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云讨薪被打死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夏衍在《包身工》描写“芦柴棒”遭到“拿摩温”殴打，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描写逃票的士兵、工人、农妇受到在“较矮的穿西装的人，身本肥胖的很，肚皮膨大”的人指挥下，被七八个打手鞭打、欺辱的场景。这种场景带有深刻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受到羞辱的标志。 夏衍、方志敏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949年前，大约三、四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映了上个世纪封建领主、殖民者对雇佣奴隶的野蛮、凶狠、残暴。 从1949年开始到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中国完全没有这种残暴事件发生。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尤其在最后10年，中国已经全部建成了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类似讨薪者为讨薪被打死一类事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号召“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外国资本被大量引进，因薪酬发生纠纷一类事件开始出现，而且越演越烈，到后来几乎成为社会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现象。直到周秀云讨薪被打死，达到一个高峰——一个依然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竟出现了任何公有制国家都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的、类似于6、70年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才有的、代表那个时代特征的耻辱标志。但这是在中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在“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之后才重新出现，并且又成为能够代表当前时代特征的一个重大标志。 这个标志具有可以反映普遍存在的典型意义。周秀云被打死，夏俊峰被公检法判处死刑处死，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周秀云是被野蛮地打死，表现了资本主义在原始结累阶段的血腥和残暴，夏俊峰是被文明地处死，表现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虚假和伪善，他们最终都没逃过一死。他们——周秀云、夏俊峰，和那些跳楼死的雇工，还有同时代那些正在一点点被屠宰、終难逃脱死亡命运、或寿命缩减即将死去、被资本雇佣的奴隶，都是被现存经济制度中私有制的卫道者杀死的。他们的血汗可以流成一条河、白骨可以堆成一座山，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将永久地载入史册。 现存经济制度中私有制已经非常广泛地存在，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侵入、毒害了每个人的心灵。因此，这些标志的存在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正处于带封建印迹、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所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所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宣传资料，全都是谎言。之所以要编造这个弥天大谎，就是为了欺骗所有的、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攫取他们的财富；几乎所有事件都有共产党员、警察参与，又说明经济基础对公有制的背离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上层建筑的性质，影响到中国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这不过是共产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夺取了领导权之后，以“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名义，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结果。所有的死亡都是修正主义路线造出的罪孽。 有人一提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为“抽象”，是为犯罪者辩白。所以不妨具体地讨论一下修正主义。这要从中国历史说起： 中国有上千年的战争史。战争的主体是谁？农民。作战的双方全都是农民。因此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战争史。农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落后、保守的一面。谁要抓住农民的这个特点，取得农民的信任，谁就能赢得战争，影响历史进程。 在近代，有两个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人全都来自中国农村。 毛泽东熟读历史、深刻了解中国农民的特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激发了中国农民的革命精神，只用短短20多年时间，就在这个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又用了不到30年时间，使过去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工业国。取得成就举世瞩目。毛泽东走后，接掌政权的邓小平不读历史、不了解中国农民的特点，但他本身就具有农民性格中与革命性相对立的一面：自私、落后、保守、喜欢投机取巧、搞权术。他先用三、四年时间清洗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惜发动对外局部战争建立个人威信、稳定自己的政治统治，然后又用10年时间打压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激发起的革命精神：集体主义、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惧牺牲、自力更生；而用分田单干、个人主义、发家致富、小康、富裕、外资，将农民中的反动、落后、保守精神完全激发出来，革命精神几乎被彻底压制。直到他死了好多年之后，他搞得那套东西还在精神上统治着中国农民因此统治着中国。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创造历史。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无非是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危难时刻抓住了中国农民的心，激发了中国农民的彻底革命精神，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邓小平则在中国将要呈现出最辉煌的时刻，出手反向打压，激发农民中固有的落后、反动意识，使其恶性膨胀，成为他的社会基础。邓小平与农民中消极保守意识的互动关系，促使了中国社会关系大踏步的倒退。 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无非是说他是中国农民中消极、落后、保守、反动、意识的总代表，而避免把具体的农民牵扯进来。但周秀云的死提醒人们，现在已经到了对革命精神被长期压制，消极、保守、反动、意识处于统治地位的农民当头棒喝的时候。在他们的革命精神没有被激发出来之前，他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会产生资本主义。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死路上徘徊，赶快清醒过来，摆脱个人发财致富的幻想，重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想要抓住他们、使他们犹豫不决、影响决断的各种说辞，也包括廉价的同情、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帮助，都会妨碍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继续把他们往绝路上推。中国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一旦经济危机恶性爆发，到了连农民都没饭吃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农民会第一个起来造反，落后、保守、反动的意识会瞬间转化成强烈的、带有盲目破坏性的巨大力量，谁都无法拦阻，那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的四分五裂。 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就在制定措施企图解决薪酬问题，从温家宝到李克强都已有所动作，但所有措施，本质上全是资产阶级纲领，是为了减缓劳资矛盾、加大对工人剥削压迫的措施。并不是针对私有化、抑制、消灭私有制的措施。完成这个纲领将标志中国私有制被进一步巩固、达到了资本主义中、高级阶段。中国需要的不是这个，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公有制社会。
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快抛弃“初级阶段”的说法，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公开承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大踏步地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必须以宪法所表达的社会主义为最低纲领，回归社会主义，重建社会主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