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50年前的今天——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主席对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文章，要学习。”关于“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就是指《人民日报》1964年12月5日头版转二版的《卖菜札记》和评论《领导还是被领导？》。(1)

《卖菜札记》行文用第一人称“我”，记叙的是北京市菜蔬公司党委书记刘云在菜店门市蹲点卖大白菜的故事和感悟。文章署名中共北京市菜蔬公司委员会书记刘云，文末加括弧注明：本报记者陈谈强整理。解读毛主席同吴冷西上面这节谈话，还要联系毛主席1964年9月间同他侄子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也涉及《人民日报》有没有“看头”的问题。

1964年夏的一天，毛主席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纸，毛远新答道：“看《人民日报》。”毛主席说：“《人民日报》没有什么可看的，要看《解放军报》，看《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东西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接着又问：“‘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

毛远新回答：“很少看，看不大懂。”毛主席当即递给毛远新一份《中国青年报》，并说：“你看看这份报纸，你看工人是怎么分析的，看看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得很好。比《人民日报》好懂。”(2)

从以为“《人民日报》没有什么可看的”，到称赞“《人民日报》有看头了”，并且指出“要继续努力”、“要学习”，这是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进步的肯定、鼓励和鞭策。

当时，《人民日报》配合《卖菜札记》的发表，还专门发表评论文章《领导还是被领导？》这篇评论开头两段文字是：

“北京的大白菜，今年又丰收了。经营蔬菜的商业工作人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好菜不得好卖’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究竟今年能不能解决呢？菜蔬公司的领导干部到第一线蹲点劳动以后，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解决了。这里有什么深奥的秘密吗？没有。关键就在于领导干部在蹲点劳动中切实地掌握了第一性资料，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就是实行了真正的领导。《卖菜札记》中叙述的种种生动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处在领导岗位上，并不等于实行了真正的领导。如果不掌握第一性资料，不了解真实情况，完全有可能被来自下面的不真实的汇报和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结果，在一些问题上，就不是上级领导下级，实际上是下级领导上级。”

当年，我这个刚过 “而立之年”的年轻记者，身强力壮也“卖菜”，对《卖菜札记》中整理记述的事儿是身临其境而深有体会的。《人民日报》、新华社驻地方机构，当年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新华社将首发《人民日报》、注明“本报记者陈谈强整理”的《卖菜札记》，当天又用“新华社记者陈谈强整理”的名义发“大广播”，同时播发《人民日报》评论《领导还是被领导？》为全国多家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

时隔40年之后的2005年9月14日，有网民将《卖菜札记》和评论《领导还是被领导？》全文搬上了互联网媒体。重新发表老文章的网站加了编者按语，在引用了毛主席关于“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的赞语之后写道：“大白菜能够上《人民日报》的头条，这记录了毛泽东时代一个侧影”，“让我们明白革命媒体应当怎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编者按语强调对，这对“时评的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希望广大通讯员同志能够从中受到启迪”。

一些网民看了老文章生发新感慨，在跟帖中写道：

“革命媒体应当怎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此问题提得好！革命媒体如此，革命党人或革命理论也应如此。他（它）们既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又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

“创造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没有理论的障碍，但是有实践的难点。攻克这个难点，在于加强学习以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在于通过深入采访、调查以熟悉民情，在于勤思考、多钻研。当然，内容和形式是不是‘喜闻乐见’，要读者认同，力戒书生清谈式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

“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想一想毛泽东同志称赞‘大白菜上了头条’。”

“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形式要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是党报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有充分阐述。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群众喜闻乐见？首先当然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新闻。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同志曾经表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大白菜。当年，冬储白菜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报纸上也有反映，但是像人民日报这样在最重要的版面位置上突出报道还不多，所以毛泽东同志读到这篇报道后，说是报纸有看头了。”

讲到毛主席赞扬“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回忆我执笔整理《卖菜札记》的往事，不得不缅怀和感谢我的老领导和恩师莫艾同志！1992年，《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已经离休的总编辑莫艾同志国家有突出贡献高级专家称号，表彰他从延安到北京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突出贡献。我时任《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作为报社编委会成员当然为之叫好，举双手表示热烈赞成。这位践行毛主席“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箴言的媒体人、老延安，无愧于享有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这份荣耀！

老莫，老延安，上世纪60年代之初，就是我初涉新闻圈时的顶头上司和启蒙老师。他时任《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而我1960年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小青年，向他报到当了他手下的小卒新兵。小青年们都亲昵地叫他“老莫”，或直呼其名“莫艾”加上“同志”二字，从来没有下属叫他“社长”官衔什么的。那时，年已中年的老莫还带领我等新兵“摸爬滚打”，“接地气、亲草根”，深入群众，采写新闻。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主席1942年3月8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所题写的这八字箴言，事实上成为老莫老延安一以贯之践行的座右铭。

1942年3月31日，毛主席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3)接着，《解放日报》在4月1日发表的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提出：“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4)

毛主席的好学生莫艾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后，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率先垂范，挥笔劲猷。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记者，开我党新闻媒体人物典型报道之先河，就在毛主席那个题词之后一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当月，即1942年4月30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上，发表了记者莫艾写的关于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一组新闻作品，包括：消息《连年开荒收粮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模范，还是一个模范公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通讯《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5)

1942年5月初，毛主席召见莫艾时说：“国民党封锁边区，想困死饿死边区军民，结果逼得我们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大路。只要政策对头，军民齐心干，再搞一两年、两三年，就可以实现耕二余一，丰衣足食了。宣传吴满有带头发展生产开展吴满有运动，这件事意义很大。”(6)在毛主席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作总结的那天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在会上作的长篇讲话中，也表扬了莫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和报道劳动英雄吴满有，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运动，‘其经济价值，不下于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征收的20万石农业税。’” (7)

有一篇题为《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论文的作者，从莫艾首先报道吴满有的那天——1942年4月30日开始，到1944年1月1日为止，查遍了延安《解放日报》，而后指出：“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文章对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报道虽有微词，但也赞扬同吴满有“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记者莫艾”， 认为“改版后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可以推动边区春耕，进而使边区度过难关。”(8)

另有一部新闻学论著指出：“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因为此前的报道“没有有组织的各报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的共同口径，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相比较而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传则是党报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其意义不言而喻。(9)

毛主席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在人民群众中结交的农民朋友，就有这位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1944年农历甲申(猴)年正月初十，吴满有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为毛主席开荒代耕两石细粮(一石麦子、一石小米)。此后，吴满有连年都把丰收的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手送到中央办公厅。“毛主席多次给他写信，邀请他去交谈，帮助吴满有总结经验，制订生产计划；同时也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他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1946年3月，毛主席还让儿子毛岸英“跟劳动英雄吴满有学劳动”呢。(10)

老莫，老延安，当年同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成为吴满有们的“反映者、喉舌”，而当了不大不小的京官——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之后，仍然老延安本色依旧，在我等新闻新兵眼中流光溢彩！

“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做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老莫言之谆谆，就是殷切期盼我等后辈，像毛主席教诲的那样“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老莫勇于创新，他要求属下记者行文既可用第三人称的“他”、“他们”，运用“客观”形式作报道；又可探索用第一人称的“我”行文，采用一种为人民群众代笔的形式“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

1964年秋天，老莫帯领我的同事――两位年轻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跟随当时北京市的两位副市长，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一道，背起粪桶，走街串巷，掏臭大粪。老莫采访时传祥 (见下图)，并指导记者整理时传祥口述的故事和感言，为时传祥代笔写成了以时传祥署名发表的文章《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11)

    《人民日报》1965年1月 4日一版显著位置用黑体字登载毛泽东主席语录：“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12)同时，在语录旁刊载时传祥的“人民来信”，叙述了北京市两位党员副市长同环卫工人一起掏大粪，带动市委市府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故事，以及由此发自肺腑的感言。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起劳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不变颜色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这则“人民来信”，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拥护，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这篇文章首发《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随之新华社“大广播”传遍全球。

在这之前一个多月——1964年10月，莫艾还指导我这青年记者“深入群众”，努力“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这一回，我不是去串街掏大粪，而是去菜店卖大白菜。那年头儿的北京城，生产和营销大白菜，是关乎民生的一件大事儿。每每到了大白菜秋天收获时节，北京大街小巷一堆堆大白菜，老百姓买了贮存起来吃一冬。北京市蔬菜公司党委书记刘云到菜店门市卖大白菜，他到哪里卖我也跟随去卖。刘云几天忙下来感慨良多，他说的事儿我感同身受，由我用日记形式整理成“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卖菜札记》，行文同样是用第一人称“我”。196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第二版发表以刘云署名的这篇《卖菜札记》。再过了半个月——1964年12月20日，就有了毛主席同吴冷西关于“《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的那段谈话。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当年在边区首府延安，是在毛主席的“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教诲下，青年记者莫艾才写出先进典型人物吴满有，《解放日报》才有了吴满有系列宣传报道，那样使读者“有看头”！而后在新中国首都看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老莫老延安的带领下践行毛主席的“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箴言，青年记者才有可能写出这样那样的习作新作，那样使读者“有看头”！

忆当年，看今朝。“绝非常人可以思虑想像的”是，年复一年江郎才尽、心浮气躁的某些媒体人，为现实政治生态大环境扩散几多沉沉雾霾？！他们拒绝“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热衷于“傍大款儿”而“不接地气、不亲草根”，醉心于“苟且偷生”而“天马行空、崇尚空谈”，真是匪夷所思！

人民群众多么期盼后来我党媒体人、特别是更多年轻媒体人，“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去“接地气、亲草根”！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之际，我党媒体人、乃至广大革命者，重温毛主席“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教诲，也是对伟大导师的缅怀和纪念！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意蕴深刻的八个大字，理当成为我党媒体人、乃至广大革命者世代相传的座右铭，用以励志修身养性，愿与诸位同志共勉！

(2014年12月18日夜匆遽草成，20日晨改削定稿。)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1964年12月20日的记述和注释[2][3]，见笫453页。

(2)《毛主席对新闻工作的重要指示》，新华社“内部学习文件”。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笫90页。据《人民日报》社保存的记录稿。

(4)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社论《致读者》。

(5)《记者莫艾》，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笫56~62页。

(6)《记者莫艾》，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笫4页。

(7)《记者莫艾》，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笫5页。

(8)中华传媒网2008年12月28日载文：《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

(9)朱清河著《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页。

(10)《延安文学》2007年第5期载文：《毛泽东留在延安的红故事》。

(11)和掏粪工时传祥一起走街串巷掏臭大粪的北京市两位副市长中，一位是崔月犁（1920~1998）已盖棺定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而另一位是万里（1916~）尚未盖棺，遑论定论？！不过，《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5期刊载田纪云所写文章，题目就叫《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文中宣称，万里“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而据百度属下“知道日报”载文称：“1993年3月31日离开政坛后，万里一直坚守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的五不主义原则。另外他还坚持不参加剪彩、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总而言之就是不做与世事有关的八件事。”万里其人，如今不过是多有变故而急遽淡出的一个逍遥老翁了！对此翁50年前就预言“信得过”，未免言之过早！这也不难理解，人在变化之中嘛。

(12)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后附：《卖菜札记》和评论《领导还是被领导？》全文。

卖 菜 札 记

中共北京市菜蔬公司委员会书记 刘 云

“大白菜，吃一冬。”今年北京大白菜获得较好收成，如何经营好大白菜，是关系着首都几百万居民生活的大事。

今年在卖大白菜的大忙日子里，从市副食品商业局、市菜蔬公司，到各区菜蔬副食管理处，绝大部分干部都走出办公室，到营业第一线参加劳动。这是往年所没有的新气象。

我到海淀区的基层商店，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广开视听，有些心得。下面是我所做、所闻、所见、所想的片断。

十一月七日

今天，海淀区菜蔬副食管理处的同志们在太平庄菜站，对四辆运大白菜的马车，试验了四种不同的卸车方法，每车都由六个人卸。结果是：把菜从车上往下扔，然后再码整齐，平均每千斤费时六分多钟，损耗率百分之一点四四；翻车卸菜，再码整齐，平均每千斤费时四分钟，损耗率百分之一点一二；扬辕卸菜，再码整齐，平均每千斤费时四分多钟，损耗率百分之一点零五；轻拿轻放，随码整齐，平均每千斤费时三分多钟，损耗率百分之零点四。

事实胜于雄辩。过去，一些基层商店的同志老空喊“轻拿轻放、随码整齐”，费时间，人手少，难办到；上面干部磨破了嘴皮也打不通思想。现在，干部到营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做试验，拿出活的榜样，证明“轻拿轻放、随码整齐”反而能少花时间，少损耗，这样，大伙儿才真正信服了。

十一月八日

做买卖，比自己在办公室里想象的复杂。过去，呆在公司听说某商店损耗小，就以为它的工作一定不错；听说某商店损耗大，就以为它的工作一定不好。其实不然。

这两天，在甘家口副食店卸大白菜。有一辆挂斗的大卡车运来一万九千多斤，打开车帮，一看车上横七竖八，码得乱糟糟的；菜心倒实在，但晾晒不够，外面叶子又青又脆。这样，卸菜时虽然也是轻拿轻放，但还是免不了一棵棵东抽西拉，很容易落帮掉叶，末了一过秤，平均每千斤损耗十三斤。另外一辆挂斗的大卡车，也运来一万九千多斤，这车菜码得整齐，又晾晒得好，外面叶子发蔫［ｎｉāｎ］，卸下来平均每千斤才损耗四斤三两。

两车菜，商店用同样的方法卸车，结果损耗悬殊。这是为什么？原来，生产队砍下菜来，晾晒得好不好，车装得合不合规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想到，我们的工作不能仅局限在商业部门里，应该跳出圈圈儿，把工作做到产菜的生产队去，使生产和流通环环扣紧。于是，我打电话给菜站、公司，强调跑外勤的人要协助生产队做好地头装车的工作。

十一月九日

怎样才能把地头装车的工作做好呢？今天走了好几处地头，看到我们商业工作人员的两种不同作风，带来了两种不同结果。

来到东冉村生产大队的地头，那里正在往汽车上装大白菜。一旁，一个披着大衣的大高个儿在嚷嚷：“不要乱扔，装整齐呀！”大概是他见上面有人来地头了，嚷嚷得特别起劲，好象是很负责的样子。后来一打听，这指手划脚的原来是六铺坑副食店跑外勤的。

事实教育了我，使我看到：商业部门派跑外勤的人到地头并不一定就把装车问题解决了。象这样到了地头披个大衣，光吆喝别人，好比一个“甩手掌柜”，反而起不好作用。末了，装车依然乱七八糟，损耗大。

大多数跑外勤的，与此不同。张玉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一到地头，就立即爬到车上装菜，给生产队社员们做出榜样，带着大伙一齐干。她和社员们一道装的大白菜，运到商店，我给卸过几次，损耗就是小。

十一月十日

区管理处的同志反映，北蜂窝副食店的大白菜销得慢，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人手少；一是次菜多。今天早晨，我蹬自行车去北蜂窝。到了店，就到卖菜的地方去。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原来，这里卖的大白菜九成以上都是上好的一级菜。由于没有分等分级，好次混在一起，在顾客面前好的不显好，要想买价钱便宜一些的次菜又见不到货色，销路不快并不是什么“次菜多”。同时，由于没有事先分等分级，顾客来了现买现挑，买菜的主顾常和售货员争执不下，来回换菜，磨磨蹭蹭影响工作效率，“人手少”原来多半是人为的。

最叫人看不过去的是，售货员把在磅秤上给顾客过了秤的菜，抬起放菜的架子便往地上一倒，把菜扔坏了。

我去找店经理。经理不在。后来找到卖菜的组长老张，他讲了一大堆客观困难。上午正是营业忙的时候，我看一时打不通老张的思想，便说：“我们先一道干干再说吧！”

我，还有公司和管理处来的其他两个干部，就带头去给大白菜分等分级，搬菜过秤。给顾客把菜过秤后，又带头轻拿轻放。店里的同志们也跟着这样做了。

劳动了一天，晚上和店里卖菜的同志们坐在一起开会。组长老张不再强调客观困难了。当我谈到我们商业工作人员应该体贴消费者的时候，我问：“假若你是一个顾客，在买的好菜中间掺了两棵次菜，你满意吗？人家把卖给你的菜往地下乱扔，你满意吗？”说着，大伙儿乐了。

十一月十二日

晚上，在北蜂窝副食店办公室开碰头会，负责汇总各个门市部大白菜进、销、存统计数字的小青年说：“今天向上面报统计数：库存大白菜十六万斤……。”

“羊坊店门市部那边存多少斤？”我问。

“九万五！”

我很诧异，我亲眼见羊坊店门市部存菜不过四万斤上下，便说：“没有那样多吧？”

“昨天库存数加今天进货数，减去今天卖的数，就是九万五！”

“今天卖多少斤？”

“五千斤！”

“卖了多少钱！”

“一千五百多元！”

“一斤一级菜才二分八厘八，就是三分钱一斤，卖一千五百多元，至少也得卖五万斤呀！”

“没错！”小青年还坚持说：“羊坊店门市部打电话来报数，我还钉死了的哩！电话上说：‘没错，五千斤’！”

“那是不是真的卖了一千五百多元！”

小青年这才傻了眼，把下面门市部瞎报的统计数字改正过来。

五千斤大白菜卖了一千五百多元，这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数字，只能一真一假，或者两个都是假的；可是却有人硬相信它们是真的，并且准备上报。回想起来，我过去在公司办公室里看下面报上来的统计数字，一定有上当的时候。

我们公司过去搞一大堆报表，要这个数，要那个数，实在繁琐累赘，把商店的同志都搞腻烦了。有时上面要数字催得急，就不得不胡弄瞎报了。今年公司已经减少了一些报表，但是精简得够不够呢？数字应当为人服务，而不要把人给搞胡涂了。

领导还是被领导？

北京的大白菜，今年又丰收了。经营蔬菜的商业工作人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好菜不得好卖”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究竟今年能不能解决呢？菜蔬公司的领导干部到第一线蹲点劳动以后，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解决了。这里有什么深奥的秘密吗？没有。关键就在于领导干部在蹲点劳动中切实地掌握了第一性资料，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就是实行了真正的领导。《卖菜札记》中叙述的种种生动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处在领导岗位上，并不等于实行了真正的领导。如果不掌握第一性资料，不了解真实情况，完全有可能被来自下面的不真实的汇报和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结果，在一些问题上，就不是上级领导下级，实际上是下级领导上级。

“轻拿轻放，随码整齐”的卸车方法，本来是早已肯定了的先进经验。过去所以一直不能推广，领导上所以显得束手无策，就表示在推广这项先进经验上丧失了领导作用。过去，据说很多职工反映，因为“人手少”，这种卸车方法“费时间”、“难办到”；领导上虽然也想说服他们，但是，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拿不出充分的事实根据，甚至“磨破了嘴皮”，还是“打不通思想”。最后，只好放弃领导，听之任之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是领导干部领导着下面的职工，而是下面的职工左右着领导干部。

这次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做了四种卸车方法的对比试验以后，这才发现情况同下面的反映恰恰相反：“轻拿轻放，随码整齐”这种卸车方法，不但菜的损耗率最小，而且费的时间也最少。这样，领导上就取得了说服职工的根据，也就增长了实行领导的本领，先进的卸车方法很快就推广了。

领导干部要真正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就要克服对情况了解的片面性。对于大白菜损耗的原因，原来一直以为这只是菜店的责任。通过蹲点劳动，卸了同样两车大白菜以后，才发现一车损耗高达十三斤，一车损耗只有四斤多，原因在于前一车菜晾得不够，装得不好，而后一车菜晾得够，装得也好。这就证明，菜的损耗大小，不仅菜店有责任，生产队也有责任。克服了对情况了解的片面性，对生产队实行了有力的领导，这就改善了生产队晾晒和装运大白菜的工作，进一步减少了白菜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