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华：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十二） ... ... ... ... . ...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认为，其中关键是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形势会是形而上学地描述事实，研判未来，构建经济发展新常态便会落空。

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行动指南。但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排挤了。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相应。按共产党党性以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这种状态应当改变，至少要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与市场经济学竞争的机会。我上篇《改革关键年元旦三谈除旧更新》，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一个普通工人也可能准确研判经济形势，胜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我不是狂妄，事关国家兴亡，不能温良恭俭让；而且，事实摆在那里，白纸黑字，更改不了，也否定不了。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为中共中央经济决策献言；希望中共中央除了问计于西方经济学者外，还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和解决意见。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还没有公布，从我看到的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的报道看，中央正确指出中国经济将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判断，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虽然稍晚（2008年1月25日，我在《辩证地对待危机》就指出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不足之处在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思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新常态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去年7月8日，郝倩在新浪财经上发表了她对厉以宁的采访报道《厉以宁破题中国经济新常态》。我注意到，在整篇访谈中，厉以宁只讲“常态”， 没有使用“新常态”概念。新浪财经讯 6月19日下午消息也是说：“厉以宁今日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表示，‘新常态’是转入常态的经济，是相对于我国2003年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12月15日发表《厉以宁：世界无一国像中国这样定硬性增长指标》还是说：“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在厉以宁看来：“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进入到我们要转入常态。”不提有学者揭底说10多年前厉以宁关于经济发展的“骑自行车理论”，应当允许他改变认识，但是，为把6.5到7的增长率作为“常态”，而说9%、10%的增速太高不正常，是不是太随意，朝三暮四？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4》公布数据，我国1953年至1978年2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6.2％，文革十年年均增长率有6.8%（还有资料说是8.21%）。要知道，这期间，中国还必须为新政权的巩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中国不是工业国，而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中，这种增长率完全是一个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实现的（这里顺便向普京建言，可以学习中国如何在毛泽东领导下，打破国际封锁并发展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在前28年基本建立起工业化基础上进行的，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仅国际资本主义解除封锁，国际市场为中国开放，而且大量国外资本进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9%、10%的增速太高，不正常，是没有道理的，按理增长率应当更高些。如果认为6.5到7的增长率就挺好，岂不是不如“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时代？没有科学理论，不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事论事，往往会朝秦暮楚。我写这一段，不是要完全否定厉以宁的说法，不是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还要保持9%、10%的增速，如果这样，我就是无谓地与厉以宁打口水战，不是在科学探讨解决问题。我属于左派，信马克思主义，但是看问题从来都从客观实际出发，决不戴上派别的有色眼镜看事物。我深知任何偏见歪理最终都会被事实所否定，甚至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再有“如果”，但是作为理论思考，可以也常常需要设想）我们不犯错误，不被国际封锁，经济增长率会远超10%；改革开放后，如果坚持自力更生，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剩余价值不被私人和国际资本拿走大部分，1979年至2013年的年均增速也应当远超10%；现在，中国经过六十多年发展，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无论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继续维持10%以上的高增长率。“发展是硬道理”如果是表现在GDP上，决不永远是正确的。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以GDP论英雄了，但厉以宁提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又走极端了。GDP是宏观控制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会不认真考虑。事实上，中共中央提出“新常态”，或者厉以宁说的“常态”，都还是以GDP的增长率为标准。

GDP的增长率有高速、中速或低速发展阶段，高、中、低速度都可以是常态。厉以宁说的，9%、10%的增速不正常，6.5%到7%的增长率才是常态，那么，现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2%到3%的增长率，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认为，正常情况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增长率。中共中央以“新常态”概念来定义下一阶段的经济状态，就是承认前一阶段的9%、10%的增速率也是常态。这就比厉以宁的说法科学，有马克思主义，新常态，是历史地、辩证地表现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观念。我们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理论解读。 

我赞同“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常态进行理论思考。从而使各级领导者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由于某些网站字数的限制，只能分篇叙述，到此暂告一段落。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二）

厉以宁说“新常态就是常态”，把某一GDP增长率定为“常态”，与习近平讲“新常态”，与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2009年提出“新常态”，不是同一概念。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新常态”，是指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点的转移，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习近平讲“新常态”，是指出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要相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里既讲了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方法，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经济发展；又指出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表现为质与量的状态变化，GDP增长率是表现事物发展的量的状态变化。过去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在量的方面，是9%、10%的增长率，今后新阶段的增长率可能是7%或更低，就是从高速阶段进入中速阶段；而在质的方面，新常态表现的是经济进入了新因素驱动阶段，转变为新的发展方式。经济学家忽略了新常态的质的方面。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只是讲GDP的增长，而不谈经济发展性质，最明显的是“不问姓社姓资”。十八大以前，中共中央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中共中央提出“新常态”，是不是对经济性质要考虑了，我不能肯定，只是从中共中央提出的“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看，最终应当导致对下一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的考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应当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来考虑新常态。

这几年经济学界经常谈到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我认为，搞市场经济，必然要发生经济危机。不仅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也认为。如果否认这个规律，那是不可以与之严肃讨论市场经济问题的。现在，一些专家学者说中国十年内必然发生经济危机，我要悲观些，第一，我认为如果按现在这样搞市场经济下去，两三年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我认为无论如何转变生产发展方式，中国都必然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变时期，所以两年前曾提出“GDP增长下滑到5 %，如能实现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变，那就太好了”；第三，我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缺乏动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层决策者要认真考研列宁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阶段”这个论断。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常态，每一个周期的经济危机都有上升和下降，但是，我们不具有阶段性，它是周期性重复的常态，不是“新常态”。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常态总是波浪式的，一直如此，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前几百年在波动中向上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说，GDP的趋势线是波浪式上升的，是此前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常态。我注重的，并认为决策者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上升常态的改变。

近代，这条曲线的斜率发生了改变，如果我看到的资料是正确的，那末，以美国为例，曲线的每一个波浪，基本上是以3%的GDP增长率为中轴线，这是美国经济自1947年以后60年的常态；“新常态”概念是反映2007年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线的斜率或中轴线方向的改变，这条新的趋势曲线的顶峰和低谷都将会降低，总的走势会向下。是不是这样，以后的历史会证明。我不是专家学者，住地偏远，手里没有具体的数据和资料，不可能用确凿的数据和资料绘出这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线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曲线，也会象股市K线图相似；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股市有共同性，它们的走势，都决定于利润；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象股市进入了熊市。我80岁了，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证明我的假说，但我相信，历史的数据会证明我的认识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希望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能够考研，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三）

开年几天，连续发表三篇关于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对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应当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认识新常态，应当从经济发展趋势来认识新常态，应当从经济发展的性质来认识新常态。由于自身条件，我只是提出问题，表述虚多实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新阶段“新常态”做理论思考。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以GDP增长率是7.5%还是6.5%的量来定义“新常态”，也不能把实现新常态仅仅归结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发展，这仍然是在西方经济运行轨迹中，而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列宁阐明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

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几千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以土地这种自然生产要素为起点，以及附属于土地的分散的个体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只能是产品种类不多的低速度发展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城乡分离，产品交换促进了商品生产发展，从中产生了由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协作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协作把个人生产力结合成为集体生产力，商品生产改变了自给自足的个人消费品生产为社会产品生产，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取代了自然经济的个体生产方式。生产力从土地和个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广阔的自由的迅速的发展条件和空间，社会生产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新阶段，在质和量方面，生产都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新常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谈论的“新常态”，是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起点将要发生某种变化呢？

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形成了不同于自然经济的经济发展，从以劳动力为起点进入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经济发展都呈现高增长常态，中国现在进行的生产结构和创新型驱动发展模式的改革，却是产生经济发展减速这样的“新常态”。为什么相似的生产方式改革，会出现相反的新常态？这个问题需要从现阶段是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状态来考虑。

马克思生活的传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以劳动力为起点，还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发展都是物质商品生产的发展；当时虽然帝国主义已经出现了，但是世界市场还有广大的待开发空间，商品输出仍然是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已经指出了“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个人的资本家了”，但是他还是把“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纳入“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篇中来考察，“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有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条件直接取得原始数据，只能援引列宁关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发展过程的论述：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1916年列宁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阐明了“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已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建立在垄断资本和殖民统治基础上的帝国主义，不断地把各个国家独立发展纳入它的统治，形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由于国际市场分割完了，也结束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的状态，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知识输出，资本不再担当生产物资财富的职能，资本活动的场所，越来越从生产领域转到金融市场，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虚拟资本来分割生产利润，直接掠夺生产的价值，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所统治。“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的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既然少数寡头垄断了社会生产和分配，“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的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须要被消灭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不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捍卫自己的理论基础，至少应当让双方平等论争。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受帝国主义影响很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解放前受国际资本的掠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状态；解放后，受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封锁，新中国二十多年一直在一种被封闭的状态下，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劳动积累发展国家经济，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达了初步工业化阶段。质言之，这是一个以劳动力为起点的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美国等资本主义列强作为“头脑国家”，中国作为“四肢国家”即所谓“世界工厂”。这期间，中国的生产发展，转到以自身的劳动力和国际生产资料的混合为起点的，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方式，基本上丧失了独立自主，为国际资本所控制，受世界经济所影响。去年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美国一个论坛上表示，中美是全球经济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清楚地表现现在中国状态。

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这个特色，决定了中国进入“新常态”不同于历史上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国能不能结束这种附庸经济状态，决定着中国进入什么样的“新常态”。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四）

上篇谈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经济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一直受帝国主义的制约；就新中国而言，前三十年处于帝国主义封锁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那个阶段的经济常态；后三十年转入改革开放阶段，纳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只要研究一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今天，无论是讲“中国特色”，还是讲中国的“新常态”，都不能孤立地看中国，而必须把中国放在世界环境中来认识。所谓“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要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关系中，认识中国经济的特征。

什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象人体一样，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头脑国家”，而其他国家则作为“四肢国家”，“头脑国家”控制着“四肢国家”。中国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后，自称为“世界工厂”， 也就是作为一个“四肢国家”，与其他“四肢国家”一同构成一体化世界经济的“代工工厂。过去的中国商业部长有一个形象的并很切实的说法：中国是国际“打工仔”。马克思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中国副总理说，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这是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常态。

早在1969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两个世纪的交替：美国在电子时代的作用》一书中写道，随着电子通讯手段发展，人与人，国与国的依赖更加突出，美国应通过发展电子技术，抢占全球信息传播的最高点，输出文化产品，管理技术和组织方法，建立美国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全球现代模式”，由此构成“知识经济”之滥觞。进入9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的“现代全球模式”全面运作，并以集团意志昭示于1997年的七国集团经济声明和八国首脑会议政治公报：“促进世界所有地区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定义是：“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在“生产要素全球布置”中，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向低成本地区转移。

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经济的的一个“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业链中，处于“微笑曲线”的生产低部，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最不愿意干、而又不得不干的最赃最累的生产活，只是象邓小平说的，“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让“头脑国家”拿走大量利润；“头脑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前后两端，控制了中国经济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的常态。

作为“世界工厂”，它的命运决定于世界经济的兴衰，国际市场繁荣，订单多，生产就红火，市场萧条，订单少，工厂的一些生产线就得停下来。所以，随着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政府尽管大量增加投资于国内“铁公基”建设，希望通过扩大国内消费，稳定经济，但是GDP增长率还是不断往下掉。前总理温家宝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他是深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种对国际经济依赖性。

但是，作为“头脑国家”的美国等国家，它们也离不开“躯干国家”即“四肢国家”而存在，特别是中国13亿人口这样大的“世界工厂”。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一再提出“中美国”。

所以，中国副总理声明，中美是全球经济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虽然说的是事实，但使人反感，也不符合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与他的认识相对立，我在2008年1月25日发表《辩证地对待危机》指出，“美国主宰金融市场，主导世界经济的日子不多了。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改变，从现在的情况看，一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以一国货币为基准货币的情况也须改革。领导人要有所考虑。”我的看法被实际发展证明是对的。

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要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要变要素驱动为创新经济驱动，大力发展服务业等等，即中国在“微笑曲线”产业链中，不再只是做获利低位的搞组装、制造的“世界工厂”，要全面掌控获利高位的科技创新与营销服务前后两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些都显示要挑战美国引领世界经济的现状。因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常态”，决不应是某人说的，要再把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和规则视为常态。中国作为有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决不能继续依附于世界帝国。中国应当有这样的民族气质。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五）

中国共产党以“新常态”为核心议题，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旨和内容，都有要改变过去依附于欧美经济的状态，要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意味。当然这只能说是我的想法。

 “中国制造”的意思不是指产地，而是指中国是“世界工厂”。邓小平说的清楚，中国收点工资和税，用某商业部长的话，是国际“打工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中国实质上是处在以劳动力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要变为“中国创造”，可理解为中国要进入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转变，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外，有时代的特殊因素：不仅有国际因素，订单少了，给国际资本打工越来越难；还有国内因素，劳动力少了，资源少了，相应地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也贵，不再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都难以承受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无疑要发生改变，也可能形成“新常态”，但仍然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对这个问题，理论界要有所认识。

既谓“新改革元年”，当然是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不同在什么呢？如果仅是经济增长换档，或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都没有触及到所谓的“深层次的矛盾”， 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出现“新常态”，但是谈不上“新改革”，与过去的改革开放没有根本的不同，还是沿着资本主义的老路走。

经济学家知道，世界市场急剧扩大，刺激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羊吃人运动”（大量农田被强行改为牧场，大量农民被迫离土离乡，进入手工业工场，充当雇佣工人），产生最初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还统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期，虽然发展了分工协作，产生了集体生产力，但是，“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06页）这时候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以劳动力为起点，而且工人劳动也只是形式从属于资本，还没有实际从属于资本。

工场手工业在发展分工协作时，“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身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有消失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07页）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工业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的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大工业的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从此，工人劳动越来越服从机器运动，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实际从属于资本。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23页）科学技术融入资本，直接成为资本，统治劳动，产生现代的知识经济。

这就是资本发展简史。要知道更多的，请读《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家会看出这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不过，本文不对此探讨。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改革前后的发展，也经历相似的过程，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有人批判毛泽东，说他搞“跨越发展”，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补资本主义的课”。这是错误的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是在政治上，搞了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变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经济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集中全社会劳动积累，实现从以劳动力为起点，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工业化生产发展规律。可笑一些人，一方面批判毛泽东不懂经济，脱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指斥毛泽东勒紧肚带搞建设，苦了人民，根本不懂得毛泽东是结合中国实际运用经济规律，是实践列宁主义这一真理；“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府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也就是马克思回答俄国学者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

实践表明，后来的“补资本主义的课”，也就是重新走资本主义走过的原始积累道路，强迫几千万国营工厂工人下岗，通过分田到户制造自由农民，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背弃了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我提出这个观点对不对，大家可以批判；现在很需要通过争论辩明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 “补资本主义的课”，生产的发展重新以劳动力为起点。当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国提供的主要还是劳动力和资源，而核心劳动资料和创新驱动力主要掌握在“头脑国家”手里，这是殖民主义的工业化。现在中共中央提出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是要改变这种旧常态。但是，如果不去殖民地化，今后所要实现的“新常态”，实际上还是沿袭西方经济发展轨迹，仍然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无可避免地同世界资本主义一起衰落。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六）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

《“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写了九篇，都是务虚，谈宏观的方向问题，对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理论探讨。习近平提出“理论自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全局的总体认识，不可能做“顶层设计”。中国改革开放也搞了三十多年，现在应当进行“新改革”，问题是：继续“补资本主义的课”，一直走到帝国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根本性问题。

一般地说，中国打破资本主义国际封锁，在坚持公有制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手段进行国际协作，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不错：“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他最后的“南巡讲话”，还是坚持说“市场是手段”。记不起谁说过：“在原则问题上后退半步就站不住脚”。邓小平的错是把计划经济也看做手段，没有认识到有计划支配生产资料是所有制的必要表现，结果改革被推上了否定公有制导致两极分化的邪路。我在2007年5月20日发表《评“超越邓小平”》，批判吴敏等人的“超越邓小平”，指出：“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列宁在1921年搞‘新经济政策’相似，是一种‘退却’，只是退却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两种退却都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但是，现在“经济上的改革已经‘超越’了邓小平，公有制不成为主体，产生了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实的学问。按邓小平提出的两条标准，不能否认市场经济改革确是走了邪路。十八大提出“新改革”，是否已认识到此前的改革过分强调“特色”而淡薄了社会主义，我需要看一看；但不消极，总是从实际出发，寻求改革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因势利导。我在2007年4月12日，提出改革应进入第二阶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认为这可以成为共同点。

首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被瓜分的市场能起的作用，不仅如列宁所揭示的，在金融资本控制下继续进行生产资本的兼并集中，而且金融资本已经不能剥夺更多的生产资本，只能相互在金融市场上尔虞我诈，吞噬对方。中共中央提出用建立创新和完整产业链来适应“新常态”，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但科技生产将减少劳动和增加产品，会使劳动力和生产更加过剩，被瓜分的国际市场本身根本无法调节大国竞争，要避免用战争来重新瓜分市场，必须在市场之外另辟道路。

再从“市场调配资源”说，实质是通过利润调动资本。马克思主义指出，劳动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有限性；即使按资产阶级的认为，资源和市场可以产生利润，但资源和市场也是有限的；这些决定了，不仅社会生产的总利润有限，而且可以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也有限。随着资本构成中生产资料比重不断增加，利润率即单位资本的利润也越来越低。这些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即利润率不断降低。中国最近发生了倒牛奶，是牛奶没有人要吗？不是，是不能赚钱。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矛盾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解决不了。即使不讲马克思主义，按常理，既然商品赚不了钱，为什么不能成为社会财富实际体现它们的使用价值，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抛弃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顺应天理合乎人情的事情。

我很清楚，共同富裕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一定要共同富裕，确保共同富裕必须搞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公有制，只有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每个人的劳动才可能成为自己财富的源泉。但是，我们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思考。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请来资本，如果现在用革命手段消灭它，不仅改革上不好讲，而且在资本主义已经占有四分之三经济的情况下，必然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动荡，产生极大的破坏。把“共同富裕”作为“新改革”取向，先在分配上做文章，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民众可以接受；符合“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邓小平理论，是“深化改革”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知道马克思曾批判过：“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但是，第一，我没有把共同富裕看做本质，只是作为改革新阶段；第二，毛泽东也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代表，但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获得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的手段，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

我熟悉左翼，知道这个想法会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他们是些唯“原则”的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为眼前利益牺牲根本利益，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迷失方向。取向共同富裕的“新改革”，是避免经济剧烈动荡，渐进地渡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一条迂回道路，是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策略。

不需要对资产阶级隐瞒共同富裕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那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改革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并进而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是补偿耗费的原有劳动积累，劳动者、资本家和国家分配这三部分，才是新劳动创造的价值，。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重在眼前增加劳动者的报酬，而在增加国家在GDP中所得份额，减少资本所得份额，是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不直接剥夺资本情况下，把资本剥夺的剩余价值恰当地转为国家收入，不断地“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的又一种方式，一种迂回的策略。

这个设想与经济学家和李克强总理的想法相反，因为我们的目的方向不同，“改革红利”由谁享有不同。我是坚持和深化“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的改革，而这些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学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南辕北辙。

我设想的改革不触动所有制，也没有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在生产资本愈来愈无利可图的趋势下，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生产。我没有强调劳动报酬，它还是市场定价的商品；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已提出“混合经济”，要求国家参与调节市场经济，事实上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主张国家不仅用财政货币政策影响市场，而且通过增加国家收入强化国家经济力量，领导社会经济发展。仅此不同。这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论》）

增加国家收入是“顶层设计”，从分配上不断增加公有经济的份量，具体实行要“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具体情况，“恰当地”“不断地”，妥善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保障生产稳定和发展。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一）

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仪式讲话，提出“四个全面”，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阐述了治国理政全新布局。教授突出“全面”二字，说“这里两个字加得非常必要，表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格局”。我认为这也要历史地辨证观地讲。

中共中央提出“小康社会”三十多年了，不要忘记了这段历史。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00美元，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水平。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949美元，已超800美元目标，但两极分化，小康社会没有实现。

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邓小平理论做了修正。16大报告的新提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前提。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五个方面的新目标、新要求、总布局：一“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二“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概括为五个“成为”：“ 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GDP在2010年达到401202亿元，是2000年99215亿元的四倍，翻两番目标已经达到，2014年人均GDO是 7485美元，也是邓小平小康标准的9倍，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离共同富裕甚远，党中央也没有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来，无论“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GDP界定不科学，世界各国经验证明，人均GDP过三五万美元的社会也严重存在两极分化，不和谐。

习近平在2013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加上了“居民人均收入”方面，以修正小康社会定义。同年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今年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展现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一个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推进器，即三大举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纵观三十多年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反映出领导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修正理论。邓小平的“小康”观是简单的GDP；胡锦涛加了“全面”二字，发展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小康社会”。但还是概念的平面展开，一种美好愿景；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对建设小康社会在认识上布局上有重大发展。

第一个发展是，“不简单以GDP论英雄”，解放了思想，卸掉旧的改革包袱，明确发展经济要表现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上。

第二个发展是，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是“举措”，不是目的，我说这是给改革和法治套上了“笼头”，确定改革和法治是为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很重要，方向目的清楚了，一些人便不能浑水摸鱼。

第三个发展是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举措，这是一个新提法，是从三十多年改革实际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恢复共产党党性的辨证观：领导人民，服务人民。我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应当成为统领全局的纲。说是“举措”，那就是为腾飞的中国龙头点睛。

前面回顾了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始，就提出建立“小康社会”目标，邓小平说2000年应该达到，后来胡锦涛延期到2020年，习近平再延长一年，确定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时一定要建成。过去的三十多年没有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能不能确保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呢？我看，没有把握。我认为，“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来“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作用，还是南辕北辙。

市场经济起什么作用呢？GDP翻番，劳动者的收入翻番，都是可能的，或者说，如果不确定时间，完全可以达到。但是，达到了又如何？现在工人收入百倍于改革前，却是住房难，看病难，读书难，人是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贫富悬殊，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领导者、经济学家、整个社会，对中国经济也有强烈的危机感。再看当今世界，欧美日人均GDP是中国的若干倍，按我们的标准都远超过“小康社会”了，但都在危机中挣扎，两极分化，社会很不安定。可见所谓“小康社会”，可表现社会经济状态，但不表现社会状态，图虚名不务实际没有意义。

共产党闹革命，当然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获得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GDP不一定翻番但只要货真价实而且是必要的增长，居民收入翻番是普遍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平均”，当然应当追求，动用改革、法治手段，动员全党力量，要各地区各部门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不空谈，当然好，但请总书记考虑，你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生根的地在哪里，“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市场能起什么作用？能去掉“平均”吗？几百年来，市场经济的作用，不就是资本的不断集中，两极分化？今天如果市场经济取代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协作劳动，能够解放生产力，造福于民，共产党为什么要牺牲千万人生命革资本主义的命？

近几年我曾发表多篇文章，“我多次问，‘领导们对市场经济做过研究没有？你们了解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吗？’你们如何防止不会陷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现在的境况？”

请领导人和理论家们读一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想一想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空想？恩格斯指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同情无产阶级，但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它的历史存在根据和趋势，不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理论上不过是头脑里构思出来的某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在实践上则是站在工人运动之外，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从马克思主义讲，“市场决定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实际看，市场的作用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资本集中，走向垄断，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

2007年10月18 日，我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表述》，提出邓小平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毛泽东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说：“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这两个语录，集中表现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不同。”怎么不同呢？“一个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一个是通过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分配关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表现出不同的路线。”质言之，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是唯生产力论。我在文中说：“是不是这样？提出来想和大家一同思考。”篇幅有限，现在也只能提出来，请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