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最早由新生代9月21日发布的《【新生代在莫干山】五问茅于轼》，后经作者修改，《中国工人》杂志刊登。 最近，《中国工人》上刊登了专访——《茅于轼谈劳动关系》，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工会、工人权利、工资待遇以及劳动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自己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是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相关的，是被个人的历史观、价值观所决定的。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对茅于轼先生此篇文章的五点质疑。
质疑一：茅先生认为市场是神圣的，但市场是中立的吗？谁掌握了市场？市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本质上来说，市场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的作用是配置，即协助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较好地配置到需要的企业手里。资本主义的市场为资本的积累服务，不但不能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反而成为企业吸走劳动剩余价值的合法手段、资本垄断社会资源以及自身扩张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前，工人所获取的生活资源有限，这很大程度上与工业体系刚刚建立起来，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相关。茅先生仅以一个买鞋子的例子说明市场优化配置了资源，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今天，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我们已是告别了贫困的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底层百姓，生活仍然非常拮据（如果要以鞋子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底层工人微薄的工资也买不起几双好鞋的。而以耐克鞋为例，一双鞋的售价中，中国工人的工资仅占0.3%，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本身就是市场被资本所控制所导致的恶果，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因为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全盘市场化，直接导致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让许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共同经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先生却没有看到。
质疑二：茅先生认为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是特权与垄断的来源，必须根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我们要问，这些垄断和特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官商勾结的普遍存在，难道不正是与茅先生的推动相关吗？
茅先生所说的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的特权，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这是我们都痛恨的真正问题。 我们要问的是，这三种人的特权是在何种历史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30年前所推动的改革模式，他们的权力和机会又是哪里来的？如何能激发市场活力呢？不管是国际还是我国的发展经验，市场的出现，往往是通过政府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方案设计来推动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控制市场，而是市场交到哪些人的手上，在为谁服务。这才是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根源。这个根源问题不解决，任何特权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反而是从国家身上把权力让渡到市场上，从而无限推动了特权的滋长。在产权法律的庇护下，这种特权轻易地被合法化，把属于老百姓的公共资源，转手于几大垄断集团。 事实上，市场并不是中立的，天天喊着让政府退出对市场的干预，但事实是天天都在为富士康的全国扩张大开绿灯，圈土地、盖厂房，动用行政和教育资源为他们招工；上海自贸区大张旗鼓的建设，大力推动金融跨境流通，大大简化了企业的经营与监管等程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进一步说，若是彻底放开市场，难道就能取消特权？香港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在廉政公署等一系列制度管理之下，香港对于政府官员的权力监管非常严格，可以说基本上杜绝了政府特权。然而在香港，更大的特权来源于几个大的垄断财团，仅李嘉诚一人就控制了全香港28%的股票市值，几大“地产天王”对整个香港地产行业的控制更加清晰，这种特权正是开放市场导致垄断的结果。如果我们如茅先生所言进行这一思路的进一步改革，这种特权将无法抵抗。
质疑三：茅先生认为劳资双方是和谐共赢的关系，请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底下，这种共赢理论与现实基础在哪里？如何达成？ 首先，茅先生所提出的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在我们多年的调研中没有看到可以证明的例子。30年来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已经彻底卷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中，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必须通过做大做强，在国际大市场上求得生存。怎么做大做强？当然需要减少生产成本，包括对工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对工人待遇的不断降低。于是工人不得不被抛向市场，接受残酷的市场竞争和丛林法则。在这种竞争之下，工厂必须竭尽全力地从工人身上攫取和剥夺，工人也不得不通过自身歇斯底里的努力，取得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劳资关系究竟是处于对立还是所谓和谐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了，而是注定存在、绝对普遍的事实。 茅先生提出以企业社会责任来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观点，但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张面纱而已，在企业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资方或许还需要以企业社会责任装点门面，争取名誉，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企业马上把工人赶走，不再承担责任。以裕元鞋厂为例，作为跨国品牌社会责任企业的典范，它在近两年由于出口订单下降，工厂不断地向内陆、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而对劳动者的权益则是不管不问。因而指望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经济发展方式来让企业负担工人的待遇，根本就是空梦。近年来，各种工伤、职业病、工亡事故也是力证，工人的这些事故无非就是企业为了进一步追求效率，忽略职业安全所导致的。这种矛盾是内生于这种生产方式之中的，不改变资本的发展方式，什么和谐劳资关系都是不可能的。
质疑四：如果说产业升级给工人带来的是阵痛，为什么三十多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工人所受到的伤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剧烈？ 茅先生认为，产业升级一定会牺牲一部分工人利益的，并认为这只是社会阵痛，甚至举出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人下岗再就业的例子。但是，在这种理论推动下，大量的下岗工人被抛到市场中求生存，永远失去了稳定生活保障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底下的非正规就业领域，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随时担心丢掉工作失去生活来源的担忧之中。这是个基本的常识。这几年来，我们所做的新兴电子产业工人、建筑工人、煤炭工人等多工种的工人的调研也表明，30多年来，很多工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在降低。 此外，所谓产业升级也不过是个没有实证的空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出现了大量以产业升级为名，腾空土地让渡房地产、逼迁工厂，同时让工人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接受更为低廉的工资和更差的生活条件，本质上来说是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而没有真正实现产业的升级，也不存在茅先生所说的政府因产业升级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反而我们看到，无论国企改革还是产业升级，一些地方政府成为了资本的推手，许多工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结果只是强化了几个大资本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
质疑五：茅先生认为，劳动不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我们要问的是，在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下，财富到底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这样看来，茅先生恐怕不太清楚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吧！无论是所谓“新旧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普遍认知的基本学理，从李嘉图、亚当·斯密到马克思，这个学理被无数次的证明。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上，劳动并不重要，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应该是金融投资、跨国贸易和消费。这是将第一世界国家的经验硬生生地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没有看到第一世界的财富是通过跨国资本的流动，剥夺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剥削廉价劳动力实现的。因此，金融与流通等领域并不是创造财富的根源，而只能从生产领域转移劳动价值，通过一系列融资组合和技术创新，创造数字上的虚拟财富，从而掩盖工人的付出。 而茅先生提出的所谓改革前的劳动主要是消灭财富的论断就更加没有历史根据了。茅先生所列举的不过是“大炼钢铁”和“上山下乡”的例子，用以全盘否认前三十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与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已经初步形成工业化体系的历史现实是不相符的。 在今天的中国，创造价值的唯一根源还是劳动。同样以富士康为例，它的年度收入是和工人数量成正比的。2004年，富士康员工数是接近20万，年度收入是200亿美金；2007年，60万员工创造了500亿美金的收益；到了2012年，130万工人创造了1060亿美元的收益（如图所示）
如今，在世界500强排名30位的富士康，已经依靠着百万中国工人在流水线上的默默付出所创造的财富成为行业巨头。在这种清晰的数据面前，说不是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经济学家该做的学问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