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 细菌战！ 我小时候曾经唱过1952年郭沫若创作的歌词的这首歌，今天记忆犹新。就是： “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他临到了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国人民进行细菌战。/ 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我们为了人类的尊严，坚决消灭万恶的细菌战。/ 消灭它! 消灭它! 消灭它! / 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让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臭虫、虱子、跳蚤、苍蝇一起完蛋! / 消灭它! 消灭它! 消灭它! / 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一致动员! 一致动员! ” 再联想起日本帝国主义的731部队！
指望帝国主义发善心，与帝国主义讲良心，不就是东郭先生吗？ 等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找死是中了邪，着了魔；
只有学习武松打虎的精神，学习朝鲜领导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这个 丛林法则尚行时的世界，才能好好存活下去。
阅读下面逯 艳的文章，受益是多方面的，特此推荐。
——齐工 从郭沫若“十七年”的外交诗文看他作为“公共人物”的外交策略 逯 艳
［摘 要］建国后郭沫若担任中国外交界的高层官员，从事着繁重的外交事务并在众多外交活动中成为名扬全球的外交界“公共人物”。作为一名公共人物，郭沫若有着超凡的外交手腕，而这些往往被纳入到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从文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其“十七年”外交史文的创作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同时更为世人认识一个丰富而完满的郭沫若提供平台，尤其是郭沫若所具有的球型天才”特质，更是对当下人才的成长具有社会启示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 “十七年”; “公共人物”; 文学创作; 外交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 / j． issn． 1004-5856． 2013． 01． 014
一 1950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前卫·纪念苏联第三十二届建 军节》的文章，郭沫若在此文中分析苏联军队 为什么会战无不胜的原因时指出: “苏联军队之所以无敌是因为其目的是在保卫人民的和平，人民的武力故尔必须强大。结果必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武力也就自然强大。”［1］而正是这种无敌的事实同时又“是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也是帝国主义者武装竞争的对象。”［1］ 尽管这样，“我们敢于说，这是无法竞争的。这是人民的武力和反人民的武力、和平的武力和 侵略的武力、建设性的武力和破坏性的武力、在 本质上的不能对比，也就和斤与两不能对比，人 与猿猴不能对比的一样。……但苏联军队不仅 在本质上是进步的，即在技术上也是最高的。因为责任大，故尔警觉性强。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在末路的危机愈见逼近的时候，愈见有狗急跳墙的危险。”［1］把帝国主义比作“猿猴”和跳墙的“狗”，足见郭沫若对帝国主义是深恶痛绝的。这种深恶痛绝的情绪和态度在 1950 年 5 月 15 日北京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大会上有进一步的表现。作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发表讲演时有这么一段表述: 美国帝国主义者曾经有一个时期自以为是原子武器秘密的独占者，高举起原子弹向全世界进步人类唬骇。美国的杜鲁门曾经大言不惭地这样夸示过: 美帝国主义有原子弹是“神圣的付与”。这就是说，他是奉了上帝的命令来大规模屠杀人类的。请看，这位药店小伙计出身的“大豪杰”好不威风! 但是他的上帝是什么呢? 华尔街的大银行老板罢了! 最近这位小伙计又在丑表功了，本月十日他竟公开地向美国的公众声明: 他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枚原子弹有了功劳，他打救了日本士兵的生命。是的，还打救了广岛和长崎的无数无辜的市民， 包含着无数的儿童和妇女，把他们一股脑儿打 救进天国里去了。这位小伙计竟公然狂妄到了 这样的程度，他毫不掩饰地说: 他打算再投一次原子弹! 我们倒想做几句赞美诗来歌颂这位“大豪杰”了: “杜鲁门先生，了不起的杜鲁门先生! / 你是法西斯蒂的集大成! / 你手里的原子弹真是‘神圣’，‘神圣’，第三个‘神圣’，把成千成万的人头骷髅装饰着你的金身。/ 你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三倍的光荣。/ ———你打算再投一次原子炸弹吗? / OK OK 你如果再投一次原子炸弹，我们就封你为新的三位一体———战争罪犯。”［2］ 如果之前还只是对“帝国主义”这一笼统的群体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那此时已经把“帝国主义”聚焦到了“美帝国主义”这一具体 的对象上，文中把美国总统杜鲁门用“药店的小伙计”代称，可见对“大豪杰”的蔑视和贬低。 以“豪杰”为贯穿，此种贬义色彩在 1957 年 11 月 28 日的《阿 Q 精神》中得以再次展现: 阿 Q 的精神已经传到了美洲，豪杰们在望着人造卫星怒吼: “我们要多一些大炮，少一些黄油! ”/ 在他们的吼声中显然有些发抖。/“打下来，把那对赤色的空中侦探! / 要赶快制造出干扰的星际导弹! / 月球和火星眼看就快要赤化了，未来的花旗上会少添几个星点。”/ 然而导弹实验却屡次都不成功，“先锋号”卫星已成为后进的先锋。/ 原子讹诈政策分明已经破了产，豪杰们还在叫嚣战争，显示威风。/ 要比赛科学自然再好也没有，如果为了和平，人人都会举手。V 和平共处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 总还要虚张声势，毕竟只是阿 Q。［3］ 如果此时的美国还只是被冠以“帝国主义”的称谓，那么到了 1951 年 6 月 25 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一文中，这种称谓就被“美寇”代替。文章写在朝鲜抗美一周年纪念之际，作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的郭沫若对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进行揭发和控诉: “美寇是今天天字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强国，它自己惯爱自我陶醉，也惯爱虚声恫骇，自己总以为自己了不
起，是世界第一，一些亲美、媚美、恐美的人也以 为美国了不起，是世界第一。但今天怎样呢? 在朝鲜这个局部性的战争中也遭受到了这样大 的惨败! 自我陶醉吃粪了，虚声恫骇不灵了，纸老虎被戳穿了。美寇内部自己在吵闹，侵略集 团内部也意见分歧了，亲美、媚美、恐美的人们尽管嘴里不说，心里总是明白的。”［4］当郭沫若 用“自我陶醉吃粪了，虚声恫骇不灵了，纸老虎 被戳穿了”。这些字眼来指称“美寇”时，他仇 视和愤怒的情绪开始泄露，当这种情绪积攒到 一定质点之后，言辞激烈便不可避免，所以到了1958 年 8 月 5 日《为中苏会谈公报欢呼! 》时， 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感性情绪有了一个集中释 放: 你美国英国要横加干涉，请问: 怎样处理你们的先人? /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 / 不合理的事断断不能容忍! / 谁个一定要发动世界大战，那就使他受到人民的处分! / 墨索里尼枪毙后尸体分崩，希特勒自杀后遭了火焚。/ 战争罪人的末路没有两样，人民的威力超过氢弹远甚。/ 且不谈洲际弹道火箭，也不谈人造地球卫星，只要你们来谈和平共处，为什么一定要自掘坟坑? /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帝国主义者就会一扫而尽。［5］ 诗作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下场来警告那些自掘坟墓的战争罪人，这种“玩火自焚”的意思在1960 年5 月15 日《寄日本人民》诗作中重复出现: 三战祸犹新岂易忘? 斗争传遍太平洋。/ 高呼美帝滚回去，迫使帮凶早下场。/ 玩火自焚公例在，胜天人定正声扬。/ 南朝已倒李承晚， 狗党何容再发狂! / 四无耻之尤岸信介，不知悔祸昧天良。/ 丧心已认贼为父，厚脸还甘自作娼。［6］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公共人物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其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公众有很大影响力。”［7］所以，郭沫若作为中国外交界的知名人士，他所代表的不再是作为具有感性情绪的诗人本身，首先应该是中国主流媒体言论指向的代言人，这就势必要求郭沫若在控诉美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时候，必须有节制地释放自己的主观情绪，才能确保他所代表的中国外交部的官方姿态不被一己爱憎情绪所影响。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郭沫若从 1952 年创作的以《消灭细菌战》为题的歌词① 中找到办法。歌词内容如下: 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他临到了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国人民进行细菌战。/ 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我们为了人类的尊严，坚决消灭万恶的细菌战。/ 消灭它! 消灭它! 消灭它! / 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让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臭虫、虱子、跳蚤、苍蝇一起完蛋! / 消灭它! 消灭它! 消灭它! / 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一致动员! 一致动员! ［8］ 很明显，这首诗所说的“消灭它”中的“它” 指代的是细菌战，所以并不能说正面性地攻击 了美帝国主义，但是“臭虫、虱子、跳蚤、苍蝇” 却可以突破细菌战的指涉范畴，引发人民对跟 随美帝国主义乱为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这种 拟人化的指代在《四害余生四海逃》中有了实 质性的体现: 苍蝇逃向英国 远从中国逃来，真是十分愉快。/ 在此建立王国，传之子孙万代。/ 中文虽叫苍蝇，英文是叫“福来”。/ 可见英国绅士，表示忠诚拥戴。/ 英国害过中国，欠下鸦片旧债。/ 苍蝇帮助霍乱，也曾为过大害。/ 中国人民憎恨，那是理所应该。/ 英国绅士欢迎，这是同类相爱。 麻雀逃向美国 我们真是自由，到了北部美洲。/ 麦克、艾克、杰克，个个都是朋友。/ 要吃就有粮吃，要游就可园游。/ 吃成便便大腹，散步华尔街头。/ 人说超额利润，带着血的腥臭。/ 有奶便是亲娘，血腥于我何有? / 三十九亿美援，有些政府领受。/ 比起某位总统，麻雀不算下流。 蚊子逃向日本 蚊子虽然微藐，本领却是不小。/ 任你英雄好汉，都可把他病倒。/ 疟疾、脑炎、黄热，千村万落人少。/ 我们就是瘟神，结队成群乱搞。/ 中国不准再呆，如今逃往三岛。/ 三岛岸姓政府，不打中国交道。/ 镇压日本人民，专向美帝投靠。/ 咱们同气相求，吸血总要吸饱。 老鼠逃向西德 老鼠别号高客，惯在梁上横行。/ 传播鼠疫细菌，猛烈不亚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兴兵。/ 如今西部德国，衣钵犹然继承。/ 人
有战争贩子，鼠是瘟疫大神。/ 自然同声相应， 不辞远道投奔。/ 西德如果不收，美帝一定欢迎。/ 英雄能识英雄，惺惺惯惜惺惺。［9］ “四害”所逃离的分别是英国、美国、日本和西德，而这四个国家又恰恰是当时所谓的“帝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郭沫若想要借助“四害”说明的正是这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给世界和平带来的破坏和毁灭，而同时也以 这“四害”所逃窜的去处说明这些国家是“四害”的最终逃生地，就势必具有和“四害”一样 的危害。这种类比的方式很巧妙地避开了主观情绪的个人化流露，即使是被发现有爱憎情绪的暴露，也可以圆融地解释为是针对“四害”这 一客体的，此种策略在 1962 年 9 月 14 日的《魔高十尺，道高千丈! 》一文中重现: 要希望战争贩子们悔改，那完全是妄想。/ 要消灭鼠疫，就必须消灭鼠疫菌。/ 要消灭霍乱，就必须消灭霍乱菌。/ 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你能够希望病菌悔改吗? 今天我们高兴的是: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和平敌人的物证，美帝国主义是比鼠疫菌和霍乱菌还要危险的世界人民共同敌人的物证。 大家提高警惕吧。和平保卫者就譬如医生，医生是不能和鼠疫菌和霍乱菌等握手谈友好的。［10］ 到了 1963 年 9 月 8 日的《和杜波依斯博士问答》一诗中，本体已经完全隐匿，取而代之的却是“老鹰”、“乌鸦”、“秃鹫”和“鹦鹉”等喻体: 那些一爪抓着箭，一爪抓着橄榄枝的老鹰， 是那些追随老鹰和老鹰讲朋友的乌鸦和秃鹫， 是那些在指挥棒下团团打转的各种各样的鹦鹉 …… / 他们在放射着有毒的尘埃，污染着世界的空气。…… / 有人在说你们中国人是好战分子， 打算玩弄核武器，而垄断着核武器的自封霸王们却真在关心和平! / ———那就是那些老鹰、乌鸦、秃鹫和鹦鹉所放射着的毒素了。必须扫荡 尽那些毒素，世界的空气才能够澄清。［11］ 如果说之前的诗文所指责的对象“美帝” 和“美寇”还算是相对宽泛的话，到了《斥美国 战争狂人》中，攻击矛头便缩小到“横行霸道无谱”［12］的“战争狂人”身上: 你有热核潜艇，只能哄走鲸鱼! / 你有原子武器，只能骇倒老鼠! / 杜勒斯和艾克，有一万个何补! / 什么“战争边缘”，任你叫破狗肚! ［12］而在《斥艾森豪威尔》一诗中，除了将“战 争狂人”再具体到艾森豪威尔这一个体身上， 郭沫若还展现了除拟人化之外的又一种视线转 移策略，即人称的转换。《斥艾森豪威尔》一诗 全部用第二人称写成: 艾森豪威尔，我真替你羞耻，你的伪善彻透了太平洋的海底! …… / 你的强盗逻辑真足令人笑死! 不过，这在你们倒也不算稀奇，几年来你们一直都在这样放屁。…… / 艾森豪威尔，我真替你羞耻! 你不要再替美国人民丢脸吧， 奉劝你把你的大脑早早医治。［13］ 继《斥艾森豪威尔》之后，又作《再斥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用第二人称: 战争狂人红了脸，恼羞成怒失检 点。/ …… / 颈上绞索快自解，晚上睡觉也舒坦。/ 如果甘愿受绞刑，是你艾克恶贯满。/ 超过希莫和东条，战争罪恶实空前。/ 人类历史留批判，臭名将遗万万年; 大书艾克杜勒斯原子战争之罪犯! / 问你何去复何从，是绞是活由你选。［14］ 除了以第二人称来怒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美国“战争狂人”之外，郭沫若还发挥了文学上的才智，用第一人称的方式、以六章的篇幅写了《艾森豪威尔独白》，诗作于 1960 年 6 月 18 日、20 日、23 日在《人民日报》刊载。讽刺艾森豪威尔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正是“看来忍贯已满盈，自己睁眼跳火坑”。［15］以“我向自己喊口号: 该死艾森豪威尔! ”［16］这种自我诋毁、自我表白的方式不仅成功地将诗作作者的激烈愤怒情绪转移并掩盖，而且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将诸多罪行和盘托出时又变相地将人物心理对白传达出来，这种隐私性话语的表达可以满足读者的公共知情权，以更为传神的效果来引起广大读者的响应。 二 既然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持有贬斥的态度，那是不是就代表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该保持敌对的态度呢? 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官方的代表，郭沫若在《首都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
族歧视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中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表明了态度: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7］也就是说，郭沫若作为外交界的“公共人物”在对待 “敌人”和“朋友”的问题上有明确的区分，这一区分早在 1951 年 2 月 19 日，他率中国代表团由莫斯科飞抵柏林，出席 21 日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时便有展露。郭沫若在向欢迎者的致词中，首先称颂中德人民在与帝国主义斗争时的英勇表现: “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德国人民在争取民主统一与公正和约方面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18］继而提到: “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狂妄地蠢动，企图使德国长久分裂，并利用德国人民的敌人———纳粹分子与复仇主义者，来重新武装西德，以作为在欧洲发动侵略的赌本。但是，我们相信: 全德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在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共同努力之下，德国人民的斗争定将获得光荣的胜利。”［18］文章虽然没有脱离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指责，但是和与其相对的一个最大的概念就 是“人民”。1951 年 6 月 6 日，郭沫若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祝贺“德中友好月”》时，“人民”这一 概念被再次强调: “单把世界地图从表面上来看一看吧，以苏联为中心枢轴，欧洲和亚洲的新民主主义的兄弟国家，紧紧拥抱着，完全打成了一片。这八万万以上的人民大团结，这是不可摧毁的一个和平力量。我们和平民主阵营之有今天这样的壮大，我们中德两国人民之有今天这样的友好，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感谢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19］ 郭沫若所提出的“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 对立的群体概念，但是作为“人民”这一概念本 身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20］“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中，人民以无产阶级的 形式，成为实现根本社会变革的力量，以这个人 民的名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人民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逻辑地展现而等同于人类。”［21］所以，在对待这一政治概念时，郭沫若在 1954 年 8 月22 日发表的《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一文对“人民”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 “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好战的，我们中国人民是 宽仁厚大的。即使是蒋介石的一小撮的卖国集 团，我们也准备予以分别看待。凡是还有良心、还有羞恶之心的分子，凡是对于祖国还怀抱着 爱念心情的分子，只要不愿死心塌地作蒋介石 的殉葬者，尽有机会立功赎罪。你们是重新做 一个光荣的中国人，还是继续做一个卑鄙的美国奴才，是临到你们迅速抉择的时候了。”［22］而 对于台湾人民，“我们希望在台湾的所有爱国 的人民和文化工作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和全 国人民一起，阻止美帝国主义盗劫我国文化财 富和蒋介石集团出卖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行为! ”［23］ 既然对这一概念有过如此明确的辨识，那么，这一辨识过程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以郭沫若抨击最猛烈的美国入手，他对美国当局深恶痛绝的同时，对美国人民却持有另一种态度。 1950 年 9 月 8 日，西蒙诺夫剧本《俄罗斯问题》在中国演出，9 月 17 日，郭沫若《这倒是 “美国问题”》一文指出: “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我在三年前读过译本，的确是一部富有 教育意义的好剧本。它的主题自然是反对美国 帝国主义，但决不是反对美国人民。美国帝国 主义者阴谋挑拨战争，在今天已经成为事实。它事实上是‘四分之一的苏联的敌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民的敌人’。”［24］通过剧本中主人公 斯密司我们可以了解: “在今天的美国，一般有良心的人们是受着怎样的迫害; 在今天的美国， 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要想 争取真正的自由，那只好‘开始新的生活’，创造‘林肯的美国’———也就是‘人民的美国’、 ‘明天的美国’。”［24］“不自由的美国人民同样 是值得同情。因而我们的加紧反对美帝国主义 侵略也就是支援了美国人民，帮助了‘林肯的美国’的创造。”［24］ 既然“美国人民是值得同 情”的，那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25］而“美国人民同 样爱好和平，我们丝毫也不怀疑。”［25］那么，“我 们希望具有正义感的、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为了美国人民的光荣和世界人 类的幸福，对于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活动和强盗行为，一律加以谴责和制止。”［23］由此，郭沫若所表露出来的是团结美国人民共同对抗美国当局，而这一策略的实施正是来自作为中国外交界“公共人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了争取和动员更广泛的美国人民的支持，郭沫若抓住美国黑人解放运动这一契机，传 达出对黑色人种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关注。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作为中国外交界的 “公共人物”，首先将美国人民和美国白人做了 界定: “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 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17］在《国庆节之夜 月亮与太阳对 话———调寄〈满江红〉》一诗中，郭沫若将“月亮”和“太阳”拟人化，将他们之间的对话用诗 的形式写出来，表现出对美国黑人受迫害的堪 忧: ( 月亮) 国庆良宵，月华我，精神抖擞。/ 遥望见，天安门外，欢愉如昼。/ 光柱千寻天网大，弹花万簇锦屏秀。/ 问太阳，今在北美洲，能见否? ( 太阳) 太阳道: 哪能够! / 白宫外，人牵狗，向黑人，迎面扑胸张口。/ 血肉横飞天地暗，水龙乱扫妖魔吼。/ 果然呵，地狱在人间，花旗丑! ［26］ 所以，当著名的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被美国法西斯暴徒残忍杀害事件发生后，郭 沫若在1965 年2 月24 日发表诗《爱克斯万岁》来歌颂他的斗争业绩。诗作以马尔科姆·爱克 斯说过的话为镜面，反照出美国黑人在所谓的美国“民权法”下悲惨的生活面貌: 你只喊了一声“兄弟们和姐妹们”，这一呼唤就是革命的号角，两万二千个美国黑人是你的兄弟姐妹，两亿二千万非洲黑人是你的兄弟姐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 你说过: 美国的黑人兄弟是带着锁链，被人押解着离开了非洲的故乡，在美洲受了三百多年的惨无人道的折磨。/ 你说过: 美国议会所通过的什么“民权法”，只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骗局和诡计之一，是想掩饰它的种族歧视，免受谴责。［27］ 以第二人称为写作角度的策略，不仅拉近了读者对诗作情感认识的距离，同时用能将诗作的情绪更为直接地传递给读者，尤其是当读 者是“美国人民”时，黑人同胞备受残害的事实 使他们信服的同时会激发出他们对美国当局残 暴行为的愤怒情绪，并传达出向往和平、呼吁平 等的心声和愿望。为了增强同仇敌忾的效果， 郭沫若在诗作最后搬出了“林肯”，使得整首诗 完成了“动员”美国人民的任务。 林肯是为解放黑人奴隶而遭到暗杀的，/ 美国的统治阶级却以暗杀黑人领袖来纪念林肯，/ 这就证明: 尽管经过一百年，种族歧视，仍未消除! / 这就证明: 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27］ 1966 年 8 月 9 日，在首都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大 会上，郭沫若再一次赞扬了黑人的斗争精神: “美国黑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进行了英勇顽 强、再接再厉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美国黑人这种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是对一切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极大鼓舞。”［17］同时，又再一次立场分明地指出了美国政府的罪恶， 再一次体现了作为外交界“公共人物”的熟稔: “美帝国主义不仅是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凶 恶的敌人，也是美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在反 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都这中， 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总是相互 同情、相互支援的”。［17］最后，郭沫若将黑人和 美国人民联系了起来“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和 平等权利，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美国黑人兄弟， 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会更加 积极地行动起来，把抗暴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17］ 三 对于日本这个特殊的国家，郭沫若同样展现了作为外交界“公共人物”的本色。郭沫若在 1951 年 2 月 4 日发表《制止美帝和日本在侵略行为上的勾结》时便泾渭分明地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我们是死敌，但日本人民和我们却向来是友好的。”［28］ 这种态度在 1953 年 10月 29 日接见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时被重申: “在日本今天还有一部分反动分子仍然在想重温旧梦，企图借美国的力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日本重新推上侵略的道路。”［29］尤其是“日本吉田政府的种种措施都是完全敌视中国人民的。”［29］但是 “中国人民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看的。中国人民愿意增进和日本人民的友谊 ……在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前，中国人民愿意首先开展中日人民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并和日本人民一道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29］面对“友好的”日本人民，郭沫若在开展争取日本人民支持的外交事务时选择了走温情路线。 最有代表性的是 1951 年 9 月 4 日所写的《一封给日本人民的公开信》。这封信以“日本 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其 他一切爱国的朋友们”为对象，以真挚的情感 开篇: “我现在要以一个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前后住了整整二十年的旧友的资格，向你们写 出这一封公开信。你们的祖国，我认为，又临到 了最危险的关头了。你们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的 人，你们应该更积极地振奋起来，团结起来，组 织起来，尽力地从事挽救”。［30］正是因为“日本 人民，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是勤劳、勇敢、而富于爱国心的民族。”［30］所以“要使日本复兴，只 有走人民的路线才有希望。”［30］尽管我们中国 人民对于日本的军阀财阀有着血海深仇，但 “对日本人民是向来怀着兄弟般的友谊的。只 要日本人民真正做了日本的主人，中日两国是 一定能够实现圆满的友好互助的”。［30］ 1952 年 9 月 7 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郭沫若第二次给日本人民写公开信。这封信的开头再一次以“日本的工人、农民、青 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爱国的朋 友们”为对象，因为距离上一封信“很快就满一 周年了，现在又临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 议将要召开的前夜，我感觉着不能不再写一封 信给你们，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你 们的系念”。［31］信中鼓励日本朋友们“你们是知 道的，争取和平民主，争取自由独立，应该是一种长期性的不断的努力。”［31］与上一封信相比，在动员和争取日本人民的策略上，郭沫若加了 一个具体的实例，从而使信更显得温情，同时也 更具鼓动性: 在暴力弹压中因伤致死的工会会员高桥正雄的话和他母亲的话打动着世界人民的心弦。高桥正雄的母亲在东京母亲会的成立大会上 说: “我从我儿子的衣包里搜到了一通申请书， 写着‘要自由、要和平、要有人的生活’; 作为他的母亲，我要实现我儿子的愿望。”读了这话的 人，谁能不受感动呢? 这只是千千万万日本母亲中的一例而已。毫无疑问，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将以最大的力量来 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 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支持日本人民也就是保障自己的和平与民主的发 展。［31］ 这种以书信的形式动员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文章还有《争取胜利的明天》: 日本的朋友们! 你们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斗争，愈来愈声势浩大了，像台风中的太平洋的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势必把反动派的阵营冲涮干净。 我祝贺你们，我慰劳你们，我为你们欢呼! 日本朋友们，再接再厉吧! 你们要发起第 十七次全国统一行动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动 员更多的日本人民。连昨天还在替岸信介服务 的日本警察，我相信早迟也会被你们动员起来。他们所受的蒙蔽一被揭穿，决不会甘心替出卖 祖国的独裁者做爪牙的。谁受欺骗愈深，谁就 会愈严厉地惩罚欺骗者! ［32］ 除了以“书信”这种温情形式来动员日本人民的支持之外，郭沫若还特别注重使用具有温情性质的词语。1953 年 6 月 2 日，郭沫若发表了《“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发刊词》一文，为 《人民中国》在日本的发行做了说明: “‘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刊行，是准备对通晓日本文的读 者，主要是日本人民，传达今日中国的国家建设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使读者能够明确地、迅速地、不断地、追随着发展过程而获得比较全面的了 解。这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上、在维护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上，是大有必要的。”［33］在 谈到中日两国的友谊时，郭沫若这样表述: “中日两国人民，由于历史上的长远交往与地理上 的邻接，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日本还在使用 汉字作为日本文字的组成部分之一。日本人民 的生活方式和情调也还传统地和中国人民相 似。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应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33］说到这里时，郭沫若用了一个词语“知己”———“人与人之间的至好，我们叫做‘知己’。这个语汇，日本也在使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 ‘知己’的程度。我们知道: 日本人民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有区别的。日本人民渴望着想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无论在贸易上、文化上都想和我们作深入的接触。这种要求，事实上也就是对于本版的刊行一个有力的鼓舞。”［33］ 另外，郭沫若还善于将自身在日本游览时 的所见所闻写成诗作，以传递对日本人民深情 厚谊的感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访日 之行》。1956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访日之行》，这是他在“十七年”间因 出访他国而作的散文中比较难得的一篇，因为 日本作为他生活二十年的国家俨然可以算作第 二故乡了，所以在《访日杂咏》之《箱根即景》中 有这么样的情怀: “红叶经霜久，开窗闻晓鸟， 依然恋故枝。俯首拾新诗”。［34］出访之机故地 重游时，发现“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我来 游故宅，邻舍尽腾欢”。［34］心情自然是往事回旋 萦绕。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更多是以“中国 访日科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发的，所以除 了描述“我们在日本的三个多星期，是在紧张 的、愉快的、令人难忘的访问旅行中度过的”的 个人情感之外，更多是以“公共人物”的角度看 待这次访日的目的。尽管最终目的是动员更广 泛的日本人民加入和平建设的队伍，但是郭沫 若在表述上显得十分温情，他对日本人民所处 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分析: “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开发了自己的祖 国，建立了现代工业，发展了科学和技术，创造 了具有民族特点的灿烂的文化。但是，日本人 民今天的处境却是艰难而痛苦的”。［35］然后借 助访日期间日本各界人民的表现来说话: “从日本朋友的谈话当中，我们感觉到中国人民的 建设事业是日本人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对于 中国人民抱着真诚的敬意。许多日本朋友都希 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参观，还有许多日本朋友表 示愿意把他们保存着的有关中国的文物和科学 技术资料交还给中国人民。……日本朋友的这 些谈话和表示证明，日本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抱 有深厚的友好感情和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是这样普遍而强烈，以致日本政府人士比如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先生也不能不承认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文化和经济的特殊关系。”［35］正是有日本人民对中国友好的情感基础，所以“我们从这次访日之行得出来的结论”便是: “我们彼此都了解到，中国和日本毕竟是近邻，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最近六十年间中国的大量的需要和供应更帮助了日本的近代化。我们两国人民已都受够了战争的教训，两国的对立和不和只能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而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不仅能够给两国人民带来幸福和繁荣，并对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也将有重大贡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感情和共同愿望，我们敢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共同感情和共同愿望的生长。”［35］中日两国两千年来的友谊反映在 《乌云散后———中日友谊之歌》中便是: 乌云散后，阳光更加明朗。/ 两千年的友谊哺育着新鲜的理想。/ 江户川、杨子江，/ 一间流入太平洋; / 太平洋中不再有险恶的风浪。/ 两千年的友谊在血液里交流，/ 太平洋中的海水联贯着七大洲，/ 太平洋上的太平永远没有尽头。［36］ 除了对将“日本人民”当做一个整体书写对象之外，郭沫若还曾以日本知名画家、世界文化名人雪舟等杨为对象抒发中日友好情感。在《题雪舟画册》中，一句“乌云流过之后，月光是 更加明朗了”。［37］和《乌云散后》中“乌云散后 眼光更加明朗”有异曲同工之妙。［35］郭沫若开 门见山地提出: “纪念雪舟，我们不能不回忆到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 谊。”因为“雪舟的画就是这种民族友谊的血肉结晶。”［37］为何说雪舟的画有这种凝结作用呢? 因为他“曾来中国，他不仅接受了中国的画法， 并曾接触了中国的生活和自然。……以中国的 先进经验，结合了日本山川风物的实际，这就使雪舟在画艺中特出一头地。”［37］相对的，这种学 习并不是单向的，雪舟可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 那么自然地，“明治维新以后，我们也从日本学的优美的心情必将在新的基础之上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37］ 四 沿着这一思路，从郭沫若贬斥情绪含量最 多的诗文进行研究，发现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持有明显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敌视态度也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以至于到了 60 年代，他的有些诗文中暴露出相对过量的主观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界的“公共人物”，郭沫若在文字表达上采取策略来防止带有一己爱憎色彩的情绪的过量释放，这就是为什么 50 年代时他在提到美帝国主义时经常会出现拟人化的手法并且会灵活转变写作人称的原因，而这种拟人化的诗作写作手法和人称变化的写作方式又丰富了中国外交诗文的创作面貌，更体现出郭沫若作为文学家从事外交事务时的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既然有敌人，那么就会有朋友，作为外交家，必须尽最大可能动员和争取最广泛的朋友来共同抗击敌人。此时， 郭沫若的诗文中与敌对美帝情绪相反的恰恰是“人民”这一群体。不管是借助黑人事件对美 国人民的动员还是以温情路线对日本人民的争取，郭沫若在展现灵活多变并有效的外交手腕的同时更展现了他作为“公共人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所以，从“公共人物”这一理论出发，郭沫若“十七年”的外交诗文创作展现出丰富并系统的面貌，这不仅对学界重新评价郭沫若建国后外交诗文的时代价值提供平台，同时也可以在丰富的诗文创作的背后看到一个丰富的郭沫若。 注释: ①本篇最初以歌曲形式发表于 1952 年 3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由卢肃谱曲。4 月5 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本篇，文字略有修改，由吕骥谱曲。1953 年按修改后的文字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华颂》。1957 年《新华颂》编入《沫若文集》第二卷时未收入本篇。 ［参 考 文 献］ ［1］人民的前卫·纪念苏联第三十二届建军节［N］． 人民日报，1950 － 02 － 23．习了不少的东西”。［37］比如“我们的鲁迅就曾在 ［］ ［ ］日本留学。鲁迅的成就，我们应该肯定，是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的。”［37］所以“日本朋友今年在纪念鲁迅，我们今年在纪念雪舟，这种不谋而合
2 在北京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大会上的讲演 N ． 人民日报，1950 － 05 － 15． ［3］阿 Q 精神［N］． 人民日报，1957 － 11 － 28． ［4］抗美援朝一周年［N］． 人民日报，1951 － 06 － 25． ［5］为中苏会谈公报欢呼! ［N］． 人民日报，1958 － 08 － 05． ［6］寄日本人民［N］． 人民日报，1960 － 05 － 15． ［7］陈忠禹． 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协调———以公共人物的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为视角［J］． 法制与经济，2009，( 12) ． ［8］消灭细菌战［A］．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 4 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四害余生四海逃［N］． 人民日报，1958 － 08 － 31． ［10］魔高十尺，道高千丈! ［N］． 人民日报，1962 － 09 － 14． ［11］和杜波依斯博士问答［N］． 人民日报，1963 － 09 － 08． ［12］斥美国战争狂人［N］． 人民日报，1958 － 09 － 08． ［13］斥艾森豪威尔［N］． 人民日报，1958 － 09 － 16． ［14］再斥艾森豪威尔［N］． 人民日报，1958 － 09 － 24． ［15］龚济民，方仁念． 郭沫若年谱( 1892 － 1978 ) ( 下)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6］艾森豪威尔独白［N］． 人民日报，1960 － 06 － 18． ［17］首都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大会上［N］． 人民日报，1966 － 08 － 09． ［18］我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抵柏林［N］． 人民日报，1951 － 02 － 21． ［19］祝贺“德中友好月”［N］． 人民日报，1951 － 06 － 06． ［20］张昌国． 谈谈选民、公民和人民的概念与区别［J］．人大工作通讯，1999，( 3) ． ［21］张文喜． 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人民概念［J］． 学习与探索，2001，( 1) ． ［22］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N］． 人民日报， 1954 － 08 － 22． ［23］戴着“和平”面具的强盗［N］． 人民日报，1960 － 02 － 26． ［24］这倒是“美国问题”［N］． 人民日报，1950 － 09 － 17． ［25］为消除新战争的威胁而奋斗［N］． 人民日报，1955 － 06 － 25． ［26］国庆节之夜 月亮与太阳对话———调寄《满江红》 ［N］． 人民日报，1963 － 10 － 13． ［27］爱克斯万岁［N］． 人民日报，1965 － 02 － 24． ［28］制止美帝和日本在侵略行为上的勾结［N］． 人民日报，1951 － 02 － 04． ［29］在接见日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时 郭沫若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谈话［N］． 人民日报，1953 － 10 － 30． ［30］一封给日本人民的公开信［N］． 人民日报，1951 － 09 － 04． ［31］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第二次给日本人民一封公开信［N］． 人民日报，1952 － 09 － 07． ［32］争取胜利的明天［N］． 人民日报，1960 － 05 － 25． ［33］“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发刊词［N］． 人民日报，1953 － 06 － 02． ［34］访日杂咏十首［N］． 北京日报，1956 － 02 － 29． ［35］访日之行［N］． 人民日报，1956 － 01 － 13． ［36］乌云散后［A］．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 5 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7］题雪舟画册［N］． 人民日报，1956 － 08 － 23． 责任编辑: 张新 本文原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 年第1期。 ［作者简介］逯 艳( 1983 － ) ，女，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GUO Moruo’s Diplomatic Policy as a “Public Fig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His 17 Years’Poems on Diplomacy LU Yan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GUO Moruo，as a high official of foreign affairs，was engaged in foreign affairs and became a famous “public figure”． GUO’s diplomatic strategies attract academic attention from the domain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This study，with a view of literature，summarizes his 17 years’works about diplomacy systematically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know GUO Moruo better． GUO’s characteristics as a“globe talent”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rrent tal- ents training． Key words: GUO Moruo; 17 years; “public figure”; literary creation; diplom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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