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成功举办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学术会议
政经学会秘书处 政经青年智库 2019年6月1-2日，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民政部批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更名）、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22次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主席团成员高培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刘国光教授，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原所长、学部委员杨圣明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文 魁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李建平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教学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全国数十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于祖尧教授发来书面致辞，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70年研究进展与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方法与范畴、中外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借鉴、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等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学部委员提出，7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步伐。正确认识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的观点。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逐渐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面貌，持续走向繁荣富强。这个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应用，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度根基。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就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不能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也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新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应用承担着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学部委员分析说，在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讲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它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其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人们对于量的追求进一步提升为对于质的追求。社会矛盾的转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量的追求，转变为对于质的追求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个方面由社会生产能力的约束，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约束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由追求速度追求规模，转变为对于质量和效益的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认为，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一个辉煌整体，可分为改革前、改革后、十八大后的新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是新中国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各种纵横比较的实证数据都证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也取得了辉煌绩效，不能把前后“两个三十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不能违反实证事实、有意贬低前30年的绩效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在这三个发展阶段均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当前，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通过学术创新和学派繁荣，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一级教授周新城、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简新华等均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法治国。宪法有两条明确规定：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其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表明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就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谓“所有制中性”的说法，是偏离宪法和政治经济学常识的。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还通过借鉴《共产党宣言》中的四句话对“所有制中性论”提出异议。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第二，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第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四，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从竞争中性的词源解构、来源探究，所有制概念剖析及方法论运用多角度驳斥了“所有制中性”这一错误观点。指出所有制中性论绝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其意为否认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企图用暗渡陈仓的方式麻痹人民的社会主义性。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刘方棫、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教授等认为，当前社会各界都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运用，不断提升对经济规律体系的自觉认识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研究员重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认为我国70年的成就均离不开对这一规律的细致把握和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更是如此。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必须直面六大问题。即，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标准，加强实体经济与发展资本市场的关系，扩大内需条件下，消费拉动与投资驱动增长方式的相互关系，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以及独立自主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
会议期间，先后颁发了“程恩富政治经济学奖”、“2019年会优秀论文奖”。
揭牌“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专家智库”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其中青年智库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共建。 此外，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还举行换届选举。经过现场投票，新一届学会理事会在大会热烈掌声中顺利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程恩富教授再次当选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经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副会长会议研究决定，新增吴树青(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名誉会长）、顾海良（教育部原党组成员、武汉大学原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教授）、文魁（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副会长)、郭飞（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副会长）、简新华（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原副会长）等同志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
开幕式致辞
（高培勇 吴宣恭 刘方棫 周新城 李成勋）
一、高培勇教授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文奎教授跟我介绍说今天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第29届，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之后举行的第一届年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谢伏瞻院长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第29届会议在中国社科院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在酷暑季节，又是一周末，莅临中国社科院给予我们指导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的回顾与展望。在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的实践。5月17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行90周年庆典，我们在总结经济研究所90年来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这90年来，经济所的特质之一并且摆在头位的就是以调查研究立所。大家也知道从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作为中国经济学代表之一的经济研究所，是以调查研究起步的，经济所起步于1926年，在中华文化交易基金会设立的社会调查部，进而在1929年改名为社会调查所。之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设立社会调查部进而改名为社会调查所，全部的理由都在于当时作为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首任所长陶孟和先生讲过一句话，只有了解吾国社会才能形成提出社会改良的方法。把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用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我们说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讲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想就此机会就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点个人的看法。
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中国的实际在当前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的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当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转变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由物质文化生活伸展为美好生活，其中贯穿着的核心要素就是人们对于量的追求进一步提升为对于质的追求。当我们讨论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另外一个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约束虽然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包括市场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也包括政府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所以在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讨论经济问题，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由量的追求向质的追求的一种转化，由社会生产的发展向改变校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种目标的转化。但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转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我们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量的追求，转变为对于质的追求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个方面由社会生产能力的约束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约束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由追求速度追求规模转变为对于质量和效益的追求。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政策选择，我们所依托的行动和手段是什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有一系列的归结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成围绕着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系列部署，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经济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大致能够把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大家还记得2012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出现明显的放缓态势，对于经济形势怎么看，对于经济工作怎么干，从2012年开始，中央决策层一直在不断地提出新的理念，不断地提出新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2012年12月份进行的，那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单纯是逆周期调节，而是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者互相兼容，这是2012年所提出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紧跟着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当前的经济新式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所谓三期叠加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镇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又在三期叠加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当我们过去在讨论三期叠加的时候，当围绕着三期叠加进行讨论的时候，虽然说把它视为一种变化，但并没有把它明确为一种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变化，但是到2014年用新常态三个字来概括这种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就不再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的变化，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性的、要长期面对的。2015年，又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先是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进而在2015年年末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不仅包括三去一降一补，而且在三去一降一补基础上增加了农业结构性改革，房地产结构性改革，后来又增加了金融结构性改革。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我们把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围绕着经济发展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以追溯，并且试图加以概括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其中可以概括出几个主要标志的概念，也可以概括出几个主要的判断。
第一，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想今天在座的做教员的同行比较多，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当提出一个概念必然要说它排除那个概念是什么，它要和老的概念做怎样一种切割，所以当我们说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的时候，意思说它不是总量问题。当我们说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一侧的时候，意思是说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虽然我们说总量问题依然存在，需求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当总量问题和需求侧的问题和结构问题，供给侧的问题相遇的时候，它的排序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如果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总量问题和需求问题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做一个切割，那就是主要矛盾已经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一侧。我想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能够把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我们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定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的时候，还是要做一种切割，这种切割就是说它不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政策以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说仍然在中国的经济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位置的，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强化的，但是不管怎样当它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相遇的时候，它的位置要发生变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次主线索可以是需求管理政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而且进一步讲党中央决策层在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需求管理的方向性改变，它两者至少在政策的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第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当我们论及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体制性结构性因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要校正那些问题，改变这些因素，已经不在于像过去那样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加以实施，而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性的变动来加以改变。我们还可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大的背景下，继续列出这三条，从而形成一个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标志的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无疑我们刚才所讨论这三个方面可能是最主要的。这实际上是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当前、在新时代、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的聚焦点或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发生变化的，意识到我们已经不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研究的聚焦点和归宿点理应跟着走，我说这些实际上是有切身感悟的。
老师们可能会注意从去年下半年，我讲的是中美贸易战争开启以来，经济学界围绕着中国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做，事实上是存在着颇多分歧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这种争论又开始出现了，而且带有扩大的声势。对于某一种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经济形势判断有不同的见解，这在经济学界，在各个学科都是常事，不足为奇。但是抛开表面上的争论而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层面、基础环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分歧，很多争论并不是政策主张的不同，而是基于理念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是问题的所在。进一步讲，当我们说我们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讨论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讨论的问题的时候，不排除，甚至可能是有普遍的现象，人们讨论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但是所操用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其背后的理念和思想基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高速增长阶段，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包括本人在内，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里受教育是传统的红色经济学，我们在教学当中，在研究当中，反复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支撑。当形势发生变化，当我们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的经济形势变化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之后，我们理应对我们在教学与研究当中所赖以支撑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某种程度，甚至是很大程度上的调整，不能身子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思维方式依然停留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不能拿适用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所以这是恐怕是一个我们在当前经济问题的研究当中特别要注意的一条。事实上，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至少在决策层面是立足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个基本国情的。不注意到这个基本国情背景的变化，你就很难把当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讲清楚看明白。比如4月19日，中央政治局研讨经济形势的时候，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判断是这样讲的，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既有周期性的问题，但更多是体制性的问题，和结构性的问题，当讨论到该用怎样的办法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提出的新的说法是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来稳需求，这和原来说法都是有很大变化的，类似这样的部署和分析还有很多，我想借此机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分享。
中国社科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这个庆典的日子，我们应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把它作为我们研讨经济形势，布局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共勉，同时预祝今天的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二、吴宣恭教授
主题：竞争中性决定所有制中性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经济规律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规定往往是通过所有制这一环节来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都是由于所有制在发生变化，以及所有制及产权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所有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以及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所有制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断翻新设计新的口号，一波又一波对公有制发起攻击。
当一系列鼓吹私有化的计谋被揭穿之后，目前又出现了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理论。他们提出要想谈市场竞争的公平就不要谈企业的所有制，企图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麻痹人民的社会主义性，以便暗渡陈仓进一步推行私有化。马克思讲过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私有制的性质与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私有制的性质依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所以，私有制主体决定了其所有制的性质。各种所有制都有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社会生产目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发挥作用也不同，结果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形式和份额也有所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各种所有制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目前有人提出所有制是中性的，就拿混合所有制举例。事实上，混合所有制是多种社会性质不同的主体严格投资，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制，是多种社会性质不同的主体投资的，而且他是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去享有所有权及财产自由。所以，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产权主体跟私有产权主体按照不同份额共同投资组建合伙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混合所有制是因为他们的出资者的社会性质是多样的，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与公有制、私有制不同的独特的所有制形式。从中外来看，所有制中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
有人认为推动竞争中性就要摘掉所有制头上的帽子，想要通过技术、行业等划分公司。实际上，竞争中性只能翻译为竞争中立，一个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竞争中立政策，中国的一些学者把竞争中立变成竞争中性其实是将一个竞争的态度转变成性质问题，再将其诡异地用于企业性质上来。这一观点首先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及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决定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方向和目的，用市场行为、竞争决定所有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从竞争中性的来源来看，竞争中性实则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得不出企业所有制中性。
习近平说“西方一些人一直把矛头对准我们国企，千方百计抹黑我们，说是要‘公平竞争’，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不能上当。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国企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坚定对国企的制度自信；要从国企的根本属性出发，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实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共同利益；要从国企改革发展实践出发，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企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于我们党执政、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想扰乱民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些观点看法不清楚，接受了一些糊涂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绝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是太天真了。
所以，所有制中性论绝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他的出现实际上是否认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基础理论掌握不到位。此外，他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推翻和违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错误解读，是对党中央政策、决议的对抗。从最近贸易战来看，这一所有制中性理论实际上充当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内容。这次的贸易战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贸易利益，还要反对我国的社会结构。最后，我想说我们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重要指示，我们应当请这些人注意回到党跟人民的立场上，要从政治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要及时端正自己的立场，要站到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一边。谢谢大家！ 三、刘方棫教授
大家好，首先，看到我们学会我有两个突出感受。
一是我们学会的更名，就是由中国社会经济规律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这是我们新时期学会更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结果。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学会，在结合实际的方面应该可以说不到位还有很多缺陷的，特别是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对经济规律研究标签化、固定化。这次我们的改名，我认为不是要淡化经济规律与研究，相反的是要更加强化经济规律研究，把我们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加以运用，放在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要讲究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研究它的经济关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它们的反作用，它们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更名，把经济规律的研究重新规整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能够把中国经济规律更加契合中国实际，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再下功夫。把这个必修课学好，那么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驾驭和探索就更加有前景，更加正确。
二是我感觉我们这次学会面临许多新的时代使命。这就是怎么把我们经济规律研究的更透彻。从基础理论上，把我们所有制的问题研究的更透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需要来看，我们任重道远，我们学会要挑起这个负担。我们这个接力赛，每一届学会的接力棒到我们这一棒更具有活力，更具有时代的迫切需要，更具有生命，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资源很多，我们需要研究的内容很丰富，有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借鉴，有七十年的开国建国的经验的实践借鉴，还有最近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借鉴。特别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高速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值得我们的从实践、从规律中总结。我们在资源上很充裕，另外我们在工具上也很充分，我们有信息，网络，有数字经济，有云计算的大数据，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开拓眼界，所以我觉得从工具上来说是不缺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有习近平的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思想指导，这是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板。那么在这个理论思想指导下， 我们一定能够不辜负时代给予的使命，一定会铸造我们学会的新辉煌，取得更大的更好的成就。谢谢！
四、周新城教授
我们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学几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我感觉到我们建国以来七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历程是一个战斗的历程，不断地与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斗争的历程。
去年下半年以来，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所有制的问题，有人建议取消所有制分类，提出所有制中性，认为公有制、私有制，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一样。显然这个办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最终是所有制问题。《共产党宣言》有四句话：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第二，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第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四，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不谈所有制就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谈所有制谈不上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市场经济的规则应该适用于所有制的企业。不能说一种所有制一个市场规则，这个不是指所有制的性质，而是指运行过程中平等相待。应该说提出取消所有制分类、提出所有制中性是违反宪法的也是矛盾的，我们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宪法规定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你说所有制要平等相待，但是所有制性质、作用、地位、机会不同必须得提出来。可以说我们主张男女平等，但并不是说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总之，这种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中发展、在战斗中发展。我希望我们大家举起手来坚守我们马克思主义阵地，坚持捍卫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继续做斗争！
五、李成勋教授
这个近代文人李叔同有一句名言：“人生难的是欢聚”。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会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和研究工作者们的一次难得的欢聚，因为我们不仅专业相同，而且思想相通，我们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我们都是同心同德的好朋友、好同志、好战士。 以上几位的发言我都很赞成。特别是周新城同志慷慨激荡，他的每一句话我都赞成。我们常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最基本的是什么呢？1949年刚刚过完春节， 我刚刚15岁，和我的哥哥到郑州去准备复学或者再找别的机会，我们到了郑州的一所中学，那里有一个冬令营，学校墙报上有段话，叫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这个最基本最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直在我心上，到现在已经70年了。
我认为我们建国七十年来，我目睹了建国七十年来我们经历的一切。因为我在建国前夕已经参加工作了，就以国家干部的身份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探讨的一切过程。我认为我们凡是取得成就的地方都是因为我们遵守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都是遵守了基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凡是出问题了，犯错误了，老百姓有意见了，生活不好了，都是违背了这个观点。我们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人心里头认为我们是学习西方所得，认为我们好像学习西方还不到位，有问题还要深化学习西方。其实是错的！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其实正是因为我们遵守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遵守了这个最基本的唯物史观。
今后如果我们想成功的实现两个百年的梦想，成功的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成功的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能够成功的引领全世界几十亿人民走向光辉的未来，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万岁！
大会演讲原文 （程恩富 李建平 简新华 何自力）
一、程恩富教授
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派的十一大理论创新
这次因为是“暨海派论坛经济论坛第22次研讨会”，很多人对海派经济论坛不熟悉，我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是1995年11月首次召开论坛，目的就是在当时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旗，逆流而上。当时的环境不如现在，在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说就像搞地下党一样，要秘密讲话，会议上都不占主流的。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成立这一论坛时每年开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每次论坛推出一个创新观点，或者批判一个很有影响的错误观点，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准备。 前很多次论坛中也有两次汇编成文集。后来我调到社科院后就没有再召开这样的论坛。当时这个论坛在简新华教授支持下在武汉大学办过，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过一次会议，包括内蒙古财经大学也召开过等等。所以我们海派论坛是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新，做到既批判又创新。后来也办了海派经济学季刊，十几年前就已创办，后来也进入南京大学核心期刊。前年中宣部批准了将《海派经济学》期刊转换成《政治经济学研究》刊物，目前还在审批程序中，准备下半年约稿，希望大家多投稿件，我们明年1月份正式出版。
海派经济学有什么特点？海派就是经济学的上海学派。学派可以按照地名、大学、人名来命名，我们是按照地名来命名的。而且解放前就有海派绘画等以海派命名的东西，所以我们借用这个名词更有利于我们学派的传播。其理论特征就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我们实际上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新学派，所以要将“新”加在前面。综合性学派，综合就意味着要综合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经济思想。（1）包括传统经济思想，古代我也是呼吁最早的，实际上20年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财大就讲过教材要吸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而且以后更加要吸收更多。（2）包括西方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流、合理的成分。 所以我们的综合不是马歇尔的综合学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综合，我们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的综合学派，所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我们也是又批判又借鉴，又超越。所以我们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当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有些人不太赞成，说马克思只能发展不能超越。实际上发展与超越差不多，只是措辞不同。发展和超越都是建立在马克思基础之上，毛泽东曾说大意为“坚持马克思不算马克思，要超越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并不是我们水平很高而是理论有新的进展”的言辞。超越不意味随时随地比他高，超越也并不是谁的水平比谁高。列宁《帝国主义论》显然超越了马克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水平超过了马克思，而是理论的超越。
所以今年，邱海平总编的《政治经济学评论》让我写一篇文章，我本来是写了十大关系，十大创新论点，最后成型是十一个大关系，十一个创新点。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的11个理论创新。当然我们还有政治创新，有时间我再写十大政治创新。有人认为改革以来好像是偏右的人或者是自由派，比如吴敬琏等人他们对改革贡献更大，实际上不是。事实上，过去以及现在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对改革的主要理论处于超前水平。“社会市场经济”是于祖尧于1978年3月份首次提出，刘国光于1985年在海南的一个报告里也明确使用，我在1988年复旦学报第一期上正式使用。 这时候吴敬琏也就是1983年还在反对商品经济，这个有文献记载。
接下来，我来简单罗列这十一个理论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三阶段的论述。现在卫兴华教授、刘国光教授都在最近几年的文章里提出：初级阶段不是终点、还有中级、高级。而我是全面论证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而且我认为我这个论证是我所有创新里面最重要的，具有有长远意义。简单来说几百年以后，人家写博士论文还要还要参考我这个文章，因为我是国内第一个完整论证的。只要共产主义没错，那1万年以后还是要用这个文章的，可以修正、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都是要论证的。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社会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经济制度= 多种公有制主体( 私有制辅体) +市场型按劳分配主体（按资分配辅体）+ 国家 计划 主导型市场经济；中级阶段=多种公有制+多种商品型按劳分配+ 国家主体型计划经济(市场调节辅体) ; 髙级阶段= 单一全民公有制+ 产品型按劳分配+ 完全计划经济。这一划分与现在流行的按照生产力GDP划分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这两种划分可以并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发表在复旦学报1988年第一期。
第三，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我这里针对马克思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作了进一步推进，但是是一元论而不是多元论，具体有六个方面。
第四，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这一理论超越来西方经济学固有的经济学理论。阐释了经济人的利己、利他两种倾向，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以及好的经济制度旨在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达到个人合理利益最大化。
第五，资源需要双约束论。第一章里面提到，西方经济学有两个最基本的理论，第一就是自私人理论，人天生是自私的。第二就是资源和需要的理论，认为资源有限需要无限。我认为这一逻辑不成立并将其发展成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事实上，我们用辩证法思考问题，很容易超越西方经济学，用辩证法就可以清楚分析逻辑是否成立。
第六，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也是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命题，我从来就不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那个只能是从发展私营经济的特殊意义上来讲。从一般意义上，从党的十四大报告来看，是要求兼顾公平和效率。但我这里不用兼顾，我强调的是同向变动论，简单就是指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没有效率。除非你把公平理解为平均主义。
第七，公有制高绩效论。我们当前总是宣传私有制高绩效，导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信心不足。对此我理直气壮认为公有制是高效率而私有制是低效率。 不光是宏观，就是从微观企业角度，私有制也是低效率。不论如何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以论证的，实际上你没有搞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马克思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它的第一要素并不是因为公有制公平，而是因为公有制整体绩效高。在这里我不用效率一词，用绩效会更好。
第八，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我主张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市场决定作用应当限定在一般资源，尤其是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如果不赞成的可以来讨论，真理越辩越明。
第九，大文化经济论。在1993年正式出版《大文化经济学》专著中，就专门拓展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不光是研究物质生产，研究服务业，还要研究文化、大文化，要将文化活动要纳入我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比例，因为文化活动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第十，知识产权优势论。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我在国内是强调最早的，在西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提出第三种优势理论，叫知识产权优势理论。
第十一，新帝国主义论。（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5月）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重新概括新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和三性，最主要是对五大特征做了重新概括。以上就是十一方面的理论创新，供大家批评讨论，谢谢。
二、李建平教授
主题：关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成立的积极意义。我认为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政治经经济学学会虽然是第29届，但是作为以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名义还是第一次，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相，是由原来的中国社会经济规律研究会改名而来，改名十分不易，前后经历了三年时间。那么中国马克思经济的学术研究团体很多，但是以政治经济学这个命名还只有这一个。虽然有的同志说各个地方都有政治经济学年会，但是那些是没有经过民政部批准的。经过批准的有很大的权威性。2006年在上海成立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学学术团体，在联合团结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促进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会的会长也是我们程恩富教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期待，盼望着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学学会。那么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号，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推动下，在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在程恩富教授的不懈努力下这一夙愿终于实现。 这是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大事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的横空出世，我认为说它具有三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创新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二，对于团结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这支队伍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这个会发挥政治经济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中的智库作用。就这几方面作用来说是其他政治经济学团体无可替代的。
第二，中国政治经济学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断上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精神指导地位不断削弱。刘国光先生早在2005年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他的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他所提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而是有增无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1号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在很多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情况应该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所提出的“三化三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南方有一所著名大学在最近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广告里，一方面始终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业务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鼓励其他专业背景的人员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讲的是冠冕堂皇，但是包含的核心是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解说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以及全球化直接提供理论指导。他们所讲的现代方法国际语言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并以此偷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这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也提醒我们坚持以马克思需要经历激烈长期的斗争过程。
第三，中美贸易战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宣告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也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王者归来。 中美贸易战对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会带来很多重要的启示，主要是理论上的启示。
1.比如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中有政治政治中有经济。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多年来一直在极力鼓吹经济学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但是在中美贸易中，美国逼迫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为了打击华为甚至不惜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华为列为禁止出售黑名单。所以政治和经济不可能分家，美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2.再比如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是可以被操纵、被人为影响的。自由贸易、优势、企业规则，在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眼里，不再说是所有的事神圣得不行。美国政府要的是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压倒一切，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美国把国家力量发挥到极致，但是反过来又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补贴国有企业，要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强盗模式。同时，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如何看待政府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鼓吹的自由化，政府干预最小化等等。中美贸易上看起来是坏事，但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中美贸易战充分暴露了美国的伪善面目，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对利剑走向衰退的焦虑和恐惧。也充分暴露了中国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借机崇美的所谓经济学家的丑陋面目。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马克思主义认为说，理论来源于实践。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一实践基础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习近平总书记于2005年12月21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马上就传遍神州大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体系是摆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历史使命。
从2006年开始，我接受中宣部的重托，主持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读本》，负责修订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概论。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中接触了国内很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深入教学第一线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比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定位，他的时代性质、它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它的国情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改革趋势，如何看待不断增长的非公有经济，农村集体经济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如何发展，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能够市场经济结合、如何结合，如何看待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不断缩小，如何看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中国经济发展特色是什么，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如何这个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和逆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国际意义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共产主义还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目标吗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地加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思考、教学和研究，他已经发表了一千多篇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创建的观点，现在已经95岁高龄还在燃烧不止。这次会议，这位老师虽然因为健康不能到来，但是仍然提供了关于当前三个理论问题的精彩书面发言。刘国光教授、卫兴华教授都是广大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学习的重点，我们应该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谢谢大家。
三、简新华教授
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所有制中性是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谬论？
前面吴宣恭老师还有周新城老师就这个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和鲜明的意见，我从学理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补充一点我的看法。从去年到今年，中美贸易战开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在中国改革和发展应该何去何从的情况下，几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和部分学者纷纷出来宣扬所有制中性论，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规律。主张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摘下企业头上的所有制帽子，这一言论在网上广泛流传，被誉为改革新思维（这里讲的民企实际上就是私企）。这种观点错误判断了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甚至是一般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奇谈怪论，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新思维”，这种颠覆性的严重失误可能会把中国改革和发展引入歧途，影响恶劣，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明确予以驳斥和澄清。
第一，所有制中性论否定所有制的内涵，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所谓中性那就指的事物不存在对立、相反、排斥等特性的中间状态，即所谓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不正不负，不对不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等等。按照“中性”的词意，所谓所有制中性应该是指所有制没有阶级性、社会性的区别，是无公无私，不存在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区分。这种理解是违背所有制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众所周知，所有制是资产，主要是生产资料，属于谁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这里的“谁”包括个人、阶级、集团、国家或者社会，资产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制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就必然存在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社会是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的。依据所有者的构成及其性质和特征的不同，所有制主要存在三大类。一个就是私有制，即资产属于私人所有，资产所有权要量化到个人。二是，公有制，也就是资产属于多人，以至全民共同所有，资产所有权不量化到个人。三是，混合所有制即资产所有权属于参与混合的个人和公有制企业或者单位共同所有。资产量化到参与混合的个人和公有制企业或者单位，是公有与私有的混合。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了那就是中性的，不用区分什么姓公姓私吗？其实不然，首先必须要有私有和公有之分才会有公私混合而成的混合所有制，而且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性的，仍然是有谁是主体、谁控股、性质的问题。私与私的混合，资产都量化到个人是属于私有制的类型。公与公的混合，资产不量化到个人是属于公有制的类型，只有公有与私有的混合才是混合所有制。同样具有姓公姓私的性质和特征而不是中性的。如果是私有者控股或者说为主体，那么主要就呈现私有制的性质，如果是公有者控股或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就主要呈现公有制的性质。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性质？那就应该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决定，国家主要代表掌握私有资产的阶级的利益国有制是属于私有制性质，比如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制。国家比如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全民掌握公有资产的，这样的国有制就属于公有制性质，比如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所有制。所有制性质及其不同类型的划分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个人想取消就能够取消的，什么是所有制的中性？所有制中性论者提出来所有制也要中性，各种所有制都要平等竞争，一视同仁，这种观点混淆了所有制本身的性质与对待不同所有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既然承认有各种所有制，那就必然有姓公姓私的本质区别，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呢？各种所有制都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实际上讲的是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应该遵循的原则，并不是所有制本身的性质，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第二，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不是企业所有制划分和区别对待，明明所有制是非中性的，存在不同性质和类型，为什么有人要主张所有制中性论呢，要取消所有制的划分呢，他们的依据和目的何在？有人说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进一段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由政府决定，所以要少一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还认为，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所以近期要深化改革，要淡化所有权，要强化产权，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上的束缚，长期应该淡化和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的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要平等对待。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分类。”这些原话是谁说的？就是杨伟民。在所有制中性论者看来，现在中国经济结构负有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不完善，而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就是存在所有制的歧视、竞争不公平、市场决定性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也就是说政府优待保护掌握大量资源的低效国企，而歧视高效的民企，也就是私企，使得民企经营困难，该活活不了，或者活不好。结果是优不胜劣不汰，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市场决定性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于是就得出结论所以应该取消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这就是他们一套理论逻辑。
这种观点至少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是市场失灵，以往政府宏观调控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短缺，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的主要原因一是追求个人企业收益最大化的自发性，和市场价值信号提供的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不及时导致的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以往的大水漫灌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后遗症，国有企业制度和民营企业制度都不完善，和经营都不规范引起来的盲目投资，技术创新不足，主要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结果造成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在库成本太高，有效供给不足，国企和民企都出现的僵尸企业。二是，公有制比重大幅度下降，实现有效宏观调控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相对减弱。私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会带来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了工薪收入偏低，从而导致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
我的观点和现在在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是我的一家之言。所有制中性论表面上是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矛头所向不是民企而是国企，认为中国的现在经济结构不优，经济下行主要是国企造成的，不是民企造成的。其目的实际上是要为民企鸣不平，给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多扶植优待民企，打压国企，变相主张国退民进，国企私有化。提出所谓所有制中性化，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不再区分国企、民企，并不是也不可能取消所有制及其不同的性质，更不是要取消私有制，而是要取消国企，取消公有制，把国企变成民企也就是私企，或者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他们看来这样企业就不存在不同的所有制区分了，也就成为所谓的中性了，实际上就是要实现私有化。所谓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的说法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一般经济学的常识。什么是产权？不就是产品的所有或者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或者经营权、收益权的总称吗？产权是一个整体，包括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其他产权的基础，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是什么意思？作为基层的所有权都淡化了，产权总体或者其他各种产权还能强化吗？作为经济学家提出这种内涵模糊不清，不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主张，实在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觉得公有制就必然低效应该取消，私有制高效必将永恒，说就是了，何必要这样扰乱国家。
第三，从竞争中性原则得不出所有制中性，两者都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所有制中性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竞争中性原则，有人提出来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所有制中性，各种所有制都要平等竞争，一视同仁，认为两个中性原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规律，现在我们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而且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理所当然要搞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这是高尚全先生说的，也有人认为要公平竞争，不宜再区分民企、国企，竞争中性要摘下企业头上的所有制帽子。我认为从竞争中性原则得不出所有制中性，所有制中性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不能成立的。的确，市场要真正做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要求市场主体依据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应该遵循所谓竞争中性原则，否则有的企业享用特权优惠，有的被限制歧视，竞争就不公平，就可能优不劣不汰，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劣胜优汰。资源也就不能流向效率最高的企业领域，无法实现优化配置。从理论上来说竞争中性原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要求，但是从实际上来看，竞争中性原则是很难真正做到的，比如垄断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竞争，政府也不可能对承担不同责任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现在竞争中性成为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借口，美国自己在国内外都没有做得到，2008年美国政府对大量中小企业任其破产倒闭，对高盛等特大金融企业和通讯型的公司，等特大制造企业大力地救助。最近波音737空难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政府为波音公司加以保护，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华为、中兴公司肆意打压，就是最好证明。自己提出来的原则，自己不遵守，只要求别人遵守，这就是美国的霸道和虚伪。规律具有必然性，既然由于企业所有制的本质和利益、差别决定，平等竞争只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原则要求，并不能真正做到，它就不具有必然性，也就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既然竞争中性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引申出来的所有制中性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从竞争中性原则也得不出所有制中性论。总之，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都不是市场经济规律。
由于已经超时，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四、何自力教授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给我这次机会跟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中国特色社会政经学院是目前的大家都十分关注的一个课题，中特政经要想更好发展必须回答当下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些重大问题。经我个人梳理，我认为以下这六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应该重点或者是要是要花大力气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问题。
这个在教科书和党的文件中都是十分清楚。但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我们发现，现在有大量的声音和现象让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产生严重的混乱。就比如刚刚简老师提出的所有制中性论，这种概念如果流行起来，那他对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一定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另外，目前中国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关于美方指责中国的很多方面我们都给予回应，但有一个方面始终没有给明确的回应就是美方声明“中国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用不正当竞争方式、不公平竞争方式在国际市场谋求利益，要求中国消减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方根本没有做出回应，为什么？相反，有一些声音恰恰在这个上面给人带来一些误导。 比方，最近有人就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时，我们中国并不像美国所说的我们高度发展国有经济，加强政府的控制。相反，我们的国有企业数量是越来越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越来越弱，私营经济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外国资本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因此你美国不应该指责我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国家管理。用这种观念来进行回应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我想大家不言而喻。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政经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官方回答用这种观点去回应美国这个挑衅的话，那就更成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本来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是当然的一个命题，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命题变成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我个人倾向认为这实际上又是制造了一次混乱，这个要求我们政治经济学学者要正本清源，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二者的关系说清楚，我认为一定会要强调二者相统一，而不能用后者代替前者。
第二，关于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标准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标准是我们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舆论界对这个问题上发言十分混乱。就是一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就以西方服务业已经达到了70%甚至80%以上的结构作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和高级化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误导。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摆正态度、给予深刻回答以免决策部门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我认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我这里有个统计，2017年，第一次产业增加值，中国比重是10%，美国是5%。第二次产业增加值中国是38%，美国是15%。 第三次产业增加值中国是52%，而美国是80%。这样一个美国服务型结构跟中国制造业型的结构，它恰恰造成了中国巨额的顺差和美国巨额的逆差。我认为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如若轻易放弃中国现在非常好的产业结构，去盲目发展服务经济、盲目的发展服务业，很有可能在不长时间内使中国制造业的优胜丧失殆尽，以至于使中国丧失对比经济的显著优势，所以我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标准问题急需政治经济学学者给出一个说法。
第三，关于加强实体经济与发展资本市场的关系。
从2016年年底开始，中央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其实那时中国已出现严重的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过去两年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在政策上还是明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可是最近我却发现形势似乎又在发生微妙的逆转。第一，又开始强调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让外资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甚至过去还进行股比限制，现在已经取消限制。 第二，放松对引资银行的控制，大力推进了资本的证券化，盲目发展股指期货，拔高直接融资的作用，甚至鼓励西方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中国股市，以托高中国股市。我认为现在这些东西归结一点就起着什么作用呢？就是推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两年我们的目标原本是支持脱实向虚，但是目前的很多举措，从本质来看是在助推中国经济的加快脱实向虚，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政经学者应该很好的在实体经济跟资本市场关系问题上做文章。其实任正非这次他的表现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任正非的公司现在做的非常好，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它的公司就是不上市的公司。 他说我如果上市的话，我担心公司是不是会兼并、我关心公司经济的短期效率问题，正是因为不上市，我不用担心国内的资本甚至外国资本控制，我可以集中精力进行长期投资。果然华为在5G技术上取得世界领先力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要不要盲目发展资本市场，中国要不要走美国式的通过资本市场来让经济实现繁荣的模式？
第四，关于扩大内需条件下，消费拉动与投资驱动增长方式的相互关系问题。
过去三十年间，在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从过去的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来转型，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更不用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不得不提出扩大内需。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实现扩大内需？日本人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提出过扩大内需问题，但直到今天它没有实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实现不了？是因为它完全是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根本不发挥任何作用。 可是中国如果让市场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到底谁起主导作用？我觉得一定是消费盲目者发挥拉动作用，而这个拉动作用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中国经济服务化、虚拟化、金融化。所以在扩大内需条件下，我们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驱动，还是二者协同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命题。
第五，关于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问题。
宏观管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刚刚召开的中央小组会议，大家都注意到，第一个文件就是提出宏观调控方式创新问题，我就思考为什么现在提出宏观调控方式创新问题，它到底往哪方面去创新？那么咱们大家回顾一下，其实过去40年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过程中，在宏观调控领域，基本用的都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模式。尽管我们计划经济条件底下那个政府制定经济规划也保存了，但是面对经济波动基本上用的都是需求管理的思路。现在来看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目前内部经济下行，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如果继续实行供给管理这种模式，只会使中国经济下行直接止不住。因此怎么能够使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配套，从而形成一个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根本给不出任何答案，政经学者应该也非常有可能给出一个较好的对策。
第六，关于独立自主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
在过去40年间，独立自主跟对外开放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对外开放。所以40年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上，我们的很多政策都干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之间由过去的合作关演化成了美国开始全方位扼杀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这样一个根本逆转之后，使得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里面，独立自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思考的重点可能不是怎么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而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严重的形势局面下，如何走好独立自主这条路。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政经学者应该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的理论提出真知灼见，来帮助我们的政府在目前的困难环境下，走出一份更好的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道路。 以上就是六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在这些问题上共同研究，实现联动创新。谢谢大家！
供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 责编：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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