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1958年大跃进真相

2018-11-25 15:51| 发布者: 红色记忆| 查看: 16045| 评论: 3|原作者: 王道生|来自: 微信

摘要: 探求1958年大跃进真相王道生01 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 ...

探求1958年大跃进真相

王道生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近几十年主流媒界表述，这是一次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否定了毛泽东“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公式，赢得了全党的拥护和爱戴，由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结仇，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他。而林彪的发言则与大会唱反调，投其所好，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历史的记录是不是这样的？不要看书上是怎么写的，也不要听信专家是怎样解读的，要用自已的眼睛看会议的原始材料，用自己的头脑做出自己的判断。史实是这样记录的：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动提出召开的，会议印发了他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一系列讲话、指示和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会议针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开这么大规模的工作会议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干部直接听到大会的精神，防止以往的不传达，不贯彻，不执行。因为他过去的讲话、指示经常传达贯彻不下去。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大会，也是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大会。

关于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是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但原文是这样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十分明显，刘少奇在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地区，不是全国的情况。而毛泽东早在两年前的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就强调：“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他又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可见,刘少奇只不过是重复了毛泽东两年前的话!谈不上表现了敢于证实现实的勇气，更无从证明毛译东错误和刘少奇正确。

关于林彪与大会唱对台戏

近几十年来，主流媒体宣扬林彪与大会唱对台戏，别人都在批评毛泽东，只有他赞扬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事实并非如此。会议史料记载着，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赞扬了毛泽东。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也正如对革命问题一样，总是看的最深、最远。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细心的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就不能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益。”

他又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大会专门让会议印发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与会者都看到了这个文件。正是在大家发言之后，林彪才在1月29日大会后期讲了下面这段话：“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发言没有稿，是即兴发言，全文6000字。如果把林彪这段讲话拿出来表明林彪与刘邓唱反调，鼓吹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而对刘邓赞扬毛泽东的讲话却一字不提，那就不仅是违背事实更是在有意篡改历史。

大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肯定的

在这次大会上，所有人的发言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肯定的，没有人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

周恩来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刘少奇在发言中也说：“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由于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因此邓小平被认为是经常不执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的责任人，在这次会议中成为众矢之的。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他说对于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

是我们犯错误，主席一人无法挽住狂澜

作为中央处记处的书记的彭真在发言中点了毛主席的名，被现在某些人称为七千人大会的亮点。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周恩来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的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也开始质疑彭真的讲话。大跃进开始不久,毛主席派他下去搞调查研究，他是最早知道毛主席纠“左”指示的人之一。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可见，现在有些文章把毛泽东描述得在大会上很狼狈，似乎大家都在批判毛泽东，这完全颠倒了事实。七千人大会实际是一次批刘、邓等一线领导检讨错误的大会。

毛泽东始终牢牢把握着会议节奏

毛泽东始终牢牢把握着七千人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7118名代表在27天的会议中，每天早上吃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馒头，俗称“两干一稀”。毛主席在会议中途看望代表时乐呵呵地说：“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浮夸风’，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必须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代表也要带头过艰苦的生活。”他还幽默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此话迎来了参加会者的欢声雷动。这个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一些省市级、大区中央局级的领导人站出来担责，承认错误，他们的检查就实事求是得多，他们无一例外地检讨自己在执行中央各种正确决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说，他们在过去的四年期间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承认在1958年冬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粮食高产时欺骗了毛泽东，当时报告说是全县平均亩产为1000斤，实际上只有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则承认湖北省这几年“自以为是，盲目乐观，左倾蛮干”，他说他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就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他还对林彪的讲话做出积极应和，说：“林总批评有人打扰毛主席的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省委书记们的自我批评使刘少奇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他说对于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他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人祸并非指毛泽东犯的错误，而是指各级干部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本人先后做了两次检讨，但是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甚至连与他关系颇为亲蜜的陶铸也说：“不深刻”。

尽管大跃进以来，毛主席最早发现问题，极尽全力、苦口婆心、坚持不懈、想尽办法纠正一线同志执行中的“左”倾错误，尽管大会主要是总结执行总路线中的经验教训，尽管周恩来、陈伯达等反对彭真要毛主席做检查，但毛泽东还是在总结发言中主动替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彭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是一个主动分担一线领导压力揽责任的高姿态，现在却被一些人用来嫁祸于毛泽东的口实。

“七千人大会”为日后、的全面调整国民经济铺平了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执行总路线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想全面了解七千人大会的实况真相，最好看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原文。

(未完待续)

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