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常委向邓力群遗体告别 红二代盛赞邓叔叔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的遗体，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邓力群同志”，横幅下方是邓力群同志的遗像。邓力群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邓力群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邓力群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邓力群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邓力群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邓力群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 早前报道：千余群众送别邓力群 红二代盛赞“邓叔叔” 据中国青年网报道，17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在庄严肃穆的灵堂外，近千名群众自发前来送邓老最后一程。 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在现场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说：“邓力群叔叔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也很尊敬他，所以对邓叔叔的去世感到很悲痛。” 胡石英评价邓力群时说，邓叔叔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的思想很开阔，喜欢与年轻人接触。 在灵堂外，还有许多自发赶来的各界群众。 …………………… 顾金钟第一次认识邓力群是在2004年。他回忆道：“我与邓老有许多次接触，邓老为人很随和，与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可能是因为在新疆工作过，邓老很喜欢带一顶新疆小帽。” 顾金钟还说，邓老曾经嘱咐他一定要有信仰，要热爱马列主义，更要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 灵堂外，一位73岁的老人肃穆站立。老人名叫王之，他介绍说邓老是自己父亲在新疆时的战友。自己因为非常敬仰邓老，所以要在今天赶来送邓老最后一程。 沉痛悼念邓力群同志 ----在郑州部分革命同志悼念邓力群同志会上的发言
杨止仁
（作者：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战线杰出的领导人，马列毛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久病不愈，于2015年2月10日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 邓力群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从事秘书文字工作，是全党著名的红秀才笔杆子之一。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兢兢业业，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下面，我只就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谈谈邓力群同志为革命作出的两大新的贡献。 一是邓力群同志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使他在我国处于修正主义高压统治时期，为促进反修斗争新的革命打响了第一枪。并为支持革命队伍发展壮大作出了应有贡献。毛主席逝世尸骨未寒，以邓叶华为首的几个共产党的叛徒便秘密策划了宫廷政变，非法地篡夺了中央领导权，背叛了革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多早年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经不起政治考验和私利诱惑，或跟随邓修背叛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发了国难财;或丧失革命意志，政治堕落，不问国事，厌倦斗争，置党和国家命运、大多数人民利益于不顾，安逸享受，颐养天年;或口头上也对当局搞资本主义复辟表示不满，但不见任何实际行动，成为口头革命派。在“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全国一片非毛化的逆流下，邓力群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慧眼，较早识破了邓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他不屑身居高位，断然挺身而出，写出万言书斥责中央当时在经济领域里推行的一系列违背马列主义的政策举措，从而打破了全国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透出一线阳光，促使一些左派同志起来战斗。到十三大党代会，气急败坏的邓小平就免去了邓力群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长职务，让他去搞新中国国史研究。邓力群同志凭借国史研究会的机构，吸纳左派，大力印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研究讨论宣传国史的论文，把全国国史研究会和各省市的下属机构变成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北京先后又诞生了《中流》《真理的追求》《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思潮》四大革命刊物，受到邓力群同志大力支持，进一步冲破了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沉寂局面，使左派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新世纪初，由于《中流》《真理的追求》拒绝刊登反马列主义的“三个代表”，被修正主义当局强迫停刊。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又相继诞生了许多革命网站，同样得到了邓力群同志和马宾、郑天翔、魏巍、李成瑞、韩西雅等诸多革命老前辈的鼎力支持，使左派队伍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集团和帝、资、奸、腐进行着坚决斗争。只要左派内部能够采取正确方法，消除目前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团结一致，争取体制内外和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形成广泛的新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来共同斗争，待时机条件成熟时，果断采取革命措施，重新取得政权，是一定能够回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引的道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人类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当前这一较好的革命形势，我认为邓力群同志功不可没。 二是邓力群同志历经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刻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从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和批注这部极重要的马列主义光辉著作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这是毛主席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汇集在该书的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邓力群同志于1998年1月5日完成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的整理核对编辑出版后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在考虑怎样整理、编辑、出版《批注和谈话》，供人们阅读、研究、分析、评说，魂牵梦绕，三十多年来没有放下。现在这部较全的书稿总算付印了。此时心情，深感欣慰。”邓力群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一书末页说：“我可以向历史交代了。我的任务是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原原本本地、完整地记录整理出来，让它流传下去，至于对它的评价、理解、使用，我相信同时代的其他同志和我们的后代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毛主席在这本谈话记录中的论述，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如果没有邓力群同志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地刻苦努力，精心核对原始记录，精心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这一部分珍贵理论遗产，就可能被淹没了。邓力群同志这一不朽的伟大功绩，在历史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有同志可能说，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邓修一段，为邓修起草了反毛主席路线的《三项指示为纲》，并参与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我认为革命形势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同许多事物的实质，往往被假象掩盖着一样，有时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其真实面貌，这是许多革命老同志在文革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同志一生不发生一点失误。问题在于客观事物的规律多次反复反映到人们的大脑里，应该认清了有些人仍顽固坚持错误路线，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邓一段，我认为可能是由于邓小平向毛主席多次写检讨悔过，并发誓要重新做人，永不翻案。毛主席重新启用了他，并委他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一时受邓修的假象迷惑，跟邓小平一段，是可以谅解的。毛主席逝世后，当他一旦看清了邓小平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便不屑身居高位，断然同邓小平决裂，多次公开检讨错误，成为最早投入反邓批修的革命老前辈之一，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恰恰证明邓力群同志是一位能够坚持真理，勇于自我批评，决心革命到底，敢于反潮流的真正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那些在文革中一度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中政治风向一变就倒戈，堕落成为随运动多次反复搞政治投机的风派，有的最后成为可耻的投降派，从革命品质来说，与邓力群同志相比，简直是珍珠和粪土之差。 干革命是不能有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的。一切从革命利益考虑，从大局考虑，就会减少认识上的失误，一时有了失误，也会及时纠正。邓力群同志的上述失误就属于这一种。有了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就会看问题不全面不客观，犯了错误不回头，导致铸成更大错误，最后使自己革命节操人格丧尽，一败涂地，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些贪腐分子，那些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无不是由于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作怪酿成的。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强调要斗私批修，也就是要求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在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这个道理。能不能勇于斗私自我革命，是考验一个人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邓力群同志在实践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为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我最近读到毛主席1964年1月18日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特从中摘抄一段供同志们读一下：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他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人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邓力群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指路的革命老前辈，这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邓力群同志的高尚品格和坚贞革命情操。要很好学习邓力群同志不计个人私利，勇于自我批评，有错误就改的革命精神，学习邓力群同志为坚持真理敢于挺身而出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把当前的批修反资反帝锄奸肃腐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 邓力群同志追悼会的主持人宋英同志告诉我，同志们特别是与会的年轻同志，很想让我在追悼会上谈一下1999年1月初，邓力群同志在他家接见我们河南四位同志的情况，下面我简要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和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在毛主席逝世四十一天的十月二十一日，我就被武装监护了。三年后解除武装监护回到家里，深感世道已大变。1980年2月受到省委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方基层劳动锻炼的处分。昔日的众多同事，除个别知己来家看望我，几乎无人再敢和我接触，我沉寂、压抑、苦闷、愤慨，怒不可遏，拍案作诗：“耆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躯空存一颗心。”“年逾花甲志未酬，妖霾又泛害五洲。夕阳再盼东方晓，狂澜力挽斩魔头。”忽然一天，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和我一同受武装监护审查的同案人，所谓河南的“四人帮”之一，1977年10月4日死在监护的囚牢里，至今死因疑团未解)的夫人李凌云同志领着一位陌生老同志到我家看望我。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抗战时和董万里在太行山一起战斗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他解放初期任农业部教育司司长，后任吉林工业大学校长，现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听说你和董万里是一案，特来看望你，给你带来几本《中流》《真理的追求》。这真使我感到出乎意外的喜悦兴奋感激。不多天，郑州一位知己又给我送来魏巍同志著的《话说毛泽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后，才知道北京已有一些同志开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起来战斗，使我在长夜里看到了东方的几线曙光，我感到祖国有希望了。兴奋至极，决心拿起笔写文章投入新的战斗。我经过多处收集资料，与知友交谈讨论，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完全歪曲历史的谬论，又选读一些马列毛有关著作，写出了我第一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批修论文《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篇论文为好，也估不透向社会公布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恰逢梁心明同志认识魏巍同志，要去北京看望他的老战友李友九同志，便委托梁心明同志顺便将该文转给魏巍同志一阅，想先听听魏巍同志是什么看法。魏老接到该文，花一整天时间连读了两遍，立刻到梁心明同志住处说，这篇论文很重要，当前很需要这篇论文以解决许多人政治上的糊涂认识。并询问了我的真实姓名，是搞什么工作的，通讯地址。不多天，我接到魏老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要我对该文谈生产的部分可否再做某些修改。我采纳了魏老意见，立即将修改稿寄去。不多天，又收到魏老来信，说他将该文送邓力群同志阅后，邓力群同志很赞赏，提出想见见我。我当然十分兴奋地答应很快专程去北京看望邓老。郑州的几位新结识的反修战友闻知，想同我一起去见见邓老(他们也都已刚认识了魏老)。经我同魏老联系，邓力群同志同意，便形成了梁心明、朱久如、张纤夫和我四人去北京，由魏巍同志陪同，接受邓力群同志在家接见敞胸畅谈的快事。邓力群同志说：“今天是一次幸会，有机会和河南的几位同志见面，非常高兴。志同道合的同志到了一起吗!大家可以敞开胸襟畅谈。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国内的国际的都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开一个会议，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这样的时局，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我们比过来比过去，还是毛主席正确，毛泽东思想正确。当今无论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还都得靠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其他谁也不行。因为毛主席离我们最近，毛主席的著作谈到的问题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最密切。北京的一部分同志，最近就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要特别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论述，学习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学习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这部书。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条理化、通俗化，搞成通俗读物，让人们一看一听就明白，能够从思想上接受。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经几十年正反两方面检验，愈来愈证明它的正确性。我们要结合实际，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用毛主席的理论著作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我们不抓紧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可能应付不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这是邓力群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简要概括这么多。邓力群同志最后说，写出的文章，道理要讲好，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毛主席讲，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保存自己，怎么能消灭敌人。 接见我们四位同志的第二天，由邓力群、魏巍同志通知、组织在《当代思潮》编辑部会议室对我那篇论文开了一个讨论会。原来准备的规格比较高，邓力群同志通知了原中宣部长王忍之，原文化部长贺敬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原农业部长李友九等六七位部长级干部参加。据邓力群同志的郭秘书说，他刚把该文印好给这些同志发出去，估计大多数同志还未收到，个别人收到也未来得及阅读。只有魏巍同志早些天通知的一些同志约二十几人到会。邓力群同志说，河南的同志远道而来不容易，不要推迟日期了，就按原定时间开吧。估计会上也难完全统一认识，能统一多少就统一多少。讨论会开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中间《当代思潮》杂志招待大家一顿晚饭。结束时，魏巍同志做了总结。第二天，我们四人就回郑州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一是认为邓老、魏老两位老同志，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这篇论文，解决许多同志受西方和中国修正主义当局歪曲历史，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问题，经济发展没搞好，人民生活没得到改善，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斯大林同志没有及时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导致后来赫鲁晓夫篡党夺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特别是让同志们认清中国修正主义当局为否定毛主席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荒谬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对立起来，混淆二者是纲和目关系的阴谋，明确两者之间的正确系是统率和被统率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抛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统帅，就必然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在十五年之后的今天，绝大多数革命同志已经在认识上解决了，但在当时非毛反动舆论盛行，谈左色变，谈阶级斗争色变的空气下，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的。在讨论会上，连当时任《中流》副总编之一的马蓥伯同志，就公开亮明他接受不了。二是邓力群同志公开接见我们河南四位被人看作“极左”的同志在家中畅谈，特别是接见像我这样的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武装监护三年、全省大批斗几乎无人敢接触的“反党分子”，表明他同邓修集团已毫无顾忌地决裂，坚决站到左派队伍方面，支持左派队伍尽快发展壮大。三是表明他对左派革命队伍的关心爱护，要和左派沟通思想，交流认识，引导左派注意斗争方法策略，避免犯错误，能够较为顺利地成长。总之我认为这是邓力群同志和魏巍同志表明他们要同革命左派共命运一起战斗的一个重要举动。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那篇论文当时国内无处发表，魏巍同志给发到在美国华人左派办的《中国与世界》网上了。 我在2014年7月1日写了一首《慰问久病的邓力群老》七言诗，读一下也作为对邓力群同志的悼念： 文革受惑错跟邓，改革识破白骨精。 不屑高位坚真理，首书万言斥修正。 主研国史宣马列，支持四刊促革命。 《毛读政经》书问世，记录编辑立大功。 余初习论主矛盾，北京接见坦襟胸。 聆听教诲论大局，革命暂处低潮中。 当今中国与世界，唯毛理论是真经。 读好用好毛理论，革命无往而不胜。 珍言深深铭心记，永举旗帜毛泽东。 劈荆再开长征路，共产主义必成功。 惦念邓老久住院，作此拙诗代慰行。 敬爱的邓力群同志，革命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力群同志永垂不朽! 邓力群同志安息吧! 2015年2月15日 邓老是上层反对走资派的模范 ——深切怀念邓力群老革命逝世
李甲才 大地微微 邓老100岁高龄走了，虽无“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憾，还是难免惆怅不已。屈指算来，坚持马列毛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当局打压时也不得不考虑再三的又少了一个，的确是一大损失。 《讣告》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名副其实，这是个标准定性的专用称号，有特定社会制度内容的质量要求，起码得为共产主义奋斗。共产主义是什么？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不搞私有化或为不搞私有化而工作、奋斗，相反的冠以此称号就是移花接木。如果在明清时代把那个人说成是忠诚的资本主义战士，那就先进的不得了。在目前的上层中，邓老具备享誉“共产主义战士”这份殊荣的资格，因为他能在“共社”溃败的天大教训中返璞归真，同那些执迷不悟到死者泾渭分明。 他的逝世再一次证明，掌握党中央最高权力者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靠体制内部正常的组织程序的谏言类的建议，恢复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在逝世前夕说过，“问题是（党内走资派）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4号文件，1976年3月3日）却说邓力群“左”，能“左”到哪里去？他还没有用插旗造反、另立中央的方式阻挡复辟，就有了“左王”的称号，说明走资派已经右到不能再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地步了。 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次，他的认识又仅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未失败的状况中，等到失败时已处于无权状态，和绝大多数上层的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彻底泯灭者一样。并不能省悟到自己淡漠的、抵制的、反对的经由四人文革派之口主张、宣传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他们思想上认同的社会主义持续不败的保证，其所作所为自认为是坚持了干社会主义的“真理”。 由于有感性缺理性，在需要抉择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的十字路口上“人妖颠倒是非淆”。一度热烈拥护并为之效力的总设计师那一套，最终走上了不愿意看到的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成为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主义的埋葬者，身体力行的作为在主观与客观上事与愿违。 “成者何也败者何”，和苏共不同的是中国由那些曾经推翻“三座大山”，和毛主席共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们自己动手摧毁了真正社会主义，从革命走向了反革命。苏联变成俄罗斯则是亲身参加“十月革命”的那一批革命者基本殁亡后发生的。据此就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社会主义在运行中，有不同于一切私有化社会的特殊规律性，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垮，导致失败的最危险的敌人在共产党内，党内的走资派。 邓老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持续前进的理解和认识，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尽管毛主席一再反复提醒，还是无法与张姚的觉悟等肩齐高，和大多数参与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者一样，拥邓“改开搞”。 毛主席搞10年文革，因为走资派不能超越毛主席的权力搞“中特社”，结论未被结局证明，邓老悲剧性的曾为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效力，在1975年主持撰写过“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但他是自己的认识使然，不是一道参加的许多撰写者和追随者向复辟派的投靠。一旦发现问题，毅然决然的分道扬镳，1991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防止和平演变》的战斗檄文就是证明，也不是如邓小平在“64”后重提反对和平演变的权宜之计，成为党内很早的觉醒者，就显得非常稀罕。 邓老从走资派的阵营中脱颖而出，反戈一击特别有力。在古稀之年，愈挫愈坚，旗帜鲜明地支持红色网站和重建社会主义的大业，反复高声疾呼，一息尚存奋斗不止。走资派朝思暮想改旗易帜，图谋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二，使“中共社”消失得无影无踪迟迟不能得逞，就是因为红色大潮方兴未艾，在反复辟的滚滚洪流中，他是老马识途，功不可没。 雨夹雪网友在《邓力群是左是右？》文章中写“邓力群身上的其他毛病也不少，比如他毫不掩饰自己喜欢权力，对自己在十三大的‘落选’十分不满。”这似和邓老的自述不同。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书中，他说：“我这个人”“对有权无权，一向不放在心里，让干就干，不让干，我就干我自己的，无所谓。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说你这个人不愿意做官、清高，这是一个大缺点。他说：你那个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讲：我这个人就要掌权，就是要权啊！没权你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718-719页）。 邓老又讲“邓小平同志对我不高兴”，“在没有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紫阳）的材料前，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开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同上，719-720页）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震）老那儿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他申明：“也要说一下，赵紫阳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脚的，他底下的人进行了活动。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话：解散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7月14日发通知，所有接到的单位，很自然就会想到，邓力群这个人不行了。好人也会这么想，更不要说那些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了”（同上720页）。“通知”距13大10月25召开只有3个多月。 “解散研究室，是赵紫阳破坏邓力群名誉的一着棋”；“给你邓力群泼一身脏水”。“还不止这一件事。先念同志证实有人去湖北团活动，让他们不要选邓力群”。“辽宁后来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上海、贵州“也有人去活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去活动，我就不清楚了。”“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我得到1600多张，在三分之二以上，没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张。这个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有其它原因，留待人们思考吧”。（同上721页）那时赵紫阳是总书记，他的打手们是否在唱票、计票、汇总环节中也耍了手段，就不得而知了。 阴谋家搞阴谋的勾当，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一贯认为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文革派，也未预料到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有多少人能预料到此举会导致中国陷入到目前的如此局面？ 邓力群是党内高层中反对走资派的先锋斗士，和胡耀邦、赵紫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斗争，可歌可泣、令人敬仰。1987年1月12日在参加帮助胡耀邦的生活会上，他直白：“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同上674页）这是他能从走资派阵营脱离出来的世界观根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骂社会主义、骂毛主席”，“不能容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在目前的高层已是凤毛麟角，因而就显得万分珍贵。当然，那时“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时代的党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愿邓老安息，中国不会永远定格在私有化模式里！ 邓老永垂不朽！我永远怀念您！ 网友评论： ▲源清如沂 2015-2-19 11:24 本文说“邓老从走资派的阵营中脱颖而出”，这话应该是比较客观，他确实在毛逝世后的十年左右，完全站在反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本句话的后一句是“反戈一击特别有力”，这纯粹是夸大其词了。也许他本心是想反戈，但根本谈不上“一击特别有力”。有力，表现在哪里？看到当局最后给他的评价，更证明没什么有力的反击。 在源清如沂的心中，凡是参与过毛逝世后“拨乱反正”的人，一个都不可原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绝对不会参与到反毛的阵营中去。 如果不是 ▲黄海潮 2015-2-19 09:02 对邓力群老的认识还在过程中：1976年后，我是一所中学的代团委书记兼政工组长，看内部材料，见这位邓是反“四人帮”的先锋，不久又跟在邓小平臀后不喘气地反华国锋，说华国锋“表面老实肚子里坏”。后来又见此人似乎气急败坏地反邓小平，还真像共产党……现在的当局又称他“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到底该怎样为之盖棺定论？还是且听下回分解吧！ ▲星辰明天 2015-2-18 22:12 邓老的逝世再一次证明，掌握党中央最高权力者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靠体制内部正常的组织程序的谏言类的建议，恢复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在逝世前夕说过，“问题是（党内走资派）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 ▲工农红军 2015-2-18 18:02 始终不明白的就是：走资派们能给邓力群很高的评价么？现在的党不是修正主义党么？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么？看现在他们的表演，仍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言论行动。 ▲大眼看法-ABC 2015-2-18 17:56 邓老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他很反感、很气愤。”他与矮邓的斗争应该看作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邓老安息吧，中国不会永远定格在私有化模式里！ ▲tianshanzhige 2015-2-20 21:25 邓力群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是做了不懈努力的，也是有重要贡献的。胡、赵的全盘西化路线只所以和他们一起破产，是和这些老同志的坚决反对和斗争分不开的，至于他之前的糊涂，我们许多人也都犯过这样的错误，这也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提高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 . ▲小百姓九九 2015-2-20 21:02 邓腐党对邓力群的高度评价，正好说明邓力群是邓小平的人，喊革命口号比较多的修正主义分子。因而有更大的欺骗性。李甲才拼命吹捧邓力群也正好暴露他也是假左真右。 ▲gonggong 2015-2-20 18:27 支持作者观点和对邓力群评价。在那样形势下，站出来反对邓修当局，实属不易，可贵，应该受到赞诵。邓力群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吴冷西《十年论战》，魏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堪称忠实于历史的无价文献。还有马宾老为“文革”正名论述，确实堪谓为毛主义而战的伟大战士。 ▲善行者一心 2015-2-20 17:20 邓立群老同志不愧为“左王”他对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为了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风清气顺而决定留下了胡须。以明心志！令后人敬仰！学习的模范！ ▲无产者 2015-2-19 21:44 从走资派的同盟者转变为走资派的对立面。 ▲郑志志 2015-2-19 18:58 我对邓力群不了解，但是从上面的文章介绍看，他能够从邓小平走资派的阵营中走出来，应该给予肯定。从另一个角度看，邓小平篡党夺权之后，的确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毁坏了，变成了法西斯专制党，走资派一手遮天。 我们希望跟着走资派走的人能够觉悟反省，回到人民的队伍里。 ▲源清如沂 2015-2-19 18:38 hbhslty: 纪念邓力群是一个信号，是对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念的一种否定，也是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肯定。 —————— 实际上也没有只搞经济一个中心，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以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先生能从纪念邓小平开创改革的得力助手 ▲bxw 2015-2-19 11:05 毛主席说，看干部不要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大意如此） 惟愿悼泪化子弹，誓将顽恶扫荡完 ——沉痛悼念邓力群同志 寒江钓雪 大地微微2015-2-13 10:44 新华社北京 邓力群同志走了。他离开了那个由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而奋斗得来的却又被人为作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所谓转型期中国。随着他的去世，这个无比诡异的社会中，一定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于一种崇高信仰的捍卫与坚持者，他的离去无疑是巨大的不幸；而对于早已改变信仰，或口称信仰但却实质另行一套的叛逆者来讲，他的离开一定会令那些庸碌不堪的、争名于朝逐利于世的利令智昏者大感幸灾乐祸。此仍不足为奇。毕竟真正的战士总会以自己的言行而树起那些卑鄙无耻、内心肮脏之徒为敌对面的。也只有他们的举额称庆才最大程度反映出一个真正有风骨战士对其的威慑力。 也许还有有意低调的冷遇。于此并不排除上述原因。但更多的同志、战友与后辈，以及无数遭受资本欺压与盘剥的人民——那些头顶的依然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天，但却亲感身受是与社会主义大行径庭之罪、之苦的人民，是无情而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们明白，如邓力群同志那样的共产党人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无数人民的意义是什么。 于此，我们不愿再重述邓力群同志的坚定党性体现，以及他的红色革命历程。也许还将令许多人们不解的是，为什么邓力群同志能做到不计名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并数十年如一日？为什么邓力群同志面对一个社会的私有化飓风而铁骨铮铮，被誉为党内圣人？被称之为一个骨头很硬的人？ 看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但其实说起来却很简单：邓力群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而所谓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做到两点： 一：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的坚定信仰； 二：决没有一己私欲。 其实，如果只要做到第二点没有私欲，就能做到第一点的信仰坚守。所谓私欲，它包括利欲、名欲、情欲等等。 而几千万中共党员，能真正做到上述条件的又能有多少？ 历史不能假设！ 但若能，试想体制高层若有60%的共产党人能如邓力群同志那样的坚定信仰与可贵风骨，还会有后来那样轻而易举的改革转型？那样的山中无老虎，有人便一言九鼎？ 很想说一声邓公千古。但又因了那个邓公所指太泛泛，难免会令人想起另外的一个邓姓总设计来，所以，还是忍了吧。 但两个同为邓姓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身后，却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效应。 而他们本是颇有渊源的。但最后却因信仰与道路之歧形同陌路。也堪称是造化弄人，一个所谓与时俱进的标新立异者，成就了一个离经叛道改革之社会，却被冠之以总设计之名，至今仍为循规滔（蹈）矩、亦步亦趋的继承者奉为不败金身；另一个对共产主义信仰做无比坚定捍卫，对共产党党性做模范践行骨头很硬的人，却不忍看如画江山疮痍满目，遂头顶逆风大声疾呼……却于28年前的1987年十三大上，被一个与时俱进政党作边缘化对待。 也许一个当局的话语权有时会很重要。因其利益倾向性态度所决定，对不同的人自然会做出完全相异的盖棺评定。但那却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改变。其实，更应该看社会的、民间的评判是怎样。 前边走的那位，因其走得早，不妨称之为前邓。他走了，众口一词作好评的无不是一个“特别是”社会的“先富”与权贵阶层，但是，以共产党的奋斗宗旨，共产党所谋利益的对象——人民大众来讲，毕竟先富与权贵总是人民这个泛指中的极为可怜的少数。以共产党之名，以共产党之身，还以共产党之力，却为共产党本应消灭的权贵与剥削势力作不遗余力服务，死后也只能收到这些特指对象的好评了。但同时，难以避免却要收获更多人们的非议与骂名。 是耶？非耶？幸耶？悲耶？ 而邓力群同志呢？他没有被赋予改变路线的权力，在一个众人皆醉吾独醒的体制内，他也许是少数，是注定要孤独的，但他没有因此而气馁，没有因此而停止坚守！没有因此而停息战斗的脚步！更不曾因为强权力压顶而后退半分。他至始至终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而鼓呼。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人民也记住了他这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如果要问这个无比诡异的社会缺什么？ 也许回答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所谓的缺失也太多了，譬如信仰、道德、文化、教养、诚信，也许还有良知等等。但我们以为，对于那些身居共产党领导的体制高位的精英来讲，缺失风骨才是信仰不再、党性不保的最深刻原因。 中国人民太需要如邓力群同志这样的共产党人！中共组织太需要如邓力群同志这样的有风骨的共产党人！ 邓力群同志长辞人间！但邓力群同志留下一种无比宝贵的精神。它无疑将激励着人们，鞭策着人们，无论是环境多么恶劣，压力多么巨大，都应让信仰永存。并在这种崇高信仰的精神火炬照耀下，披荆斩棘，排除万难，向着不变的伟大目标前进。 且让邓力群同志的战斗精神作为一把闪亮的火炬，照耀我们前行的不平坦道路。 邓力群同志曾被称作“左王”。也许由于其理论水平和思想功底深厚，更因其“骨头最硬”的傲人风骨，有人称这位曾经的中宣部长是中国左派的旗帜。据了解，于私有化改革之初，邓力群同志就曾预言，邓笑贫走的路线是错的。如果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国家与人民恐怕都会有危险…… 三十多年的私有化进程，至今一个社会的无比巨大矛盾，当然还有中共组织不断遭遇的严峻执政挑战，腐败势力无孔不入的严峻事实，……等等，是否验证了邓力群同志上述的担忧？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对于那些依然身披共产党外衣，却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大搞私有化的人，无论其使用怎样的冠冕堂皇蛊惑之词，其实在人民心中早已死了。作为共产党的魂灵早已随着名利之欲念而烟消云散了，所余的不过是行尸走肉的一具空洞虚伪躯壳而已。但如邓力群同志这样的，虽是不幸而身死，却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今天，我们沉痛悼念邓力群同志千古。惟愿上述文字能化为一种心灵的信使，聊以告慰邓力群同志在天之灵。也请邓力群同志放心，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仍然后继有人。并将生生不息。 即便是暂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依然在顽强地探索与战斗着！ 惟愿悼泪化子弹，誓将顽恶扫荡完；除尽世间不平等，寰宇朗朗人民欢！
简评邓力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作者：Liberation 中国红旗网2015.2.16) 11:57 [中国红旗网]编者按：主帖的评论很好。判断是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派，其大的划线，是革命还是保皇。这个大的划线同样适用于对邓力群的评价，邓力群虽然在不少方面的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整理出毛主席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就是其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他在理论上肯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但他否定毛主席的文革实践，这一点是与其肯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相矛盾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胡锦涛的第一举荐人，并且以相当大的资金来支持保皇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网站的乌有之乡和过去的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就不说了，06年前后旗帜网的挺胡八字方针就是出于他之手。【参阅文章编者：此说不准】在他去世以前，始终没有发出过任何无产阶级重新革命的信息，也始终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改良和保皇的圈子。总而言之，判断一个人，一定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要看他的阶级立场，要看他的本质和主流。用前面所说的那个大划线来划分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邓力群基本上还是一个体制内的左翼改良派，而不能算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派。——花枝俏 以下摘自邓力群2000年7月8日的一次讲话：【“[ ]”括弧内文字为此文作者的评论】
毛泽东同志一直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作家斯诺说：“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1975年“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搞战斗队，由党委领导。“文革”结束后修改宪法，经邓小平同志主张，去掉了“四大”的条文。[邓小平到死就是他的同志，和谐也承认邓力群是他们的同志] “四大”作为大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的利和弊，可以研究，应该研究。[弊在哪里？邓老干嘛不说清楚？]但是，最根本的是，重视和实施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1959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不要说人民真正起来要求管理国家，就是人民具有模模糊糊的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时，邓力群是坚定的支持屠杀、碾压和污蔑的，这就是邓力群嘴里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力地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不是教科书。[毛泽东认定苏联解体前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掌权，合你的胃口吗？]联系我国现实，应该深思、再深思。[邓力群不深思斯大林去世后无产阶级丢掉政权，却深思苏修解体，很有意思] “文革”本身是一场内乱。[评价明确，很好！]毛泽东从没有说过“文革”是失败的。但是，从他晚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他认为“文革”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持续10年的“文革”运动是严重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革命没有不造成“损失”的。谴责革命造成“损失”，无视进步意义，是反动立场] 可是，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在邓力群看来，复辟仅仅是一种“危险”，而不是现实，而且这种危险来自于什么呢？不是党内资产阶级，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潮流”，这是在根本上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毛泽东刚去世，党内资产阶级就篡夺政权，这就是邓力群说的“估计严重了”]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对刘邓闭口不提，因为他当时属于刘邓一伙]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邓力群的意思是，这批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干部”们，不能说是党内资产阶级，连“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是，都是好同志，每的确都是邓力群的好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只字不提，这就是认识到了错误？]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邓力群实质上就是修正毛泽东学说的精髓，阉割其灵魂，把他的理论变成替官僚资产阶级维稳的工具。他是维稳左派。] 国史书中要不要写1974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认为，应该写。可以说，这是对党内倾向新内容的新概括，甚至可以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说明，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据、特点和规律，指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途径和政治方向。当然，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而来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讲旧社会遗留的、既存的东西，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旧社会的痕迹。到理论指示，两方面都讲到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加深了。 《历史决议》中有两段论及“文革”的话。 一段是，《历史决议》第(24)：“……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一段，是由胡乔木定稿的，当时我和参加起草的同志都是同意的。胡乔木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用语特别反感，一定要把“法权”两字改为“权利”。他认为，这是列宁多事。现在看，胡乔木的观点站不住，我们同意也不对。但是，在国史书中不要去批评《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对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不长的时间里，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全党的认识就更加明确了。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明确地讲：“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陈云同志说得很清楚：“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陈云无耻之极]这样的认识，在政治风波以后，除了“动乱精英”和受他们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可以说，已经成为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 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不要批评，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正面写就行了。 另一个地方是，《历史决议》第（35）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后来的实践，特别是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演变的事实证明，这个表述不符合实际。1989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讲，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胡乔木的意思是，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我们的国史书，也不必去写它，而是写我们自己应该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剥削阶级还在改造，小生产和商品制度广泛存在，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紧张、缓和的局面将多次反复出现，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邓力群是左是右？ 雨夹雪 [大地微微]编者按：这篇文章，来自作者“雨夹雪”网友的微博，“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网都刊登了，我们摘要转载于此，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有新意。文章作者并不完全同意邓力群的政治观点，但是他阐发了邓力群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人格；同时，反衬了某些人物当年“左”得可爱、如今右得要命的嘴脸。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有新意、值得读。“雨夹雪”网友认识问题的这种角度，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仅帮助我们认清当权派及某些右派的虚伪本质，也提醒我们思考，当今左翼队伍中，最可贵、最需要的是什么。实际上，当今左翼队伍中，特别是老同志当中，最可贵、最需要的，不是嘴上说得多么“左”，而是像邓力群同志那样的人格。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当今左翼队伍中最缺乏的。
（邓力群逝世了。我与这位老人没有任何交集，也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这几天仍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总好像失去了点什么。看到很多网友发文纪念，我却一连数天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好不容易写了一点，也不知该不该发。犹豫再三，觉得还是发了吧。文中如有错误，敬请原谅。） 邓力群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例如，每年春节看望的“老同志”中，邓力群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位。其他副国级领导哪怕是刚刚退休年纪和邓老儿子相仿，或者像胡启立等在“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中犯有严重错误，也都在邓老之前。究竟这种排名有何依据，俺一直没搞懂。 但最特殊的一点是，无论国内的右派，大部分左翼人士还是海外媒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把邓力群称为“保守派代表” 、“左王” 、“马列主义领军人物” ……总之是左的代表；而在70年代及以前，无论国内的右派，大部分左翼人士还是海外媒体，均把邓力群称为“开明人士” 、“改革理论家” 、“走资派代表” ……总之是右的代表。 是邓力群变了么？如果我们把邓力群写于1975年和1991年的两篇代表作——被称作“走资派反文革宣言书”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被称作“保守派反改革纲领”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放到一起看，就会发现，两者的主张没有什么不同，甚至1991年的文章还要略微右一些。 为啥相同的思想却得到了相反的评价？答案很简单，不是邓力群变了，而是某些人变了。 其实和邓力群相似的人还有不少，如陈云、丁玲等，前三十年被视作“右派” 、“右倾”的代表，后三十年被视作“极左”的代表。丁玲晚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年把我打成右派的人，就是今天骂我极左的。” 许多人认为丁玲说的是长期主管文艺工作的陆定一、周扬，可能还有积极支持他们的胡耀邦。然而如果只有这几个人是这样，丁玲说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了。像今天仍在活跃的任志强、吴敬琏、陈小鲁等人，文革时“左”得甚至让中央文革都难以忍受，改革中又右得让人瞠目结舌。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那么，邓力群到底是左是右？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邓力群的主张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看邓力群的几篇代表作就会发现一件令人吃惊的事：邓力群没说过一句出格的话，只是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平演变，总目标是发展经济实现劳动者共同富裕，这也恰恰是官方文件的口径。 最初俺不明白：怎么和官方文件一致就是“左王”了？后来俺想通了，这无非说明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把官方文件甚至自己的讲话看做“招牌”甚至“障碍”。因此一看邓力群真的要求按官方文件和自己的讲话办就急了，于是便大骂“反改革”、“左王”。 其实，如果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准，邓力群的主张显然不是“左”了，而是右了。虽然邓力群确实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帮助劳动者共同富裕，但是中国的实际和邓力群本人的遭遇都证明，邓力群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某些人的“招牌”，被利用被歪曲最终被抛弃。 但是俺也不认为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对邓力群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邓力群毕竟还是真心希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的错误也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错误就否定一个人。很多批判者后来恐怕还不如邓力群坚定吧？ （还是毛主席做得对，在中央文革批判走后门时果断进行了制止。因为不能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大体平均，略有特权”， 应该是限制资产阶级特权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特权，或者按斯大林的说法就是共产党人应该是骑士而不是苦修士。像中央文革那样对社会主义要求太高可能恰得其反。当然像邓力群那样对社会主义要求太低也不行，一不小心就会出大问题。搞社会主义，需要斯大林和毛主席这样的大智慧。） 邓力群身上的其他毛病也不少，比如他毫不掩饰自己喜欢权力，对自己在十三大的“落选”十分不满。俺看到他这方面的回忆时刚开始很生气，后来一想：不喜欢权力的人很少，可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喜欢权力的人又有几人？邓力群的表现比《炎黄春秋》一类一方面拼命敛权背后搞小动作一方面又标榜不恋权的不知好多少倍。想到这些俺也就释然了。 俺曾经设想，如果邓力群能够委屈求全，先谋求更高的权力再实践自己的主张，中国可能会好一点，甚至好很多。但是如果这么做，邓力群就不是邓力群了。何况一个能够为谋求权力放弃理想的人，真正得到权力恐怕也很难再实践自己的理想了。 不管邓力群是右也好，是“左”也好，有两点是无疑的：一是他的确是站在马列毛立场上为劳动者考虑的人，二是他的确是不肯为利益放弃理想的人。仅此两点，恐怕就没几个能做到。人，不怕有错误，就怕没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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