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毛泽东这样告诫湖北书记

                                                             朱新开

此次新冠疫情，除了冲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等，最坚实且坚强的力量与基础仍是广大的工农阶层，他们一直在用无声的行动乃至默默地牺牲个人利益支持着“抗疫”工作，在战胜疫情之时，最大的奖章应该颁发给他们，而且不应让他们只是无声地奉献。若有效地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继续造成危害，最好的办法便是——想尽办法并利用一切可用方式为工农阶层提供发声的渠道与平台，尤其要切实落实到位，直至见到可验证的成效，只因工农阶层毋庸置疑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所在！

【本文为作者朱新开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78页】

这是毛泽东在进行视察调研的途中，于1959年6月24日的讲话，更应该说是谈话，对方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内容明显是在批评与告诫，只因毛泽东此前讲到：

【“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王任重则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从对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并非专指王任重，而是“有的部门、有的部长”，并因具有普遍性而发出批评与告诫。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番谈话？

一、事情缘起“大跃进”

先说历史大背景，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3年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后，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1956年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反冒进”的呼声因实际问题渐起；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东风压倒西风”的势头大起。

国内及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提下，即便是鉴于现实情况而倾向“反冒进”，也势必会被视为“保守”，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更是基于或称急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尽快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就是说，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跃进”势在必行。

1958年5月5日～23日，确立“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此外，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从侧面支持了刘少奇所作的《工作报告》。

其实，毛泽东对此也有综合考虑，最终将总路线确立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中，除了“多快好”，还强调了“省”字。

在该会议上，王任重等25人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二、“大跃进”的国际背景

“大跃进”总路线的根本目标，毋庸置疑是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与西方阵营展开竞赛，即“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在东方阵营内部展开竞赛，以增进“互助合作”的能力。

此外，还有一个国际大背景——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产生矛盾，东方阵营出现裂痕；1956年，匈牙利与苏联产生矛盾，后者出兵将前者领导人纳吉逮捕（1958年6月处以绞刑），地点是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这不仅导致三国关系紧张加剧，东方阵营的其他国家也对苏联的强权产生侧目。由此，当时的中国有义务与责任走到最前沿，同时，也需尽快突破美国的封锁壁垒，进而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前文曾记，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显然，确立国际地位应属“大问题”之一，其与大搞国内经济建设以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国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包括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等。

前文曾讲，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即便某一方面或领域出现问题，潮流依然会滚滚而行，这需要掌舵人在顺势而为的基础上，发挥大智慧予以平衡决策。

只说相关决策之一，在“大跃进”总路线确立3个月后，即1958年8月23日发起炮轰金门。

炮轰金门的背景因素可能有很多，但实际效果只有一个，即向美国发出警讯：你必须与我直接谈！

至于最终结果，历史早已有结论，包括1966年，美国官员改称“北京”为中国首都；1969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1970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同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等，已无需赘言。

三、“大跃进”中的调研与纠偏

回到国内，在执行“大跃进”总路线初期，“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占据主导，但随着事务主义的不断激进，出现工业方面大炼钢铁的“土法上马”，农业方面增产增收的“亩产万斤”等现象，并演变出“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

由此，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原则，被人为地省去了“省”字，并忽视了“好”字。

毛泽东对此产生了警觉，在当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便提出要纠左。

第二年初，即1959年2月、4月，也就是春耕前后，毛泽东两赴山东历城县东郊公社进行视察调研，均详细询问了粮食亩产计划，当地干部第一次汇报为“400斤可多，我是准备亩产小麦3000斤”，第二次汇报为“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即便亩产目标向下调整了三分之二，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对此表示：“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其实在4月，工业方面的土法炼钢运动已被终止，农业方面体现“共产风”的“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被整顿。此外，中央决定在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在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又亲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视察调研，6月24日，在从湖北去往湖南的途中，他对陪同的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家乡韶山，在看到公共食堂墙上粉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干部群众喜洋洋”等后，他说：“怕不见得。好不好、香不香要群众自己说。”

6月2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29日，乘“江峡”号轮船去往九江；30日，转乘汽车上庐山。

三、庐山会议为何风云突变？

在从武汉去往九江时，同船的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大区书记。

在与上述大区书记座谈时，毛泽东表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他还认为，过去陈云关于“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指出，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中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据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确实准备要纠左，而且庐山会议的前期被称为“神仙会”，可见氛围是比较轻松的。

发生变化是在7月14日，彭德怀以书信形式写就《万言书》之后，毛泽东决定以简报形式予以公示并讨论。

其实，庐山会议是分三个阶段的两次会议，7月2日～31日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阶段是相对轻松的“神仙会”，后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节点，17日进入正式讨论阶段，而彭德怀以书信形式提出个人意见没有任何问题，毛泽东将涉及会议主要议题的《万言书》予以公示讨论也符合组织原则，以免带着问题和情绪下山。

必须要承认，参会的每个人均是基于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并急于解决现实问题，但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从“讲问题”逐渐走向“追责任”，结果激化出言语冲突乃至人事矛盾，一向注重团结的毛泽东必然也必须予以干预了，他甚至对彭德怀讲：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紧接着，在8月2日～16日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

于此，仅说参加庐山会议的这些人，均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不论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线，多数是一线指挥者，其每个决定几乎都会涉及生死，因此，在总结经验教训及处理责任人时绝对不会含糊，这种原则性与行事风格势必会延续到和平年代，并难免引发激烈的碰撞。这也属于“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之一。

其实，毛泽东也曾屡屡试图改变乃至扭转，仅说1965年9月，他在约谈彭德怀时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彭德怀出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但随着具有延续性的历史潮流再次到来，结果又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了。

具体到“大跃进”而言，其实“冒进派”与“保守派”只是相对而言，出于国内及国际形势的需要与紧迫性，尤其出于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目的，可以说或多或少均带有一定的激进性，彼此只是对工作切入点的认识有所不同。

再进一步而言，这种激进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果，包括工业的重工基础、农业的水利工程、国防的战略威慑力、重返联合国并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等，至今仍在毋庸置疑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应该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讲的“大问题”，

显然，在大问题方面，毛泽东别无选择也无从选择，只能本着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理念勇往直前，这也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之一。

从执行环节来看，当时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应该对现今也具有借鉴意义。

比如，毛泽东所说“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便是在指出事务主义的局限性。

进一步而言，事务主义即便很辛苦，若不用脑子想大问题，视野仅限于局部，包括“以为搞好经济就万事大吉了”——搞好经济看似对人民对全局对事业有利，实际确实有利——但一旦遇到“大问题”，往往会因视野的局限性而顾此失彼乃至惊慌失措，若进而导致瞎指挥的话，其危害性往往不是用经济可以弥补的！

再比如，毛泽东所说“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因为这是一次非正式场合对话，所以难免带有个人色彩，但若从涉及的根本问题来看，则是在指出瞒报的危害性。

进一步而言，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若造成瞒报的结果乃至效果，必然会导致决策者的决策偏差；若瞒报形成普遍现象，必然会导致欺上瞒下的官僚主义，以致出现“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其危害性毋庸置疑，且已无需赘言。

针对瞒报现象需要也必须予以纠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更需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一味地直接或变相为资本发声，而忽视了广大工农阶层的利益与声音，进而导致危害更大的隐性瞒报。

具体到此次新冠疫情，除了冲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等，最坚实且坚强的力量与基础仍是广大的工农阶层，他们一直在用无声的行动乃至默默地牺牲个人利益支持着“抗疫”工作，在战胜疫情之时，最大的奖章应该颁发给他们，而且不应让他们只是无声地奉献。

总之，若有效地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继续造成危害，最好的办法便是——想尽办法并利用一切可用方式为工农阶层提供发声的渠道与平台，尤其要切实落实到位，直至见到可验证的成效，只因工农阶层毋庸置疑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