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其政党， 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学习毛主席和习近平有关论述的体会 俞 声 芳
习近平总书记讲：“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没有规矩不成其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说到党的规矩，他讲，一是党章，二是党纪，三是国家法律，四就是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1月，第4、7页） 习近平同志这里说的是共产党这个政党组织的规矩，但是，任何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组织或者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工作惯例或者规矩的，没有，就是乌合之众，那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这里特别提到“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曾经说：“古人说，民‘以吏为师’。……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会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领导干部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老百姓就不可能信你那一套，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126页。） 此前我给您的两封信，都没有具体谈论您的错误，在这封信里，我将具体地谈论您所犯的错误。如不这样，一、对您改正错误不利。您不但不知自己错了，反而认为是我误解了您，觉得很委屈。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您犯的错误，有人对北京大学改组马会和国家机关对您处罚，产生疑问，甚至有人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对XXXX的打压，是对进步青年的迫害。 鉴于此，我在这封信里将具体地谈论您的错误，有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纠正。 首先说明一下，我与您XXX发生联系的起因和过程。有人在我与您、与XXXXX的关系上，不知是什么目的，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搬弄是非，所以有必要先把我与马会，与您XXX，为什么和怎样发生联系的整个过程讲清楚。 我同您XXX发生联系的过程是这样的：2015年12月15日，有的网站刊载了一份由XXXX提供的、作者是“后勤工人调研报告编写组”的《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被忽略的群体》（下称《调研报告》。公布这个《调研报告》，马会的同学事先没有与指导老师、指导单位和北大其他部门打招呼，而按照惯例和学校对社团的一贯要求，是应该事先告诉自己的指导老师或者指导单位的。马会的《调研报告》一公布，社会上的电话就连续不断地向北大有关部门的办公室打，甚至有的还执意要找学校负责人谈，严重干扰了学校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按照惯例，马会和其他学生社团一样，在新学年开始，都需要重新注册。鉴于发生了《调研报告》事件，学校有关领导同志就没有同意马上给马会注册。于是，马会的同学就找我帮助他们注册。他们为什么偏偏找我帮助他们注册呢？是他们得知我在退休之前（2008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马会的指导老师。他们给我看了他们的注册申请，在申请书中，我也看到他们承认了自己没有告诉指导老师就公布《调研报告》的错误，态度是诚恳的。我认为，马会的同学们公布“调研报告”的初衷是好的，应该肯定，他们也是有错误的，只要承认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改了就好。于是，我就向学校领导写了一封关于尽快给马会注册的信。2018年9月新学年开始，马会没有及时注册，原来的指导老师是北大团委书记陈永利同志，因调整工作岗位的缘故，不再继续担任指导老师，于是，马会暂时就找不到合适的指导老师。 2018年9月27日上午9点08分，XXX用短信向我汇报一个“捷报”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已经在马会注册材料上签字，成为马会指导老师，马院团委已经盖章，成为指导单位，北大马会已经注册成功。”这天傍晚6点48分，XXX又发短信给我，说他是XXXX会长XXX，北大社团招新文化节9月28、29日在三角地开展，马会要招新，叫我去看看。 每年的马会招新，我只要在北大，一般都要去看看的。因为，首先，是因为我过去曾经做过一段时间这个社团指导老师的缘故；其次，是我在退休之前，给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课程多年；去年赵光武老师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于是就由我来负责。这个研究中心成立30年来，一贯是“三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坚持”，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校社科中心领导同志的指导下，我曾经参与组建北京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是全国性的了）的工作，作为集体会员的北大马研会，我也是五个理事之一；还有，我曾经是国家教委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对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我是一直比较关注的。 这样，我就与XXX同学之间发生了联系，从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晚上我给马会的同学讲座开始，就与您XXX有了直接的接触。 下边我具体、详细地谈论您所犯的错误。 一、您与马会指导老师关系上的错误 说实在话，一般担负着教学任务的大学老师，如果没有一定的奉献精神，是不愿意当学生社团指导老师的。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大家都很忙。作为大学教员，除完成教学任务（上课）外，往往还承担着研究课题。承担研究课题后，任务重，时间紧，读不完的书刊，查不完的资料，一般的是再没有时间承担其他任务的。其次，做社团指导老师的工作，是不算学校“工作量”的，不但不实行“按劳取酬”原则，而且很费时间，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为同学们活动提供费用。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很傻”的人才干这个差事。第三，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指导老师，除上述两点外，还有一个与指导其他学生社团不会遇到的问题或者说困难，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您如何联系实际和联系什么实际，是很费一番脑子的。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老师，自然不会做马会的指导老师，即使信仰的老师，也是不容易做的。做这样的指导老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因为北大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好奇心和求知欲一般特强、高考成绩都是拔尖的、考进北大的期望值又是过高的，他们的思想状况是复杂多样的，是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学生群体。所以，在我们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中，如何使他们真正学到和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并不那么容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出发，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习近平同志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王岐山：王岐山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2017年10月19日）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一句话，在马会的同学面前，必须把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唯物辩证地、客观全面地讲清楚，万万不能敷衍同学们，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脱离实际地说空话和大话。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大学里曾经是“学潮来了讲‘四项（基本原则）’，学潮一过就遗忘（四项基本原则）”，这种状况曾经持续过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上《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课，布置同学们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的同学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么，究竟这样的书在哪里呢？我找到时任北大图书馆党委书记的隋凤花同志，得知是在图书馆楼的最顶层！书的上面落满了灰尘，可真是“束之高阁”了！后来，在图书馆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同学惊异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读这种书啊！” 过去长时期，由于不突出马列，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甚至发生有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的怪现象，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变化。记得，在2008年之前，我曾经得到一份报纸，有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他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我真是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我很少看到有提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于是，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给研究生们读那篇文章听，为开设《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这门课做辩护。北大法学院（原来是法律系）是否要开设《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就是说，作为法律系的同学，是否有必要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的争论，自从1977级（即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录取的那一级）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曾经说：“古人说，民‘以吏为师’。……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会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领导干部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老百姓就不可能信你那一套，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126页。）面对我国社会的这种复杂情况，对“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人”现象，在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社会道德糟糕的社会环境下，在十九大开过之后，“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情况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社会现实结合呢？这就给指导老师正确、全面、客观指导造成一定的难度。做一个敷衍了事的指导老师容易，做一个有党性和认真的指导老师并不那么简单！ 那么，您XXX是如何对待指导老师的呢？ 《关于学生社团马克思主义学会改组的公告》中称：“马会负责人严重背离学期初注册时向指导单位、指导教师的承诺，拒不接受指导，拒绝提交马会会员信息，且屡次违规举办活动，已严重失职。” 当我问您：“拒绝提交马会会员信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您马上回答：“我没有义务提供！”接着您解释说：“（马会会员信息）我们注册的时候就提供了。我们是先注册后招新的。”那么，也就是说，您注册提供的是原有的会员信息，招新之后会员情况必然有变动，为什么就不提供呢？您解释说，不好统计。 这里，您说不好统计是借口，拒绝告知指导老师关于学会成员的信息则是实质。据说，你们招新是经过严格面试的，并且还有自己的标准。8月29日，即你们招新的第二天中午，我到你们招新摊位，问已经报名的有多少人的时候，回答是200多人。后来，在您给我发的短信中也说：“这两天报名约有250人。”可是11月7日（星期三）晚，纪念十月革命节的那个座谈会，到会的却只有十几个人！事后，您是以通知的晚为原因来解释。 据说，指导老师向您索要马会会员信息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三、四次，竟然有五、六次之多！ 如果指导老师不知道自己指导的社团会员的最基本的信息，包括名单、人数、院系、年级等基本情况，那么，如何有的放矢的指导呢？ 再说，当时我听了您回答“没有义务提供”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突然感到不理解您了！您所指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 当然，您与指导老师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自然也就没有法律义务。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规范来调整的。既然您没有法律义务提供，那么，指导老师也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在你们注册申请书上签字做指导老师的！北京大学任何人，都没有强制某人作你们指导老师的权利！如果不签名，不能注册，那么，马会就不能开展活动，您也就无法行使马会会长的职权了！ 可是，孙老师为什么还要在你们注册申请书上签字呢？ 这绝不是单靠法律权利义务关系能说清楚的！ 请问：包括马会在内的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种种关系，比如家庭、夫妻、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师生、邻里、政党、学校、机关、社团、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农村、厂矿，等等关系，难道都只用一种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吗？只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这一种关系吗？ 绝对不可能！ 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绝对不可能都用法律规范来调整，不可能都是法律关系。有的社会关系，是不能用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如用法律规范调整，那会导致很糟糕的后果。例如：友谊关系、恋爱关系、工作关系，等等，能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吗？如果朋友、恋爱对象或者同事，有的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那是另一回事，那就不属于朋友关系、恋爱关系或者工作关系了，就形成了另外的关系——法律关系了。如果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等，都用法律规范来调整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这些关系绝对不会维持长久的，有的恐怕一天也不会存续的。 社会关系是复杂各样的，调整或者规范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也是各种各样的。除法律外，还有道德、政治、宗教、礼仪、习俗、党章、社团章程、村规民约、成员守则、家规、族规，工作惯例，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规矩。 习近平讲：“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没有规矩不成其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说到党的规矩，他讲，一是党章，二是党纪，三是国家法律，四就是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1月，第4、7页） 习近平同志这里说的是共产党这个政党组织的规矩，但是，任何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组织或者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工作惯例或者规矩的，没有，就是乌合之众，那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这里特别提到“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 那么，指导老师与被指导社团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是用什么调整或者规范的呢？换言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行为准则呢？ 作为学生社团与指导老师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由长期形成的规矩或者工作惯例（行为准则）来调整或者规范的，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广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里不是狭义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指导老师要履行指导（即服务）的义务，同时享有对指导社团情况的知情权利；那么，社团负责人则要履行如实告知社团基本成员有关信息的义务，相对应的，就享有指导老师提供指导（服务）的权利，即要求指导老师提供有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信息等的权利。 这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法律调整或规范的社会关系，而是由一种惯例或者规矩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还是一种道义关系，所谓道义，简单讲，道义是指道德义理，道德和正义（morality and justice）。例如：师徒关系，师傅让自己的徒弟完成某项工作，而徒弟一直拒绝，这种师徒关系能够维持吗？ 据称，您在注册时候已经承诺的，后来您反悔了，您讲什么那是注册用的，注册完了，就不算数了。所以，我在第二封信中说 “您言而无信，违反注册时的承诺，把指导老师作为马会注册的一块敲门砖”。 有资料显示，你们还曾经称颂过自己的指导老师！ 孙熙国老师，作为北京大学马会的指导老师，向被他指导的马会索要其成员最基本的信息，竟然有五、六次之多！可是始终未能得到，而作为马会会长的您竟然还说“没有义务提供”！难道这不奇怪吗？马会不是一个秘密组织，而是一个在北大正式注册登记、受到保护的学生社团，同时，还是学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你们成员的信息还要保密呢？ 你们开会，竟然害怕别人看和听，您也曾经给我看过他们偷看你们开会的照片。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马会开会还有人在门外“偷看、偷听”呢？ 你们的严重错误，还在于马会改组之后，竟然把指导老师的私人信息发布到网上，企图通过社会对他施加压力，严重干扰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有资料显示，你们甚至讨论过要公布其家庭住址和孩子上学的学校，企图使整个家庭成员都处于紧张状态，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了。 实际上，您把自己与指导老师的关系视为对抗性的，完全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变成敌我关系了。在北京大学马会的历史上，在马会与指导老师的关系上，您创造了一个第一！不过，是很不光彩的第一而已。 您违反注册时的承诺，对北大党委领导同志的告诫置若罔闻，不遵守马会多年形成的规矩和工作惯例，一再拒绝履行马会会长应尽的义务，多次违规开展活动，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同时，鉴于马会其他领导成员和其他有关成员的表现，那么，为消除你们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挽回XXXX的声誉，改组马会就是顺理成章，是完全正当的，是合情合理又合乎北大社团管理章程的，是无可非议的。
二、您对JIA SHI事件过分介入的错误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向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八字真经”。他还特别指出：“大学阶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殷切希望当代中国青年“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众所周知，2018年夏秋，在深圳发生的JIASHI公司员工要求组建工会而引起的事件，新华网和传媒在8月24日以“深圳JIASHI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为题进行了报道。 对于JIASHI公司事件，开始我与很多同志、朋友，与您是同样关注的。我也曾经询问过您，这个公司的领导人与地方权力机关有无勾结？之后，我也曾经在网上查到，其中有两位人大代表（市和区的）与这个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此前，我与几位同志也听过一位姓顾的北大毕业生介绍过这个公司的情况，而且我还让她写个材料，以便通过正常途径送交有关部门。 也就是说，在党和国家的媒体没有公开报道之前，我们和您一样，都关注JIASHI事件，这是有情可原的，也是正当的。据称：JIASHI公司非但自己不组建工会，而且侵犯要求组建工会的工人们权利，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当媒体报道之后，国家有关机关已经介入，并明确说有境外势力介入了，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明确告知大家不要介入了，您还要那么积极主动地介入和特别关注它，我就不好理解了。 我从湖南回京与您见面时，对您说，这个事件很复杂，有境外势力插手。您是如何回答我的呢？您马上说：“他们自己说没有！”难道他们“自己”说没有外国势力插手，就真的没有了吗？这个“自己”究竟是谁呢？ 关于JIASHI公司事件，您介入过深，介入过分了，过深、过分就是错误。至于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了有犯罪嫌疑的同学，您着急，我们大家都着急。但是，学校领导已经明确告诫我们：不管谁，如果要继续参与，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尤其是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之后，虽然还有许多、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就整个情况来说，就我所知，法治环境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混进公检法的坏人不得不收敛一些了。那些已经被刑事拘留的同学，还要通过检察机关的审查和法院的裁判，如果执法机关真的有错误，被拘留的同学自己或者聘请律师辩护的。我们完全可以等到国家司法机关有了结论，处理之后，再视情况而定；如还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在法律程序没有结束之前，并且学校领导严厉告诫之后，您还想发动群众影响和干扰国家机关办案，则是错误的。 您不顾学校领导的告诫，在12月20日，竟然提出以“做JIASHI事件的报告”作为参加我们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会议的条件。（后边细谈）我们没有同意和满足您的条件，您就不参加纪念会。
三、您擅自向全国发出邀请函的错误
您给我的回信说：“关于您所提到的私自发出邀请函欢迎有志青年到北京来，与学校改组马会后举牌子抗议两件事，我希望向您解释和回应： 第一 在毛主席的忌日纪念毛主席，是所有学习马列毛，信仰马列毛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期望。不光是老一辈要纪念毛主席，今天青年人同样要纪念毛主席，毛主席的遗体也在北京，毛主席所建立的人民国家首都就在北京。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您上边的说法，为什么与您的行为背离呢？ 众所周知，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全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湖南韶山，从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群众聚集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一个是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真是人山人海。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北京大学党委和宣传部，曾经支持和帮助我们以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以及其他单位的名义，在北京大学联合主办过两次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一次纪念巴黎公社和一次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 2018年12月某天，中央某机关的同志主动召集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其他单位的三位同志去他们办公室，说要我们组织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于是就有了12月22日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这次活动搞得很好，非常成功！ 我曾邀请您XXX参加12月22日纪念毛主席诞辰的会议。在2018-12-19 23:09:59 ，我发给您下面邮件：“您好！请看附件邀请函。您若与会，请务必回复我！”您是如何回答我的呢？ 您在12月20日 00:38 回复我：“若我能在此次会议上代表青年学子做一个关于JIASHI事件的报告，则可参加。如若不能，则感谢您的好意，我这次就不参加了。” 我们纪念毛主席的会议，按照惯例，只有发言，没有报告，您参加纪念会的条件竟然是做报告！而且是关于佳事事件的报告！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您写成了“忌日”，是笔误吧？ 我收到您的信后，立即在夜里12点2分，写信告诉您：“纪念毛主席的会议，主要是谈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您做一个关于佳事事件的报告，与会议主题和议程不符。况且没有在纪念会上有做“报告”的，而且每位发言的时间有限。这是其二。您不能在会上做报告，就不参加纪念毛主席的会议，我感到很不好理解，也很遗憾！如您还信任我的话，请把您的报告内容尽快写成文字，您是否还想通过渠道送交中央有关部门？请回复我。” 您不但没有参加我们组织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会议，也没有回复我，更没有向我提供您报告的内容，以便通过正常渠道转交。 那么，请问：您关于JIASHI事件报告的内容，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送交中央，而是直接向社会散布，您这是真想解决问题吗？ 对于JIASHI事件的整个情况、事件的来龙去脉，您都掌握吗？ 学校不是明确告诫我们不要介入了吗？ 您没有参加22日我们组织的纪念会，可是在24日，也就是毛主席诞辰的前两天，竟然以北京大学马会会长XXX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邀请函，邀请进步青年到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 在11月7日晚上我在讲座的时候，遵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的嘱托，一再强调注意：马会的同学，不要动辄上网和行动的。您发出举办纪念活动的邀请函，既没有与指导老师联系，也没有向学校的任何部门申请，更没有向公安部门备案，如有人听了您的话来北京后，您如何处理？他们的食宿如何安排？ 不仅北京大学马会会长的您，就算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甚至教育部长，乃至党和国家的某一个领导同志，在没有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同意和安排妥当之前，也绝对不会、不能、不敢这样做的！ 您难道忘记了：马会不就是按照规定和惯例，应该告知指导老师或者指导单位而没有告知，而是直接向社会公布“调研报告”的错误吗！您为什么还要知错犯错呢？
四、您对北大领导态度上的错误
去年12月19日，您因不满学校后勤领导没满足您召集工人举办晚会的决定，就纠集同学举牌子在办公楼前抗议，高声喊叫分管后勤的学校领导的名字！竟然持续一个多小时！这种声音，在未名湖边的行人都能听到，都觉得很奇怪。而接见你们、与你们谈话的一位学校领导同志，当时并没有答应你们的要求，您竟然向指导老师撒谎说答应你们了。后来，这位曾经与你们谈话的学校领导竟然出现在一份黑名单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策发生了大的变化，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广大的农村和有的乡镇，有的干部与奸商勾结，抢占农民土地，强拆民间房屋；还有贪腐分子、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侵害公民权利现象不断发生，媒体曾经报道过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也有打着标语、举牌子抗议的；但是，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事情也很少听到了。但是，在大学校园里，特别是在北大校园里，举牌子抗议，这可是第一次啊！ 办理任何事务，都要有一定程序或者步骤的。后勤领导不同意您举办活动，您完全可以按照程序，通过马会的指导老师或者指导单位解决。如果是正当、需要和条件许可的活动，是不会不答应的。而您呢？竟直接找学校领导，而且举着牌子、高声喊叫抗议！这不就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了吗？ 12月9日，你们曾经发出一份“宣言书”，说北大领导是“高校官僚”“官僚特权”，呼吁他们“快快下台”。 你们把学校为了避免有的同学上当受骗，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学，主动出面与家长商量，一起劝同学暂时回家，竟说成是“恐吓家长”和“逼迫学生休学”。把一个月之久不见踪影，学校根本联系不上，也没有完成学校规定的作业，公安机关都无法得知其下落的一位同学，事先告知了他的家长，按照北大学籍管理的规定和一贯做法，予以“退学”处理；同时，为了保护该生的名誉，不影响其将来就业，学些不便公开其姓名，竟然说学校是把他“开除”了，意图引起社会的关注。 您一有不如意的事情，就直接诉诸于社会。党和国家的规范性文件不是早就强调，民主权利的行使要“有序参与”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里不是明明说“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吗？而您为什么做事情不顾任何程序，总想一步到位，搞“轰动效应”，非要来个一鸣惊人不可呢？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120多年光荣历史传统的北京大学，每年投入了大量资金，聚集了这么多优秀教师，录取了这么多好的同学，有这么好的教学科研设施和学习的条件，学校的各级领导都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无论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想方设法为学生们服好务却是本质和主流。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2014年、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两次来北大与师生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了党和政府对北大的关怀和希望；同时，他充分肯定了北大的教学科研工作。在2018年5月2日，他说：“近年来，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令人欣慰。” 您有什么证据说北大领导有官僚特权？您通过办理什么正当合法的事情，或者别人办理类似的事情，反映出他们有“官僚特权”的？难道不允许您领导的马会违规开展活动，不允许您与外来势力勾连，就是官僚特权吗？就是“可耻”行为吗？您这不是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吗！为此，行政机关给您处分，难道错了吗？
五、马会活动方式的错误
马会的活动，不知为什么竟然还怕别人偷看、偷听。你们基本上不与指导老师、指导单位沟通、交谈，也不与其他同学沟通，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闹事的时候，你们老师不见、家长不见，只与自己的“同志”抱作一团。您不相信多数同学，唯我独革，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伙孤立了起来。 既然您是支持工人维权的，是为了反对剥削的，为什么就不能与指导老师和指导单位的领导沟通和交谈呢？您为什么不通过网站发表文章， 如实地反映自己的正当要求呢？自从2003年以来，反映老百姓意见的网站，应该说，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有不少网站是不断登载反映群众呼声的文章，代表了社会正义的。您XXX何曾向一个网站投过稿？ 您在处理自己与马会其他领导成员关系上的错误。 还是您告诉我的，你们马会的领导有三个人：团支书，理事长，会长。您是会长，可是有几次，我曾经对您说，你们三个人一起来一下，我的意思是，你们马会多来几位同学，我们一起谈谈。可是，除您之外，我始终没有见到其他那两位同学。 后来得知，他们二位对您是很有意见的。您曾经写有人说您“独裁”（我看后，当时还觉得莫名其妙。）。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您是不与他们二位商量的。我这就明白了：为什么您违反校规，一再举牌抗议和反复折腾，他们没有与您“共同战斗”；我曾经要求见他们，而您并没有告诉他们二人！ 请问，既然您的作为是正义的，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为什么不与他们二人商量呢？ 马会，顾名思义，是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学们的组织，是一个启发、教育、引导和组织同学们，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团体。可是，您作为这个学会的会长，竟然连学会的团支书和理事长都不能团结，还谈什么引导和组织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 您的作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切知情的北京大学同学们和老师们的信任和支持。
六、改组马会后您所犯的错误
鉴于您上述错误，您实在是再也无法继续担任马会的会长了，而作为马会的团支书和理事长，对于马会也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是严重失职，于是，大家提议改组马会就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了。 您在给我的信上讲：“ 第二 举牌子抗议马会改组实属万般无奈之举，若造成学校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我们深感抱歉。不知您是否了解如下事实：改组马会的通知并没有提前通知我本人；发起改组的32名成员无一人参加过原马会活动；改组筹备会议和答辩会在一天内完成，而无其他人列席，也不见公告；28日当天上午找马院团委书记李石生沟通上述事实，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的态度已经在改组公告上写的很清楚了。在沟通的尝试失败后，我们不得不选择举牌沉默抗议。……我始终认为，北大马会之所以为北大马会，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进行实践与学习。这是青年学子的初心。” 学校没有误会您，而是通过您的一系列行为，了解了您。 根据目击者对我说的，你们12月28日的抗议活动，搞得很不简单，也很有影响，并且有“世界性”影响，外国多名记者“恰巧”也在场！ 你们十几位同学，从12月28日下午2点在五号楼（即原法学院楼，逸夫壹楼）前开始抗议，随后学校保安，之后老师和同学们，之后警察，都被惊动了！你们与他们对峙着，他们的规劝你们不听，他们怕你们冻坏，又送开水，又送棉被，被你们拒绝。最后，不得不强拉硬拽你们到教室里。对此，您对我说这是“暴力清场”！你们中的同学，有的自己觉得无趣，回宿舍了。您竟然提出必须把回去的同学再找回来一起回去的无理要求，……胡闹、折腾持续长达16个小时之久，直到29日上午8点才完。 我看到一份录像，有几名外国记者在摄影，我与您见面的时候，问您，哪里来的外国记者？您说，不知道。我又问您，你们站着队，面朝这边照相后，为什么一下子忽然齐刷刷转过身，让背面的、另一个方向的人照相？您说那是同学们在照相。 看过你们让外国记者摄影的动作，是那么的整齐，是那么的利索，我完全可以断定：你们这是预先已经排练好了的。 您抗议北大，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就直接向外国记者求援！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西单出现的与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重要会议）相呼应的“民主墙”和所谓“民主人士”魏京生向美国总统要“人权”等事件。 您XXX与外国的记者们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帮助工人维权，难道这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 通过利用外国记者来达到个人目的的，究竟会是些什么人？ 难道对此您不清楚？ 这里请看一位同学写的《按闹分配》一文的话： “最近北京很冷，看着一帮同学在外举牌子、喊口号，甚至坐在地上，我头脑中最先闪过的是‘冷不冷’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看到老师给同学们递热水、拿被子的场景，又让我很困惑，为什么要给这些自愿在室外进行‘抗议’活动的同学提供物资？从精致的利己主义视角看，同学们不愿意进屋，无外乎获得更多关注。老师想让同学进屋，主要是希望减少社会影响。可是提供物资呢？从直接目的讲，这是怕同学冻着，可这不是让他们能够‘抗议’更久吗？这让我很费解，不得不让我思考这一行为的动机。最高大上的讲，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若是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同学冻伤了会有何种后果呢？想到这里我突然茅塞顿开。同学冻着了，虽然同学现场的抗议声势是减弱了，但是根据某会一贯的宣传方式，估计当天晚上就会出现校方不顾学生死活，或是校方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后，学生受伤之类的内容。如此一来，舆论对校方反倒更为不利。继续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同学若是冻伤了，责任和后果反倒需要校方承担，同样是成年人的同学竟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倒是老师们出于各种原因，不希望同学冻着。再恶意的揣测，同学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要挟，以逼校方就范。结合某会现在把舆论往老师在过程中性骚扰女学生的方向引导，我只能说，某会真是再一次向吃瓜同学拓展了自己的下限。好奇如果是与警察发生了肢体接触，某会是否还有这样的胆量，去喊出‘警察打人’、‘警察性骚扰’的声音。 想明白了这一‘按闹分配’的逻辑，眼前这幕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撕扯闹剧就变得合乎情理。出于对理想主义头脑发热的警觉，窃以为，如果有一种所谓的‘信仰’，它最杰出的‘贡献’就是让父子反目、师生敌对、人伦失序，实际上对于国计民生微不足道、泛善可陈，那么这样的‘信仰’至少需要被重新审视、评估，需要接一接地气。任何理论都不因其精致程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现实面前，都需要出来遛遛，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智力游戏的虚无缥缈下降到柴米油盐的脚踏实地。 至少在我这个享受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好处的‘既得利益者’看来，社会的种种问题远未达到需要通过青年学生通过情绪化表达来解决的程度，甚至于说，某会的闹剧于我而言，更多的是打扰我正常的学习生活。如果我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某会的行为，或许一开始真是想为学校、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本领的有限性所致的手段的有限性，促使某会同学滑向了愈发激进的道路，并且把动机的正义自然的等价为行为的正义，极端的就是采取撒泼打诨、耍无赖，想要通过‘按闹分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一常见的思维方式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头脑发热将使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原本维护工友权益的目的一不小心就沦为了手段，年纪轻轻暴得大名的成就感则异化为了目的。当我用最刻薄的眼光看待某会时，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胡闹，只不过是因为某会同学在其他方面未能获得成就感，借此求关注罢了。” 你们闹事，为的是求得社会关注，求得全世界的关注，结果呢，不但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对你们行为的赞扬，反而遭到学校师生们的批评和指责。
关于马会读《近思录》的问题。
这里，我想谈谈对改组后的马会第一次读的书是《近思录》，而不是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问题。这属于您的认识问题，与前边讲的错误是不一样的。 您给我的信中写道：“改组后的马会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近思录》，难怪网上有人戏称他们学的是‘儒学马克思主义’。” 您和网上此人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须谈清楚，有错误的地方，请您和大家批评指正。 我认为，您的这种观点充分反映了形而上学的思维特征，反映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近思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是引导理学入门的一本启蒙读物。它是由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和吕思谦合著的，选取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四个人622条语录的书。朱熹一生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而《近思录》就其著作形式、性质而言，不是他自己的论说，也没有发明什么大义的诠释，只是类编四人的语录而已；但是，其影响之大，流布之广，在朱熹著作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在宋元明清和民国的七百年间，《近思录》屡屡刻印，版本之多，仅仅次于钦定科举必读的《四书集注》，后人的注解、续补之作，更堪推翘楚；同时，在受中华文明，包括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在内的，影响很深的邻国，也有同样的态势。根据韩国有关古书目录提供的信息，在相当于我国元末至清末的近600年间，高丽、朝鲜两朝曾经十多次铜活字排印或木板刻印《近思录》的记录，也是仅仅次于《四书集注》的版本之数。（参见：朱熹 吕祖谦编 〖宋〗叶 采〖清〗 茅星来等注、程水龙整理：《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2页。）。《近思录》“全书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成贤为目的，基本上包容了理学的内涵，被后世誉之为‘圣学之阶梯’、‘性理诸书之祖’。”（https://baike.sogou.com/v4587356.htm?fromTitle）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有关人生修养的必读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慧能)、《近思录》和《传习录》(王阳明)这七部书，这几乎把《近思录》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由此可见，《近思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具有多么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谁规定马会只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当然，马会主要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但是，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一概不看、不研究了吗？ 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只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有了文化自信吗？ 这里，先让我们读下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的几段话吧！ 列宁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三版修订版，第282、284、285—286页。）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534页。）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7—708页。） 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读，一直到他生命垂危的岁月，都爱不释手。其中，他最喜爱的是《红楼梦》。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要看《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后来又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是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哩！”“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1961年12月20日，他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徐中远著：《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93页。孙宝义 刘春增 邹桂兰 李凯旗 编著：《毛泽东谈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233页。） 根据思维科学的基本知识，人们的思维，分为逻辑（抽象）思维、形象（直观）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三类。而创造性思维，过去曾经叫做“灵感‘顿悟’”思维。无数事实表明，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只有逻辑思维不行，只有形象思维也不行，只有两种思维都强，才能产生创造性思维。作为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的钱学森院士曾经说过：“最近看了一本书,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我深受启示,使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些新的想法。书上讲,毛泽东的智慧不是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许多思想,都是从中国文化提炼出来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不是学科学的,他知道一些科学知识,但是不多。他对科学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文化艺术中吸取的智慧。中国还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他们的书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明白了。比如熊十力,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 这样看来,我过去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属‘量智';而文化体系属‘性智’。 由此使我想到,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 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这也是综合集成嘛!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出了范例,他的智慧基本上来源手此,即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从前我只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讲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智慧的另一个来源,即传统文化艺术。……由此看来,一个人光有科学技术不行,常常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光有文化素养也不行。我觉得毛泽东是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诗人的气概,结成伟大的智慧,战胜了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新世界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77页。）” 在您没有看到这些论述之前，如果改组后的马会同学们读的是小说《红楼梦》，是不是称他们学的是“小说”马克思主义，或者“红学”马克思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常说：“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孙宝义 刘春增 邹桂兰 李凯旗 编著：《毛泽东谈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318页。）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我看到过的资料，毛主席是主张我们出《蒋中正全集》的——作者注。），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46、347页。） 请问，您不知道一点唯心论，怎么会很好地理解唯物论？不知道点形而上学，怎么会很好地理解辩证法？中国历史，不知道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反动，如何会理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艰难与伟大？不知道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旧中国，不知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知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黑暗与罪恶，不知道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迫、掠夺；怎么能知道新中国“新”在哪？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的“三光”政策（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是为了达到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他到任后即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等等令人发指的罪恶，怎么能理解帝国主义本质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是的胜利的意义？又如何理解新中国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的“左”右傾错误路线，在党的事业处在危机关头，是毛主席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怎能理解党的正确路线？又怎么能理解下面这段话：“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48—149页。）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来看，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1928年3月31日，见：《鲁迅译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第290页。）《近思录》这本书，其中尽管有糟粕，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有维护和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但它毕竟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里面讲的道理，有的至今并没有过时，其中，很多语录依然还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闪烁着智慧之光。我认为，在目前出版的所谓《国学》启蒙读物中，比较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近思录》应该说是属于最好的启蒙读物之列。您不读《近思录》这部理学的启蒙著作，就很难入理学之门，不入理学门，如何了解理学，又是如何理解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流派——儒学及其发展演化的呢？《近思录》无疑属于哲学著作，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问。我国古代把这称为“道”、“道术”、“玄学”、“道学”、“理学”。恩格斯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211页。）马克思则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20页。） 作为马克思为工人阶级提供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强大思想武器。不读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不了解我国古代哲学，如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真正体会其真理性所在呢？没有比较，怎么鉴别呢？所以，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说:“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将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在谈到研究历史的时候，他说：“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 在某些人言必称美国、称西方的今天，学习和研究我们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不矛盾，而且有很大的帮助。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习近平在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习近平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其实，包括您在内的今天的我们的大学生们，在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真的很需要好好阅读和研究下类似《近思录》这样的著作，对其中的修身、齐家和治天下的言论，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近思录》讲：“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应该这样理解：古代学者学习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如同自己要吃饭穿衣一样；现在学者的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显示和炫耀自己。这自然就与我们的学风联系了起来。还有：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逦，莫不闊步，及到峻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如是理解：见容易的事情就去做，知易则进；见困难的事情就不做，知难而退，这是学者的大病。反之，刚决果敢以进，越困难，越奋勉。以毅力贯彻始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这与习近平同志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的意思不是一致的吗？还有：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这不就是共产党人一贯提倡的：发现同志有错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吗？这里“团结的愿望” 就是“诚”，就是“善”；相反，如抱着其他目的批评，就不是“诚”和“善”，被批评者不但没有“感悟之益”，批评者自己反而有“烦渎之辱”。 您和网上那位嘲讽马会读《近思录》是“儒学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对的！ 第一、马会绝对不可能每次读书会都读这类中国古代典籍的，读一、两次，无需大惊小怪。 第二、马会的同学们通过阅读《近思录》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学者是如何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是从治学态度，从学习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上，研究、分析继承精华和抛弃糟粕。例如，《近思录》讲到学习是“为己”还是“为人”的问题，这里讲的道理，对于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很有启发的吗？
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众所周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青年人，缺乏阅历，缺乏经验，犯错误，难以避免。关键是如何认识、对待和改正错误。现在的您，迷而知返，尚不算晚；悬崖勒马，免坠深渊。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代表党和政府，满怀希望地说：“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对广大青年来说，这是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
北大的领导、我和XXXX的同学们，包括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全校师生，都热切希望您丢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勇敢地承认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高高兴兴地回到我们大家的队伍中来；希望您不辜负养育您的亲人和培养您的老师们，不辜负帮助和支持您的同学和朋友们，不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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