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驻队干部驳斥《老农民》
作者: 老骥
本来我是不想看《老农民》的，因为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几十年里几乎天天和农民朋友打交道，我太了解他们了。《老农民》无非是标榜农村改革，这对我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发现网上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有网民将其归纳为193个胡说八道，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一探究竟我才调看了它，重点观看了被网民批判最厉害的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片段，看后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原来“金牌编剧”高满堂果然是个胡说八道的主。不过让我不解的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居然被媒体吹捧为“史诗”，不但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而且还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为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以亲身的经历对《老农民》进行必要的驳斥，以正视听，以防谬种流传。 我工作的地方是河南信阳的一个革命老区县，从1971年开始到退休，一生都在农村基层工作，一辈子与农民朋友打交道。先后干过卫生防疫工作，担任过人民公社的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被评过县劳模。既经历了文革时期也经历了改革时期，对两个时期的农村、农业、农民了如指掌。特别是文革时期，我在人民公社工作，在大队和生产队驻队长达十余年，经常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他们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正因如此，《老农民》哪个地方胡说八道，我一眼就能看穿。现在，对其细节的东西不予计较，仅就大的方面驳斥如下： 一、割资本主义尾巴是真的吗？ 至今我都不明白什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文革期间信阳地区从来没有搞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现的一个罪名，然而在全国也找不到一件正儿八经的实证，不信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它连一个正式的解释也没有。《老农民》的剧情，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麦香岭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韩美丽带着几个造反派，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标，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准在黄河捕鱼出售；不准种黄烟；不准社员自己养母鸡；不准社员自己养母猪；连坟地里的枣树也要砍掉；还不准办庙会。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必须割掉。为此，电视剧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双方的激烈斗争，煞有介事地极尽渲染之能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这都是瞎编的。不要说我工作的地区没有这种现象，可以说在全国也难找这样的典型，因为这样搞是违反党在农村一系列方针政策的。1962年9月27日，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由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规定如下： 第五章 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 ，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
方也可以略多一点。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 利工程，妨碍交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 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
。（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 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 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政策的认真贯彻和执行：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养有成群的鸡鸭鹅，用它们下的蛋换油盐；每家都养有一二头猪，除了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外每家都要留一头杀年猪，腌腊肉；社员可以养母猪，而且主要是社员养，其次生产队也可以养；生产队在塘湖堰坝放养鱼虾，年根前捕捞上来分配给各家各户；社员房前屋后都栽有自留树，有乘阴树、香椿树、果树，果树多为又大又甜的磨盘柿子树；每个公社都设有集市和庙会，逢单日或双日上午开集，每年一次庙会，社员们赶集是互通有无，卖出买进，主要是售出自己的农产品增加收入，社直机关的干部职工也需要赶集买菜。庙会就是物资交流大会。《老农民》污蔑这些全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是文革期间，为何竟是阴阳两重天呢？分明是胡扯嘛。 我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胡扯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这些编造的剧情都犯了常识性错误。如： 麦香岭大队捕黄河的鱼卖被当做投机倒把处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投机倒把是指倒买倒卖，而麦香岭大队的捕鱼是黄河沿岸社员的“渔猎”行为，出售是自产（捕）自销，与投机倒把不沾边，县、公社执法人员难道连这个界限也分不清？抓投机倒把也不是公安局，应该是市管会，那时候也不叫警察，县里叫公安，公社叫特派员。 种黄烟卖也算不上投机倒把，我们公社就种过黄烟。与麦香岭相反，社员们都不愿种，公社为增加社员经济作物的收入，力推种植。结果丰收了，但供销社嫌品质差卖不上好价钱，第二年就不再种了。黄烟的加工分两类。一是旱烟，旱烟是晒出来的，只适合社员自己吸食，种量很小，就在田边地头即可。二是烟草，烟草需装在炕楼用火烤出来，可以大量出售给供销社。七十年代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不吸旱烟，吸盒装的香烟，当时大众化的就是“公字牌”、“先锋牌”，《老农民》的自晒旱烟能卖给谁呢？卖旱烟不行只能卖烟草，烟草要用烟炕，烟炕楼像当年日本鬼子建的炮楼，而且还冒烟，这样的家伙能瞒过韩美丽和公社干部吗？ 养鸡的剧情就更荒唐了，见过栓羊栓狗养的，没见过栓鸡养的，更没见过把鸡栓在荒山野岭养的。栓养的鸡能下蛋吗？不仅不会下蛋连命都保不住，早该被野兽吃掉了。 《老农民》的编剧高满堂其实对农村是个外行，他既不懂什么是人民公社也不懂什么是集体和单干。《农村人民公社60条》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河南省就是三级制。而《老农民》则不伦不类，是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牛大胆这个大队长之下没有生产队长，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缺少生产队这个基础，是无法生产和生活的。剧中的“借地”实际是单干的代名词，本应谁开荒，谁种麦，谁收获才对。可是社员们仍是集体开荒，集体种麦，集体收割，集体分配，然后个人负责交粮。除了交粮由集体变成个人外，其余环节和过去一摸一样，这样的“借地”与集体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单干。那么请问这偷偷摸摸的“借地”有何必要呢？又凭什么一个吃不饱一个就吃得饱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的“借地”用的着立“生死状”吗？ 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只要编瞎话就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还会闹出笑话。 二、农民总是吃不饱是真的吗？ 农民总是吃不饱饭是贯穿《老农民》的主题，目的是为改革找理由。为此编剧不惜泼墨，极力渲染，并将一个叫马有粮的人取个绰号叫“吃不饱”，故意寒碜共产党。毋庸讳言，解放后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确有吃不饱的情况，甚至还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这是由于生产条件落后，自然灾害频仍，党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到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下达后，农村各项工作得以规范，这个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到了七十年代“吃不饱”就基本解决了。不过“吃得好”还谈不上。平时社员们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顿肉，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一是春节，二是建房，三是栽秧，可以天天吃肉。像《老农民》演的社员常年连一顿肉馅饺子都很难吃上，并且上级不准吃，纯粹是胡说八道。 有一种情况叫“度春荒”往往被人与“吃不饱”相提并论，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人民公社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难免有时候征了过头粮，这时候有的社员粮食就不够吃，往往在来年青黄不接的5月份断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需要将一部分粮食返销给社员，同时也发放救济款，叫做“钱跟粮走”。由于返销的粮食是按口粮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记不太准），对于农村人来说标准稍低，再加上每户计算缺粮的时间也不精确，所以个别粮食缺口大的家庭就发生了不够吃的问题，于是有吃稀，吃两顿的现象。发生春荒暂时困难的生产队也不是“等靠要”，他们在公社、大队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社员生产自救，种植经济作物，饲养家禽家畜，发展“三坊四匠”，外出搞副业等来弥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对不征过头粮抓的越来越严，搞不好干部会受处分，所以再没有吃不饱的现象。 应该指出的是，缺粮不是生产不出来，不是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不够吃，是政策没有执行好，征了过头粮。不像小岗村，是因为好吃懒做。《老农民》许多剧情都是小岗村的拓版，不过我觉得小岗村的事迹并不光彩。包括小岗村人在内的凤阳人历来好吃懒做，有“凤阳花鼓”歌词为证，至少从明朝开始，他们都是“背着花鼓走四方”的，不事生产，专以卖唱讨饭过日子。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所以才会有不组织生产自救却开证明“逃春荒”的怪事。几百年来他们总是怨天尤人骂皇帝，从来不反省自己，封建社会搞不好，资本主义社会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搞不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不好。按照他们自己的反省：“一夜越过温饱线，30年未入富裕门”，只好又跑到南街村取经，只因村领导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作怪，取来了经也没念好。小岗村的懒惰让人不可思议，十几年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斤，连种子都找不回，这在全世界也是奇迹，难找第二个，真是懒得抽筋。 我们信阳地区改革开放前就号称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并且具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善于烹调技艺，有四大名菜佐证：香椿炒鸡蛋，泥鳅拱大蒜，腊肉煮黄鳝，老鳖下卤罐。老百姓热情好客，我下乡和驻队时常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品尝这些美味佳肴。特别是春节期间，他们把来家中的公社干部当亲戚一样接待，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要给你做上一碗好吃的食物，叫做过响午、过晚上，就是半上午、半下午怕你饿着让你吃点东西。有糖水荷包蛋、甜酒糍粑、腊肉挂面、肉馅水饺等。每家都有一碗，主人说不吃不行，不吃完也不行，如果你不懂风俗，信了主人好客的说辞，就会被撑得肚儿滚圆，涨得难受。改革开放后有很多烹调手艺好的人到外地开餐馆，餐馆的名字都要注明“信阳”二字，一般生意都不错。还有开起高档大酒店的，名叫“南湾湖大酒店”，并且已全国连锁，菜谱主打就是四大名菜，原料都从信阳运去。并新增了一道名菜“南湾胖头鱼”，取材于南湾水库的胖头鲢鱼和水。南湾水库建成于1955年，总库容16.3亿立方米，是信阳的一大风景区。现在，信阳人烹调技艺享誉河南，名扬全国，信阳的老百姓也被公认为“吃家”。 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信阳地区虽然是个工业落后的革命老区，但当年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老农民》描写的那么痛苦，那么凄惨。七十年代他们已经解决了温饱，并且在尽情的享受生活。《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攻击和污蔑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姓曾的大队老支书对我说：“《老农民》演的太假了，纯粹是给共产党毛主席抹黑，我只看了一集就不看了。” 三、“大包干”成功了是真的吗？ 1979年我们县进行农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该不该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对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成功的则应该保留，不能一刀切。我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队是可以继续办下去的，这些大队都是先进大队，生产条件好，社员觉悟高，集体观念强。对解散了的也不应该搞分田单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即，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改为社员家庭，真正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模式。如果说办人民公社的时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据“三农”专家李昌平调查，全国农村从1988年后统统都成了分田单干，尽管官方一直忌讳这个词汇，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违反新宪法的。 《老农民》描写农民“大包干”即分田单干后，农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获得了极大地成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可否认，分田单干与小农意识相结合，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田间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确能够促进增产。但这离不开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础，如水利建设，化肥农药，杂交水稻和改良了的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种子，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粮食增产并不意味农民就能增收，当时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的确让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许多农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时也让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导致了中国首轮通货膨胀。 当时流传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过实践证明田野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镇农民负担人均高达500多元，全国也大同小异，沉重的提成摊派让农民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找生活。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分田单干反而养活不了农民，这个事实让力推农村改革的人非常尴尬。有人说：正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这是搂草抓兔子——意外收获，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再说，人民公社难道就不能输出劳务？当年不也派社员外出搞副业嘛。之所以没有改革后的规模，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如果有，集体外出打工照样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单干后假如没有经济特区，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就不能缓解尖锐的矛盾，农村的“三农”问题必将不可收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会用“粮食十一年增”来证明分田单干的效率，但我认为这个统计是可疑的，弄不好农业部和《老农民》有共同造假的嗜好。说这话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一，我看到农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别询问过农民、村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得出的结论是撂荒面积在20%—30%。一叶落知天下秋，估计全国大同小异，这么大的了撂荒面积能不减产吗？何况城镇化让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哪来的增产呢？根据二，我国原来是粮食净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粮食第一进口大国，2013年进口比上年增长了1300万吨计8300万吨。估计占粮食产量的13%左右，进口年年加码，由100多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8300万吨。中国人口增长维持在700万人，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人，新增口粮只需200亿斤。这说明什么？说明粮食减产而且幅度很大。吹嘘粮食十一年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 对照制度的优劣，不能光看经济指标，还要看政治、社会、治安、精神、道德、风尚、环境等综合指标。当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洁，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风清气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绿色食品，人民身体健康。分田单干后这些方面无一不倒退，有的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特别危险的是，农村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丧失殆尽，许多地方黑社会已经取代了村支部，宗教势力、宗派门头控制了广大农民群众，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今天“三农”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盖不了分田单干的失败和为资本下乡腾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农民未来的贫民窟；“三权分置”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土地确权”最终也阻挡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
总之，《老农民》是对当年几亿贫下中农的丑化，是对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的污蔑，是一部信口雌黄，搬弄是非的垃圾剧，是一株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对习近平“两个互不否定”指示的公然挑战。对这样的电视剧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对编剧、导演和批准上演的广电总局应追究政治责任。至于那几个主要演员，为了几个臭钱，抛弃艺德，丧失良知，有奶是娘，一副十足的“戏子”嘴脸，只会遭到广大观众的蔑视与唾弃。 2015年1月30日 讨 逆 檄 文 宇太 2015.1.17|来源：中国红旗网 目前的中国，可以声讨的害人现象，已经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许多同志提议反这个、反那个，反的过来吗？张罗声援这个，声援那个，声援的过来吗？你们睁眼看一看，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不该反的地方和行当？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打着人民旗号干着私欲需要的勾当。尽管伪装得人模鬼样，打扮得冠冕堂皇，却早已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我们有权面对魔鬼的宫殿，发出属于人民的呐喊： 还我开国领袖。还我早期中共。还我主义贞操。还我人民主权。 还我阶级文化。还我人民公道。还我职工福利。还我人民财产。 还我人民教授。还我人民喉舌。还我青年方向。还我一代青年。 还我青山绿水。还我绿色食品。还我正宗商品。还我子孙资源。 还我外交成本。还我到处买单。还我领土完整。还我大国彪悍。 还我人命相等。还我冤死命来。还我人民卫士。还我生存安全。 对于属于人民的财富，你怎么私吞的，就怎么吐出来，比啥都强。不要以为花着伤天害理的钱就没事了。别做美梦了，终有一天，人民千刀万剐了你。
邓小平叛国投敌的觐见之礼 云
匀 原标题：亲美将军刘亚洲揭开了邓小平投降美帝，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内幕 金色地球村 2015-01-04 23:23:27 红旗网编者按：此文甚好，好就好在亲美派将军刘亚洲揭开了邓小平投降美帝，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内幕，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多么肮脏的灵魂！卖身投靠卖友投敌，就是为了几个美元，什么改革开放，简直是奇耻大辱！丢尽了共产党的脸，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当年，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打了两个漂亮仗——一是抗美援朝战争；二是抗美援越战争。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在同样的两个国家，也打了两场战争——一是替美国出气打了一场教训越南的非正义战争；二是帮助美国制裁朝鲜。重演两场宋江打方腊的战争游戏。现在，第一场非正义战争已经成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罪责，而帮助美国扼杀朝鲜的“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许多善良的人们至今还没有看清楚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没有看清楚修正主义集团的反革命嘴脸，如果今后多出一些刘亚洲这样的蠢才，多暴露一些邓小平的反革命内幕，或许对提高人们的觉悟和识别能力将会大有帮助的。 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 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原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回去要教训一下越南。（原编者补充：当时新华社有篇长篇通讯《邓小平风靡美国》：美国《时代》周刊登文“邓来了，中国回来了。”邓小平当时对美国的政要说回去要教训教训一下我那个小兄弟（指越南）。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投靠美帝国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耻嘴脸！）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 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 彻头彻尾的全面复辟谎言
陈石宇
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是为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美梦，而编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圈地运动，羊吃人一样，具有同样的功效，都是为了加快城乡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不过，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即更彻底的堵死和平回归社会主义的路。因为这样一来，数亿农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再也回不了农村的农民工，或只能供农业资本家剥削奴役的对象，沦为城乡资本的奴隶，因而也失去了重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时机。 早在刚刚打出改革开放旗号的时候，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振振有词的在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提出了要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课的主张，作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要依据。他以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为理由，鼓吹中国需要先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可能再搞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补课论”，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似乎补资本主义的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最后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幌子，目的在于掩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来用意。 走资派在谈到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时，其两面派嘴脸暴露得十分露骨，他说“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就坏事了”，也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全露出来”。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惯用伎俩，打马克思主义旗号，干反马克思主义勾当。不过，却向我们证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是那个死不悔改走资派早已成竹在胸的既定方针，在篡夺了党和国家权力以后，便打算立即付诸实施。说明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中国后来的发展违背了他原有愿望，而是决心早定。 “补课论”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而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谬论，却根本站不住脚。人类社会更替的历史证明，新的社会形态并不都是先从已经发展得特别成熟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2千多年，封建主义关系早已发展得很完备，但是，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并非从中国最先突破，而是先在封建主义后起的欧洲先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经历几个历史阶段的论述，也从未要求一切国家必须照五种社会形态顺序按部就班更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越过某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下一个社会形态，例如美国就未经历过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而且，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有了很充分的条件。有可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坚强后盾，在没有国家政权的时候，革命还可以蓬勃发展，胜利前进，有了国家政权，为何不可以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人民群众强烈渴望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作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经过长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提高，已经为社会主义胜利发展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基础。何况，在全国城乡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过近30年的调整和改进，已日臻完善，有了良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些都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志士，推翻了剥削阶级反动统治以后创造的。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还必须搞一段资本主义才能再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中国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原本弱小的中国革命力量面对强大而又凶恶的敌人还有必要继续坚持斗争，并为之进行极为艰苦卓绝的奋斗吗？几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难道就是为了在中国再搞一段资本主义吗？如果他们牺牲奋斗的结果还是要搞一段资本主义，他们的流血牺牲又有什么意义？试问炮制这种谬论的走资派们，你们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奔到蒋介石门下，帮助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既可以满足你们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心愿，又可以捞个一官半职，岂不美哉！为什么非要钻进共产党内当特洛依木马，还要伪装积极拼命往上爬，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补课论”是一剂毒药或麻醉剂，使一些善良的人们在他们放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面前丧失了识别能力和抵抗的勇气。对于那些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精英，国民党的遗老遗少，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和汉奸卖国贼来说，尤如他们盼望已久的甘露，把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反共势力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扯起“补课论”等破旗，在中国大地上，狂热的否定，诋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疯狂的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美化资本主义。在搞垮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时候，他们同走资派唱着一个调子，大肆吹捧走资派砍杀人民公社，竭力渲染人民公社如何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宣扬农民单干的优越性，为走资派摧毁人民公社树碑立传。以后，他们又为走资派瓦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唱赞歌，为官僚买办及一些冒险家疯狂抢夺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财产，迅速暴富，变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让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沦为雇佣工人或失业工人推波助澜。 现在，当城市的国有经济和城体集体经济即将被全部私有化、市场化，以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及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又把魔掌伸向农村，用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最终完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可以肯定的说：当他们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完成的时候，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被完全摧毁，共产党解散、改名或下台的日子就到了。 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那里？有人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毛主席曾经讲过的话，但是，这是毛主席在农业集体化完全实现的前提下讲的，集体农业的根本出路当然就在于机械化，用大规模的机械生产代替人们的手工劳动，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今农业的集体经济已经被走资派一刀砍掉，农村重回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一家一户分散而又单薄的广大农民又有什么条件实现农业机械化呢？ 所以，在今日之中国，如果真要为亿万农民作想，让亿万农民能够共同富裕起来，而不是把他们重新推入万丈深渊，当牛做马，根本出路就是组织他们重新走上集体经济之路。像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等集体农业那样，依靠集体力量搞机械化、现代化，使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普遍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只要共产党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政府还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解放初期，在刚推翻了剥削阶级反动统治，刚完成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势力还十分强大，党内也有人主张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仍然如火如荼，势如破竹的发展起来。可见，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是执意要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让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已经实行了30多年小农经济，完成资本主义在中国完全复辟的缘故。 3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一部分农民向人民公社发难，树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垮集体经济，坚持单干的典型，受到“补课论”倡导者等一帮走资派的赏识，硬性将人民公社砍掉了，使亿万农民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地位，重新开始了一家一户的单干生活，为农业的市场化、私有化迈出了重要一步。30多年来，年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为农业而发，都想解决农村穷、农民苦和农业落后的“三农”问题，可是“三农”问题依然如故，就整体而言，农村始终穷，农民依旧苦，农业照样落后。怎么办呢？如果要农民再走社会主义集体化之路，岂不事实上就承认了当年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人民公社错定了，有何颜面去见恩师恩祖。本来，在掀起反毛恶浪时，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曾高唱共产党最善于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把他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美化为纠正自己错误，如今，真要他们自己纠正复辟资本主义的天大罪过时，他们却满怀敌意，欲置坚持这种呼声的人于死地。说明共产党真的变了，出现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不能回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之路，只能遵照“补课论”的旨意，搞一段资本主义，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会有人信。于是搞资本主义大农业，就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只要继续采用温水煮青蛙的良方，仍然可以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当年城市改革何其艰巨，那真是改革的一个深水区，要让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由主体变成附属物，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让官僚买办及一些冒险家们空手套白狼，抢夺全民资产，成为大资本家阶级；要把几千万工人革除教门，让他们重当雇佣奴隶。何其艰巨，水太深了，不要说摸连脚都踩不到石头了。怎么办？走资派，公知们，脑袋一拍，办法出来了，“温水煮青蛙”，等到你觉得不行了已无力跳出来了。舆论先行，于是砸烂铁饭碗等“三铁”，“大锅饭”养懒汉，减员增效，靓女先嫁等舆论铺天盖地，一时间把人弄得昏头转向。在此基础上，买断工龄，一下子给你几万元，这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有点像天文数字，吸引力还是不小，还可以安排子女顶替，多为工人作想！再给你指条致富之路，自谋职业，或创业当老板，也很诱人。如此这般，其结果太理想了，一来是听惯了党的号召的工人们，六千多万啰！都乖乖的下岗失业了，能创业当老板的，是有，只是太少了，生活没有指望的成了特困户，个别的贫病交加，只好早早离开这个世界了事。二来是占绝对优势的国企纷纷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囊中之物，使城市资本主义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有了国企大规模化公为私，成为城市资本主义化的“伟大成功”在先，摆弄小农经济的个体农民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于是承包确权，土地流转的大戏就开台了。舆论宣传把维护农民利益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如像承包地、宅基地的权利确定后，农民在转让时就不再任政府摆弄，可以按市场价转让，或者高价租出去，再到租地企业打工，可获双份收入等等，让旁边人听了都垂涎三尺。 可是，这还只是在农村中进一步强化了私有制，似乎还是在个体农业上打转，还未把“底子”全“露出来”。当在土地流转后面加上一个“资本下乡”，才把“底子”“露出来”了。为什么要让城市资本下乡呢？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们，如何为讨国内外主子的封赏，实现自己的复辟美梦，如何按照西方城市化的路子在编起法儿来欺骗农民的。一说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曙光说“农业要现代化，不允许资本下乡，靠农村资本能行吗”？“没有资本到农村，农村怎么开发”？他认为要改变只有农民才能务农，其他人不能务农的传统思维。二是，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经过近40年的广泛发展，城市资本已经积蓄了很大力量，到处显出过剩力量，资本下乡，为过剩资本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以他们的余钱剩米到农村去为农业效力。三是资本下乡对农民好处多多，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说了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违反常识的话，他说“将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很有问题，资本有什么可怕，资本不是垄断，资本没有暴利”，“又垄断又暴利的是政府”，“我们不是搞政府与资本结合下乡，而是自有资本下乡，这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好处在那里呢？“资本下乡，相互竞争，地价上涨，农民收入多，这反而有利于农民自身利益”。“不能通过剥夺他的权利去保他的利益”。农民没有了土地，可以进城务工赚钱，城市呆不下去或想回农村，又买不起土地以后，还“可以当佃农，照样生活”。张曙光说“资本下乡，如果侵害了农民利益，政府该管，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应当拒绝资本下乡”，张曙光把话说到这份上，资本下乡后侵犯了农民利益，该挨板子的自然是政府，与他们无关。比较一下他们这些人在诱骗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时说的话，人们是否会对资本下乡，农村土地被城乡资本主义抢购一空，农村资本主义化后的农民生活，国家前途，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呢？ 资本是什么？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增殖，唯利是图，说通俗一点就是赚钱发财，最好一本或无本万利。为此，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只要钱赚到手，砍头也再所不惜。什么“资本不是垄断，没有暴利”，“对农民有好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急于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用心。农村真的资本主义化了，农民就惨了，只有永远当奴隶的份，甚么好处，不过是水中月罢了。 揭穿这些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反革命嘴脸，已经时不我待了，现在最需要的，是亿万农民奋起反抗资本下乡，坚决抵制资本主义道路，坚定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015年1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