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笔记 石林
写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七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到四月十六日为止，共十七天读完这658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我读三卷后有更多的感想，兹记述如下： 这一卷与一、二卷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此期间国外形势的变革较大，发生的事情较多，如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提出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亚、非、拉的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等，因此引发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和思考。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整风和反右，个别地区出现罢工、罢课现象，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出来，防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和炮击金门，反冒进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因而引起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也较多。再加上党的‘八大’以后，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都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他只批阅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因此在此期间，毛主席离京外出调查研究的时间比较多，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接触也多，他在外地参加或主持召开的大会、小会也较多，他在外地会见的外国兄弟党负责人和外国政要也比较多。因此本卷记载的内容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都是他在各地的大会、小会上的即席讲话、谈话、插话、参与讨论的发言，以及与外国人谈话的记录等。而且讲话通俗，语随意境，面对现实，思想开朗、追根溯源，重温马列，思绪活跃，理论升华。通过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当年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阶段，深化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和思考，而且用创新的理论成果回答了当时中国和世界上产生的很多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以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都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武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一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有不少的质疑、异议甚至否定，但我认为随着时代和历史的推移和检验，其伟大、正确和长远意义必将更加光辉灿烂。从他在这个时期的这些讲话、谈话、插话、发言以及对很多文件的批示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认识的产生、发展、变化、升华的过程和轨迹，而且有很多内容都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因而阅读后给我的感觉是兴奋、感悟、亲切和敬仰。既平实近人，又哲理丰富，既耐心启发，又循序善导，决不以势压人，也不强迫命令(因为他已退居二线，他的批示意见绝大多数都是提请中央一线领导最后决定)。毛主席他老人家这种思想作风，使我肃然起敬。 我觉得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必须与他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地位相结合，才能公正、公允、客观和真实。用后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去苛求前人是完全错误的。读《年谱二卷》我的感想很多，如对中苏分歧后又斗争又团结;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实践;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对从‘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对‘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对他在此期间的理论探讨和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可以写出一篇专题笔记，实在是想要写的内容太多，难以如愿，因此这篇笔记只写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这一个问题。因为三十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一个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毛泽东年谱》的公开发表，为我们弄清事实真相、驳斥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还毛泽东以清白，重新确认毛主席是我们党伟大、英明、正确的领袖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代历史背景。从《年谱三卷》的记载看，我认为背景有四：一是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六十八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主席列举了十件事证明世界形势到了转折点(P250-252页)，是‘帝国主义更怕社会主义’，如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会更好了。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已进入第二位，从世界政局和国际共运的全局出发，对苏共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赫鲁晓夫鼓吹‘和平竞赛’提出十五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的口号，毛泽东经研究后也在会上提出中国有可能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想法(P237页)，在与英共主席波立特会谈时询问了英国的钢产量发展情况，更增加了信心(P241页)，后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P251页)。回国后十二月八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他分析了中国和英国在钢产量、电力、煤炭(包括资源)及制造业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是可能的(P261页)，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二是五六年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的胜利，比原定计划提前几年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积极性，蕴藏在全国人民心中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迸发出要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激情，这是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五七年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他说：“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P277-278页)”。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P284页)。这对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害怕再犯右倾错误、‘宁左勿右’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四是毛主席多次提出要重视小人物，要解放思想，要破除迷信，更加激发了人民群众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如他在南宁会议第四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P283页)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列举了古今中外二十几个例子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P345-346页)。这对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才能是极大的鼓舞和动力。 我还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强烈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意志表达，是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后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活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性的新生事物。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都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P272-283页)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P289-291页)。在这种社会变革和思想舆论引导下，全国各地确实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新成就， 一片欣欣向荣、奋发上进、你追我赶的新局面。五月十八日，他读到国家计委报送的〈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立即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给予鼓励(P352页)。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南海试坐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汽车(P357页)。五月二十二日，他接沈鸿(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来信，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五月三十一日，即接邓小平报告：中央经济小组已批准投资八至十亿元进行试制，并调沈鸿任机械部副部长负责此事(P358、364页)，五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同志提出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在现行教育、劳动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劳动制度，还建议把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及半劳动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P360页)。五月三十日，中央决定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七个协作区，成立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P363页)。六月七日，他接冶金部报告，说华北地区今年可完成产钢八百万吨的能力。到六二年全国要达到产钢六千万吨的能力(P367页)。六月八日，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P368页)。六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五七年翻一翻，搞一千一百万吨(P371页)。六月二十二日阅薄一波关于五八年经济形势和五九年展望的汇报。该汇报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生铁、钢、原煤、铜、铝、原油、水泥、化肥、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P373页)。同日，阅农业部六月十一日《关于‘二五’农业发展规划要点》说;‘到一九六二年时，耕地面积发展到十八亿亩，粮食产量为八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为八千五百万担’。同日，阅冶金部党组六月二十一日的报告说：‘最近多数大协作区召开会议确定明年钢产量，明年钢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P375页)。六月二十五日，接邓子恢报送的夏粮增产的数字：‘二十二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一亿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亿斤。按夏粮推算，今年粮食总产量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二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P377-378页)。六月二十六日，阅一机部关于重型机械制造、自由锻造水压机制造、关于冶金设备制造、关于电站设备制造、关于石油设备制造、关于氮肥设备制造的几个报告(P378页)。七月一日，他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作《七律二首、送瘟神》。七月三日，阅赵紫阳六月八日在从化县检查工作写给广东省委的信后，他在批示中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注：即早稻)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两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的希望”(P382页)。七月七日，阅谭震林同志六月二十五日在华东四省一市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中说：‘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三年到五年内完成，现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人平均两千斤粮食这个任务，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这篇总结于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P384页)。七月十四日，阅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文章《农业合作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文介绍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的情况后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此文也在《红旗》杂志以题为《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于以发表(P386页)。八月四日，他离京南下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了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了农业社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社、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黍子、玉米、谷子、红著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又到徐水县城视察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他对徐水县实行劳动力组织军事化表示赞赏(P402页)。八月六日，他视察了河南新乡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接着，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毛泽东说：大有希望!随后在专列上对省地干部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个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P403页)”。八月七日，他又去看了襄城县的郝庄、梁庄、薛元、五四等四个农业合作社的烟叶、谷子、玉米的生长情况和干部试验田。八月八日到商丘道口乡看了中华农业社的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著的生长情况，以及这个社试种的水稻(P403页)。八月九日，他到山东省兖州同省地县社四级干部谈话时说：“河南在并社，河南从下面来的压力很大，要省委下决心。你们可以去河南看看(P404页)”。八月十三日视察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听了天津大学关于勤工俭学的汇报，还听说天津六十多所中学也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时，他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P406页)”。以上这些，就是他所接触到的五八年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这也是亿万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的生动体现的一个部份，表现出中国历史上亿万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过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顶天立地、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确实是一片‘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景象，确实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实际上这是一股历史发展的洪流，竞相迸发，汹涌澎湃，万马奔腾，势不可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决不是那一个领导人凭主观愿望或乌托邦式的空想就可以鼓动出现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会有反复、有曲折的。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以后，逐渐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刮‘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的错误，却是毛主席最早发现的，当时全党绝大多数干部都头脑发热，竞相攀比，虽然他已不在中央第一线直接领导和指挥，但他还是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和纠正，才使得这两个错误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缓解和改正，这都是有历史证据、有案可查的。现在却有些人把全部错误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污蔑他、丑化他，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公道的，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完全错误的。通过阅读《毛泽东年谱》，使我们能从中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大跃过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生事物正在奋发向上、即将出现高潮时，他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必然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前面去促进它、领导它，而不可能站在后面去指责它、阻止它。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提出当年要紧急动员、努力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的缘由，他说：“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注：六月十八日，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当年要产钢一千一百万吨)。六月间，我问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钢是否可能翻一翻?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P417页)”。因此，他在会上号召：“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P426页)。在对待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上，他也同样地是采取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决不给泼冷水，而给予耐心指导的方针。这也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建议中央要通过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缘由。八月二十四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决议作为草案发下去，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都铺开。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不搞会犯错误(P422页)”。八月三十日，他又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八届二中全会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重点的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但另一方面，毛主席对这两个新生事物又是持特别谨慎的态度的。如他在五八年十月二日接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时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我们的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正在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P453-454页)。十月十七日，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开会，他在谈到徐水县的供给制时说;“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县的幸福院时说：鳏寡孤独进幸福院可以，我就不愿意进你的幸福院，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P468页)” “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P472页)”十月十九日，他写信要陈伯达和张春桥带团去河南逐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注：即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宣布成立，六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上放了一个小麦亩产3821斤的‘卫星’)调查七至十天，每人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边调查，边读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P468页)。十月二十一日，他听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七十名地市农村部干部在徐水县调查三天的情况汇报，刘子厚说：“徐水县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已经公布了说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就好。是徐水县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徐水全县一个社，下面十六个社，统一多了，如何发挥十六个社的积极性?看来将来还要权力下放”。“社、大队、队三级，每级都要有点权，没权不利于发展生产，当然权不能太大了”。“把猪都并在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P470-473页)。。十月二十六日，他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派他们去河南修武县(一县一社)和七里营公社调查，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下去不要张扬(P478页)。十月三十日到石家庄，同省地市干部谈话，他说：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吗?食堂里做不做菜?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 两个事情要注意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下一代。要叫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们的心里状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经济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发不出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吗?(梁双壁答：已经有五个县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份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一家五口四个劳力，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动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P481页)”。十一月一日，他在邯郸听河北省委和四个县委书记汇报后说：“是搞钢铁、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不让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论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办法，不要敌我不分(P484页)”。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毛主席在这两个高潮到来之前，就提醒各级干部要防止出现错误倾向。 在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钢要四十条，毛泽东当场指定吴芝圃(河南省委书记)负总责，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湖北、安徽、山东省委书记)、史向生(河南省委副书记)参加并在会议上起草。后来汇报时吴芝圃说，议了两个题目;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当场否定了他们的第二个题目。他们提出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钢的年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来农业发展纲要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不要把苦战三年放在这十年之内，从一九六一年算起，我看还是让苏联去赶美国，我们不过赶英国而已”(P488-489页)。在六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更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他说;“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新四十条的草案，这次会议原来的目的不是搞这个，是搞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我派了陈伯达等人去作调查。又请来几位省委书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来，他们题目变了，许多人说，是不是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们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的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他那个时间太短”。当邓小平说应有一个标准，有高标准、低标准时，毛泽东说;“标准就是鞍钢，郑州的砂轮厂”。当毛泽东说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我们不要冒险。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去议一个标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供给制还是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时候，毛泽东说;“是呀，还是讲因素，要扫除障碍，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至于那一年准备好，到时候再看”(P492-493页)。在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认识模糊，如果谁说这不是全民所有制，谁就是右倾。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的工业化、农业工业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P496-497页)。在九日的会议上，他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说;“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要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李富春;搞一亿吨。)剩下五年就增加三亿吨，怎么增法?这个纲要那一年公布?(李富春：明年看吧。)我看明年至少看一年，后年是否能公布?这个东西我们内部很需要，没有个目标，没有个方向，是不行的。但是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在十五年或更者更短一点时间总的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间办不到怎么办?” (P497-498页)在会上，他还就城市办人民公社问题、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两个过渡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问题，以及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从理论到实际，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并口头和写党内通讯，号召干部要读几本马列主义原著，提高理论水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十年之内需要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任重同志，你给我那个说明不解决问题。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全会作准备”。“第四，划线问题。划线如何划?要不要划?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五，消灭阶级问题，第六，商品经济问题，“第七，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钢，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钢，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会有断弦的危险“。”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河北同志讲他们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七八(注;七八十?)的社分配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我说如果十个里头有一个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不然，这个东西要垮的(P519-523页)”。在二十三日的会上，他又说到指标问题，他说：“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的降下来(P526页)”。这次会议是为全会作准备的，故没有作结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他在三十日的会上说：“北戴河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P537页)，全会最后通过的决议中，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P544页)。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他在主持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总结说：“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头脑里有一些胡思乱想”。(P581页)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在二十七日的会上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P603页)”。“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P605页)”。在二十八日的会上，他又说;“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绝无例外(P607页)”。三月一日上午八时，他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信中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的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觉得我的道理有些不妥”，“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建议继续讨论(P612页)。在同日下午的会议上，他又说：“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好，你越不想搞就搞成(P613页)”。在三月五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抡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P622页)”。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规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队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P624-625页)。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陆续阅批了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召开六级(省、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参加人数有五六千、上万人不等，也包括一些持观潮派和算账派思想的人，将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据安徽省委报告;“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P628页)”。三月十五日，他又以《党内通信》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注：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P634-635页)”。三月十七日，又再次写《党内通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P636页)。三月二十日，他在南昌听江西省委汇报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时说‘七千人还差不多，生产队要来三个，管理区也来三个，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对立面就不强。开会有一种办法，就是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种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P640页)。”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工业指标时，他说“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的那一两级作梗，我们的办法叫做上下夹攻中间层”。“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开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们服务，这叫为人民服务(P652-653页)”。同日，他又以《党内通信》给中央各部委、市委和省委书记们写信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的，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P653-654页)”。同日，他在阅陶鲁笳报送的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中说到：‘各县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展开了全民讨论’时，他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在报告中写到‘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处，他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该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P655-656页)”。 以上就是《年谱二卷》记载的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思想观点。从五八年初支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到五月上旬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算是造舆论和思想发动的阶段;从六月七日冶金部报告说到一九六七年钢产能力可达六千万吨，到六月十八日政治局决定当年要产钢一千八百万吨，算是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从四月间河南省逐平县嵖岈山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八月七日毛主席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后说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和七月初湖北应京山县办第一个农村社食堂为标志。算是拉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序幕，八月十七日北戴河会议后，这两大运动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形成发展阶段，但这个‘放马由缰’、‘各显风骚’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十一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有些人进一步提出要搞‘新四十条’和四亿吨钢和‘新四、五、八’的目标，毛主席就开始泼泠水：十一月末在武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主席提出八个问题‘请大家斟酌斟酌’，明确提出反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明确反对‘新四十条’是‘务虚名而招实祸’，明确反对大搞水利建设，发出这样搞会‘要死五千万人’的警告，随后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点头脑发热，胡思乱想’，要求全党保持头脑清醒。五九年二、三月间，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更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一平、二调、三收款’，严肃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他宣称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要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到底。会议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搞了一个‘十四句话’的方针。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仍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而奔忙不息，虽然他不好在第一线直接指挥，只好用《党内通信》的方式，多次写信表达他的忧虑和关注。真是殆精竭虑、费尽心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