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党的初心和发展方向的路线 刘金华 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无论怎么对立，都不会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本。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已经从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发展到实际从属于资本。所谓“实际”从属于资本，包括国家已完全由大资本家作主，彻底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不长，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是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指出了现在的社会主义，资本已在形式上从属于劳动，还没有实际从属于劳动。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处于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话里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尚未“人人起来负责”，广大劳动者还没有实际负责掌权。 毛泽东是言行一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深知，让人民起来掌权，自己管理自己，需要一个较长的斗私批修历史过程，他曾经预见到自己可能为此被粉碎，但仍然进行了要“人人起来负责”的第一次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第一次“演习”，就预示着不可能完全胜利，遇到的问题肯定多。他去世后，1981年邓小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否定了文革。没有广大民众起来民主管理国家，主要靠少数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人亡政息就难免。历史实践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是真理。 邓小平在全党批判毛泽东，说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场“动乱”，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犯了“左”的错误，他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15年4月17日，依托中央纪委监察部的中国方正出版社，授权人民网-理论频道独家连载《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讲：“十四大修改党章引人注目地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过这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 “主要是防止‘左’”，是在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天安门动乱后，面对党内对改革有不同意见，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不争论”，另一方面88岁高龄还到南方几个省，发表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他定调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放话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 我不谈是过去“左”、还是右给革命的损失哪个大，历史事实摆在哪里，更不论“左”或右哪个是主要危险，这是实际问题，不是人的主观想象所能决定的。也不谈改革开放会不会出现右，邓小平的“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句话已经表明，肯定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多，用当时的话讲：“打开窗户难免有苍蝇飞进来”。我要提出并请全党考虑的是，在“左”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提出主要是反“左”，同时警惕右，完全能够理解；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期，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历史和现实依据”在哪里？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只是邓小平个人的主观意见，是在否认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不是引文说的，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左”的或右的倾向和路线进行斗争，根本没有、也不会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这样绝对的长期不变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党的两个总书记都倒在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成天安门动乱，波及全国的现实中，怎么能认为右只是需要“警惕”的可能性？能说党的基本路线“主要是防止‘左’”？这不符合现实，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让十四大把他个人观点写进党章，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不容讨论地限定党内斗争主要指向是反“左”，是对党的斗争定向：批判毛泽东的“左”，批判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左”。 我们看到，三十多年来，在“主要是防止‘左’”的路线下，不仅八大以后的毛泽东领导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否定，在右派“平反”后，过去被打倒的阶级，都出来反攻倒算，清算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罪行”，革命的共产党人处于被审判的报告席上，还不容许民众出来辩护！党被否定，这事情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无需我具体重述那些反党分子攻击党的言行，如果一定需要我列举，我可以写本书出来。希望全党能从这些年的客观实际中，看到“主要是防止‘左’”路线的要害在哪里！ 邓小平如此定义“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是不把“右”作为政治概念，把“主要是防止‘左’”写进党章，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长期不变的基本路线，其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隐晦地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不搞阶级斗争，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不应当再是政党，应改名为“生产党”，国家不应当是强力机关，而应当是“工商联合会”。党内外一直有人在鼓噪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就明确提出要转变党的发展方向，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按邓小平对“左右”的定义，在1921年生产力十分落后、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党纲，是不是“超越革命发展阶段”，是不是“左”？“主要是防止‘左’”，要不要否定建党纲领？否定在1921年建立共产党？我们看到，“十月革命”是“早产儿”，中外早有这种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后，要不要继续革命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刘少奇论辩过。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移植”论，说中国共产党是联共催生的“早产儿”。大家知道，王长江上党课说讲“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呀，对不对，你也就是几个大城市，稍微能闻到一点资本主义的味儿，你还爆炸，你离爆炸还远着呢，对吧，大家一看，哎呦真是好东西，一看中国，哎呦不管用，中看不中用。”他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无怪王长江不受批判。 按邓小平的“左右”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都应当改写，不能再说陈独秀右。陈独秀主持1926年的中共第三次扩大会议，1926年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都是批评共产党内的“左”，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强调要“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我们看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首先提出的。 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基本路线，对“左右”的定义，不可能正确认识党的历史。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经得起后来的实践检验，是真理就要经得起追问。希望全党能组织讨论，请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际，重新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再认识。现在出现了一些资料，反映一些历史问题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个别人的品质！ 邓小平的“左”的定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显然是从他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出发，即王长江说的：“市场经济的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由此产生了“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理论和实践。现在，课补了四十年，基本上实现了王长江说的“转变”，经济政策、思想理论、法律法制，都“定位”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为资本服务；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实际主导着中国经济，主导着人的思维，主导着中国法制。不少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一些党的组织，被商品意识腐蚀了，搞权钱交换，对此我不展开说了，看到一个个党的干部、高层领导人倒下，是很痛心的。 在十九大会期间，王岐山两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称是“十八届党中央工作的最大亮点”——“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在《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的文章再次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为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 是啊，共产党人一定要不忘初心！认真探讨、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校正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 建议从现在开始，在党的百年大寿纪念日前，在全党进行一场关于党的性质、百年路线斗争问题的大讨论！大家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不要个人独断，不是“不争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是在争论、在斗争中发展的，只有通过争论和斗争，才能显示出谬误的荒诞与真理的光辉，这样才能服众。 刘金华 2020年7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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