，说一些离谱的话，还要外加一点能够哗众取宠的俏皮话，以便吸引听众。我们看到，整个王长江的讲课，让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个说相声的，又好像是一个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油腔滑调，满嘴胡言乱语，毫无科学性可言!这哪里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我国已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两译者之一、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他和其他进步教授送到香港暂避一时，解放后，共产党又买舟让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由香港北上，并且将他们接到北京，分配他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并且兼任清华大学工会主席。那时，知识分子中懂马列的人很少，他就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二十年前，一位当时在清华水利系读书的同志在离校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地跟我谈到他曾在清华听过王亚南讲大课的情形。1950年6月政务院任命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回到厦大，他仍然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他的学生郑道传等(也是我的老师)也跟他一样，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但是他们讲这种大课从来都是不取分文的。在他们看来，宣传马列主义是自己的义务，怎么可以把马列主义当成商品赚钱呢?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人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商品赚钱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讨生活的人又时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去创收、去赚钱了，他们拿着高额报酬、参加宴请、还游山玩水，自然也就很愿意东奔西跑、遍走各地、乐此不疲了。甚至连中央党校这样过去讲党性的学校也是如此，——王长江们不正是利用讲马克思主义来办班创收的么?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是创收赚钱，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宣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亵渎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其实就是欺骗害人，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败坏党的名声、造马克思主义的反。毛泽东曾说那些“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一批一批成了反革命”，现在的情形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不妨以王长江领衔主编、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师集体提编写的《政党政治原理》一书为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造马克思主义的反的。本来，所谓“政党政治”也和所谓“议会政治”、“民主政治”一样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的一种说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也不称社会主义政治是所谓“政党政治”的。但是，以王长江为首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却编写了这样一本从正面论述所谓“政党政治”的“教材”，还给它加了“原理”二字，以表明它是一门“科学”。我初步看了一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从旧中国和台湾的学者以及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来的资产阶级货色。王长江是主张所谓“抠概念”的，但是，书中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的概念可说是大相径庭，相去实在太远。比如说“政治”这个概念吧，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很明确的阐述，不知是编者全然不知还是不以为然、硬是弃置不用，却下了这么一个故作高深实际上是含糊其词、空洞无物的所谓定义：“所谓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力的一种社会关系。”(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在此基础上，编者还对政党政治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组织成政党，通过政党对社会公共权力事假影响，以获得活维护特定权利。”(同上)人们不禁要问：“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说的是上层建筑，但是这个上层建筑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而政治和政党又是如何和其他上层建筑区分的呢?定义却没有任何说明，定义里说什么“围绕着特定利益”，然而所谓的“特定利益”又是什么呢?也没有交代。定义还说到所谓“公共权力”，这“公共权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质又是什么呢?同样没有交代。再说，政治难道是和公共权力是同时产生的吗?就是这么一个言之无物、空空洞洞的所谓定义，居然还要让学生当作是“原理”来死记硬背，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如果我们把王长江关于政治和政党所下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下的定义加以比较，其是否具有真理性就非常清楚了。列宁说，“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08页)毛泽东说得也很明确，“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上面提到的王长江定义里的那些问题如果不联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列宁还特别提到了“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这个旧观点其实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而妄图以什么“特定利益”和“公共权力”来掩盖阶级斗争。过去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时曾这样解释政治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他这样说显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旧观点的影响，——我们知道，孙中山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过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显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同上，第120页)如果拿王长江这位中央党校的一级教授和党建教研部主任对政治的认识，与将近一百年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上述认识相比，可以说王的认识不仅毫无进步可言，还要远远落后一大截。

　　在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里，可以说，有的是各种资产阶级的歪理邪说，而缺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本来，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列宁在他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没有读过呢，还是佯装不知呢，在所谓的《原理》里竟然看不到有任何阐述。我们在书里倒是看到了一张图，即所谓“参与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这是一个由四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构成的图，其核心圈是所谓“骨干分子”，其外层一圈是所谓“参与者”，其再外层一圈是所谓“支持者”，其最外层一圈则是所谓“民众”。(见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实际上，编者自己也认为各圈层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阶级的政党也是很不一样的。不知画这么个圈层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本来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列宁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集团对立起来，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列宁这里所说的“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在1880年设计的一种世界语。看来王长江搞的这张图也是一样，他想把各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党放在一起，人为地主观地找出他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从王长江关于政治的定义和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刻意避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政治和政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政党观最重要、最强调的问题。列宁曾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做过决议。”(《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92页)按照列宁的话，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已经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而共产党人应该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和其他阶级建立的政党具有根本不同性质，除了在特定时期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必须与其他政党建立一定的同盟外，硬要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拉扯在一道，寻找它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固然，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早已没落，正在走下坡路，这也显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们一样没落下去?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理应根据马恩《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的论述，遵循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党建实践的大量经验总结，用以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素质，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使他们不违初心、继承传统，继续前行，这才是正道;而用王长江们编的《原理》作“教材”，只会与资产阶级越来越近，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在王长江看来.，中国现在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离马克思所说的炸毁资本主义还很远很远。就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他说，“说老实话，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呀?你就是几个大城市，稍微能够闻到一点资本主义的味儿，你还爆炸，你离爆炸还远着呢。”不知道王长江是真不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还是故意散布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谬论。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中国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会有这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还有很肯定的评价。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早已恢复，而且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昔日的规模。虽然在宪法上仍然写着“公有制为主体”，但是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早就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去年公布的2015年私营经济500强排行榜，仅仅这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其营业收入就达到161568.57亿元之钜，户均达323.14亿元。500强的资产总额已达到173004.87亿元之钜，户均达346.01亿元，增幅达25.16%，远远超过全国GDP 的增幅。当然，这500强只是私企的领头羊，全国私企的资产总额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占比，由于统计局不公布相关数字，人们还不知道准确的情况。不过从这个私企500强的排行榜上，人们也不难发现，私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在不断提高。500强中蝉联榜首的大连万达集团的资产总额已达9033.57亿元!中国私企500强中已有12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全国私企500强的员工人数已达826.98万人之众。这样的规模和速度，王长江竟然看不到，竟然还说什么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早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早就被人称为为“世界工厂”，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连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注意到了，特朗普上台后曾经约见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最近到中国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也专门到杭州去拜访了他。近日媒体还报道，马云又与摩纳哥政府签了一份关于“支付宝”的大合约。据说，到2020年，其营业收入将达六万亿之钜。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飞速发展，为什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的王长江竟然看不到?至于王长江说，“中国就是几个大城市，能够稍微闻到资本主义的味儿”，这又是王长江的无知和偏见。中国的资本主义其实早已是无处不在，在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发展得稍微早些，但是，很快，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和东北地区，也都发展了起来。看来，王长江不是没有看到，他是觉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发展得不够多、不够快，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太迫切了，恨不能一下子把公有制全部都变成私有制才称心如意。这样的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让这样的人来作中央党校的中层干部和一级教授，让他来宣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可笑吗?

　　王长江还大讲计划经济缺乏动力，其实他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缺乏动力。很显然，计划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才是真正的动力。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激发资本家的积极性，而不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而社会的财富恰恰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王长江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这话其实并不错，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下，工人是为别人——为资本家劳动的，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工人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而劳动的。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里说得好：“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两大阶级的对立和两极分化，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动力，甚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不知王长江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竟然那么有感情?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往事：台湾资本家郭台铭在大陆开设的台资企业“富士康”雇佣的农民工由于不堪忍受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强的劳动强度，以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竟连续发生了十多人跳楼自杀的事件。这样的事，在大陆公有制企业里可以说闻所未闻。究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能够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更能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目了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不受剥削和压迫，他们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而劳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高;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工人要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劳动辛苦，没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他们怎么会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呢?近日江苏省统计局在媒体上公布了2016年江苏省城镇私企和非私企的平均工资的情况，非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71574元，而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只有47156元。简单计算一下，后者仅为前者的65.88%，不足2/3。或者说，前者要比后者高51.78%,，超过一半还多。对于这类事，王长江可以到社会上去作一个调查，看看就业人员究竟是愿意到私企工作，还是愿意到非私企工作?这个对谁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王长江那里却成了问题，这除了用阶级立场来说明问题外，是没法做其他解释的。

　　王长江在他的讲课里还大讲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批驳。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否与王长江有关，我不清楚，不过从王长江的讲课和他写的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赞成这一观点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不同的，资产阶级以夺取政权作为其革命的目标，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就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页)之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会遇到现成的经济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可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然后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样，它自然也就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私有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只能在取得政权以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其变为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需要无产阶级的国家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才能进行。总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可能是它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显然，要消灭三大差别，要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要使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达到可以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程度，也需要继续进行革命。哪里有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就不革命的道理呢?这里还要考虑到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同样，一个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有义务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国际主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毛泽东对于上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不断革命的思想，显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1949年进城前夕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一大段很有名的话，他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做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1429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告诉人们，民主革命的胜利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它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的这一教导，它的意义太重大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此有关。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座大山虽然已经被推翻，并且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全部完成，还要进行新区的土地改革，还要进行剿匪、镇压反革命，还要进行抗美援朝。难道因为我们取得了政权，这些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了吗?还有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捧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进攻，难道不需要打退吗?一些干部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腐化堕落，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接下来进行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民主革命的继续。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家还没有真正统一。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的手段做后盾，你就休想解决。这个任务就其性质来说，显然还是一个民主革命的任务，仅仅是由于过去条件还不具备，因此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在大陆，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难道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执政党，就不应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实际上，不仅当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今天，当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如此庞大时，谁要想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还叫共产党吗?

　　可以说，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没有一件事不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关。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告别了革命，如果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了，再不革命了，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进城以后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改造，而是跟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样，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党恐怕早就成了第二个李自成，新生的人民政权恐怕早就改变颜色而不复存在了。联系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出现了种种的社会政治问题：马列主义的正气不张，资本主义的邪气抬头，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此外，诸如革命意志衰退，私心杂念膨胀，贪污腐败盛行等不良现象也应运而生。一些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现象如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也出现了。最近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应该说，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的一面。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保持不骄不躁的头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

　　当然，也不能说领导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毛泽东的那篇讲话。2007年，胡锦涛刚刚当上总书记就去了一趟西柏坡，专程去学习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讲话;习近平在当了总书记之后也在2013年专门去了一趟西柏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革命起家的，丢了革命二字就丢了根本，丢掉了传家宝，人就会变修，党就会变质，前辈打下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问题在于要拿出行动。事实证明，王长江所积极主张的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口号和过去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口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极其错误而有害的口号;今后显然不应该再宣传这个口号了。

　　王长江为了说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还大批列宁所肯定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口号。他说，列宁的话“听着好，冷静下来想，难道它没有漏洞?最大的缺陷，很清楚，缺乏动力。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我们知道，列宁是在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程中讲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00页)列宁的这些话有什么漏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遵循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吗?当然，列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者讲这番话的，而在正常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并不是按需分配，但是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阶段同时也是向共产主义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思想是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就逐步养成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学习和宣传，不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养成共产主义的劳动习惯，不仅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曾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物体、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他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人们熟悉的“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极好教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出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狼牙山五壮士、吴运铎、刘胡兰、郭俊卿、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张积慧、王海、向秀丽、徐学惠、焦裕禄、雷锋、王杰、麦贤德、刘英俊、欧阳海等，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奋不顾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无名英雄更是千千万万。他们也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而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竟然对这些英雄人物竭力加以抹黑和否定，作为中央党校的干部和教授居然也参加进了这样的行列，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尤其令人不能令人容忍，因为雷锋是许多当时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都题了词，要求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年纪稍长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当时(1963年3月5日及之后)都曾题词称赞他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示要向他学习。而王长江竟然如此出言不逊，这不仅是对一位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并且最后是因公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极大的侮辱，同时也是对题词的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的不尊敬。在当时题词的人中还有王长江所非常佩服的邓小平，'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也是他对邓小平的极大的不敬。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对于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是大大地削弱了。现在，人们提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法律是一种强制的约束，道德是一种非强制的约束，它们只是告诉人们要守规矩，什么事不能做，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但是，对言论和行为的约束或规范不能给人们指出应该怎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确立正确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只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给人们指明伟大的理想和前进的方向，把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和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由于缺少正面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于是趁虚而入，社会风气不断变坏，英雄人物也很少听到了。王长江认为精神的东西只在短时间起作用，长时间就不行，只是对少数人有效，对多数人就不行，实际上是否认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否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也是完全背离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的。马克思说，“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毛泽东也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毛泽东说这句话是批判那些讲享受的人时说的。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同上)应该说，这些战士两三年前都还是老百姓，但是经过教育，都能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一个战时去拿老百姓的苹果。怎么能够说，精神的东西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呢?关键还是在于教育，你如果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恐怕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和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都告诉我们，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和全国革命人民前扑后继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仅仅靠短时间、少数人的觉悟和努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有今天吗?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违背唯物史观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简单”论的评说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有人把它说得很难，简直难得高不可攀;也有人把它说得很容易，简直容易得易如反掌。这两种观点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难不难?当然难，因为它是科学，而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玩不了假的，非下功夫不可。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说，特别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都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如他在给路.库格曼医生的信里所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都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637页)

　　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绝不是说它高不可攀，没法理解。马克思在1872年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写的跋里曾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恩格斯在 1891年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写导言时也说，“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相当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显然，这里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你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那当然是没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中央党校的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却说，“他(马克思)是个学者，于是他开始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抠，抠完了概念然后就弄成范畴，范畴之后搭建框架，框架之后再弄个体系，整个体系出来之后，就跟数学做出来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就推出来那么一套东西，巨大无比的庞大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就这套体系呀，咱们在座的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连我们都研究不清楚，你说它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接触的就是苏联人的解读，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没有动力，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马克思主义管用不管用?管用是管用的，问题在管多大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作用有限。”

　　他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连他这样的精英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没办法”。这是什么话?难道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作为指导思想真的脱离了实际，是搞错了吗?那马克思怎么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呢?而且连奥地利工厂主迈尔也看到了这一点呢?问题显然不在于知识文化的高低，关键在于，《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是专门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讲话的，受剥削的工人、农民显然要比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资本家极其知识分子更容易懂得这些道理。你王长江没有弄清楚，就不等于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和工人就一定也弄不清楚。记得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办的《大地》期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他看到农民工在学《资本论》，感到这事很危险，因为农民工知道了《资本论》的道理后是会造反的。这才是新资产阶级的真正心态，他们真正恐惧的，是害怕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以后对他们自身是极其不利的。

　　在王长江看来，马克思作为学者就是抠概念，一个一个概念地抠，然后把它弄成范畴、搭建框架，构成体系。这符合事实吗?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是从抠概念开始的吗?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得很清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在英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还十分明确地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第23-24页)

　　王长江显然不懂得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概念或范畴只不过是对生产关系某一方面的本质的概括或抽象，它是研究的结果，而绝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当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只有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工作完成以后，在叙述研究的成果时才需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作为思维得以进行的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这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王长江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

　　研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但是要对研究的成果进行叙述却又不能离开概念。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一段对于叙述方法的的阐述，他说：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 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从那里回过头来，知道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显然，王长江是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了。研究的方法是一个从实在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的过程，而叙述的方法，则是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至于王长江说什么“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弄出框架”、“弄出体系”等等，其实也不过是他的“想当然”。实际上，概念与范畴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所做的概括。在习惯上，前者用于思维科学或逻辑学，后者多用于哲学、经济学和一些自然科学。说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实际上是一句不通的外行话。至于说先抠概念，然后再从外面找一个逻辑把它们串起来，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阐述早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之前10年即1857年8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就已经明确地确定了，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现着事物内部的联系，哪里会等到概念或范畴全部抠完了之以后才从外部找一种逻辑去“串”呢?

　　王长江故意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说得高不可攀，说什么连他自己在内的党校教师搞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清楚，至于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他这样说，其用心很清楚，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在中央党校当一级教授、作党建教研部主任吗?

　　前面提到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不过他紧接下去就指出，“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7页)恩格斯主张读原著，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反对对原著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应该说，自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有关《资本论》的通俗化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首先是恩格斯，他率先写作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后来荷兰工人党的活动家纽文胡斯、法国社会主义者杰维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都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其中1887年出版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陈溥贤早在1919年5月就以《马氏<资本论>释义》为题将其译为中文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又印成小册子出版，对于在中国传播《资本论》做出了贡献。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1897年出版了《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在1898年2月曾写过一篇《书评》对其加以肯定，盛赞它是经济学入门书中“最出色的一本”，说它“对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从发展中研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说它“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所做的那样)，而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页)不过列宁说“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有些不确，因为波格丹诺夫最后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的论述很简单，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波格丹诺夫的《教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翻译出版波格丹诺夫此书的时间也很早。早在1926年周佛海就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书名为《经济科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施存统(亦名施复亮)，也以《经济科学大纲》的书名在开明书店出版，到1946年，一共出了九版。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的河上肇于1928以《资本论》为底本撰写了《经济学大纲》，次年，陈豹隐(即陈启修，五四时曾任北大教授)将其译为中文由乐群书店出版。这些通俗读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30年代和40年代，由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奥斯特洛维季扬诺夫等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也陆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解放区和国统区出版，有的还被作为教材使用。这些，对于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只是在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世界上才真正有了一本比较成熟的不仅包括在不在一部分，而且包括前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应该说，该书的出版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不易。早在二战前，苏联就积极准备该书的编写，由于战争，只好暂停，战后才得以继续。1948年，拿出了“未定稿”进行讨论。斯大林对讨论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使该书的修改工作有所遵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4年8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苏联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出版的一本教科书。1955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人们把该书的出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以当学生的态度来对待这本教科书的。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郑州会议)给全国四级干部(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干部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后来在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要求。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和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热潮，据说全国编写了一百多本，其特点是增加了不少中国的内容，如“两条腿走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等。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有人又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视为修正主义的标本。陈伯达在1958年就想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后来各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我那时正在农村劳动锻炼，也被调回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自治区编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讨论和修改工作。记得当时曾经传达过一本陈伯达划过杠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里面否定的地方很多，包括列宁说的“物质利益原则”，即’“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也在否定之列。当然，列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也就是在刚刚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实行“退却”之时，等到新经济政策开始转入“进攻”之后，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列宁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如果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将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我国许多人批评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这个问题在苏联也是有不同解的观点。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里就谈到了自己的的看法，他要求人们注意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观点，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从右的方面否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现象。其突出的代表是当时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写的一篇《“苏联范式”批判》的文章，登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上。这篇文章以批判“苏联范式”为名，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妄图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读后曾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题目叫做《“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曾于1996年春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报告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我把它投给《南京大学学报》，却遭到学校某权力人物的压制，长期扣着不发;当然我也为此进行了斗争，此文最后还是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整地被拖延了两年多时间，也反映了不同思想之间斗争的激烈。本来，不同思想的斗争应该通过双方的论辩来解决，像这样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不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

　　应该说，苏联编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它根据马恩列斯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总结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经验，是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著作。毛泽东虽然对它也有不少批评，但是，他强调：“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但是，王长江的讲课再次否定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过其水准却让人不敢恭维。王长江说，“让大字不识的农民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我们接触的据说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

　　在他看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造成的迷信。这是毫无根据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明白地讲到“自由人联合体”，讲到了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讲到了“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试问，这不是计划经济是什么?前面还提到，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国际写的成立宣言里还讲到了未来社会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难道这不是指计划经济?怎么能够说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造成的迷信呢?实际上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阐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时也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就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毛泽东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曾经组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教科书，读到到这个地方，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这是对的。”(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党史博览》2011年第5期)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长征过程中就曾经如饥似渴地读过《反杜林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肯定是有印象的。1955年，他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里还说过：“人类发展已经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们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页)马恩的论述也好，毛泽东的肯定和他自己的论述也好，都是完全正确的，怎么王长江硬要把计划经济说成是迷信呢?硬要把马恩和毛泽东的论述统统怪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苏联人的“解读”呢?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

　　王长江还说什么“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不允许你追求个人利益。”我们要问：究竟是哪一位革命导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还是哪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过这样的话?我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只知道，计划经济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但是，它不仅不否定个人利益，还保护个人利益。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还表现在一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否定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当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时，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否定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甚至还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保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当然，当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阶段过渡，也就是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时是要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时也并没有否定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

　　王长江还从西方学者那里搬来一套生产资源是有限的，而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陈词滥调，否定共产主义的宣传。其实资源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都是稀缺的，至少日光、空气和水就不稀缺，还有一些资源因人们还不知道其用途也无所谓稀缺;而人的欲望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无限的。实际上，世界上的资源有一部分已经开发，但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所发现，其未来被使用的空间实际上仍然是非常之大的;而人的需要其实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吃穿住用达到一定量以后就满足了，并不需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有害健康，造成浪费，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耳布雷斯就在其所著《丰裕社会》一书里对传统智慧发出了挑战。现在看来，他的挑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稀缺问题也确实应该重新考虑。18世纪最后30年，发明了蒸汽机，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后来又发明了火车后轮船，推动了交通的进步，但是，蒸汽机烧煤炭 ，污染环境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又先后发明了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核能发电技术，这又是一个大进步;再后来又发明了内燃机和汽车，人们在在获得出行方便的同时，又害怕石油会枯竭和汽车尾气的污染。总之，社会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步的。现在，又发现了可燃冰，其储藏量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和的两倍。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在研究能源的其他代替方式，如受控热核反应，以氢的同位素氘为燃料，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且是无止境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已经被发现和尚未被发现的资源之分，而不存在资源有限之说，大量事实证明，资源是可以替代的。害怕资源短缺或枯竭实际上是杞人忧天。至于人的欲望，实际上也根本说不上是无限的。加耳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一书中说，“富人之所以储蓄，是由于他能够满足他所有的欲望以后还有多余。换句话说，这种储蓄是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7页)当然，穷人的储蓄有所不同，他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或将要发生的需要。但是，富人在满足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会越来越多，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实际上，人的欲望还会受到时间、知识、兴趣和健康等因素的影响，显然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且这个问题也和消费的方式有关。像美国人那样，一个人开一辆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到处跑，不仅人很累，速度也不快，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改乘高铁，不仅可以大大节约能源，而且还能节约出时间进行休闲或从事其他活动。在这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模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自己一味迷信市场经济，去为说别人迷信计划经济，但是，实际上，社会越向前发展，它市场经济的弱点就会越加暴露，它就越接近于消亡。苏联在二战后从1947年到1954年曾七次降低物价，使人民得到很大的实惠。1947年要用1000卢布购买的商品，到1954年只要433卢布即可买到;粮食、动物油和肉类的降幅更大，1954年的价格比之1947 年的价格降低了2/3，糖降低了56.5%。(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2页)物价的降低可以推动生产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的流通费用，同时增加产品的数量。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物价总的趋势却是上涨的。特别是商品在各种不同的商人之间买来卖去，大大增加了流通费用。这种纯粹由于商品买卖产生的费用，由于销售的困难甚至还有提高的趋势，而对社会来说，它们完全是一种“虚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此外，经济危机对社会劳动造成的浪费更是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价格的降低还可以为未来消除商品生产创造条件。可以设想，当生产商品的数量足以满足需要而商品价格越来越低，消费者付出的货币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越来越接近于零付费时，消除商品生产并且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也就逐步具备了。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而是一个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讨论未免为时过早。不过商品生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它也会在历史上消失，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那种以为商品货币关系将万古长存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

　　值得注意的是，王长江在竭力宣传《资本论》难度、很难读懂的同时，为了表现自己高明，又大讲马克思主义很简单、很容易。他说，“马克思主义说起来逻辑并不复杂，逻辑比较简单，就一条线。起点，资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终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这显然又是信口雌黄。我们要问：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有哪一本书的起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又有哪一本书的终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王长江祭出这一套显然是为了丑化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确实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是，在《资本论》里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所做的概括，是恩格斯首先使用的。在恩格斯之后，列宁在1897年写的《评经济浪漫主义》里曾经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后来斯大林在1930年6月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原理。但是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都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都没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起点”和“终点”来论述。至于马克思《资本论》起点和终点，那也很清楚：《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是《商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简单的范畴，在论述商品时连货币、资本等范畴都还没有出现，哪里会讲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至于《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第三卷第52章是《阶级》，也并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胜利。实际上，整个三卷《资本论》是按照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叙述的，其起点和终点显然也不可能是一样的。王长江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既不如王长江所说的那么难，也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花费工夫，不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是高不可攀。任何人都可以学，既可以入门，也可以深造，甚至可以成为理论家。

　　四、学习毛泽东，认真读马列，改造世界观

　　在学习马列著作方面，伟大领袖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读毛泽东的著作，发现他一有机会就要讲学习问题。学习的方面当然很多，他也会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一个普遍的要求，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总是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虽然已经有了提高，但是还是很不够。比如他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将近33年后，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两报一刊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写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写的批语里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在这方面，他总是以身作则，为人们作出榜样。在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于农村根据地被国民党封锁，环境恶劣，大城市出的书去不了农村，马列的书更是去不了。到1932年打下漳州，在漳州一个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不少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毛泽东简直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不仅自己如饥似渴般地手不释卷地反复学习，还把书寄给他人，带动大家学习。长征过程中也是这样。到延安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一批研究文史哲的知识分子如王学文、范文澜、何干之、艾思奇等到了延安，还有一些通晓外语的翻译家如柯柏年、吴亮平、徐冰(邢西萍)、黄华等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对他们都很重视，鼓励他们进行教学、研究、著述和翻译。在延安，他还开始学习《资本论》，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而未能通读，因此1949年底去苏联时，当莫洛托夫问他是否读过《资本论》时，他谦虚地告以没有读过。这样，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就传到了斯大林那里。苏联人甚至怀疑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于没有通读《资本论》，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十分遗憾，因此，后来一有机会他都要读《资本论》，甚至到外地开会或调查研究，他也不忘把《资本论》带着。这种学习精神，恐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里找不到第二个。据王力在《反思录》里说，刘少奇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林彪也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他们都认为读小册子就可以了。而毛泽东则认为领导人应该读原著，应该读《资本论》。不仅如此，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政治秘书同时又是理论家的陈伯达和胡乔木，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读《资本论》。王力在《反思录》里说，“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人，看到他的长处，也看到短处，说乔木受读书过多之害，一些核心的书，他没有读。陈伯达也是。对陈伯达和乔木这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通《资本论》。”对此，王力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犯错误，从理论根源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上，对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了的的结论并没有消化。”(《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7、1058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胡乔木的评价以及对于学习《资本论》重要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王力的一些认识也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里却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他显然也没有读过《资本论》，而且也不主张读《资本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这样说显然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如果《资本论》变成只是“搞专业的人读的”，而领导人可以不读，群众更可以不读，那么“搞专业的人”一旦搞错，领导人和群众也都不能辨别，这对党和国家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九届二中全会时陈伯达大搞“天才论”骗了很多人，不是毛泽东发现，林彪的阴谋不就得逞了吗?有了这一教训，怎么还不吸取呢?关于本本和本本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得很清楚，他反对的是本本主义，而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不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以为仅仅靠“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历史上早就有此说法，难道中国古人早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怎么行呢?改革开放以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不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形成学习马列著作的良好风气，这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保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效的武。当然也要联系实际，舍此别无它途。

　　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方面，还特别强调要联系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他曾经结合自己的经历讲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跳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自身发展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运动，其目的就是希望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变化，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有成效的。我们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都有了很大变化。作为那时的学生，也确实感到了老师的这种变化。比如教我们俄语的方兴亚老师，他原来是教英语的，按照他的水平当时已可当副教授，但是，用于工作需要，他选择了教俄语，虽然这样一来，他就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副教授了，但是他却很乐于这样做。还有一位老教授，就是万灿先生，他早年留学日、法、德、苏联诸国，能操多种外语。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当过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在政治上，他是国民党党的老党员，后来追随邓演达，是第三党的支持者和参加者。1933年曾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闽变失败被通缉，流亡国外。抗战后又回到国内，曾任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等职。解放初期，曾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院系调整时，他已年过半百，还到人民大学去进修，并且于1954年应王亚南之邀到厦大经济系任教并兼厦大工会主席。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朱德、周恩来等以及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林森、胡汉民、邹鲁、于右任、李济深等都有交往。1956年还作为“特邀委员”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且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问他想做什么工作，他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是说，“还是教书好”，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在厦大，他，为了教好统计专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心甘情愿地去和我们一道听一位青年教师——罗郁聪先生的课。他不是听一次两次，而是一周三次，整整听了一学期;而且雷打不动，一次不落。他听课总是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位置，正好和我比邻而坐，又是还把我的笔迹拿去看看。他的这种认真态度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非常感动。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学生如果生病或有其他困难，老师也会倍加关心，甚至会解囊相助。当然这也不一定都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无关。现在有人对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都采取否定态度，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贪腐现象已经普遍化。一些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我们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亡羊补牢，虽说未晚，但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再不采取有力行动，那就会积重难返，很难纠正了。

　　第七篇

　　去真存伪，隐恶扬“善”，人为造假陈独秀

　　奚兆永

　　历史贵在真实，传记乃是以个人或群体为对象的历史，当然应该追求真实，没有的好事不能捏造，进行吹捧;发生的错事、坏事也不能粉饰，加以掩盖。在这方面，唐研究员的《全传》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颠倒是非，妄图通过造假把一个应该受到批判的反面人物塑造成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这样的陈独秀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陈独秀，而是一个人为地假造出来的陈独秀。

　　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

　　《全传》第三章有一节标题叫做“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是写蔡元培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我们知道，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感到学校风气不好，特别是文科，守旧势力仍然相当严重，遂决心加以整顿。当时，担任北京北大预科国文主任的沈尹默和担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都是陈独秀的旧交：沈尹默是在陈独秀任职杭州陆军小学时认识的，而汤尔和则是陈独秀在日本成城学校读书时的同窗，他们两人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本来就认识陈独秀的蔡元培也认为，陈“品学兼优，可胜此任”。此时恰好陈独秀来京为《新青年》筹款，住在一个小旅馆。于是蔡元培决定找陈独秀谈这件事。虽然蔡元培曾任前清高官，后来成为反满志士，辛亥革命后还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教育总长，地位很高，但是，对于陈独秀而言，他们毕竟是熟人，而且在辛亥革命前两人还一道在上海参加过研制炸弹，因此，蔡元培到小旅馆去找陈独秀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肆渲染，而且请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也并不是什么“请总司令”，那时五四运动还未发生，也谈不上陈就是“总司令”;而将陈独秀比为诸葛孔明显然也属过分。总之，将蔡元培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比作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实际上并不恰当。而事实上，《全传》也并没有说清楚蔡元培是如何“三顾”陈独秀的。

　　在这方面，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沈尹默在回忆里对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的事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照沈尹默的说法，陈独秀当时在上海办《新青年》，因为筹款而来到北京。沈尹默偶然在琉璃厂与陈独秀相遇，他了解了陈独秀的住在前门附近的一家旅店，由于他曾经向蔡元培推荐陈做北大文科学长，所以要陈暂时不要离开北京，同时把陈来北京的事及时告诉了蔡元培。蔡要沈到旅馆去征询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的意见，但被陈拒绝，理由是他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沈尹默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蔡。蔡对沈说，你叫他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好了。沈向陈转达了蔡的意见后，陈马上就答应了。沈还说，汤尔和也向蔡元培进过言。(见沈尹默：《我和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样，陈就受聘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对于上述两种说法，我觉得，沈尹默的说法显然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蔡元培尽管对于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事相当看重，但是，他刚刚担任北大校长，“万事开头难”，要做的事很多，不大可能如《全传》所引用的所谓“据汪孟邹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记载：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蔡元培当然是一个很温和，很平易近人的人，但是作为新上任的北大校长，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天天来看”陈独秀?而且还是大清早?其实，要讨论的事情本身并不复杂，用得着花那么多时间吗?再说，此内容与汪孟邹并无关系，怎么汪要把它写进自己的日记?而且还写得那么具体!显然，这个所谓的日记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相反，沈尹默的回忆却写得很自然：他与陈独秀是老友，在北京是偶然相遇;由于曾经向蔡元培推荐，而作为蔡的晚辈，他也很乐于在蔡陈之间跑腿传话，根本也无需蔡元培“天天来看”陈独秀。因此我认为，沈尹默的说法要比《全传》的说法可信得多，而所谓汪孟邹日记的说法显然是可疑的。。

　　此外，近几年舆论界还披露了当时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履历的事，不知《全传》何以没有提及?原来，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按照当时的标准其实并不够格。一是他的学历不够。陈虽然多次去日本读书，但差不多都是是肄业，而从未在所谓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取得过学位;二是他并无在大学从教的经历。陈独秀当然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接受这个文科学长之职。他先是推荐尚在美国求学未归的胡适，继而答应可以先试任三个月再说。而蔡元培整顿北大文科急于要人，当然不能等胡适，于是也就同意了陈独秀先试三个月的意见。但是陈的学历和资历仍然是个问题，他们生怕教育部可能会因此而不同意，于是在给教育总长写陈独秀的履历时做了手脚，谎称陈独秀系“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和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样做对当时还信奉无政府主义因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而手段无所谓的蔡、陈二人来说似乎也不算违背什么大的原则，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说谎骗人毕竟很不光彩，而从马克思在他的《自白》里所主张的他最欣赏的品质其实是“简朴”二字，对于弄虚作假他是极为反感甚至是深恶痛绝的;他为什么对涅恰耶夫那样痛恨，就是因为他不诚实、不讲信用、谎话连篇、不择手段。如果蔡元培写假履历的这类事当时一旦被暴露出来，肯定是一个大大的丑闻。所以，这对他们二人来说，心中恐怕还是很忐忑不安，放心不下的。令他们或许可以自慰的是，在他们有生之年(二人先后于1940年和1942年离世)，此事都没有暴露出来，以致世人长期皆不知此一丑闻。不过假的就是假的，总有一天这一丑闻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果然，前几年舆论界将这一丑闻爆了光，引发了公众的哗然：蔡、陈居然也做这种事!不过一贯对陈独秀抱持“为尊者讳”原则的唐研究员对此却不置一词，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唐研究员写的此传虽然号称《全传》，但实际上却是一本极其片面、虚假得很的歌功颂德之作。

　　陈独秀任职北大文科学长之事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他上任后也积极进行文科整顿，北大文科也聘用了包括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内的一批新人，不过这些同时也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与反弹，新旧势力的斗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对此，唐研究员在《全传》第三章设有专门一节——《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加以论述。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论述把新旧势力的斗争和陈独秀个人道德品行的缺陷搅混在一起，以新旧势力之争掩盖陈独秀个人私德的严重缺陷，混淆是非，殊不客观，很值得一驳。

　　《全传》在该节的一开头就说，“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和肤浅。”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有一股闯劲的。他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在日本帮章士钊办《甲寅》，在上海、北京办《新青年》都是有成绩的。至于到北大整顿文科，主要还是靠蔡元培校长实行了“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北京大学而言，陈独秀所做的实际贡献其实并不大。

　　有一件小事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在《我和陈独秀》一文里曾讲到了一件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英语，同班一个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还请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后误听人言，不作调查研究，把这件事记在了许德珩的身上，并且在布告牌子上发布了一个处分决定：“许德珩经常旷课，特记大过一次。”许德珩见到这个记大过的的布告后，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而在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布告牌给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暴躁，知后也大怒，于是对许德珩砸布告牌又记一过。许见后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碎，并且站在陈独秀的办公室门口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许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274页)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工作作风有欠深入，不善于做调查研究，处理问题简单粗暴，这种工作作风在学校里显然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会引起师生的反感。

　　除了工作作风粗暴，在生活作风方面陈独秀也很不检点，影响极坏。当时的北大，无论是教师中还是学生中都有些人常到“八大胡同”嫖娼的恶习。作为一所高等学府，这实在是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和当时新派在社会上提倡民主和科学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蔡元培入主北大，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没有采取惩办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正面引导的做法。1918年1月19日，也就是他担任北大校长的一年之后，由他亲自倡导成立了一个进德会。进德会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要求做到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条戒律;乙等在甲等基础上再加两条戒律，即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一共五条戒律;丙等在乙等基础上再加三条戒律，即不饮酒、不食肉、不抽烟，一共八条戒律。三等中，丙等最难做到，特别是“不食肉”一条，提倡素食主义，不仅一般人很难做到，而且也很不科学。蔡元培过去曾跟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道提倡过素食主义，后来自己也认为仅吃素食，于健康不利，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当时丙等仅李石曾和梁漱溟等极少数人参加，而甲乙两等相对容易做到，参加者占绝大多数。这些戒律得到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拥护。参加进德会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填一张申请表，然后在《北大日刊》上公布即可。进德会还设有评议会，作为领导机构;同时还规定了“既往不咎”的原则。比如第三戒“不纳妾”，有的人(如马寅初)已经纳了妾，有了两个老婆怎么办?那就实行“既往不咎”一条，不予追究，当然以后就不能再搞新的重婚纳妾的事了。一时报名申请参加者极为踊跃，几个月时间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不用说，像蔡元培、马寅初、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在八条戒律中，第一戒就是不嫖娼。但是，嫖娼仍然大有人在。1919年初，有人举报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行为，而理科学长也有此劣行。而且陈还与学生争风吃醋，并且为泄愤而挖伤某妓女下体。作为一个教授和学长，而且是进德会及其评议会的成员竟然做出这种事来，影响当然是极为恶劣的。蔡元培尽管对陈独秀于公于私都很倚重，但事关校风校纪和学校整顿的大局，当然不能姑息放任。他于是在2月16日召开会议，一方面研究如何处置陈独秀等人，一方面研究如何进行内部体制的调整。出席者有马寅初、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是蔡元培看重的一些知名教授。结果作出的决定是，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两位学长都有嫖娼问题，而文科学长陈独秀更因为新旧势力矛盾变得更为突出)的设置，同时设立教务长，由马寅初担任，取代两学长的工作。这样处置既不留痕迹地解决了举报的问题，又不致使新旧两派势力的矛盾尖锐化，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参见薛锋：《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刮道德旋风》，《中国人大杂志》2013年第15期)

　　应该说，这件事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是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其本身就是新旧势力斗争的一部分。但是，代表守旧势力的一方也利用了这场斗争来达到攻击革新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目的，因而具有错综复杂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守旧势力利用这一斗争攻击新派人物的一面，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这场斗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所具有的革故鼎新的意义。五四运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不仅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而且也要反对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包括革新者身上残留的各种丑恶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能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仅仅看作是革命者，实际上，他们身上也有许多需要革除的旧思想和旧道德的残留。就以陈独秀来说，他一方面反对旧礼教，主张民主和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同时却又嫖娼岬妓，把妇女当性奴隶，欺侮妇女，如果新文化运动不与这种现象作斗争，那还是新文化运动吗?如果蔡元培不与这种现象作斗争，那他接手后办的新北大和过去的旧北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本来应该带头与这些旧文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但是由于他自身律己不严，沾染的旧习气还是很严重的。尽人皆知，陈独秀在婚姻问题上是比较乱的，或者说是很不严肃的，他不止一次地搞重婚。人们说他与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但是包括《全传》在内的许多陈独秀传记又大肆渲染，说陈独秀自幼即性格倔强，不听长辈的话，他自己的婚姻怎么能够由别人的包办呢?他要是真的反封建，就应拒绝这个婚姻才是，但是他没有，他和第一任妻子一道生活了十多年，生了四个儿女。而在这期间又与后来的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好。据《全传》说，这第二次婚姻是“由于自由恋爱而同居”。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通。你既然没有与高晓岚解除婚约，就必须受到婚约的约束，根本谈不上有与高君曼有什么恋爱的“自由”，更谈不上有什么与之同居的“自由”。者是起码的常识。在这方面，《全传》居然还大谈什么“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把这种为社会所不齿的丑恶行为说成是高尚的爱情，是反封建的革命行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地为陈独秀涂脂抹粉、进行掩饰。实际上，陈独秀和高君曼两人都极其自私，完全不考虑这种结合给他人特别是给高晓岚一生所造成的痛苦，是一种极端的损人利己的恶劣行为;它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因而也影响了陈独秀在社会上的名誉。这个所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实际上也很不稳固，其延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到1924年，他与高君曼也分手了(同样也没有解除婚约)。陈的第三次婚姻(?)是地下婚姻，(按现在的说法是“非法同居”，按过去上海人的说法是“轧姘头”)谁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第三任妻子”姓甚名谁，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知道，此人名叫施之瑛。《全传》竟再次为陈独秀开脱说，“这不是陈独秀的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温情，乃人的本能所为。”后来，在1925年，高君曼因为生活无着曾来上海找他，他避而不见;他儿子来沪开会，找他也不见;因为他地下的“家”是绝对保密而不能公开的。不仅如此，他甚至发展到不再到中央机关去看文件，以致党中央也没法找到他，登报纸也找不到他。这对地下夫妻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陈独秀为了他自己说的那个“动物本能”居然连党的工作也不顾了。直到六十多年后，也就是陈独秀和施之瑛都已先后去世以后，才解开了这个谜。陈独秀最后一次婚姻可以说是它第三次婚姻的重演，同样也是一个“地下婚姻”。不同的是，后来因为陈被捕第四任夫人前来探监遂由幕后走到了幕前，而为世人所知晓。她叫潘兰珍，是一个女工，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九岁。陈独秀一生给多少人造成了多大的痛苦!特别是对于第一任妻子，所受痛苦尤为深重。有人说他不爱高晓岚，是封建包办婚姻，实际上，他娶高晓岚为妻是在他中了秀才之后，恰在其人生得意之时。当时到陈家来提亲的人很多，陈家当然也是有选择的;再说，此时的陈家，封建势力并不强大，陈的父亲很早就离世，其祖父对陈独秀也无可如何，至于继父，因与陈独秀关系不好，对他显然也无能为力，他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而陈的生母和继母跟他的关系都很好，也不可能强迫要他接受他自己不愿意的婚姻，总之，陈家封建势力其实很弱;而陈家的反封建势力却相对很强，因为陈独秀从小就桀骜不驯，倔强得很，就是长辈们想强迫包办也强迫包办不了，更何况说亲者甚众，选择的余地也多，究竟选谁显然也不可能不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如果没有陈自己的同意，这桩婚姻肯定也是办不成的。显然，强调这个婚姻是所谓封建包办婚姻，实际上也说不通。在这方面，陈的好友潘赞化对他的婚姻也有评述，说陈不顾家，却要让妻子为他做牺牲，在家侍奉老人、抚养子女，甚至还要她交出陪嫁的黄金手镯供他游学，因为遭到了拒绝，这才造成了两人关系的不和。在这方面，唐研究员为了给陈独秀辩护，居然还指摘高晓岚“不支持陈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虽然《全传》也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妻子的普通要求”，但是紧接其后就强调说，“只是这种要求对陈而言，太难以忍受了。陈这时已经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小小的家庭，岂能笼住这只雄鹰。因此，他也不妥协。再加上二人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这是陈后来浪漫情史的根源。”(《全传》，第016页)其实，事情远非如此。就是按照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他也是到了甲午年(1894年)因为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日本国的;也是到了庚子年(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才知道世界上有所谓“八国”的，哪里说得上他的思想比高晓岚要进步一个多世纪呢?实际上，当陈独秀听说这些事情时，高晓岚也是能够听说得到的。不要忘记，那些反对洋鬼子的义和团，其实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绝大多数恐怕都是“目不识丁”者;而高晓嵐的父亲高登科是做大官(时任安庆府统领)的，而且由于继母对她虐待，其父把她带在身边，对于社会上的大事岂有不听说之理?唐研究员和一些传记作者强调她目不识丁，也显然过甚其词。高晓岚的名字起得很文气，很可能是他父亲高登科给起的，连族谱上都有记载，唐研究员却要加以否定，说她没有名字，按照当时习惯，婚后就叫陈高氏。其根据是陈独秀的小儿子的说法。问题在于，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是1910年生的，出生时其母即已被陈独秀抛弃，哪里还有人再叫她高晓岚呢?按照当时社会上的习惯，称之为“陈高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母亲从来就没有名字或从来就没有叫过高晓岚这个名字。实际上，在中国旧社会，像高登科这样做大官的大户人家，生孩子是不可能不起名字的。当然，高登科可能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没有让她进学堂或私塾，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不至于到目不识丁的地步。实际上，旧社会许多没有上过学的女性，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多少也识得一些字，有的还粗懂一点诗文，至少也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她能够写出高晓嵐这三个比较繁难的字，更简单的字也肯定会识得一些的，怎么能说是目不识丁呢?至于潘贊化说他两人思想相距不止一个世纪的话，是不是也太夸大其词了?实际上，两人不和并且最后反目为仇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陈在1909年遇上了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并且与之同居造成的。说高不支持陈独秀在外面的活动，实际上，陈在与高结婚时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小青年，还根本说不上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更哪里谈得上是什么“雄鹰”呢?说那时陈独秀在外面的活动，其实也不过是一次一次跑到日本去读书而已，并没有唐研究员说得那么高尚和崇高;即使后来到杭州陆军小学做教员，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等报刊，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用所谓“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和所谓“雄鹰”之类的桂冠加在他的头上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报刊上也发表过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反对男人压迫女人，批评男人只是把妻子当作给他生儿育女的工具，但是，在生活中，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如此言行不一、表里相背，难道还值得欣赏和吹捧吗?陈不仅对妻子不好，对子女也很少过问，根本谈不上培养教育，甚至在上海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共同生活时也不让前妻高晓岚生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在家里吃住，而让他们在亚东图书馆睡地板。此事连高君曼都感到陈做得太不像话，忍不住请他的好友潘贊化出来说项，而他却搬出儒家的男尊女卑的一套，以所谓“妇人之仁”作为挡箭牌来为自己辩护。结果与《全传》所谓的“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第二任妻子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当然，两人关系不好的真正原因，还是由于他又有了新的外遇——地下妻子施之瑛。《全传》原来说第一任妻子高晓岚没有文化，跟他的思想相差一个世纪;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师范学校出身，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而这个新的外遇施之瑛，说起来是医生，其实文化只有初小二年级，哪里能够当医生?就是当护士也不够格，又能够有多少知识和文化呢?而《全传》却把她吹捧得很肉麻。实际上，陈独秀在上海“弄了个女人”同居的事，在上世纪20年代初李达就知道一些，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说，“那时候，我搞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在我这里。我租了一间房，陈独秀不跟我一起住，他的住处根本不许我们去，他弄了个女人在那里。”(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转引自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考察》一文，载《党史博览》2008年底5期)从李达所用的语言看，他对陈独秀这种做法显然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很看不起的。至于这个女人与陈独秀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感情生活，《全传》竟然能够加以描绘，也不知唐研究员是怎么写得出来的?还有那个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同样也没有文化，怎么就不认为跟他的差距太大了呢?实际上，陈独秀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色”字，他对婚姻的态度似乎也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是一个“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人。而唐研究员却对他大加美化，把他说成是“无所顾忌，成为一个彻底的性解放者”。我们说，陈独秀在一世纪前搞所谓“性解放”，一再重婚，如果按照旧婚姻观，纳妾是允许的，但按照新婚姻观，重婚是犯罪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什么不去反对旧婚姻的纳妾行为，而对新婚姻观不允许重婚的新规却置之脑后呢?他的这种言行配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吗?可是，唐研究员居然还对他的一再重婚大加赞赏，把它美化成是什么“浪漫情史”，还说什么“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进行追捧，难道不感到肉麻和羞耻吗?

　　说到陈独秀在北京“八大胡同”嫖娼狎妓一事，其影响当然是非常恶劣的。当年胡适为他辩护，说什么嫖娼是合法的;今天又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鬼迷心窍走进了八大胡同”。作为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的胡适竟然如此助纣为虐，而作为今天的作者记叙此事竟然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言，这都很令人气愤，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陈独秀身为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一个青年导师，怎么会作出这种事情来呢?其实他的这个恶习并非初犯，根据他的《自传》，早在他到南京夫子庙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就对这类事就很感兴趣。不过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一再说自己是“正人君子”，唐研究员在《全传》里也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其实他哪里是;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惯于玩弄女性的好色之徒，就是一个被人称为“文人无行”的无耻文人。据和他一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坐牢的他的表亲濮清泉(也是个托派)说，“陈独秀谈起女人来，眉飞色舞，隽语风生，说某个眉清目秀，一往情深;说某个皮肤细腻，红白均匀;某个又是外秀内丑;一谈几个小时，也无倦容。德性如此，也无法劝他改正。不过他有一句名言：‘好友之妻绝对不可侵犯’，对因同志被捕入狱，而竟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人，他骂他是坏蛋，是畜生。他说这种人连青红帮都不如，帮会有一规定：‘朋友妻不可欺’。名为革命者，同志被捕，竟如此不义，不配做人。最后他说，我不是道学先生，我一生反对假道学，他们口是心非，言善行恶，我是表里如一，心中一致的。娼门女子谈不上贞节，同志之妻应视为神圣。”(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濮清泉说他“德性如此，也无法劝他改正”，此话是有来由的。原来陈独秀进监狱后，蒋介石对他比较宽容，探监也比较自由，他竟然在监狱里与前来探监的潘兰珍发生肉体关系起来，引起监狱典狱长很大不满。曾通过濮清泉劝他要“自爱”，以后要注意检点，不料他竟对濮清泉大发宏论，说什么“孔子云，食色性也，我是个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同上)在两性问题上，在他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实际上就是认为这两性关系就是动物的本能，仅仅是一个满足生理要求的本能行为，最多也不过是青红帮的“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而已;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连妻子的妹妹都认为可欺!按照他的逻辑，对于朋友之外的他人之妻以及尚未为人妻的女性，似乎欺一欺也无妨;至于娼妓，他认为她们谈不上贞节，当然更可以随便加以欺侮了。这种思想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大相径庭，和马恩关于两性关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论述及列宁反对“杯水主义”的批评显然都是背道而驰的，而和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陈独秀自己行为不端，居然还有脸拿那些庸俗不堪的谬论进行宣传，简直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唐研究员说什么“谣言杀人”，其实陈独秀嫖娼明明是事实，哪里是什么“谣言”?就连《全传》所引用的胡适写给汤尔和的信里也承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引者)都干的事”，这怎么是谣言呢?事实上，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都不再任学长之职，校方并不是只处理新派人物陈独秀一人，在处理上应该说是公平的。胡适在信中还提出质问说，“‘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这就更不适当了，难道某妓受到伤害后还要公开出示其下体吗?这岂不荒唐之极?!至于唐著引用胡适信件，说陈独秀的“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又有什么根据呢?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战友”就是沈尹默和汤尔和二人，他们两人都是陈独秀的好友，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出任文科学长就是他们两人积极推荐和蔡元培果断决策的结果，他们两人在连胡适都承认的陈独秀嫖妓的事实面前，主张取消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正好是出于公心和正义的表现，怎么能够说他们是为了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呢?看来，这位曾经留学美国的胡适博士，他所遵循的还是江湖义气那一套，在他的思想里，哪里还有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是和非的界限?在我看来，胡适的信，与其说是为陈独秀辩护，不如说是为他自己辩护。最近在网上看到，胡适自己在这方面也很不干净，他自己就是妓院的常客。总之，无论是胡博士还是引用胡博士高论的唐研究员，他们的这些谬说不仅是“十分无聊而肤浅”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其目的显然只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为陈独秀的丑闻辩护而已，是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和事实的检验的。唐研究员说沈尹默和汤尔和是“落井下石”，其实，就是陈独秀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他在晚年写给台静农的信里，曾经写了四首给沈尹默的绝句，托其转寄给沈尹默，现摘其中第一首于后：

　　“湖上诗人旧酒徒，

　　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

　　恨不逢君尽一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如果当年沈尹默曾经对他不是出于公心和正义，而是为了“洗刷自己而落尽下石”，陈独秀到晚年还会写得出这样饱含感情的诗来吗?

　　二、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

　　唐著《全传》说，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后，金陵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国民党政府提出本人要具“悔过书”，陈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但是，当8月21日，司法部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中说道，陈独秀原“处有期徒刑8年，……该犯入狱以来，已愈(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第二天，“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实之词。照顾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罗世藩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必须更正。但是，一向“实话实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既没有极力反对，也没有提出抗议，似乎是“默认”了。《全传》作者为其辩解说，“其实，陈独秀认为，经过上次考证和朋友帮忙，政府已经不让他写‘悔过书’了，这次再拒绝“政府明令”，怕生枝节，遂争取先出狱再说。”只是在出狱后第三天，他才给上海《申报》写了一个声明信，说什么“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云云，其实不过是玩了一点小伎俩而已，实际上就在这封给《申报》编辑部的声明信里，他也没有忘记向蒋介石丑表功，说什么“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此话实际上也是为了骂共产党是“称兵据地”和“闽变”是“企图称兵据地”都犯了“内乱罪”，以获得蒋介石的欢心。当时由于上海战局紧张，人们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各个报纸的篇幅都大大缩减，此信在编辑部“研究”过程中最后决定“暂不发表”，就是说，该声明实际上并未发表。而《全传》作者却用了《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作为小标题，为之掩盖，甚至还说什么此信后来披露时“人们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实硬骨头”(同上，788-801页)作者把读者当成了傻瓜，以为经过他这么一番掩饰和辩解，一个叛徒一下子就成为英雄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事实，任何人也篡改不了历史。我们要问：陈独秀在狱中究竟有没有“深自悔悟”?

　　我们在陈独秀给西流的信里看到他有这样一大段话：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态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徳、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说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具体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制还不如。(五)历史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只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的形式。”“(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更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6页)陈独秀这些话是1940年9月说的，他说这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提出的意见。也就是说，这是他从1933年10月被判刑以来这段时间进行“沉思熟虑”的反思所得出的意见。

　　而在他被捕入狱之前，他的思想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他1932年11月17日发表于《先锋》第5期的《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一文里看到的思想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他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诉求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够负担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之优点和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同上，第344-345页)这就是说，仅仅在六七年之前，当他还没有进国民党的监狱进行“沉思熟虑”之前，他无论是对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苏联的苏维埃政权都还是充满信心的，而在监狱里进行了“沉思熟虑”的反省之后，他就180度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的一些观点早在出狱前就已发生变化。举例来说，比如他在1935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其调子与过去就大不一样了，——原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复兴的保证，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功，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现在就开始批评中国共产党学习斯大林和苏联太快了。

　　又比如，陈独秀在被捕前于1932年10月1日发表的《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还说，“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的只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群众;一面是反赤化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无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转引自《全传》第654页)但是在他被捕只过了半年之后，在1933年4月14、15日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陈独秀就改口了，他说他与中共的“意见不同”，说他认为，“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照现在状况尚不需要有红军”。(引自《全传》第697页)正当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围剿之时，陈独秀也由主张赤化转为“不需要红军”。试问，如果没有红军又如何会有红色政权?而当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之后，为什么还要说“不需要红军”?试问：如果没有红军又如何保卫红色政权?如此自相矛盾，实在已经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再比如，陈独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民主主义已从一味崇拜转而持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它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达到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地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民主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任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但是，进监狱后，经过“沉思熟虑”，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了。他在1936年3月发表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一文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针对封建主义而言的，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目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口号和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苏联所实行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官僚主义，明显是为了响应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一贯主张。

　　再比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当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在一封信里曾这样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则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由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入狱后经过“沉思熟虑”，他的这一看法也根本改变了。虽然西文dictator一词可以两译，即既可译为“独裁”，也可译为“专政”，在中文里前者似有贬义，而后者则是中性的，褒贬都可用;在“沉思熟虑”之前，陈都用“专政”且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取肯定的态度，而在这之后，他就改称“独裁”并且大加否定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写道：“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在这里他竟然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独裁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把反对德意法西斯的苏联说成是法西斯独裁者的“本土”，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可说已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沉思熟虑”的反思蒋介石是很清楚的，他手下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统计调查局长朱家骅以及中统副局长、特务头子徐恩曾等也都是很清楚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方面对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一再大搞围剿，一方面对白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大肆屠杀，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和著名的进步人士惨死于他的屠刀之下。他还不惜重金用悬赏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头颅，同时对捉到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方志敏、瞿秋白等下令“就地正法”的办法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实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政策。但是对这个经过六七年“沉思熟虑”的反省而“深自悔悟”的陈独秀就大不一样了，给了他很多“优待”，让他可以住单独的房子，并且给他配备了两个书架和一张书桌，好让他可以读书写作;还让他的亲朋好友可以探监，甚至还让他的情妇可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乃至发生肉体关系。实际上，蒋介石与陈独秀之间的这种关系，彼此都很明白，只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能够说他们之间没有暗地进行条件的交换吗?显然不能。实际上，对于这种暗箱操作的条件交换，就是普通老百姓在也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在接受法庭传讯时，陈独秀就表现出了一副尊重法律、坦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的奴才相。他说他“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当亦愿受。”(转引自《全传》，第697页)这里陈独秀表示的“愿”、“望”以及对“罪”的“应得”和“愿受”，都表现出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顺从和对当时法律的敬畏，充分表现出了他愿意与官方合作的态度。这和唐著所说的“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见《全传》第791页)能够一致得起来吗?!这和时间与之相近的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问题上的铿锵有力的揭露相比，和后来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里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相比，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种种“优待”和“宽大”，都是以他承认“罪有应得”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的判决是很轻的，抓到方志敏、瞿秋白，蒋介石都是“就地正法”，而唯独陈独秀不同。直到1933年4月才进行法庭调查，由于陈独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被共产党开除是因为他的意见不同，特别是在红军问题上，他主张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而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而他与皖湘闽赣等省共产党不能合作，也是因为政策不同。章士钊在为其辩护时也说陈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由于陈独秀的这些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不同而与蒋介石的主张暗合，蒋介石对他自然也就乐于从轻发落了。与对别的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待遇不同，陈独秀只被判了13年徒刑。而判决一年后，由于陈继续“沉思熟虑”地积极反思，在他发表的文章里不断又有新的“表现”，国民政府又于1934年再次“施恩”于他，将刑期一下子由13年改判为8年，一次就减刑5年。而在三年后，即1937年又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明令”再次提前五年年释放。这一切，显然是和陈独秀的“沉思熟虑”的反思和“深自悔悟”的行动密不可分、互为条件的。陈对所谓“深自悔悟”的“明令”生怕“节外生枝”以后有变，采取了完全默认的态度。这一点甚至连他的表亲、和他一起坐牢的托派濮清泉(濮德志)都不以为然;如此丧失气节，实乃一个地地道道的软骨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硬骨头”

　　三、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极其严重

　　陈独秀表面上一生都在追求民主，这个我们当然也不必完全否定。但是他对民主的理解却是不断变化的。他最初讲的民主，其实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才知道有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最后，他又批评列宁以下包括斯大林和他所崇拜托洛茨基不懂得民主的价值，实际上又回到了一般民主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唐研究员竟然把它成是什么“光辉的升华”，这离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不过，考虑这里的篇幅，我们并不想讨论这样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要揭露他在言行上的高度不一致。

　　人们都知道，陈独秀的领袖欲很强，为人非常粗暴，他不能平等待人，不善于团结他人一道工作，开会也喜欢搞一言堂，存在十分严重的家长式作风。但是，这些，在《全传》里都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有什么批判的论述。看来，作者是下决心要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了。在我看来，为了了客观地真实地了解陈独秀其人，这方面的问题是非讲不可的。

　　陈独秀在1921年一大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有50多个人，他也并不很重视这个书记职务，但是共产国际当然要求他回上海赴任，他也只好服从。于是他从做陈炯明的广东教育厅长任上回到上海，开始履行他作为书记的职责。谁知，他刚一上任，就暴露出他这个在五四时期一直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非常追求民主的新文化人物，其实封建专制的思想作风非常严重。在这方面，和他一起工作的李达是有很深体会的。他在回忆文章里说，“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就怕他，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有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去，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他一看就大骂，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转引自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考察》，《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由于陈独秀的这种家长式作风，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当时一些同志包括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都不愿意与他在一道工作，先后都退了党。当然，这些人的退党也有其主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党内缺乏民主的空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陈独秀养成这样的不良作风，他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应该通过学习和自我改造，努力加以克服才是。但是他没有。在大革命中，他依然故我，不仅没有得到改造和进步，甚至还有增无已，愈演愈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事情是这样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时年仅23岁的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积极投入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徐克祥跟着蒋介石叛变，屠杀工农。陈独秀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应对。这时，任弼时起草了一个《政治意见书》，请陈独秀来团中央一道进行讨论。陈到团中央后任弼时接待了他，请他看这个《政治意见书》。他一边看一边骂“幼稚”、“荒唐”，而当他看到“为什么不开展土地革命”时，竟然恼羞成怒，把《政治意见书》给撕了。陈还指着任弼时大骂道：“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总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听了并不生气，对陈说，团中央的同志在二楼等着向你陈述意见。陈也没有办法拒绝，跟着上了二楼。任再次向陈读了《意见书》，陈再次大发脾气，没有等任读完，竟然就气冲冲离开了会场。这样的作风哪里像个共产党的总书记?

　　社会上形势进一步恶化。6月28日，汉口的《民国日报》刊登了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缴械的公告。29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举行会议，任弼时与瞿秋白一道来到会场，并且再次把《政治意见书》就交给了与会者。7月3日，中央开扩大会议，中央委员、当地活跃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了陈独秀准备的11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陈独秀做了发言。陈发言后，任弼时随即发言，要求宣读《政治意见书》。陈马上进行压制，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理直气壮地说，“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种权利?”陈一时气昏了头，语无伦次地说：“青年团国际的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该进行干预。”他竟然忘记，任弼时是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当然有权提议案，因此陈的话音一落，会场立即大哗。7月12日，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以上内容见李金明《任弼时执着革命二三事》之《三谏陈独秀》，载《人民网》)

　　鉴于陈独秀的教训，毛泽东多次一再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作风，主张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主张平等待人，主张团结同志，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在这方面，陈独秀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第八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

　　奚兆永

　　一、“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不能成立

　　唐研究员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影响的三个主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30年》，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其实，上述三个决议和党史著作并没有给陈独秀定什么罪，而政党本来也不是司法机关，是不好给它的成员定罪的。当然党有党的章程，有党的纪律，它可以对它的犯了错误或违反纪律的成员进行批评教育，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惩治处罚，目的也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和法庭宣布罪状、判处徒刑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实际上，所谓帽子，其实也就是对一些错误的称呼而已。所谓“十宗罪”，其实也就是十项政治错误，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极其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至于说这些极其严重政治错误都没有根据，是“莫须有”，都是强加于陈独秀的不实之词，更是不能成立。

　　我们知道，唐研究员所说的“十宗罪”或我们所认为的十项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都是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确立的，难道说，党中央对陈独秀有什么偏见吗?中央主要领导人和陈独秀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吗?那么，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后来的中央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陈独秀的头上呢?以下，我们就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一些批判性的论述。

　　‘

　　二，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本来，这一条我们也可以不讨论的，因为唐自己也认为这一条“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但是他又认为“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虽然自相矛盾，自己已经否定了自己，不过还是有再讨论、再批评的价值。特别是，这一条可以说是他其他错误的一个总根源，对它进行分析更有其必要。

　　严格地说，陈独秀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所主张的民治主义，其实就是杜威的民治主义，就是英美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1919年12月，也就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两年以后，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行民治的基础》的文章，大肆吹嘘杜威的民治主义，他说：“杜威博士在他《美国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就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他又说：‘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的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所以当初他们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走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杜威说的“美国联邦是由那些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说穿了就是由欧洲移民过来的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的资产者合并起来的资本主义共和国。陈独秀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像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然，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这种思想也不奇怪，我们似乎不必苛求于他。但是，半年之后，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他长谈几次后他的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懂得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问题是，他的这个进步只是别人灌输的结果，而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入的研究，因此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进步是不扎实的，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发生动摇。比如在大革命时期，在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认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也看不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地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还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至于农民，他虽然也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的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底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同上，第234-235页)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还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页)他显然不懂得， 在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世界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苏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完全可以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不需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应该发挥领导的作用，同时和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里本来是说得很清楚的。但是，陈独秀并没有真正掌握，却提出了让资产阶级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即使按陈独秀自己所说也是属于向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本来，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妥协退让。这种妥协退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里所说的投降主义，不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投降，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投降。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早就有所表露。18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以舰长李之龙为首的共产党人。这是一个信号，也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可是陈独秀不仅不进行斗争，相反，却在6月4日写信蒋介石对主张倒蒋的大泼冷水，而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什么“倒蒋必以却又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友意见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9页)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实际上，仅仅过了一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3月20日到今4月12始终迁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载《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由于陈独秀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不像毛泽东那样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还通过几年来工人的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力量，认识到了“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幼稚的工人阶级根本不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于是他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29年之所以被开除出党，当然与他的这个错误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莫大损失有关，同时也是和他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分不开的。 至于在他1932年10月被捕入狱后，经过所谓“沉思熟虑”的过程，又回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认识，竟然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科学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 ，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如果说，他在1920年夏曾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是前进了一步，那么，他现在则又大大地退后了一步。而唐研究员在《全传》里竟然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又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成是什么“大彻大悟，到达彼岸”，是什么“最后的思想辉煌”，其实，陈独秀最后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论述，不仅完全脱离了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最彻底的背叛。他还把二战中苏联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而人们都知道，英美等国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只是在1944年5月才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前，苏联以一国之武装力量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已经有四年时间，而且经过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扭转了战争的局面。这个事实全世界都知道，陈独秀1942年去世，至少也应该知道其相当一部分，怎么好像浑然不知呢?特别是，陈把苏联和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完全混淆了不同阵营的界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试问，如果没有苏联艰苦卓绝的对德作战，并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仅仅靠英美等所谓“民主国家”1944年在西线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就能够打败希特勒德国了吗?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最后消灭日本的关东军，仅仅靠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会投降吗?如果美国的原子弹真有那么厉害，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为什么在波茨坦会议上英美还要求苏联在三个月后出兵呢?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头头都不相信“唯武器论”，不相信一两件新式武器就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为什么曾经在人民大学这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重镇受过“母校栽培”的《全传》作者居然会相信这种“理论”呢?

　　把资本主义的民主看成是理想的民主，认为资本主义社今后会万世常存下去，居然把这种极其落后的历史观还当做科学来宣扬，这不能不令人为他的倒退而唏嘘不已!’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既不是什么“一次革命论”，也不是什么“二次革命论”。在中国，“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由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他在1905年写的《民报》发刊词里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我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其瞠乎后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他所说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两大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明显是受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影响，其实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主义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并不赞成孙中山所说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思想。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要经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革命也是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所谓“政治革命”乃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社会革命”乃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的性质不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也不同，它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无产阶级应该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把民主革命向前推到最大限度并且在条件具备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里的关键是一个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里就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当然，列宁的《两种策略》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翻译成中译本的，当时陈独秀无缘看到列宁的这些论述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也是在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以后才读到列宁的这本书的。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列宁1920年6-7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也有很明确的论述。这特别表现在列宁针对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讲的“六个必须”里面：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各国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资本主义前的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经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同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

　　列宁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落后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应该把反封建放在特别的地位，它要和资产阶级结成临时的联盟，更要重视农民运动，对资产阶级要既联合又斗争，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并且还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了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意见。可以说，这正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一个完美结合的策略。但是，陈独秀并没有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这个很正确也很切实的指导意见，相反，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虽然是一个重要分子，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农民数量虽然很大，但是他们分散、保守、易于苟安，难以加入革命，对于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他也很不满意，说什么是“过分了”，“糟得很”;实际上，他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他不止一次地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不过由于有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在，他也不得不对此稍作补充;但在根本上却是抵制的。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沙皇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他还说，“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同上，第239-240页)

　　可以说，陈独秀的观点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他先是“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革命成功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用他的话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陈独秀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3年6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1页)他甚至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2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只能是下一次革命即第二次革命的事了。

　　当然，陈独秀也提到了所谓特殊情况下有可能无产阶级也能够得到若干政权，不过这要由“机会”来决定，而“机会”又是不能预计的，想都不应该想，必须彻底断了这个念头才是。试问，这不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论”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陈独秀的这些“高论”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苏俄的革命实践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列宁，他在1905年进行反对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就已经注意到两种不同的策略，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而在1917年进行二月革命时，他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策略思想，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后怎么会出现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呢?关于二月革命，上世纪50年代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人都知道一些，现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这里不妨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由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巴库、下新城等地的工人罢工开始的，罢工迅速扩大，并且一天天地获得新的拥护者，出现了像1905年那样的革命形势。1917年2月18日(俄历)，俄罗斯最大的重工业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接着彼得堡大多数大企业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到2月23日(公历为3月8日)，女工们也响应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而工人们则用宣传总罢工的行动支持女工的示威游行。到2月26日(公历为3月11日)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变成为起义的尝试。当时彼得堡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出布告，要工人在2月28日复工，而沙皇在这之前也下令要他“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但是，这时沙皇的命令已经不灵，在26日出现了军人中有人向骑警开火的事情，工人们，特别是女工们积极地开展了争取士兵参加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局(负责人是莫洛托夫)当即发表宣言，号召继续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2月27日(公历为3月12日)，彼得堡的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起义的军人由早晨的一万人发展到晚上的六万人。接着，起义的工人和兵士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二月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应该说，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前锋并且领导了身穿军装的数百万农民进行的革命的成果。

　　陈独秀把二月革命的胜利归之于“资本主义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这个客观因素，这是说不通的。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而绝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自救”的战争，也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保卫祖国”的战争。同样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个个都忙着去“保卫”资产阶级国家去了，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为当班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转为革命，这样，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如果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对待这次战争，大家都去“保卫祖国”，哪里还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苏俄之所以爆发革命，显然不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客观因素来说明。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的工人的成分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由于沙皇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工厂里有相当一些工人当兵打仗去了，而补充进工厂的是一些觉悟程度较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远不像原来那些老工人那样具有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实际上是滋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土壤，结果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钻了空子，而这些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则成了他们的俘虏。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派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乘机在苏维埃里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结果把政权转给了资产阶级，痴心指望这个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自己的工作。对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揭穿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而让广大群众知道，必须用工兵代表苏维埃代替临时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机会”，而恰恰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说的：“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采取的是前者，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助手，结果大革命失败了;而列宁主张的是后者，所以才能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革命的转变，由民主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列宁在二月革命发生后的第35天即4月3日(公历4月16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他在第一天就做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在“提纲”中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还处于少数地位”，“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形成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者纠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提纲”里，列宁还提出了“更改党的名称”和“革新国际”的意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14-116页)总之，提纲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革命转变，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两个政权并存转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们说“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初苏维埃的势力还是比较弱小的——最初只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几个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苏维埃都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里，但是经过布尔什维克几个月的积极工作，情况就有了很大转变， 到了9月，俄罗斯的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了多数地位，列宁提出，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了，起义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即《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一文)中说，“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摇摆不定已经感到厌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234页)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和列宁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在这方面，唐研究员在其所写的《全传》“代序”里引述了贾文臣和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如果说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那么，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政府，然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说列宁也是“二次革命论”呢?他居然利用会上“众多权威学者”说“不能”而认定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见《全传》，第005-006页)本来，人们认为“不能”只是肯定列宁，而唐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对陈独秀观点的肯定。殊不知陈独秀的观点恰恰是违背列宁的观点的，怎么能够以人们对列宁的肯定作为肯定陈独秀的依据?真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如果问题就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的话，那么任何真正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和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列宁是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对于这一情况，列宁立即提出了改变的意见，因为这是革命能否转变的一个关键。列宁从未说过什么不管领导权是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民主革命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都要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样的话。把显然错误的观点硬强加于列宁，这是对列宁的极大的污蔑。很清楚，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与陈独秀所谓的理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处，硬要把它们混为一谈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在这方面，我建议唐研究员再好好读一读列宁的《两种策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对于这些理论和策略问题，不读马列著作是不行的。特别是列宁的有关论述，已经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问题，以及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还无视列宁的论述，议论什么列宁是不是也是“二次革命论”，那就未免太浅薄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唐研究员过去的著作里，他也是承认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的。比如他在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那本《中国托派史》里就明白无误地说，“也要看到，陈独秀犯错误又有其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5页)那时，他还生怕人们看不到陈独秀的这一错误，可是，后来竟然千方百计地为陈独秀掩盖和否定这一错误。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唐研究员的观点发生了这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自己的观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应该作出说明的;而作为读者，人们也有权要求作者对此作出负责任的交待的。

　　现在有些人一说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就认为是它们的指导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罢了。唐研究员也是这种观点。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根本上来说，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和整个东方殖民地与落后国家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正确方针的结果。这个错误不由陈独秀来承担，难道还要由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列宁和共产国际来承担吗?当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指导上有失误，对此中共领导人应该提出进行讨论而不应该盲目执行;如果盲目执行了，那执行者自己理应承担起责任，一概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国共合作究竟是采取党内联合还是党外联合并不是大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实行党内联合时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而且采取党内联合的形式是列宁和孙中山在世时就决定了的，那时斯大林虽然已经做了总书记，但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件往返中可知，即使是由斯大林起草的文件也是需要经过列宁同意才能发出的。列宁在世时斯大林还不是最高领袖，怎么能够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的错误?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这方面，列宁说得很明确，而陈独秀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生怕会把资产阶级吓跑，一再妥协退让，结果让蒋介石掌握了领导权，他也不敢斗争，还一再帮蒋介石说好话。陈独秀既然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怎么能够对大革命的失败不负责任呢?

　　必须指出，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不仅在《两种策略》一书里已经讲得十分明确，而且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里也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认为这是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加以拒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这个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实际上，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上很软弱的阶级，它既有主张进行民主革命的一面，又有革命不彻底的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剥削社会，如果它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过于彻底将会触及其本身的利益。所以，差不多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那些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出于“正确的本能”都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封建社会，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都是不彻底的。列宁曾说，“一切先进国家中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原来苏俄的无产阶级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了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继续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彻底性来说，不仅远远超过临时政府时期，而且大大超过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优越性所在。陈独秀不懂这一点，而毛泽东早在1925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筠的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当红军打下漳州读到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时，毛泽东更是如获至宝，并且把此书寄给彭德怀看，还用铅笔在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写《新民主主义论》是受了列宁《两种策略》一书的很大影响的。现在有人居然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我们庆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万万不可忘记陈独秀。”(贾立臣：《陈独秀实现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这位贾立臣先生，就是唐研究员大力推崇的所谓“否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第一人”，但是他竟然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转变的关键，也不懂得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也正在于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实际上，陈独秀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新民主主义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完全是南辕北辙!其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抬高陈独秀，贬低毛泽东!

　　至于唐研究员说什么“‘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知道，邓小平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也从来没有研究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怎么能够说“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呢?现在人们说的“邓小平理论”，那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提法。在唐研究员看来，改革开放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社会，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跟当年陈独秀说的“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脉相承，当然就可以将二者等同起来而没有必要反对“二次革命论”的问题了，而陈独秀违背列宁教导搞“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也就不成其为错误了。我们说，不对!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都有些人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来了，他们主张私有化，要全盘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后来的领导人，他们都没有公开主张过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他们主张“四个坚持”，主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说法和做法(如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并不正确，并且还出现过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这些当然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的。但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路线，将二者划上等号，为陈独秀的错误翻案，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唐研究员实际上是故技重演，他其实是想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但是他又失算了，这套伎俩，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他意欲否定社会主义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丑恶嘴脸。

　　第九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

　　奚兆永

　　四、关于“取消派”或“取消主义”问题

　　取消派或取消主义也是苏俄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俄国在1905-1907年的革命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且颁布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法。这样做就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所发布的宣言，因为宣言曾宣布沙皇政府未经杜马同意不得发布任何新的法令。这以后，原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成员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边远的的地区。按照新的选举法，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席位大大增加，而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则成倍地减少。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人们把6月3日称为“政变日”。与此同时，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数千革命者惨遭杀害。从1905年开始的革命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纲领。布尔什维克称他们为为“取消派”。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些人，像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不起考验，思想发生动摇，他们转入敌人的营垒，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主张召回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甚至合法斗争也要停止。这些人被称为“召回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就其思想来说，都是取消革命、否定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它们又都被称为“取消主义”。

　　陈独秀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如他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1927年11月12日写的《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中说，“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取得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斗争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力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非对于江苏运动，侧重于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陈独秀在这里所说，其实是反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这方面，斯大林于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所做的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曾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也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他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一道看作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同上，第606页)陈独秀显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打响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等待时机成熟，只是“侧重于经济的斗争”，哪里会有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全国众多命根据地的建立?哪里会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哪里会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当然，陈独秀似乎也没有顽固地坚持他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就在他写了这封信的第二天，即1927年11月13日，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上，第314页)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动摇的，而不是坚定不移的。不过，从长时期来看，我们发现，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经过若干年才谈得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这一思想又是是非常顽固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的国家的帮助下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明确的论断，竟然说什么“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众政权，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中大起来的》，1968年版)

　　陈独秀的这番话是1926年9月25日讲的，到了1938年8月5日，也就是12年之后，当他在《政论》月刊上发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一文时，他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讲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几乎是指着革命导师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大骂道：“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说法”。(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页)而仅仅20天之前，即7月16日，他还在重庆民生公司作了一个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其中还从理论上回顾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指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分析。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哪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以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之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与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和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画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上，270-271页)在这方面，他在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据：“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同上，第272页)

　　表面上看，他说的某些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他的这些有道理的话并不是他的发明，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即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里已经讲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决定事物性质的道理;但是在陈独秀运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时，由于他对于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我们显然不能只看城市而不看农村;而对于农产品，也不能只看经济作物而不看粮食作物，前者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发展，而后者则是农业的主要部分，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而粮食作物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商品率很低;更重要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不能把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而他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

　　这话的基本观点最早其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说的，而不是列宁首先说的。马克思当时说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原话最初是这样说的：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正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当然，陈独秀说“列宁说过”也没有措，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说法和陈独秀引用的并不相同。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不过陈独秀引用的的译文译得并不准确，它把“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译成了“俄国工人”。这样译虽然很简洁，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列宁的原意。正如马克思当年讲德国时还讲了“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列宁讲的“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讲的也是一种国家类型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类型，而不是专指所谓“俄国工人”，更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俄国所特有的问题。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把列宁原著所说的“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一句翻译成或说成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试比较“与其说......，不如说......”和“吃了......的苦，而不是吃了......的苦”这两种句式，前者并没有否定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而后者则根本否定了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的是“不仅......而且......”这种递进句式，其错误更是显而易见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列宁《两种策略》的中译本，陈独秀已经能够引用其中列宁的论述，那他显然也可以跟毛泽东一样，能够而且也应该读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有关论述，并且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自己作为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检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和陈独秀学习马列著作显然大不相同：毛泽东学马列，是要从当中寻求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而陈独秀学马列，其实只不过是猎奇，给自己装装门面而已。对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不过，既然陈独秀在这里提到了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托派文人之间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而且表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为了追求真理和正本清源，今天再对那场论战作一个简略的回顾，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曾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文人严灵峰、任曙等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积极撰文参加了这场论战。严灵峰说，“1929年回来上海以后，经过半年的实际观察，第一次在去年3月间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批评》的长文内，发表过对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与主张。......我们的结论：1.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这个社会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内部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怕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这整个中国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3.因为，帝国主义是推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因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造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必然会按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而发展的，并且学者还是继续发展的。4.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农村，不断地瓦解和侵蚀自然经济的结果。正确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生产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5中国的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是不能分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以至帝国主义的统治。”(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8-10页)

　　另一个托派文人任曙也鼓吹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帆船代表封建社会，那么轮船就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轮船已经大大超过了帆船(他提供的二者比例是98:2)，那就说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主义应该“一视同仁”，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转引自《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严灵峰和任曙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可以取消了，只等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实际上，在中国，帝国主义都是很明显的阻碍中国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影响，在严灵峰和任曙看来，他们却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只看到中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完全搞乱了敌我的界限。他们也看不到农民的力量和反封建主义的重要性。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王学文、潘东周和何干之等人的批判，由此而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经济论》，第47页)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对此，何干之作出评价说，“虽然这不是极严谨的定义，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色，在此可说已具有一个雏形。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见《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胜利，后来这个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采纳，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公认，以致何干之把他称为“划时代的贡献”。(同上，第37页)

　　针对托陈的上述错误思想，1945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请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写道：

　　“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页)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以来都被公认是一个很好的决议。由于它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将近一年的讨论制定的，有理有据，由胡乔木写成并经毛泽东修改定稿，最后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拥护，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研究中共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准绳。毛泽东对它很满意，把它作为附录放在自己的《选集》里。就是唐研究员本人在1994年出版《中国托派史》一书时，对这个决议有关陈独秀取消主义的论述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这本书中曾这样写道：

　　“(陈独秀)在写给中央的意见中，有些意见不无可取之处，......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意见中，也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

　　“陈独秀正确地看到了‘往下落’的形势，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革命应该全面退却。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在承认革命低潮的同时，看到中国特殊的国情，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而是在教条地搬用西方国家在低潮时的革命经验，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于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4年版，第52页)

　　在这里，唐研究员还非常明确地说陈独秀在革命低潮时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说他“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可是，时间才过了八年，当唐研究员在《世纪》杂志发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即《陈独秀全传》的“代序”时，“托陈取消派”就成了所谓“莫须有”强加给陈独秀的一宗罪名了。试问唐研究员，你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又如何能够把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统一起来呢?对于这些，难道你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的责任吗?

　　五、关于“托派”问题

　　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不同，苏联的托派是土生土长的，而中国的托派却是舶来品，是从苏联托洛茨基那里批发进口的。托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形简称。中国的托派实际上是由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因为受到托派理论家、该校副校长拉狄克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随着他们的回国，也就把托派的思想带回来了。

　　讲到托派，当然就不能不讲到托洛茨基其人。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和斯大林同年。不过两人的出身不同，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哥里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皮匠)家庭，其父早先曾在第比里斯的鞋厂当过工人，而托洛茨基却出身于俄罗斯亚诺夫卡一个富有的富农家庭，并且是一个暴发户。托的童年衣食无忧，家里有管家、厨娘和仆人为其一家人服务，当然还雇佣有农业工人为其进行农业生产。但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满意，他说，“我的童年既不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阳光灿烂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经受着饥寒交迫。我所经历的，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角落，中下层家庭的淡而无味的灰色童年。”(《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看来他所向往的是城市文明和贵族般的生活。1888年，托洛茨基到敖德萨读书，城乡文明的对比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乡村生活让他熟悉了农村经济。不过在我看来，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熟悉一些农村生活当然没有问题，至于要真正熟悉农村经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那是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做基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莱茵报》当编辑，但是由于过去学的是法学而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决定去研究经济学的;而托洛茨基居然说他9岁就熟悉农村经济了，这种大话人们能够相信吗?看来，托洛茨基是一个爱说大话，喜欢夸大其词的人。他为了表明自己的记忆力高人一等，竟说他还模糊地记得他吃奶的事，实际上，一个吃奶的婴儿大脑还远没有发育健全，是不可能有记事能力的。托洛茨基之所以在其《自传》里说这样一些话，显然是有其用心的。他在先后被迁居到阿拉木图、驱逐出苏联国境暂住于伊斯坦布尔以及流亡墨西哥之后这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回忆性质的书，既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关于别人的，而仅仅关于斯大林的的书就写了几本，当然包括《斯大林评传》在内。对于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人们自然会有怀疑，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的高超，于是就编造了这样一些神话。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一些具体事物(如地形、城市、房屋、人物)的记忆并不那么好，而强调他对抽象的思想的记忆特别强，因为有关具体事物的回忆容易受到别人的检验而被否定，至于抽象的思想的回忆就可以随他凭空乱说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提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批评他看不到农民的作用，他的《自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他9岁前一直在农村，强调他9岁时就已熟悉农村经济了，以证明不存在不了解农民的作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徒劳的。事实胜于雄辩，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清楚不过地说明，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的手段，他的那些观点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托洛茨基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七年级。他嫌这里太土气，学校的水平也太差。当时他的思想是很保守的。他在1896年17岁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被时代战胜了。他开始旷课，荒废学业，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结交了有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朋友。他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自己则在纯数学和革命之间游移不定，不过最后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一年后(1897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以后他进过监狱，也被流放过。后来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又流亡到国外，并于1902年在英国见到了列宁。列宁看他年轻，也能干，准备把他留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为此，列宁曾在1903年3月2日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由于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无好感，列宁怕他不同意，所以在信中把他夸赞了一番，而这也就成了他的一个资本。此信曾在他的《自传》里全文照抄了出来。本来，列宁是有心对他进行培养的，但是，他在《火星报》跟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更加亲近，而与列宁却不是那么融洽。在随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他没有站在列宁一边，而是追随于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之后，成了一个孟什维克(少数派或温和派)，而没有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或强硬派)。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才与区联派一道集体参加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来。在这十四年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孟什维克。而列宁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托洛茨基居然在他的《自传》里说什么他与列宁的关系从1902年见面到后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在这一时期间他和列宁的一些著述，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谎言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想借列宁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里，列宁曾经多次批判过他的政治错误、组织错误和理论错误，多次和他进行了用词十分激烈的论战;就是在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他和列宁之间也多次发生矛盾，常有格格不入之处。这里不妨讲几件事：

　　一件是关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苏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提出结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当时的苏俄，由于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参加了这场战争，国家被拖累得疲惫不堪，缺少粮食和燃料，交通也遭到很大破坏，人心厌战，迫切需要和平，结束战争，以便恢复经济，让人民休养生息。苏俄的和平谈判的提议遭到了英法两国的拒绝，于是苏俄又转向德奥两国进行谈判。谈判从1917年12月3日开始，5日签订了休战协定。由于当时苏俄的经济极为困难，人们普遍不愿继续战争，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几近陷于瓦解的局面;而德国却企图在战争最后夺取俄罗斯的某些土地，并且把波兰、乌克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变成其附属国。谈判是在对苏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得洛夫都认为，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作出妥协和让步，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愿作出让步。特别是托洛茨基，借口是为了德奥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是外交人民委员，是谈判的首席代表，他主张拖延谈判，坚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而不愿签字。谈判在1918年2月10日中断。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完全背离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使苏俄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本来，党中央还在2月18日就已经通过了列宁所主张的致电德政府立刻签订和约的提议，由于托洛茨基的故意拖延，结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2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只好接受德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条件而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无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一意孤行，使苏俄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这件事不仅反映了托洛茨基对列宁和党中央的不尊重，而且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时也说明他不善于审时度势，并且还有一意孤行的弱点。

　　再一次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虽然让他担任了红军总司令，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1919年后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却有有不同看法，曾以中央名义专门派遣斯大林等人到前线去纠正了他的错误做法。此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且不详说。

　　另一件事是处理日常工作的“小事”。托洛茨基办大事不行，连一些日常小事也办不好。1922年4月4日，当时担任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给担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我偶然地，但是是从一个熟悉情况和绝对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们在挨饿，这是一，第二，他们都对警卫任务异常繁重而无法学习表示不满。鉴于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1页)列宁提出的问题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语言也很客气。可是，信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以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回列宁的信中说，“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院的伙食情况，而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挨饿’;托洛茨基证实了警卫任务繁重，讲到为减轻警卫任务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搞机械化是很难实现的”。他还谈到小人民委员会拨了“150万战前卢布”用于扩建军事学校学员的住房。但是，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科里尼柯夫打算就这个决定对政治局提出控告。而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这封回信后，在上面做了许多批注：对“没有挨饿”一语画了两条线，对“没有”一词又画了个圈弧，并在上方打了三个问号。在“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员”一语中对“我”字写了批注——“他们不会对托洛茨基讲全部真实情况”，并在这句话上画了一条线。对“150万战前卢布”这几个字画了着重线，并在页边写了“?太多!”在最后一条意见上他画了两条线。(同上，第654页注释434)这里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交办的事是漫不经心的，他的工作作风和行政能力都是很可怀疑的。列宁没有再去找托洛茨基，隔了一天，即4月6日，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回信转给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去处理，并且写了一封信说，“我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消息来源我未指明)，军事学校学员在挨饿。这是他的回信。大概人们没有对他说实话。还是应该尽力弄清真实情况。”(同上，第388页)列宁认真负责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和托洛茨基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几件事，前两件当然是大事，后一件则是所谓“小事”，托洛茨基都没有办好。后来，列宁于病中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了若干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第一个札记当天就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其他几份札记则是在列宁逝世几个月后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5月18日在联共(布)十三大召开前几天交给中央委员会的。而在这之前的3月5日，列宁还口授了两封信，以绝密和亲手的保密等级发送给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谈到了格鲁吉亚和边疆区的问题，列宁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在这个问题上有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对少数民族不够谨慎，而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在调查中有可能支持了他。所以列宁希望托洛茨基能够和他站在一边。而给斯大林的信则是由于列宁的妻子曾经纪录了列宁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斯大林认为列宁在病中的作息应该严格控制，对列宁妻子记录这封口授信很不应该，说话很不客气。其实纪录口授的事是经过医生同意的，并非克鲁普斯卡娅的过错。她虽然答应斯大林把这件事忘记，但是后来她因为感到委屈，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加米涅夫，结果仍让列宁知道了。列宁对此十分气愤，要求斯大林向他妻子道歉，否则就要断绝往来。本来，斯大林的出发点也是好意，——是为了列宁的健康，但是由于脾气粗暴，说话不注意，结果造成了列宁的极度反感。实际上，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分歧。斯大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列宁的学生，在十月革命后，他实际上是列宁的副手，许多问题列宁都与斯大林商量，尽管他的名字远不如托洛茨基那么显赫，但是列宁对他的水平、能力和气质却是很欣赏的，因此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这就引起了自视很高而又颇有野心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极端嫉妒。他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曾说过这样一席话：“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创造性的想象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总的来说，这些话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是，说列宁重视斯大林的阴险并且说它是进行革命所必须的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后来不断上升而他自己不断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关键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还很不够，而列宁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却非常欣赏;同时也是他不懂得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所造成的。差不多与托洛茨基说上面一席话的同时，斯大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地点。他在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这一天中午，曾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一道在伏罗希洛夫家中聚餐，斯大林发表了祝酒辞，他说，“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如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部分和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它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虽然斯大林继续说：“关于伟大的领袖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部——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季米特洛夫插话：“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接着说 ：”不，不。主要是那些中层干部。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里记录的斯大林的这番话道出了托洛茨基等人为什么会被淘汰掉的真正原因。这是托洛茨基再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到的。

　　列宁在他最后口授的札记里包含有对斯大林很严厉的词语，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斯大林对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这样一件事。在俄共(布)十三大开会前，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列宁的意愿，向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了这些札记。不过十三大的代表，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些中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后，还是选举了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有人说，列宁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当总书记，是加米涅夫推荐的，列宁表示同意。选斯大林是一个谜。，只有一个人知道底细，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此表示确认，他说，“对，我确实知道是列宁推荐他的。”(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托洛茨基当然然是落选了。应该说，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一个目无组织、目无领袖、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而又缺乏实践经验、不会办事的人，能够当好总书记一职吗?我们即使不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仅仅就他在重大问题上对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态度，他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来说，他也是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的。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苏共选择了托洛茨基，苏联能够有后来那样的发展吗?社会主义能够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吗?事情显然就不是那样了。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开始阶段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常常被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们人为地夸大了。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曾经写过一篇《论列宁》，文章到处把自己与列宁并列，随心所欲地夸大自己的作用。对此，斯大林在稍后于1924年11月19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绝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的会议纪录。出席会议的有......     共25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决议以20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3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5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责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的说法怎能符合呢?.....

　　但是，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意志的执行者。......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页)

　　应该说，斯大林的说法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他虽然批评了托洛茨基及一些流行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明显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可是，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就不同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诋毁斯大林。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按照他的偏见，斯大林几乎一无是处。他看不起斯大林的家庭出身，说他得的天花是平民生的病;相形之下，以表现自己出身高贵。他还说斯大林是“亚洲人”，他甚至发表大俄罗斯主义的看法，说格鲁吉亚人“懒惰而无能”。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了解得很差的。他还笑斯大林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写的文章没有他多，等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完全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实际上，从文化程度来说，托洛茨基并不比斯大林高，他们两人的学历都不算很高，托洛茨基没有上过大学，斯大林的学历实际上还比他强一些，他幼年是在家乡哥里的东正教教会办的初级神学校读的，他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够称为一名神父。哥里有一家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据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几乎读完了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藏书”。14岁时他被学校保送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由于沙皇把俄语定为“国语”，上课都要用国语，而且还要学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这样，俄语虽然不是母语，但是他的俄语表达能力已经很强了。此外，他还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斯大林对于希腊神话故事也是很熟悉的。在这里，他还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和自然科学和哲学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外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小组有了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早在神学院读书期间，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据一位曾和丘耶夫一道访谈莫洛托夫达70次(全部访谈140次)的绍塔.伊万诺维奇(他是研究历史的，但1977年还不到50岁就突然去世，未参加以后的访谈)在一次访谈时插话说，“斯大林在教会学校曾经抄写过全部《资本论》，这个学校有一套这种书。”莫洛托夫没有否定他的看法，却感叹道：“只有英雄豪杰才能读完《资本论》啊。”(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我在前面曾经说到，莫洛托夫曾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49年底以前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或没有通读过《资本论》而并非根本“没有读过”。而从莫洛托夫的这一感叹可以看出，他自己也并没有通读过全部《资本论》，但他却因此说毛泽东只是一个特卡乔夫(18世纪俄国的英雄人物)式的农民领袖，离马克思主义者甚远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看他是不是读过《资本论》，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观，看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过，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底与莫洛托夫谈话之前没有能够系统地阅读过《资本论》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方面，斯大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部《资本论》抄写了一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学习，不说别的，单就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刻苦好学的精神，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他的扎实的理论功底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所缺乏的。

　　至于斯大林是否出过国以及他的外语水平，由于沙皇的黑暗统治，十月革命前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差不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先后到芬兰、瑞典和英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出过国呢?当然，和托洛茨基比，由于托在在敖德萨读中学时曾学过德语和法语，而且由于长期在国外流亡，能够说两三种外语，而斯大林在革命前许多时间都是在监狱或流放地度过的，去国外的时间当然也少得多，但是绝不能由此说他一种外语都不懂。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在回答丘耶夫的提问时也说到了。丘问：“斯大林懂一点德文吧?”莫答：“他到过欧洲，懂一点。”丘问：“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引者注)说话他听得懂吗?”莫答：“不，不懂，连我也听不懂。”(同上，第311页)最明显的证据是，他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就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写成的。应该说，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俄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语或非本民族语言。他对俄语十分精通，在工作中还常常批评一些人写的文字里有“文理不通”的现象。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福列夫在其所写的回忆录《生平回忆》中曾经讲到他的一次经历：一次，由斯大林口授，而由他草拟文件的情形：斯大林看他把主词写在宾词的后面，就说，“您这样不太顺当吧?应当这样才对”，于是把它改了过来。后来，雅可福列夫又很认真地把俄文文法温习了一遍。莫洛托夫也认为斯大林的俄语说得很好，就是有时也会把重音搞错的现象。当然，斯大林的论著没有托洛茨基那么多，据说，托洛茨基出版的全集竟有一百多卷之多。但是论著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理论水平。关键还是论著的质量，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论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扎实，不仅很有分量，而且很有特色。列宁很早就发现斯大林是一个很杰出的理论家。我们知道，列宁在1904年初为了反对经济派曾经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的书名写过一本《怎么办》的理论著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斯大林读到后深感它的重要，于是在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从外部灌输”的文章，即《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不是重复列宁的论述，而是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阐述，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国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把斯大林称作“高加索的列宁”。当时侨居国外的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去《略论党的意见分歧》(斯大林的未署名著作)一书，并且定期寄去他们编辑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在收到斯大林的书和报纸后，还专门发表了一篇书评——《无产阶级斗争报》，对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该文的观点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页)请注意，列宁在这里用了“绝妙”这样一个极具褒义的形容词，其欣赏和满意的程度真可谓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列宁还在自己写的书评里把斯大林文章的观点分成四个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同上)

　　七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泛滥，民族问题成了除农民问题以外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又想到了斯大林。此时的列宁正侨居于波兰的克拉柯夫，他要斯大林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要和他研究《真理报》的问题，并且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另一方面就是想让他写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而为了搜集资料的方便，他建议斯大林去维也纳，因为那里有维也纳大学，在欧洲也是一个学术重镇。斯大林于1912年11月到了维也纳。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篇“大文章”，分三期发表于《启蒙》1913年的3、4、5期，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单独发行。对于斯大林写的这篇论著，列宁倍加欣赏。他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关于民族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3页)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列宁在九个月后写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时又一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4页)。我们知道，列宁在这段时间也写过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但是他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首先要提出来的”文献而加以特别的推荐，可见他对斯大林此书的重视程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斯大林是“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而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里的译文则有所不同，那里译为“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 第一版，第73页)显然，“卓越非凡的”要比“非常好的”译法要崇高得多。经查列宁原著的俄文，这里用的是чудесный一词，该词的词根为чудo(即“奇迹”)，而作为形容词则有“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绝佳的”等意思;显然，将其译为“非常好的”是太一般化了，这就跟说oчень хорошо差不多了，相比之下，译为“卓越非凡的”与原意显然更加切近。当然，如果译为“神奇的”或“奇异的”或“绝佳的”就更符合原意了。不知中文第二版的译者为什么要把原来列宁极为称赞的一个褒义语词改译成为一个极为一般、极为普通的语词?是不是认为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不高了，应该用较一般的词语来淡化一些呢?但是，这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理应照直翻译，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做这样的改变呢?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建议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人，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这个词语的改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在媒体上作出公开的说明;如果确实是改错了，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这一错误。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出于他对斯大林的嫉妒心，走得更远。虽然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高度评价他不敢公开否定，并且承认斯大林“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但又到处散步流言蜚语，说什么“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在他笔下，斯大林简直成了一个极其笨拙的小学生，这篇著名著作根本就不是斯大林写的，而是在列宁的启发和监督之下写成的，而且在写成之后列宁还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列宁为什么还要说斯大林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呢?这不就成了列宁是自己赞赏自己了么?这说得通吗?托洛茨基还援引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的话进行他的“论证”，他说，“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许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熟悉了在那里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亚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这些话可以说全都是托洛茨基的凭空想象和无中生有的捏造!不要忘记，那时的托洛茨基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还是一个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些事，他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内容呢?关键在于，斯大林早已不是一个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作者，而是一个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的理论家，列宁之所以要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的文章，正是由于对他已十分了解，特别是他七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阐述“从外面灌输”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列宁甚至用“绝妙提法”这样的词语来盛赞它。再说，当列宁子2月上半月与他谈话时，斯大林早在一月份已经把文章写好了，他在文章末尾清楚地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地点是“1913年1月于维也纳”而且，《列宁回忆录》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的文章是“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研究民族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这些事实都说明，正因为斯大林在之前写了这样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列宁才会“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并且和他“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托洛茨基却硬要把斯大林论著说成是列宁与他谈话、进行灌输的结果，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捏造。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谎言还不够完善，于是又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后面几页里讲述列宁对青年革命家波利斯的一封信里对他写作进行帮助的一段叙述：“我回忆起伊里奇对缺乏经验的住着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致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租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人。......”(同上，第248页)来说明斯大林的文章是列宁指导下写成的。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进一步加油添酱地写道：“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宇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遇，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有受过什么据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困难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着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里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笔迹。”(《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在这里，托洛茨基好像看到了斯大林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布哈林在维也纳给他选择引语和确定文章结构，列宁在克拉柯夫为其校改，甚至列宁的“笔迹”他都看到了。真是神奇到了极点!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如此的蠢笨无能，整个文章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贡献，斯大林什么都没有。人们要问，既然如此，列宁为什么要让斯大林写这篇文章?干脆列宁自己写得了，或者叫布哈林写得了，何必要斯大林来写呢?问题还在于，列宁对斯大林此文评价甚高，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称此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里”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文献。这合乎常理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说什么克鲁普斯卡娅“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导师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实际上，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写的，这里所涉及的内容都属于第二部的《克拉科夫1912-1914年》一章，根本没有什么“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她不过是把发生在1912-1914年的事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罢了。有关斯大林到克拉科夫的事发生在1913年2月，所以放在这一部分里面叙述，这很自然。至于说到波利斯，那是因为后来列宁曾到维也纳看望布哈林，并陪妻子到伯尔尼作手术(当时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陷入残废状态)，而在回程路过慕尼黑，于是又去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波利斯见了面。波利斯写的第一部著作《论俄国农民的分化问题》于1912年出版，出版后给列宁寄了一本;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列宁曾经写信给他以帮助和指导，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于是又回忆了这段经历。托洛茨基把《列宁回忆录》的这段回忆说成是克鲁普斯卡娅为了维护列宁的著作权并且把它和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说成是同一类问题，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本来，在革命同志之间特别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提供这样的帮助完全是应该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权问题，更谈不上是什么“列宁的一部分著作”“为别人所篡夺”。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的丑恶灵魂，他满脑子是“知识私有”的观念，名利思想极其严重，根本就说不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列宁在1913年2月14日给高尔基的信已经可以说明一切：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卓越非凡”的，是“他”即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埋头给《启蒙》写了一篇大文章”，并且也正是“他”即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造谣中伤，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诬陷罪。但是，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这些明显的谣言居然还有追随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郑异凡研究员，他在《布哈林论稿》一书中介绍布哈林时说，“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搜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根据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到过欧洲，懂一些德文”，虽然在听说方面还不行，但借助于词典搜集和翻译资料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对他也很佩服，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再说，布哈林当时到维也纳的时间也还不长，他既要听庞巴卫克的课，又要准备写《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而他对于民族问题也并没有研究过，又怎么能越俎代庖去当斯大林的资料员呢?当然，同志之间进行一些帮助也是会有的，但绝不会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布哈林提供的。

　　斯大林后来还发表了许多名著，如《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汇编的《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全集》;50年代以后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对于语言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还指导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者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后者则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难怪人们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称作“马恩列斯”四大革命导师，把他们四人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他们的著作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数量很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就其影响来说，根本不能与斯大林相提并论。首先是列宁，对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批评的。列宁在世时，经常和他论战，说他“理论一窍不通”。在我国，从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托洛茨基读本》两书来看，这些应该说是他的精品力作了吧，但是人们还是看不到他有什么高水平的可以传世的理论著述，而许多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却是大可争论一番的。

　　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有一篇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第50期;紧接着，孟什维克的头子马尔托夫也在《新时代》第5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两篇文章观点相近，互相补充，好像是姊妹篇。列宁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寄给了考茨基，大概是由于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同属于中派的缘故，对作为左派的列宁的批评文章竟然拒绝发表，只是经过列宁交涉，他的文章到1911年4月29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托洛茨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调和主义的倾向，他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原则分歧说成是这样的：“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是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壮大问题。革命利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线程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订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在他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不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是所谓知识分子迁就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产物。他认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出现了涣散的现象，两派都在瓦解的过程中。而“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同上，第58页)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列宁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露了他的这一观点的倾向所在。列宁说，“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50页)列宁在文章里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胜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第二，这种错误表现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排挤出去这一点已经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做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同上，第365-366页)列宁还说，“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同上，第366页)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对托洛茨基此文的批判，不仅涉及到这篇文章本身，而且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和人品的整个看法：列宁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说他是“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是说他人品之低下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而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篇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郑异凡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正面作品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地编进《托洛茨基文选》，这件事，显然也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出版事业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认为，一切反面的东西都不能出版;为了探求真理，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反面的东西当然也可以甚至也必须出版，但是却绝不能把反面的东西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宣传。但是，这本《托洛茨基文选》并不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见《<人民文库>出版前言》，载《托洛茨基文选》扉页)而在该书的《编者说明》里，也完全是“纯客观”的介绍，实际上是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同情和赞扬，不仅没有指出托洛茨基的任何错误，倒是一再提到斯大林的错误，而对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述，编者竟然浑然不知，实际上是佯装不知，一字不提;在《编者说明》和整个《文选》里甚至找不到一句对托洛茨基的带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良莠不辨、是非颠倒的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年轻一代带到哪里去?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不断革命》一文了。本来，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是选集》地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叫做“革命社会主义”，后来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从而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自此以后，原来称作“革命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了。为了更广泛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里的有关内容摘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其一开始就是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不断革命，就是不仅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且要消灭这些差别的基础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三个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从前者到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革命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以及他们之间的顺序显然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可是，被列宁称为“理论上一窍不通”的托洛茨基却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同的不断革命论。他说，“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社会改革过程，并从西方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重印本序，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但是，《托洛茨基文选》没有采用这个早期说法，而是采用了他1929年的晚期说法。问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由于他的早期说法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批评;他显然是想用二十多年以后的晚期说法来掩饰其过去的错误。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文章的第一条里可说是暴露无疑。他说，“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完全彻底地使问题走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意见分歧的回忆领域，而成了关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针对欧洲革命说的，而托洛茨基把这一理论变成了一个俄国的问题，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居然还让人走出过去分歧的回忆领域;更有甚者，他居然批评所谓“列宁的旧公式”!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把马克思说的欧洲革命变成了俄国革命，并且把它和西方革命的支持捆绑在一起，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还把不断革命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它是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是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事物的发展与变革应该是由内因引起，外因只能起某些影响的作用，以国外的力量代替国内人民的斗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

　　在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里，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斯大林也早已给予了回答。看来此书编者对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赞成的。问题是，斯大林用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还用苏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向全世界证明了他领导的正确。还是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里说得好：“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鲁迅的话是1936年6月10日说的。后来的事他没有说到。我们知道，在1937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从1940年6月起，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战略退却到战略相持，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转入战略反攻，最后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把红旗插到了柏林的上空。可惜，托洛茨基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随着托洛茨基的去世，人们已经渐渐地把他忘却。但是，斯大林却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当然反对他的人总是有的，那也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而已。当然也不能太小看他们，他们的反苏大合唱，在里应外合之下，居然把有73年历史的苏联给搞垮了。这是一个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对此，我们显然应该没齿不忘，深深记取，永远引以为鉴，而绝不能重蹈覆辙才是。

　　当然托洛茨基在组织建立红军、指挥国内战争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他曾被人们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而他的头像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曾与列宁的头像并列悬挂之于许多公共场合，使他得到过一些虚荣。应该说，这也是战争时期常有的事。我们中国在战争时期乃至在解放初期不是也曾把朱德的头像和毛泽东的头像并列悬挂过吗?不过，托洛茨基指挥国内战争只是在前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缺乏他实践经验，又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所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往往是错误的;只是由于1919年初以后列宁派出了斯大林等人去东方前线、西方和南方前线巡视，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并上报中央批准执行，才使战局发生了变化，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才是真正功不可没的。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布)的反对派，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充当的角色一直是负面的;他一直是一个消极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苏联后来的巨大成就和他是无关的，而苏联的最终垮台，倒是有他一份“功劳”在内，——他完全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列宁为了让他和斯大林和解，曾经派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到南俄前线的察里津与他汇合，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一做法当时虽然还不敢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私下还是表现出了不满，说了一些他们两人的坏话。后来他在《自传》里引用列宁的信时还在信上插了两个很不礼貌的注，表示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这也说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托洛茨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对于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由于骑兵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受中央派遣到察里津去，对于解决至关紧迫的粮食问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还妥善地解决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伏罗希洛夫作为铁路工人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曾被托洛茨基任命为军长，但他对斯大林非常崇拜，一直跟随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且屡立战功，多次获得红旗勋章，成为苏联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电影《保卫察里津》曾经纪录了这一段历史。当然对于拍这部电影，托洛茨基肯定也是不高兴的，不过那时他早已经成了历史，再也无法管这种事情了。

　　问题是陈独秀为什么会对托洛茨基情有独钟呢?说穿了，那不过是因为陈独秀的一些看法与托洛茨基比较接近。据唐著《中国托派史》所述，1929年5月，彭述之、尹宽、郑超龄等人自苏联归国，陈独秀得以见到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几篇文章，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3页)说得不好听，陈独秀崇拜托洛茨基实际上有一种可以说是“自恋”的成分。从此，陈独秀把托洛茨基当作“知音”，乃至当作崇拜的对象，一脚踏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在看到托派的主张的问题之后，也没有勇气与之公开决裂。

　　令人遗憾的是，被陈独秀吹得天花乱坠的托洛茨基写的这些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文都没有收进郑异凡先生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不知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应该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有很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将这些材料公开，并且积极地开展对它的批判，它就能够很好地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大大增强人们对于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力。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叶永烈的《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一书对此曾有介绍：1946年元旦，蒋介石做了一个长篇广播演说，大讲什么军队要必须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这明显是一个撕毁双十协定，要发动内战的信号，毛泽东当即决定，将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让胡乔木撰写了一篇长篇社论进行批驳，让它起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为什么郑异凡先生就看不到托洛茨基这这两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托洛茨基掩饰其错误呢?

　　前面已经说过，把大革命失败归之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很皮相的说法;关键不在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关键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就明确说了的，虽然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里也曾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长期没有译成中文，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由个人来负责。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又是不可推卸的。现在好了，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了，陈独秀如获至宝，他现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这样一来，他对大革命失败就没有责任了，而且还可以以一贯正确自居，他在精神上也就可以得到彻底解脱了。这是他很快就皈依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就与他完全不同，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己，他在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并且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陈独秀却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错误的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被历史所淘汰。说到底，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不能出以公心，总是患得患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就谈不上有坚定的信仰。革命前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瞻仰毛泽东故居后曾题词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诚哉斯言!毛泽东至今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而陈独秀呢，尽管曾经风头一时，当过“五任总书记”，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功过相比，那就明显是过大于功，现在除了一些右派精英外，还有谁不承认正是他才是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历史罪人呢?

　　应该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其实也并不相同，如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托洛茨基并无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两人在不重视农民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很用功，都喜欢自以为是，而且都主张个人自由而不愿意受到组织的约束。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在1903年就成了孟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也并没有改掉这个劣根。如前所说，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是这样，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1920-1921年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1926年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他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职务;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在他们为联共(布)15大准备的的文件里竟然甚至公开提出，“1.要求党内民主，党内有搞派别活动的自由。2.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3.要求公布列宁遗嘱。4.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英国、德革命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文件被斯大林称作反党文件，不准印发。(见《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页)在这方面，陈独秀几乎也是一样。他在1927年曾经写过一首《国民党四字经》，其头两句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虽然这是说国民党的，但是，在他看来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在共产党内要做反对派，后来成了托派，而后又在托派里又当反对派，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看来说得也不错。但是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组织反对派的，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之被开除出党乃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

　　说陈独秀是托派，有什么“莫须有”可说?有关他崇拜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致反对列宁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他还当过中国托派的书记，并且还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情况，反映中国托派内部的争论，而托洛茨基还一再希望他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总理事会，或到美国去生活，这些材料现在人人都可看到，而且在唐研究员写的《全传》和《中国托派史》里都有介绍，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唐研究员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在这方面，可谓是铁证如山，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来补充证明吗?

　　六、关于“汉奸”问题

　　至于说陈独秀或托派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在唐著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产国际和王明、康生两人的所谓诬陷，还对《解放》杂志、《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进行了批评。其实，更早提出托派汉奸问题的是鲁迅。早在1936年6月，在鲁迅病重时，托派头面人物之一的陈其昌以为可以利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拉鲁迅跟他们托派走，于是给鲁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该信如实地反映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和和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他们拉鲁迅下水的意图。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繆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写这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又为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谬尼斯脱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不拥护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做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经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盘被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现在我们受到各投机分子和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沦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X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XX  六月三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鲁迅是什么人?他的头脑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看问题尖锐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陈其昌来信的恶毒用心，这封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写道：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骂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前面刚刚引过此内容，从略)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引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拿这一手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页)

　　鲁迅在回信里没有说托派是汉奸，但是他说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论”“不免要从天生掉下来，掉到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个“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就是最肮脏的地方，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方面，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陈其昌寄给鲁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员们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实际上，油印的只是一些传单，而他们的机关报刊和小册子却是很正规很整齐的铅印出版物，其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题还在于，鲁迅指出他们的刊物所宣传的内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并且还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这究竟是什么言论和行为呢?这不是汉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陈独秀在抗战开始以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前面我在批驳唐研究员关于“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第一人”的说法时就已指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谈敌强我弱，散布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论。这明显是一种受日本侵略者欢迎而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汉奸言论。问题是，他一直在宣传这种失败主义的主张。比如，他1938年写了一篇题为《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文章说，“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文章还现身说法，说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我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最后的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一回做法真要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文章还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人、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战，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先见到这一胜败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宣传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同上)这样的诡辩，正像鲁迅早在1936年时就说过的，真是一个“高超的理论”!应该说，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以个人承认或不承认为转移的。大革命失败了，你不承认行吗?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必须用客观实际来衡量，而绝不能以主观的判断来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是，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长期地看，它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速胜，而必须经过持久的战争，但最后的胜利却肯定属于我们中国。问题是，个别战役的胜败并不能说明整个战争的胜败，但是它也会对整个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初战对以后的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很注意这个“慎重初战”的原则。陈独秀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坚持“战必败”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准备战败以后对日本继续抗战。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令人匪夷所思。在战败之后，中国已经“一败涂地”了，已经亡国了，哪里还有继续抗战的力量?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所谓“从与国”(特别是苏联)身上，但是，他又坚持反对斯大林，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说苏联是法西斯国家，如此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又怎么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呢?也正如鲁迅早在1936年所说，他的这套高超的理论只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而中国的老百姓是绝不会欢迎这些理论的，称其为汉奸理论又有何不可?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把批判的矛头集中于王明和康生身上，这当然是很方便的，因为王明在上世纪40年代的整风中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他又不愿认错，跑到苏联而不归国，早已成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而康生在生前和逝世时虽然受到高度评价，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被重新评价，成为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把罪名加到他们两人头上，当然是再方便不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当时，在30年代，他们曾经是共产国际的执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在他们回国前夕，斯大林还曾在1937年 11月11日召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他们两人以及准备接替他们工作的王稼祥一道到到克里姆林宫谈话。斯大林曾十分强调地说，“‘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要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而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的记载，就在四天前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斯大林还曾就包括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的苏联国家的敌人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看来，所谓汉奸问题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的那样是王明和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问题是，斯大林为什么对托派如此仇恨?这当然不能用两人的个人恩怨来解释。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对托派所取的态度就可以了然。关键在于，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欢迎的，正如中国托派的所作的一切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一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苏联，指向各国共产党，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而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的一支别动队;对于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与之坚决斗争吗?难道不应该将其肃清吗?我们革命的对象既然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么，对他们的帮凶和走狗难道还要讲什么情面和客气吗?!

　　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康生1937-1938年间发表于《解放》周刊第29-30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作一些讨论。该文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党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的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双簧戏。”(转引自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21页)

　　此书编者尼司对陈独秀是比较同情的，他引用康生文章的这些话时说它们“令人看了惊异的话”，但是他也承认，“陈独秀数月以来，逆来顺受，连起码的声辩也没有。有人去问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觉得奇怪。”(同上)这显然不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显然有难言之隐。因为，1931年时离他加入托派的时间还不久，对托洛茨基还相当崇拜，托的有关世界革命的理论对他还有很大影响，而那时的托派由于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破裂，在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活动经费根本没有着落，因此通过旧时相识、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高官的亲日派汉奸唐有壬(唐曾在1919年在北大任经济系教授，“九一八”时任交通部次长)从日特处获得每月300元津贴也不会嫌其少，况且还有“待有成效后在加之”的承诺在后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拿出什么事实来进行反驳。而另一位陈独秀的研究者任建树在其所写的《陈独秀大传》一书里对此则作了否定的分析：一说是康文没有指出时间地点人物，殊不可信;二说是300元津贴数额太少，也不可信;三说是“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不像日本人的语言，日本人是不会说自己“侵略中国”的。我认为任建树说的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第一，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时间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地点是在上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托派中央正好就设在上海，而唐有壬也在上海与日特川岛芳子作了情报交易。至于人物，康文也明确指出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代表托派中央，而唐有壬代表上海日特机关，都有名有姓。何言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第二，日特机关每月支付300元津贴，这数额看似很少，但是，在1932年时这300元大洋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数字。1930年，北京社会调查所曾经对2000多户工薪收入家庭进行调查，其平均收入只有16块大洋。当然，作为活动经费来说，是偏少了一些，但是，陈独秀等托派当时已经十分穷愁潦倒，有文章说陈独秀在没有钱花时常常跑到东亚图书馆汪老板(汪孟邹及其侄子汪原放都是他在安徽办《俗话报》时的老熟人，后来办东亚图书馆陈独秀也是股东之一)处去磨磨蹭蹭，汪知道他没钱了，就拿些钱给他，当然这些钱后来陈独秀曾用重印《独秀文存》的稿费给还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津贴的钱不多他也是会接受的。实际上，任建树在其所著《陈独秀传》里也曾说过，“‘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任建树：《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我们知道，陈独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唐有壬也是那时到北大任经济系教授的，他们之间既有同事之谊，陈当然也会利用这种关系去筹款的。第三，所谓“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人谈判用的语言，而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的指示和要求;实际上中国的托派即使没有这个津贴也是这样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是针对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当机立断，主张不杀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而托洛茨基则与之相反，把中日战争说成是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因此提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样极其错误的口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托派对抗日根本不积极，他们的所谓抗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搞的是假抗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陈独秀之所以在康生文章发表以后几个月都不出来讲话，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觉得他逆来顺受，感到很奇怪，其原因就在于，陈独秀要否定这些事实，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因而只好选择“开口为银，闭口为金”之一途了。直到1938年的3月16日他的同乡、故旧和一些有亲日倾向的国民党政客才拼凑了一个只有九人参与的公开信，想助他一臂之力，但这个公开信也未能对康文所揭露的基本事实提供任何反驳的材料，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而已，因为他们并没有将康文提到的事实进行真正的辩驳。。

　　在这方面，尽管唐研究员一再为之“辩诬”，但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同样也没有拿出任何足以否定的证据来。这里还要说一说康文所说的唐有壬其人。唐有壬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曾任北大教授，以后又于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做官，先后任交通部和外交部次长。其亲日倾向十分明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上海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情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此类信息殊具战略意义，致使日本在优势条件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争。事后，唐有壬受到追究，而他居然藏身于川岛芳子宅内，时间长达两周之久。他还与华北大汉奸殷汝耕一道搞汉奸外交，致使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造成了中国巨大损失。此人深为中国广大民众所痛恨，于1935年12月25日被中华抗日锄奸团击毙。托派与这样的汉奸进行谈判，收取其津贴，实可谓是狼狈为奸，乃一丘之貉，而为彼等进行所谓“辩诬”，则是完全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唐研究员还引用了新版《毛选》的注释作依据。注释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毛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70页注释)请注意，这里是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不就清楚地揭露了托派的抗日只是“宣传上的抗日”或口头上的抗日，而不是行动上的抗日;而在行动上，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在行动上，充其量也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连国民党也不如，因为他们也反对抗日的国民党。而唐研究员居然看不到《毛选》新版这个个注释的实质，说什么这个注释“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全传》，第012页)这样的解读真让人啼笑皆非。明明注释说的是托派只是“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到了唐研究员那里经过斩头去尾的手术后就面目全非，变成了“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试问，这么一个只是“宣传上主张抗日”而在行动上“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托派，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抗日的”吗?当然，这个注释说“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和日本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共产国际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领导机关，而不是清谈馆，更不是街谈巷议之所在，它在世界范围搜集情报，为的是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而绝不只是在那里清谈一番而已，用“流行着”一语显然有欠准确，也是很不严肃的。当然，他们的情报也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像在1930年初发布的毛泽东因患肺结核而病逝的讣闻就不确，但这绝不是什么诬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就是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汇报情况的信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托派言行的反动性质。他在1938年11月3日(另一处写为1939年X月，由于此信译自托洛茨基档案，后一个时间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收到此信的时间——引者)写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曾经谈到中国托派的现状，特别谈到了所谓“极左派”的种种问题。这里要顺便说一说，在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语言里，都把“极左派”和“极左主义”一词当作贬义词使用，现在一些人讲话写文章也有类似情况，开口闭口“极左派”如何如何，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语里，“极左派”指的就是共产党，是一种很正面的说法。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参加同一运动时曾说，“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恩格斯的这些话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极左”一词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和其他阶级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参加某一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胜利并不是他们的最后胜利，作为极左派，一切胜利都是有阶段性的，在达到今天的胜利之后，它们还要继续不断地革命下去，直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是有阶段的，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就体现了革命的阶段性;但是，革命也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的，是没有止境的。大家知道，毛泽东就说过，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还是要继续革命。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的。在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曾经讲到托派(他称作是“极左派”，即,不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托派)的种种表现：“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的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297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实际上，陈独秀指出的托派的这些表现，正是基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主张而产生的。因此上海的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收到陈独秀的信后并没有把它及时转给托洛茨基，而是将其搁置了下来。几个月后，由于托洛茨基急于成立所谓“第四国际”，并且很想让陈独秀这样一个在中国和世界都有些名望的人物进入其“总理事会”，让他充当相当于片山潜(日共创始人和领导人)在第三国际里那样的角色，于是写信给上海托派临委，很关心地问起陈独秀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托派临委决定给托洛茨基写一份报告，和陈独秀的信一道寄给托洛茨基。这样，双方的观点就同时一起放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唐研究员在《全传》中说：

　　“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因为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独秀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的老朋友(即陈独秀)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全传》，第833页)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优柔寡断、慵弱无能的特点。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批评了中国托派临委的不积极抗日的种种错误说法和做法，反映了群众骂他们是“托派汉奸”确实是事实，而且连陈独秀自己都看到了托派宣传的观点已经到了不敢与群众见面的程度;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中国托派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动的，甚至连他本人都不能确定这些指示是否正确。既然如此，那不正好证明，共产国际和王明与康生揭露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主张的确是事实而并非是“诬陷”吗?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指出托派的所谓“高超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鲁迅还指出了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对于他们印刷很整齐、很正规的机关报刊等出版物的经费来源提出了质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指出了托派“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并且发出了严厉的追捕、枪毙、消灭托派的指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回国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乃是理所当然的组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他们二人“诬陷”陈独秀的问题。实际上，《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和报纸批判托派是汉奸也都是组织行为，而绝不是王明和康生两人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延安的《解放》周刊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康生当时在社会部工作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那篇长文被置于《解放》第29期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洛甫即张闻天的文章)，并且还在上面连载到30期，肯定是经过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意才发表的。毫无疑问，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而绝不是康生个人的意见。唐研究员对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批托的观点未敢公开完全否定，却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谈什么此信不是鲁迅亲笔写的，而是冯雪峰代笔的，说此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这是对鲁迅的污蔑。鲁迅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只是由于自己生病才让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思想观点写成这封信。既然此信事先得到了鲁迅的授意，事后得到了鲁迅的点头同意，那当然就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而鲁迅生前把它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就更证明了此信表达是鲁迅的观点，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显然是徒劳的。唐还说什么，鲁迅点头同意，“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全传》，第785-786页)唐说鲁迅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无奈和勉强认同了某个共识，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托派送去的的机关刊物《火花》和《斗争》里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证明托派的政治倾向;而托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自然也遭到鲁迅和全国人民的否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唐研究员的两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他把重点转移到王明和康生二人身上，是因为此二人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被否定的人物，所谓“墙倒众人推”，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后来某些中央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和读者的赞成，说得不好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投机行为罢了。不过他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达到。实际上，无论是中央宣传部(它只是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它只是党中央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都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都无权改变党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所作出的历史结论;要改变历史上所做出的结论，必须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研究员还借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胡说什么“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唐研究员是研究历史的，当然不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和中共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中的一项原则，难道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遵守?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但是在他受到组织处理时，他从来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敢不敢得罪人”的问题。应该说，“怕得罪人”或“不敢得罪人”本身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样一种极其恶毒的语言加之于毛泽东乃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而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事实上，托派的言论和行动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坚持抗日的人民大众的。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人们称托派是“托派汉奸”，这一点甚至连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都写得很清楚，唐研究员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这个事实呢?

　　唐研究员还在书中大谈中共批评“托派汉奸”的负面作用是如何大，其实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人少得可怜。所谓九人联名信，这九人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竟然是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周佛海、陶希圣这样两个大汉奸。由这样一些早就准备投敌的大汉奸出面为陈独秀辩护，只会使被辩护的托派陈独秀蒙羞，怎么会“在道德上对中共伤害最大”呢?当然，写九人联名信中也有像张西曼这样赞成中苏友好、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但是，一来他对托派和陈独秀的了解很有限，二来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的火眼金睛，没有看穿托陈的本质，《新华日报》批评他“不容含糊小心上当”其实是对他的爱护;如果像唐研究员所说使他“气得生病一场”，那就太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了。参加九人信为托陈辩护的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同乡，有的是故旧，只是出于“友谊”的考虑;还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还有的是从共产党里出来的的脱党分子，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写这样一个联名信又能有多大影响?更有意思的是，九人中有一位林庚白，《全传》说他是在“遭到《新华日报》的一个无理反驳后竟然公开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转引自《全传》，第827页)《全传》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林的声明是在九人信见报的当天写的，原因是他见了信的草稿后曾经提出修改意见，但后来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才写信声明不对此信负责。我们知道，这位林庚白，乃福建闽侯人氏，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早年曾参加南社，与柳亚子过从甚密。柳亚子是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一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崇拜毛泽东。林也受其影响，对毛泽东很崇拜，认为毛泽东必将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柳亚子曾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而柳对林的诗也很欣赏，认为其诗可比肩于清代的龚自珍。因为同乡的关系，又同为诗人，林与郑孝胥的关系也很密切，20年代时曾称郑诗为中国第一，而他自己的诗为中国第二，但10年后，郑孝胥当了伪满洲国溥仪的总理兼文教大臣，成为汉奸，他即看清了郑诗感情的虚伪;当他在1933年创办《长风》诗刊时再次比论中国古今诗人，说，“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他虽然自视甚高，自诩“诗狂”，评价未必精当，但他一生爱国，追求进步，1941年在香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这表明，林庚白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讲原则的人。他发表声明退出九人公开信，正说明此联名信的基础很脆弱，而其产生过程也过于匆忙欠周，并没有什么价值。说得不好听，发表这封信，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全传》借此事批评《新华日报》的反驳是“无理的”，批评林庚白的退出是什么“公开动摇”，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极大的不尊重，不过是给这场闹剧又多续了一个狗尾巴而已。

　　还需要指出的是，刊登该九人(实为八人)联名信的《大公报》、《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当时都是受到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控制的报纸，实际上名声都不太好。1926年改组后的《大公报》虽是一家大报，但它对国民党一直是“小骂大帮忙”;该报的“三架马车”即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都是所谓“知日派”，周佛海曾经通过胡适、张季鸾、陶希圣、高宗武等以他们特有的身份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向蒋介石建言，要蒋介石不要放弃外交的努力，胡适也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实际上，三家报纸在抗日问题上态度都表现暧昧，它们刊登此信又能产生多大影响?《新华日报》自然未登此信，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未登此信。《全传》说该信的发表影响如何如何之大，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人公开辩护启事发表一年之后，投靠蒋介石并在军统任中将衔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国焘曾向蒋介石“建言”，派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并且将陈独秀的有关抗日的言论编辑成册，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蒋介石经过研究，决定派他的两个“好学生”——胡宗南和戴笠带着那个为陈独秀辩护的启事剪报到陈独秀在江津的住处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戴笠曾将此事跟他的部下文强说过。戴笠说，“这则启事的剪报曾送给校长(蒋介石)看过，校长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只许宗南与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如果陈问到是不是奉命来的，则可说报告过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起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容易泄密，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传战线就有顾虑。......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为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报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日特来求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此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默想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慢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的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另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预料。斯大林之极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老头所言，胡要我呈报校长。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了。”(文强：《戴笠其人》，载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版，第209、210页)

　　蒋介石接受张国焘的建议，派其心腹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辩护启事的剪报去造访陈独秀这件事却又不敢公开，这本身就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我们知道，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是脚踩两条船的，他一方面主张抗战，另一方面又想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合作。此时，汪精卫已经投降日本，他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偷偷问计于陈独秀。带着那份剪报去的目的仍是为了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好与日伪合作。陈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在谈话中骂共产党是“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同时又不敢见之于报刊。至于胡宗南大讲苏联前途不妙。陈独秀也大讲苏联是“烂冬瓜”，“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对这种错误的估计，蒋介石还称赞他“见解深湛，眼光远大”，真是可笑之极!关于所谓污蔑，实际上，《解放》周刊早在1937年12月即已经发表康生的文章，但是陈独秀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反映，哪里有什么“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连前面引述过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的编者尼司也都认为陈独秀是逆来顺受而感到不能理解和十分奇怪的。

　　唐研究员说，托洛茨基一案已经在1988年被苏联当局平反，在他看来，既然苏联都对托洛茨基平了反，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中国的托派平反，用他的话说，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错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属品，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后又两度换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很短命，一直到到戈尔巴乔夫，已经一步一步地把苏共演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这样一个已经变了质的党所作出的所谓“平反决定”我们难道还应该跟在它后面跑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两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六十年代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而发展为两国国家关系的对立，后来中苏关系虽然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是十分清楚的，怎么可以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看作是“皮”，而把中国看作是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呢?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平反”，难道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地跟在它后面对托洛茨基问题进行“平反”吗?当然不应该这样。实际上，中国在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注释根本就没有接受苏联在80年代后期的有关“平反”的说法，注释虽然在文字上有些修改，如前所说，某些说法也有些不妥，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平反”的问题，哪里有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讲焉附”之说!(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162页之注30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之注33)

　　写到这里，我还想补充讲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出了一个最大的汉奸汪精卫。此人早就是一个亲日派和主和派，他希望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对于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一直心存不满。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后也发表过不少所谓抗日言论，由周佛海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下属的独立出版社还将其汇集成册，出了一本《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这件事很令人奇怪：大汉奸居然还大讲抗日!但是只要读过他的这本书，就不难发现，他的所谓“抗日言论”和共产党的抗日言论，甚至和国民党的抗日言论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有一篇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是他1937年8月3日在南京发表的一个广播讲话。此讲话大谈什么“不讲老实话只有亡国”。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为例说，“德国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垂亡之时，人人下了救亡图存之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和呢是要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4页)他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战派听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主张抗战是唱高调，他的所谓“老实话”和“负责任”就是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唱高调”而说的。他还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给主战派泼冷水。参加者有顾祝同、熊式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据说，陈独秀出狱后也常光顾那里。后来武将们走了，胡适也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其他的后来差不多都跟汪精卫一起投敌去了，实际上都成了汉奸。这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汉奸俱乐部，只不过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到日本后又回到了重庆，没有以汉奸治罪，而且还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据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陶希圣帮他写的。

　　当然，汪精卫的书里也有一些高调。比如有一篇文章叫《最后关头》，里面大讲什么呢?是宣传战争恐怖，实际上也是要人们走他的和平妥协之路。这篇《最后关头》也是一篇广播讲话，讲得更早些，是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讲。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蒋介石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说的两句“名言”：“和平未至完全断望，绝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本来蒋介石此话是为了对付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现在，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已经声言到了“最后关头”了，汪精卫又为什么把第一句话重提出来呢?这说明，他想的还是他那个所谓“和平运动”，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个和平谈判的主张。当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已经讲了“最后关头”，他也不能不言“牺牲”。他对所谓“牺牲”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言之，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他还说什么，“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2页)此话看起来很壮烈，他准备和全国同胞一起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最后只是“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他的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抵抗是没有出路的，牺牲不过是送死而已。原来他说的是反话。他所宣传的仍然是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在这里，他甚至已经说到了“只有做傀儡”这样的话。

　　这哪里是什么抗战言论?这分明是汉奸言论!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不欢迎这种言论，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欢迎这种言论。

　　当然，中国也有人为汪精卫的这种汉奸言论喝彩的。

　　那是谁?

　　托派是也，陈独秀是也。

　　在汪精卫的《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发表后一年稍为不到一点，即1938年7月27日，陈写了一篇题目也差不多的文章，叫做《说老实话》，对汪精卫一年前写的那篇《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大加赞扬。他说，“‘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汪精卫先生和我当然都在内)，真实逆耳的良言!”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的人，绝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再下去，他就联系实际批评“抗战八股”了。他说，“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带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在开会发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全民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持久战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天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261页)

　　那么，什么是汪精卫和陈独秀所谓的老实话呢?从以上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语来看，他所谓的不老实、不负责任的话，其实就是一些抗日的口号，是用来宣传抗日、鼓动群众抗日的语言，他把这些话贬低成是“抗战八股”和所谓“套话”，是“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是“不老实的话”;而他自己所谓的老实话就是他说的“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的话，是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话，也就是心里想说而嘴里不敢说的话。这样的话，汪精卫有，他陈独秀也有。他们俩真想到一块去了。

　　或者有人要为陈独秀辩护，说他反对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僚政客借着抗日口号达到美化自己欺骗群众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有的，像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那样的政客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讽刺一下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陈独秀所反对的绝不只是这种人。你看，他对“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似乎表现了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的抗日歌曲也大加讽刺。比如他在同一时期写的《民族野心》一文里居然说什么：“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致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这样的冷嘲热讽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因为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写的《论持久战》里曾经讲到了“能动性”的问题，讲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批判了所谓“唯武器论”。这又有什么不对?实际上，红军的战争史已经把这种“唯武器论”早就批倒了。至于在全国城乡大唱特唱的《大刀进行曲》，更是极大地鼓励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致这首歌久唱不衰，直到今天，还为许多人所传唱。不知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这首著名的深受全国居民喜爱的抗日歌曲?他内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独秀还有一篇写于1937年11月9日的文章，题目叫做《言和即为汉奸》，只要看题目就可知道他是主战派而绝非主和派。问题是，他又为什么与主和派的大汉奸汪精卫那么亲密无间呢?汪精卫一年前讲“说老实话”，他一年后还要来撰文响应，还要为之吹喇叭、抬轿子，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读了文章的内容才知道，他其实是想两面讨好。一方面，他是向汪精卫讨好，说他“讲老实话”讲得如何好;另一方面是向蒋介石讨好，说他讲“言和即为汉奸”讲得又如何好，“从此以后，我们要确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要“人民不要再怀疑政府了”。实际上，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的诱降活动没有停止过，而汪、蒋的求和活动也没有停止过，真不知陈独秀的上述两种表态究竟有什么价值?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即使在他的所谓抗日言论里，他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甚至在他写于1938年7月21日的一篇题为《论游击队》的文章里，他也没有忘记贬低和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过去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国民党诬共产党“游而不击”，陈独秀也紧随其后不指名地骂所谓“‘不正当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他还重谈托派理论的老调，说什么：“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以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的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中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的‘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仍然算是亡了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陈独秀这套所谓的“理论”还是他过去的“城市中心论”和“农民落后论”那些陈旧货色，不仅毫不新鲜，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毛泽东不同，陈独秀没有打过仗，没有上过山，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却要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胡吹一通，其实不过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罢了，在毛泽东面前其实是地地道道的班门弄斧!如果用他的这一套来指导抗战，那不打败仗才怪呢。实际上，在他发表此等“高论”之前两个月，毛泽东就写过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相关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而成的下的“高论”也正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而发的。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强国，同时又是人口不多、兵员不足的小国，游击战争对于中国就不仅有战术的意义，而且有战略的意义。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和边区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还有十年内战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甚至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蒋介石曾在湖南南岳山办过游击战的训练班，请叶剑英给国民党的军官们上课。陈独秀居然把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足见其思想的狭隘和僵化!十年内战期间出现的失败，不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失败，而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毛泽东在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还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不仅山区可以建立根据地(这是比较理想的)，而且在平原地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河港湖汊地区(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也可以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太行山、五台山、沂蒙山、茅山、四明山以及皖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在华北平原、苏北平原，在白洋淀、微山湖、阳澄湖等湖港河汊地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后拍的许多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等都是有原型的。抗日战争当然要有打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是，“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陈独秀的种种攻击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什么是汉奸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汉奸问题，陈独秀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在南京出狱后来到武汉，曾经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其中就讲到了汉奸问题。他说，“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陈独秀此言说得很好，他如果用此言来衡量托派，衡量自己，那么托派的言行——当然也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的言行——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属于“对抗战的怠工”?是不是“事实上帮助了敌人”?能不能说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人们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后来在重庆刮起了一阵风，说政府正在与日本谈和，弄得人心惶惶，经过外电辟谣和国民党政府表态：“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又专门写了一篇《言和即为汉奸》的文章，积极加以宣传。应该说，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样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作为“汉奸”的一般定义来说，此说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曾经与德国帝国主义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准备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你能够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俄奸吗?当然不能。是不是可以言和，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列宁曾写过一篇《论妥协》的文章，他说，“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的观点看来是叛卖、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19页)对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和妥协，他还举过这样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另一个是，“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30页)这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和敌人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在于是不是和敌人同流合污一起干了坏事。

　　康生写那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所揭露的事实，当然还不止前面所引的内容，该文还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了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谋，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弹说，‘从远东加之苏联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6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1932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托匪匪徒，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的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1933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共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匪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1935、36年——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时，中国有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救国、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个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是日寇挑拨中国内战以华制华使中国灭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呢?它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战线上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污蔑共产党主张是‘出卖阶级’，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反日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他们主张进行内战，‘围剿’红军，散布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死也不会抗日的语言，挑拨离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且日寇和张慕陶派人到陕北来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甘陕苏区。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下来掩盖日寇进攻中国，转移中国人民的反日目标。这无怪鲁迅先生他吗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真推进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30期)

　　以上事实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姓名，由于情况复杂，个别的人和事容或有误，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特别是托派对抗日的消极态度，这在托派的机关刊物《斗争》与《火花》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的痕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尼司在1938年编的那本《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里有“局外人的评议”一节，其中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斗争》上看，一手打斯大林派，一手打中国国民党。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我们对于中国的‘托派’，如同宽恕其他造过孽的党派一样，如果是自新悔过，服从三民主义，也为我们所允许，反之，他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反三民主义之实，不论是托派也好，反托派也好，从中国抗战的立场上说，都可以叫他为汉奸，固不必叫他为‘托派汉奸’。”(尼斯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9页)看得出，发表这个意见的读者，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一个两党之外的所谓“局外人”，他的意见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国共联合抗日，而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这样一来，托派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你说他们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说得是何等之好：托派之所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成了这样的人而说他们是汉奸并不违背陈独秀关于汉奸所下的定义，称他们为汉奸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理由说是“莫须有”呢?

　　对于王明和康生，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加在他们两人身上。不能说，他们一生做的事情，全都是坏事和错事，也不能认为他们从未做过好事和正确的事情。前南京大学校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匡亚明曾经做过康生的秘书，他对康生当然是了解的，他就不赞成这种绝对的看法。但是，在唐研究员看来，因为《铲除》一文是王明和康生在回国以后写的，它的全部观点和全部论据都是错的，没有一点是正确的。例如《全传》说，“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是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害，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初建党时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汉奸问题上大做文章。”(《全传》，第782页)

　　在这里，与其说唐研究员把矛头指向了王明和康生，不如说，他首先指向的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苏共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都成了杀人的魔窟，而斯大林就成了杀人的魔王。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先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除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来自日本的片山潜、野板参三，来自英国的波立特，来自法国的多列士，来自德国的乌布利希，来自捷克斯拉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来自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还有来自中国的瞿秋白、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他们或为各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或代表团团长，或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或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成员，或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们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或著名活动家，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了杀害，那么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能派他们的代表到共产国际去工作吗?共产国际还能够领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事业吗?这种谎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唐研究员如果认为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是“据当时人回忆”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根据”和“出处”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呢?如果他不能说出这个“根据”和“出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捏造的假证据，是属于诬陷。

　　而且，在唐研究员笔下，王、康二人只要进行诬告就可以“自保”，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成了什么样的组织了呢?还有什么原则和公正可言呢?这样说显然也是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污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王明、康生回国以后虽然积极反托，但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什么特别的支持。王明自以为他的马列水平比毛泽东高，他显然想当党的领袖，而且反托有功，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因此而支持他，而是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共产国际办事是讲原则的，是公正的，唐研究员的那些污蔑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再说，唐说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都是由于王明“为了自保”进行诬告，由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害的，显然这些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错，盛世才曾经主张反帝、亲苏，主张民族团结和联合共产党，但他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在新疆杀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人，那是在1943年，而不是在王明和康生回国的1937年11月。新疆在1956年曾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为三位烈士建立了陵园，以纪念他们。俞秀松虽然也曾在新疆工作，他曾任省立一中校长和新疆学员院长，他办事公正，工作也很有成就，并且还在那里与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结了婚。应该说，他在历史上与王明也有过矛盾，主要是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曾认为俞是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的头子，并且说他是“托派”，不过在历史上审查时已经被否定。王明、康生回国途经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历史上的事，致使俞秀松于1938年3月被捕入狱，后来被押解到苏联，在苏联被判刑致死。很明显，俞秀松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是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被杀害的。

　　至于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时 ，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几位年龄较大的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后又一道参加了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学习，被称为“五老”。五老中，何是1976年生人，年龄最大，他居然在苏联学会了俄语，可见其学习的勤奋。由于何在党内资格最老，又敢于担当，徐特立说，我们在政治上是跟何叔衡走的。回国后，他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去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与瞿秋白、陈潭秋等被留了下来，没有参加长征。1935年初，他们在邓子恢的带领下从江西瑞金向福建长汀转移，2月26日，在长汀水口镇附近被国民党36师宋希濂师长管辖下的福建地方保安团发现，由于寡不敌众，无法突围，他感到自己有时还要用担架抬，这样会拖累大家，而且还很可能会落入敌人之手，就对邓子恢说，“子恢，我走不动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时就向警卫员要枪，正在争夺时，邓说，“你千万不能这样”，他顺势从山崖上跳了下去，邓子恢要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他牺牲得十分壮烈。在跳崖过程中又连中机关枪数发，而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还未死，且语言倔强，又向他补了一枪。1964年1月长汀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很明显，何叔衡既没有到新疆工作过，当然也不可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唐研究员所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像这样在一句话里就有两三处与事实根本相背离的论断，竟然出自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的唐研究员身上，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

　　第十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

　　奚兆永

　　七、关于叛徒问题

　　什么是叛徒?说到叛徒，他首先必须曾经是一个信徒;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那也就不存在背叛信仰的问题，也就不会成为叛徒。因此，当一个人从信仰或崇拜某一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而后来变成了不信仰或背叛这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的背叛之徒时，他究竟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叛徒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叛徒的论述里找到例证。

　　恩格斯曾经认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福尔马尔是叛徒，而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赞成恩格斯这样说，于是恩格斯在给他的回信里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马恩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列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认定考茨基是叛徒，并且还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列宁还把库诺和考茨基这两个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都说成是叛徒，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绝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以上论述，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背叛了过去曾经笃信的信仰(包括宗教、主义、政党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背叛，而这样的人就应该称他们是叛徒。恩格斯之所以说福尔马尔是叛徒，因为他曾经笃信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后来却主张永远保持大农(即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对于雇工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中农雇佣短工，这明显是对共产主义革命奋斗目标和社会民主党确认的理想的背叛;而列宁之所以说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无祖国”的教导，转到敌人的营垒即资产阶级营垒去要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去了。这不是背叛是什么?这样的人不是叛徒，什么样的人才是叛徒?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珍视他们的理论，如果这个理论被那些不忠诚于他们的不肖门徒们背叛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与之决裂!这个态度是他们在1879年9月中旬《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里曾经有过明确表达的。在那里，他们写道：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他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他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绝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阶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有公开地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了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

　　联系到陈独秀，他的经历表明，他曾经是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总书记，但是只不过几年时间，他就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了。1921年初，他还撰文写《社会主义批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直接行动”，但是，到1927年11月12日，他在《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就改口说，“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试问，这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在1921年初所明确确立并且公开宣传的信仰?根据马恩在《通告信》中所阐明的原则立场，根据恩格斯确定福尔马尔是叛徒、列宁确定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的标准，陈独秀应该不应该看作是叛徒?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特别是没有按照列宁关于《两种策略》里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掌握领导权的教导，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结果大革命失败了，又把错误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身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吗?他曾经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后来又转过身来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民主的价值;他曾经做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后来却参加了托派，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他之所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被开除”，不如说是他自己顽固坚持反党立场，自己给自己除了名。特别是，在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之后，就积极“沉思熟虑”，写反苏、反共和反斯大林的文章，而蒋介石也就给他大大减刑，最后还在他默认国民党政府“明令”中所说的“深自悔悟”之后，又提前三年让他出狱;而在它出狱之后，陈拒绝了共产党要他回延安的三个条件，但却多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统局长、特务头子和后来的“最主要的战犯”之一的朱家骅经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之手“赠送”给他的巨额津贴，死后蒋介石还向他捐赠一大笔丧葬费;等等等等。试问，陈独秀这样的人不是叛徒又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全传》作者居然把蒋介石给予陈独秀的这种种收买的手段说成是什么?这恐怕任何一个读者都想不到的。他说：

　　“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实践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全传》第860页)

　　蒋介石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说他“杀人如麻”绝无丝毫夸张之处。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十年内战中，杀死的工农大众红军士兵?解放战争期间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又杀死了多少军队和老百姓?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啊!他蒋介石又何曾经发过什么善心、讲过什么“人道主义”?唐研究员说这样的话无非是为了替陈独秀辩护，但是如此美化蒋介石，是不是也走得太远了呢?太不着边际了呢?如此高超的理论和如此玄妙的逻辑恐怕也只有唐研究员一个人才懂得，才说得出来，恐怕除了他的同道外任何人都不会接受，正像鲁迅批评托派时所说的，它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说蒋介石对陈独秀是“下功夫”恐怕也并非事实。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的思想是和蒋介石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蒋介石先是想让陈独秀和张国焘重新组织一个所谓“新共产党”，以取代毛泽东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不过，陈独秀还有点自知之明，他看到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大革命失败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屠杀和围剿，但是到了抗战初期，党还是得到了发展壮大，成为在全国具有坚强实力和重大影响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反观自己的托派组织，全国只有百把人，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在人民群众中十分孤立，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也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出的机关刊物、发的传单，被鲁迅揭露得体无完肤，被群众骂为“托派汉奸”，再组建新共产党，他已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什么人会再追随他;而按照蒋介石的调门，写点拥护政府主张的所谓抗日文章，或者写点《实庵自传》或《小学文字较本》(此所谓“小学”指传统的文字学，而非“中小学”之小学也)之类的中性的东西，才是识时务的态度。他公开声明不愿做检讨回共产党，并且声明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白，表达他对于蒋介石的忠心，——为了使蒋介石放心，他最后选择了只身去四川江津避难这一遁世之道。这种态度其实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和欢迎的。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独秀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手，而只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而已，而在经过“沉思熟虑”的反思和接受“深自悔悟”的“明令”之后，还能够和他一起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共的“割据”，反对中共拥有军队，主张所谓经济斗争和所谓“国民会议”，当然是很合他的心意的;让他继续生存下去，实际上只不过是保存一具有益而无害的政治僵尸而已;如果还想陈独秀再干大事，他也认识到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曾经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很懂得，在陈独秀身上花一点国库的钱也算不上是下大功夫，只不过是略施小惠而已，这个买卖对他来说当然还是很值得的，是很划得来的。

　　《全传》说陈独秀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所谓“不合作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不合作主义”是印度著名政治家、被人们称作是所谓“圣雄”的甘地提出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主张。他提出“不合作主义”，一是“非暴力”，这显然是应该予以否定的;二是“不合作”，进行抵制，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陈独秀只反对暴力，却没有任何抵制。可以说，他其实与所谓“不合作主义”毫不相干。从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陈独秀采取的并不是什么“不合作”，而恰恰是精诚合作的态度，他合作得很积极，很主动，很默契。你看，他承认自己“罪有应得”，要求蒋介石能够“秉公执法”，以后又一再表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反对中国共产党“割据”和建立红军的做法，表明自己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只是想通过选举建立“国民会议”而已。其出狱时官方向他宣布释放的原因是由于他“爱国情殷”而“深自悔悟”，他为了对方不致“节外生枝”，也不讲二话，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明令”。这一点连他的表亲濮清泉都不以为然。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出狱后，陈独秀一再表示拥护政府，积极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则表现顺从。固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联合抗日，托派主张反蒋是错误的，但革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并未一概取消。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然他还说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信任斗争还是需要的，但是要限制在一定的徐克的范围之内。蒋介石是一个多疑的人，曾经派人对陈跟踪监视，但也没有查出陈有一点违规和越轨的行动，他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表现?说穿了，《全传》给他一个“不合作主义”的头衔，显然是为了给陈独秀戴上一顶左的或革命的桂冠。但是，这个帽子并没有事实能够验证，只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已。

　　八、关于反革命问题

　　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页)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一再为蒋介石吹捧辩护，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对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甚至在1927年4月5日，当蒋介石已经开始清党之时，还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什么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而对农民运动则喝倒彩，站在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立场上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十年内战期间，他还反对革命暴力，反对建立红军，反对建立根据地政权，简直是跟蒋介石一鼻孔出气。他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究竟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是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蒋介石之所以对陈独秀优待有加、宽容备至，给以种种优厚的待遇，这不正好说明，陈独秀对于蒋介石是有大功劳的吗?他的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毛泽东，他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和列宁，指向苏联和斯大林，这些，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立下了大功劳的。“礼尚往来”，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立了大功的大功臣，蒋介石当然要感谢他、酬劳他、优待他啦。但是，在唐研究员的《全传》里，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写的关于陈独秀的传记里，往往都要加以掩盖，他们把陈独秀的晚年写得很凄凉、很清苦，说他经济拮据，贫病交加，非常可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达到“哀兵必胜”的目的：让人们同情他，怜悯他，为给他“正名”而制造舆论。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客观事实。

　　本来，陈独秀虽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但是他一直笔耕不辍，稿费自然不会少，而且他五四时在北大的同事和学生有不少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官，在朱家骅的撮合下，还成立了一个北大同学会，每月给他送去300元馈赠，社会上也有人向他馈赠。按理说，他生活虽不能说如何富裕，但也不能说怎么贫困。但是，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个有功之臣。不说别的，就以蒋介石送给他的津贴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蒋介石给陈独秀开支津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过去一些人都说，陈独秀很硬气，都给退了回去，分文未收。现在台湾公布了一些档案，事实比较清楚了。应该说，所有蒋介石送给陈独秀的钱，陈都已悉数照收，分文不少。当然谢绝的客气话也说了不少，但是客气话毕竟只是客气话而已。这里且把当时陈独秀给朱家骅的一封回信照抄如下：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请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

　　独秀启

　　民国31年1月29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实际上，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骅，而朱家骅又通过共产党投奔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大叛徒、大特务，曾任军统局中将衔设计委员(专门从事对共产党进行策反工作)的张国焘送钱给陈独秀，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1940年7月17日，以所谓“医药费”名义送去了法币1000元;第二次是事隔半年，在1941年3月，送去了法币5000元;第三次是事隔一年，在1942年1月29日，送去了法币8000元。而每次送这类款项都非常秘密，而且都是通过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送去，既不通过银行，也不通过邮局。授受双方都心知肚明，知道这种事要绝对秘密，以致当时人们都不清楚，只是到了80年代“朱家骅档案”里才解了了这个“绝密”之谜。如果没有鬼，何需这样鬼鬼祟祟?

　　对于这些法币的购买力，现在的人们已经难知其详了。所幸，《大众晚报》的有心人在1947年7月30日所出的该报曾经刊发了一个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各个年份100元法币的购买力情况表，谓：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大牛;1938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1大1小)牛;1939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大)牛;1940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小)牛;1941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猪;1942年，100元法币可买1条火腿;......。可惜的是，此表没有具体指明各年购买力的具体日期，因为尽管有早晚市价不同不同之说，在同一天变化的幅度毕竟不会太大，但是，以年为单位，这年年头年尾的差别就很大了。不过舍此不论，我们还是看到，蒋介石所给予陈独秀的馈赠还是一笔颇为不小的数字。以1940年7月送的1000元法币来说，可以购买10头小牛;而以1941年3月所送的5000元法币则可以买50头猪;至于1942年送的8000元法币则可以买80条火腿。我们知道，法币则不断贬值，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获得10头小牛+50头猪+80条火腿那么多的实物馈赠，那是一般人所绝对不可企及的。人民都知道，由于上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断上涨，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著名诗人、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尚且要通过刻图章来补贴家用，而陈独秀坐在家里就可以获得如此丰厚的政府津贴，试问：独秀又何贫困之有?

　　唐研究员似乎不愿承认陈独秀收了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认为陈已经把此钱退了回去。这明显是为陈掩盖事实真相。陈独秀收了这5000元，其实在他1942年1月29日写给朱家骅的回信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1942年讲“去年赐款”当然是指1941年，即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不可能是指1940年7月的送的1000元。从逻辑上来说，既然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被退了回去，那朱家骅在1942年就不会再寄，而陈独秀也不会再收。事实上，陈独秀再收而未退就反证了1941年的5000元根本就没有退回去。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唐研究员的辩护和掩盖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朱家骅的经历和身份。朱家骅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在上海同济学堂学机电和德语，再后来去德国柏林留学，学的是矿业。不过他回国后并未从事矿业或地质方面的专业工作，而是在北京大学做了教德语的教授。大革命期间，他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后又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虽然遭当时中大师生反对，但调离后却反而被提拔当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可见其后台之硬，当非蒋介石莫属。以后更是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秘书长和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长，成为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他还当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其实，他在专业领域毫无建树，当研究院的院士都不合格，却成了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的成员，而在蔡元培去世以后更当上了中研院的代理院长。可以说，他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和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中统局长，看重的就是这一点;而让他做中研院的工作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唐研究员在介绍朱家骅时却故意掩盖了这个问题，而用突出他的所谓学者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来加以掩盖。实际上，他的这些学者身份实际上不过是掩护，他的真正作用就是为了“反共”二字。上世纪80年代，台湾有人写《朱家骅传》把他吹捧为“中国现代化先驱”，但也不得不承认朱家骅在反共方面的特殊表现。该传记写道：朱家骅于“29年(即1940年——引者)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长。这个工作一部分是正面组织工作，另一部分则是对付共产党的阴谋破坏，其中统局任务也是两面的，一方面是调查共产党活动，随时予以密报并予以防范，另一方面工作则是党的纪律执行单位。”他“任组织部长四年，每派人去自由区或至敌后担任组织工作，都必严查其政治背景，临行并约来谈话”，“必反复叮咛要抗日，要反共。有一次派赵铁寒回北方故乡办敌后组织工作，临行时，又指示说：‘记住，共产党这个敌人， 比日本人更可怕。’”(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2页)他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和后来再次担任教育部长也是如此。北京解放前夕，他一再动员一些教授去台湾，不过听他话的人少得可怜，北大清华的教授除个别有官衔的人外基本上未走。而在厦门解放前夕，他一方面动员厦大校长汪德耀把厦大搬迁到台湾去，一方面指示汪对王亚南等进步教授进行迫害。汪德耀为应付他，到台湾转了一圈，以没有找到适合的校址为由而交了差;至于王亚南讲马克思主义，汪则以经济学说史课需要提到马克思的学说为由写信回复了他。(汪德耀给朱家骅的信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包括王亚南、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洪深等在内的一批进步教授曾去香港暂避一时，以后共产党又把他们接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由于朱家骅对蒋介石总是忠心耿耿，蒋介石对他也总是委以重任，把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事情交给他去办。实际上，朱家骅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1948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取得了辽沈、京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夺取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夺取全国的胜利，可说是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月1日发布了一个求和的声明，而毛泽东则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文章给予了回答。到1949年的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而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曾经提出了43人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名单中，蒋介石、李宗仁当然都赫然在列，居于榜首，朱家骅是一个“文官”，也在列其中，且名次还比较靠前，可见其罪恶也很不小。到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评论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战犯问题，说：“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战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7页)这里提出了43个战犯中的“最主要者”只有15人，朱家骅也在列其中，而且其名次居于第8名，甚至在一些武将如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之前。可以说，这个朱家骅正是蒋介石反共集团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但是，这样一个极其反动的人物，唐研究员却把他仅仅说成是一个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只是一个学者，这不是蓄意为之掩饰并且进而为陈独秀掩饰又是什么呢?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掩饰也没有用，历史早已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了。

　　还有的传记作者为了证明陈独秀的贫困，竟然说他只能以自种土豆度日，结果因为吃土豆不消化而得肠胃病。其实，陈独秀的肠胃病是老毛病，根本与吃土豆无关。陈独秀患有高血压，但他却以为鹿茸这类补品对高血压有效，其实是适得其反，吃错了药。他之所以病死，与此显然有关。可见他并不是贫困致死，而是因为富有吃补品鹿茸致死的。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给他送丧礼的人也不少，出手也很大。蒋介石送了10000元，朱家骅送了5000元法币，陈立夫、段锡朋、王抚五各 2000元、余骐500元，胡小石、金明鸣宇各100元 ，欧阳竟无50元。陈家共收各界的捐款33750元。收到的礼歀既多，支出的用项也大。共支出费用总计达38753元零1分。其中仅棺木和寿衣就用去112295.3元。据说棺木用的是贵重的楠木，送葬时需要由八个人合抬才能行走。其支出超过收入部分由北大同学会拨付。葬礼有数百人参加，多为当地乡绅，当然也有凑热闹的人，但政府高官如朱家骅之流大概是因为不便，都有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据说，当天高官中仅段锡朋一人(教育部次长)参加了这个葬礼。不过，这些高官包括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等以私人名义送的钱实际上也不是自己掏的腰包，而是由国库开支的，它代表了蒋介石政权对于陈独秀生前为蒋家王朝所做工作的肯定。陈独秀生前和死后所得的蒋介石政权的这些钱当有三四万之巨，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陈独秀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陈独秀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真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蒋介石会这样对待他吗?

　　联系到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还大谈应该拥蒋而不应该倒蒋的“道理”，说什么“倒蒋必以蒋却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而在审判陈独秀时，章士钊作为律师也说，陈独秀组织反共托派组织，有助于国民党，称他是“国民党的功臣”，陈独秀不是叛徒和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为了否定陈独秀是叛徒，是反革命，唐研究员和陈研究员都一再引用毛泽东对陈独秀的那几句肯定的评价，但是毛泽东的肯定只限于建党初期，对他以后的表现一直是否定的。惟其如此，他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叛徒。这个问题，本文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当不再重复。这里，再提出解放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几次论述，看看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全部历史究竟是这么评价的：

　　1955年3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进行了修改，他写道：“我们党内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转引自网文;《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给《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写批语一事也有记载，但有关具体内容未作介绍。)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把陈独秀放在中国共产党内叛徒的第一名，而且称他和张国焘是“著名的大叛徒”

　　1956年7月1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谈话中曾经谈到陈独秀、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等人是“反面教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有会见之介绍，但未将此内容列人。其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在 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又再次谈到了陈独秀、张国焘这帮人，他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事实也是这样，苏联共产党曾经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托洛茨基，给他分配工作，他拒不接受，继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这以后才把他驱逐了出去;同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曾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陈独秀，对张国焘和高岗也都曾付出过极大的耐心进行挽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种挽救，不可救药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成了革命的叛徒。

　　在这方面，甚至连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一文里也说，“蒋介石不杀他，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陈松年虽然是陈独秀的小儿子，但他生于1910年，对陈独秀及其家庭包括他两个哥哥被国民党杀害的事都是清楚的，对陈独秀后来的表现也是清楚的，他的回忆和看法都很客观，而没有丝毫“为亲者讳”;不过他只是说“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一句还是有些不妥，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作用有正反之分，陈独秀对共产党的正作用或积极作用虽然不起了，但是他的反作用或消极作用却仍然在起，这又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一再把矛头对着中共和苏联共产党，而且一直在反对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他的这个反面作用是不应低估的。相形之下，唐研究员居然还要执意“为尊者讳”，千方百计对其进行种种掩饰，这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上面提到的一些材料，我相信，唐、陈两位研究员一定也很清楚，只是因为不合他们的观点就佯装不知、不加引用了。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和评价人物显然是不正确的。

　　九、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

　　唐研究员为了洗刷陈独秀的所谓“十宗罪”，当然提供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们在上面已经给予了批驳。他在《全传》《代序》的第四节里还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即这一节作为标题所说的：“新版《毛选》放弃了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乍一看这个标题，人们似乎感到很费解：新版《毛选》是1991年出版的，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十五年，毛泽东怎么还可能会改变观点，放弃过去对陈独秀已有的看法呢?看了内容才知道，不是新版《毛选》放弃了什么什么而是新版《毛选》的编者对过去的的注释进行了修改。唐在讲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学术界”一帮人不顾“有关文件”提醒“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他们“继续沿着求真务实的道路走下去”所取得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陈独秀的注释，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类的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为了弄清楚这个修改，我找出了《毛选》两个版本对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有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做的注释”。其第一版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陈独秀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和和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在1924年至1927年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陈独秀死于1942年。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请参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题释，和本事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2-233页)

　　而第二版将它修改为：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地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病故于四川江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38页)

　　在我看来，两个版本对同一问题的注释不同，很容易造成混乱，如果不是十分必要，还是不作修改为好。我们知道，第一版的注释工作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主持撰写的，而有关历史注释许多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亲自撰写的，这些注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著作写的，可说是有理有据，而且还都经过毛泽东亲自过目，应该说，无论是就观点来说，还是就文字来说，抑就其程序而言，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第一版注释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还向读者提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线索，指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的题注和《毛选》第二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这样写注释不仅有助于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读者进一步学习毛泽东著作也是大有裨益的。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流的注释本来也无需再作修改。但是，新版编者却硬是对根据毛泽东原著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撰写的原注释的内容做了多处重要修改，我认为这是僭越行为，这样做是很不郑重的。当然，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注释中有关一些人物的自然情况(如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等)当时尚未完全弄清楚，以致还付诸阙如，在这方面对注释做些文字技术补充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其必要性也并不大，可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特别是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内容上删去了一些本不该删去的东西，如关于他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原因，原注释说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当时的幼稚，这样说本来是很客观的，并不需要加以“改正”。陈独秀在五四时名声确实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在建党的前一年，他都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维经斯基之所以建议由他担任总书记，考虑的也就是他的名声，而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水平，但是，由于那时党的幼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还未能把更适合的人——比如李大钊推举为领袖。应该说，写上这一句，对人们认识陈独秀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大有好处的。另外，第二版注释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限制在1927年的上半年，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他写的《中国国民革命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如他说什么“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他还说什么“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就更是幼稚了。”(同上，第236页)而到1926年更是变本加厉，如吹捧蒋介石是如何如何革命，而倒蒋是如何如何反革命等。如果这种行为都不算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才叫右倾机会主义呢?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原注释讲陈独秀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并不是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指的右倾思想发展而形成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在修改的注释中还竭力回避“路线”二字，这也是一种误解。如同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承认它的存在，想方设法回避“路线”二字显然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和稀泥”，它只会模糊了斗争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好处。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竟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提出暴力革命是幻想，主张转向议会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彻底变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这也不能说说路线斗争，那什么才叫路线斗争呢?第二版的注释还添加了一些叙述的成分，文字也不如第一版的注释写得好，不像第一版注释的文字那么精炼、隽永，逊色不少。这样的修改还真不如不改的好。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毛选》第一版的注释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叛徒”二字，修改的注释怎么会有“放弃”包括“叛徒”在内的“六项‘反革命罪’”的说法呢?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六项”里的其他几项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外也都是叙述性的语言，而不是对“罪名”的表述，又何来“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反革命罪”和“指控”的说法都是法律用语，给《毛选》做注释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与与法律上的指控和定罪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怎么会把它变成了法律问题了呢?况且，《毛选》1951年才出初版，而陈独秀早在1942年5月即已故世，难道世界上的法律还有对死人进行诉讼这样的事吗?

　　问题还在于，唐研究员不仅反对第一版的注释，而且也反对第二版的注释。因为两个注释里有不少话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个注释里说：“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而第二版的注释也说，“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在文字上还是有一些出入的。而它们的根据实际上都来自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里这句话分别写在第三部分第二段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决议的有关部分做过介绍，这里当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研究员对于决议中这段话是不赞成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批驳道：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在当时情况下进攻大城市，‘首先夺取一个省或数个省的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极左路线，也不是什么‘取消派’。虽然就党的体制和立场言，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提出其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实属违纪，所以执行党的纪律，把他开除出去，别人无权置喙，陈独秀也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革命。所以，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的这条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全传》第010页)

　　应该指出的是，《全传》说《毛选》第二版的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那也只不过是唐研究员的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测，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版《毛选》第一卷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毛泽东所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做的注释恰恰还是再提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再次讲了“托陈取消主义”的说法。下面就是第二版对“正文”中出现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作注释的释文：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获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注33)

　　在这里，我们要问唐研究员：托洛茨基在苏联“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革命的活动”，这是不是反革命的活动?中国托派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取消派”而言，我们要问：蒋介石通过政变窃取了政权，究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4.12政变以后，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还要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认为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而只需要进行某些改良的话，这是不是取消主义?陈独秀等主张取消主义，是不是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的表现?再有：李立三后来搞盲动主义，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固然是错误的，但是，难道这之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也都是错误的吗?如果没有这些革命起义，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主张难道也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如果像托陈取消派所主张的那样，只搞经济斗争，只搞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22年后中国共产党还能够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奥林爱娜.法拉奇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而且，在一个政党组织之内，根据其宗旨、章程和纪律对于其成员进行组织处理，这是一个组织的权利，别人的确是无权置喙说三道四的。当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它既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它也必须倾听自己阶级和整个社会广大民众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汲取力量。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是一个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如果它的成员背叛了他原来的信仰，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再为党工作，而是站在了党的对立面，并且组织反对派，从事反对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包括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甚至跑到敌人的营垒去了，拿着敌人给的巨额津贴，帮着敌人宣传或办事，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注释里没有提到“叛徒”并不是由于对它进行了修改，而是《决议》里原来就没有提到“叛徒”二字。唐研究员无中生有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故技重演、虚张声势罢了。关键还在于，《毛选》第二版的注释里明明说托派“取消革命运动”，称他们是“托陈取消派”，唐研究员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硬说新版《毛选》注释“没有再提‘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这不是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又是什么?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态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知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它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前提，使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且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能够修改这个决议吗?它在编写《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的注释时有权修改《决议》对陈独秀所作的结论吗?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有些人不愿以它为指导，一再反对这个决议，结果栽了跟头。《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很值得人们借鉴。去年(1916年)有关方面对该刊进行了改组。改组后，刊物有了很大变化。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刊物改组以后的领导班子确立了以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研究中共党史和和中国近代史的原则。看来，有幸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人们更应该模范地遵守这个原则;如果以为自己可以对这个决议说三道四甚至妄加修改，那就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应该明确，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权，只能属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更严格地说，这个七十二年前的《决议》早已成了历史，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人们当然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乃至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权再对它进行修改了。这就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出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时所说的，“《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马恩的这段话，在恩格斯于1888年出版《宣言》英文版作序时又再度引用了一次，说明他对马恩当年确立的这个原则尊重。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才是。

　　同样，对于《毛选》中的某些观点可以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都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毛泽东;编者对《毛选》注释所做的某些修改绝不能看作是对《毛选》的修改。应该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和编者之间的这个界限本来应该是很明确的，决不允许把编者凌驾于作者之上，凌驾于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绝不可以随便加以臧否，否则就是僭越行为，就是违宪行为。唐研究员故意把对注释的某些修订说成是对《毛选》的修订，目的是为了提高那些注释的权威性而贬低和动摇《毛选》的权威性，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唐研究员说，“1978年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时机，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请注意，唐研究员在这里用了“中国学术界”这个吓人的说法，我们要问：你唐宝林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学术界”吗?难道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是赞成而没有反对你们为陈独秀“正名”吗?这是不是盗用名义、“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呢?这种吓人战术除了暴露出你们的野心勃勃和内心的空虚外又能吓得了谁呢?

　　唐研究员还自我介绍说，就在他的《陈独秀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行动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唐宝林：《繁体字前言》，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3-004页)

　　原来，唐宝林及其组织的“陈独秀研究会”并不是想要真正客观地弄清楚陈独秀的历史，而是抱着明确的主观目的，是要为陈独秀“正名”，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也就是说，要为陈独秀翻案，翻中共历史上历次决议中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案，这样的一个还没有进行“研究”而结论就早已确定下来的研究会，他们的所谓“研究”能够客观公正吗?他们还确定“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这哪里是什么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为陈独秀制造舆论的陈独秀生日和忌日的纪念会或陈独秀历史翻案会。按照现在的规矩，对于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只纪念生日而不纪念忌日，而纪念生日也要十年才纪念一次，但陈独秀研究会——其实已经成了陈独秀纪念会却破格纪念陈独秀这样一个政治错误很多并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人物居然是两年纪念一次，其规格竟然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来：“八脩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说，唐研究员居然还把这种活动叫做“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改开以来，有些人认为由于“运动”往往会留下“后遗症”，所以干脆什么运动都不搞了。而唐研究员却要搞什么“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要搞运动，当然要有群众基础，他们搞这个所谓的运动真有群众基础吗?看来不是。在那里蹦跳的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唐研究员自吹说，陈独秀的“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而其中九宗已经被他们推倒，只有一宗还“没有撼动”;让人不解的是，既然至今都“没有撼动”，怎么又说它是“莫须有”的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全传》还提到一件事，说“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主持这次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全传》，第014页)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中央下属的研究机构，它不是中央委员会，更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显然不是党的权力机关，石仲泉又有什么资格在一个座谈会上作这样的“当场表示”?他竟然要根本改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陈独秀的负面的评价，而要求人们“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僭越行为，《全传》竟然把它作为一个根据来支持自己的“正名”和“翻案”活动，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在唐研究员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做的决议，包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用了很长时间、经过学习马列著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写出来的著名决议都错了，用他的话来说，都被他的“颠覆性的意见”推翻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些跟陈独秀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的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什么要对陈独秀搞“莫须有”?为什么历次中共中央关于陈独秀的决议都搞错了呢?为什么过去党史关于陈独秀的论述都成了错误的而必须由你们来纠正呢?难道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难道他们与陈独秀都有私人的仇恨和恩怨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历史难道就这么容易被你们一帮人说颠覆就颠覆了吗?须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不是哪个人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在历史这个巨人面前，个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历史是颠覆不了的，一切想颠覆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必将为历史所唾弃，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结束语

　　上面除引言外一共写了九篇文章，对陈文和唐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从总的方面和各不同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文章已经写完，本来也可以结束了。在此行将结束之际，想再对文章的题目和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说几句话。

　　此文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个题目，有人可能认为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可不必如此过敏。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曾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然而，事实还是过早地做了结论。当时一些曾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人，由于有情绪，往往不能正确对待，有的人甚至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主要由这样一些人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但是许多人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实践和比较以后，认识不同了。我国著名国务活动家王震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逝世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和正确。他的转变很值得人们深思。

　　现在有的青年人，由于对文革缺乏了解，这些年又缺少对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还有人认为“香花”和“毒草”的说法是所谓文革语言，因而对此持否定看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就已经提出了“香花”和“毒草”的说法。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他还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就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总是同谬误相对立的。......香花和毒草也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同上，第416页)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后来人们就把真理，把真善美的东西比做香花，而把谬论，把假恶丑的东西比做毒草。根据前面的揭露和批判，陈铁健研究员写的《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和唐宝林写的《陈独秀全传》一书究竟是真理呢，还是谬说呢?它们是真善美的香花呢，还是假恶丑的毒草呢?读者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唐二人如此不遗余力地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和理论家李大钊，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其直接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吹捧和抬高陈独秀及其所崇拜的托洛茨基这样的共产党的败类和叛徒的地位，为陈独秀“正名”和“翻案”;而其终极目的，则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想使中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从政治上来说，其根源正在于此，其严重性也在于此。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场笔墨官司，只是一场学术之争，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一切革命的人们，一切不忘初心、还要继续革命的人们，岂可袖手旁观?如今，斗争已跨越世纪，战斗正未有穷期。我的专业虽是经济学而不是历史学，但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感参加这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在这一指导思想引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前途而进行的斗争，乃是一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而有机会能参加这一伟大斗争，为之贡献一份力量，并在斗争中继续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何乐而不为?我将为此而继续不懈地努力奋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