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愚公移山

         刘金华

上个月，网友【看东方日出】向我提出：“‘促、帮、看’的提法应该近十年了，时至今日在路线方面促了那些、帮了那些，看到那些改变，确实有必要做个梳理，让人们获得启发。促帮看好思维，重要还需事实应证。”我当时回复“我可能在以后要说”，但一直没有说。因为，一是说来话长，现实问题多，没有时间；二是事情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三是说出来，有点“王婆卖瓜”。

事实上，“促帮看”由来已久，不是最近十年我和一些左翼人提出的概念，它首先是人民内部解决矛盾的方式，有时也用来解决某些特殊的矛盾。批评是促帮看，整风也是促帮看，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促帮看。我原来准备写三篇文章——《促帮看是解决矛盾》，《促帮看与民主》，《促帮看要实事求是》。现在看，说这些恐怕都没有用。只是既然讲了“我可能在以后要说”，失信不好。说改革开放以来几件重要的促帮，了结一件事。回顾总结，也是促帮。以后，还是要继续促帮看，尽管现在这是件几面不讨好的事情，决策者视为“妄议”，网民中，右派反对，激进派视为“保”， 也反对，许多人认为是“幻想”，赞同的少，网站愿意担风险发表的也少。但还是要勉为其难，做自己能力所不及、他人不愿去做的、但须要做的事。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许多事情都不是一两代人或两三代人完成得了的。需要有“愚公移山”精神。

我有文字记载的促帮看，是改革初期，1990年7月24日给江XX写信，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论断说：“放任商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所有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逐渐侵蚀和最后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倒退到资本主义去。”1990年10月20日，我写成《商品经济问题争论》文给江XX寄去。1991年1月28日，《经济研究》编辑部来信说：“承蒙赐稿，非常感谢、尊稿经阅读、研究后未能刊用，特致歉意。……”我并没有給《经济研究》寄稿，此稿只能是中共中央的机关转去的。看来，当时中央机关还没有官僚化，还比较注意民意，还能允许议论中央。

那些年，我写了多封信，记叙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市场经济改革，我论断说：过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赎买资本家的企业，市场经济改革将是资本家赎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资产阶级将专政中国。我后来把这些信汇总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探讨》，即《劳动论》。

给X小X写过两封信，谈他的“南巡讲话”。其中第二封在2012年用《1994年写给X小X的一封信》标题发表在网上。我说：“谁来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创造者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X小X选集》第三卷很少讲到这一点，十分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知识分子领导取代了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明白经济改革必须有政治改革相适应的你，怎么竟看不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呢？”“一种由钱权交易进而勾结的社会势力正在形成，虽然还不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力量，但具有非常危险的腐蚀作用，改变着一块块地方政权的性质，严重恶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群众的极大不满。”“个人主义这些年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倒成了人们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但是十分残酷的战争，它毁灭整代人啊！”“改革是否解放了生产力，最终能否共同富裕，还不到结论的时候，现在看到的，生产确实发展了，生活水平也绝对提高了，但已经消灭的剥削也重新发生了，不只是发生在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不只是剥削劳动者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还大量剥夺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你不顾这个事实，只强调生产力标准，只强调税收、劳务等方面得‘益’，并没有实际地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知识分子从来是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总是分化并依附于其他阶级，在你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加速向资产阶级分化，不少人想加入老板阶级。”“现在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他们鼓吹的那一套，大多是照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再假‘X小X思想’的商标，好在中国销售而已；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发生在经济上。”发生在知识分子里。等等。

大家看到了，X小X还是走他的那条路，“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讲“不改革死路一条”。《劳动论》在国内寻求出版14年了，到今天还没有通过审查。那么，促帮看有没有作用呢？促帮本身就是作用。我在2010年6月24日发表的《为光明网封刘金华的博客叫好》中写道：“我的博客饱含真理，真理是封闭不了的。我倒要看看，权贵们这样作了之后，就能跳得出我给他们画的圈，倒要看看这世界上会出现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能够稳定和谐？”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绝不会接受《资本论》，那么，《资本论》作用何在呢？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它的作用。

大家已经看到，市场经济改革很快就使民众不满，在本世纪开始，出现了“反思改革”和“毛泽东热”，这是群众性的促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起来促帮，其作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回答一位网友的“至于怎么‘帮’？普通老百姓是很难的”评论说：“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你说的某人，任何个人的作用都微不足以改变社会，但是联合起来，泰山可移。”现在，谁走上了死路，愈来愈明晰了。不仅人民反对市场化，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也正在破坏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X小X走的路，的确是“逐渐侵蚀和最后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路。此后，走资本主义道路越来越难了。我们应当看到这个作用。

促帮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会取得或大或小的胜利。群众性的“反思改革”、“毛泽东热”，是比较大的胜利，修改《物权法草案》也是一个具体的不大不小的胜利。修改物权法，主将是巩XX，他提出意见，让全国人大对《物权法草案》讨论了几年；左翼网站提供了战斗平台；网民站在巩XX一边，我也写了三十来篇文章。最终人大接受了群众意见，修改了《物权法》。这是直接看到了效果的左翼的一次促帮。

社会是复杂的，它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时期中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而从长远看，社会发展规律是决定性的。促帮看，不仅是帮助决策者，同时也是我们起来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议政参政。只要我们促帮是实事求是，即是客观要求的，统治者凭据权力，可以一时不接受，但不可能长久抗拒客观的必然，最终觉醒了并联合起来的民众，将实现之。促帮看道路千回百折，有时，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但终归要“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一些网友看到过我2008年1月25日发表的《辩证地对待危机》，即使当时没有看到的，今年也在我的多篇文章看到了。我在精英们没有认识到美国次贷危机，还在“防止经济过热”时，提出美国已经发生危机，中国经济将进入调整阶段。人微言轻，决策者和精英们自然不屑一顾草根的认识，但危机很快就如我之所料发生了。迫使他们不能不面对我提出的问题。

我在《辩证地对待危机》文中指出：“美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靠剥夺世界来维持其繁荣，因此也必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对立和斗争。在长期的对立和斗争中，美国不仅越来越孤立，而且筋疲力尽，继续支撑其霸主地位越来越难。美国主宰金融市场，主导世界经济的日子不多了。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改变，从现在的情况看，一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以一国货币为基准货币的情况也必须改革。领导人要有所考虑。”很遗憾，当年政府领导人却要与美国“同舟共济”，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要维护“中美合作大局”。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东郭先生，养好了美国这条中山狼，今天来咬中国。让大家看到了，真的是“肉食者鄙”。

我在《辩证地对待危机》文中提出“在世界经济时代，中国要不受制约，需要加快高新技术生产的发展……应当从中国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机械半机械生产和手工生产的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出发，因势利导，优化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前导、大企业为龙头、中型企业为骨干，组织带动众多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发展精细农业，治山、治水、治荒漠。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民最能干的事业，只要很少的ＰM（指生产资料），就能吸收大量的Ａ（指劳动力），开拓资源，美化环境，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条件。这不同于原来的第一产业，而是新的社会生态产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美的人类生活环境。人类不能再掠夺自然界了，还应该给予大自然，保障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方面结合当地资源，组织农民办工业，经营商业……建设亦农亦工亦商的工农商学一体化的新农村”的中国发展路线。现在，在特朗普教育下，已逐渐被决策者接受，正在成为国家发展方针。人们往往注意高层的博弈，忽视民众的促帮，不能与党的方针变化联系起来，认识实事求是的促帮的作用。

2011年5月8日，我发表《大家能不能在18大前共同做几件实事》：“首先，争取在中国共产党18大的政治报告中，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党的18大后，实际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左翼支持的少，有网友批评我“你自己是哪个阶级，你自己清楚吗？现在的党权在哪个阶级手里你知道吗？”“作者是个十足的糊涂蛋。”是的，精灵人“识时务”知难而退，只有我这种“糊涂蛋”，才去挖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

我具体提出争取在18大报告中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纯粹出于主观要求，而是做过调查研究，有根据提出的。是改革以后对未来的第三次思考。

2011年7月5日，我发表《读习近平纪念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讲话有感》写道：“我读习近平讲话，现在总的有这样的感觉，18大后党的文件和高层讲话，可能会出现两种提法：‘我们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全党要加强学习，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种提法科学不科学，好不好？是不是这两种提法，将来才能清楚，我只是作为一种设想进行探讨。读了习近平的讲话，我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党今后指导思想的提法必然要变化，但不是急变，是渐变。”2011年7月26日在《读胡锦涛7•1讲话（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说明我为什么这样字斟句酌研读胡锦涛和习近平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一个是现在的、一个将可能是下一届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观念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变化”。对于两种可能的提法，“我估计是后一种提法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个提法一方面摆脱当前社会上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另一方面也不受已有的社会主义成规的束缚，为产生一种新的什么思想、理论、主义，做了理论准备。”事实证明我的论断。

2012年12月4日，我发表了《18大报告与习近平就职宣言》，文中说：“我认为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９０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间宽度包括了改革开放前的28年，这与过去的提法是重大的不同。18大后，习近平在中共第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我在2016年1月5日发文《新改革需要树立“习近平思维”》写道：“‘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多年没有这样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了！这是许多年久违了的改革思路，我称之为‘习近平思维’。”左翼不同意“习近平思维”这个提法。现在的提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里的“思想”还只能做“考虑”讲，提“习近平思维”比较符合实践。

我在《18大报告与习近平就职宣言》指出：“习近平在就职宣言中，直接提出人所关注的不容反对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形式上避免左右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实践起来，帝国主义会不捣乱？先富起来的人就心甘情愿？腐败分子、官僚主义者能立地成佛？任何有常识的人，应当知道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将是十分激烈的斗争，会是比改革更深刻的革命。……而要赢得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反腐败三个斗争的重大胜利，只有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2012年12月18日，我发表《与人民团结奋斗，当以民主开局》，提出“现在发生的党群互不信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党相信群众是前提，群众相信党是结果。在财富外流，官员贪腐，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让人民相信党，团结奋斗？□□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反腐败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必然会受到国内外反对势力疯狂的反抗，没有最广大民众对党的信任和积极参加，习近平个人努力，也难完成使命，甚至照旧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不应该‘听其言观其行’，只要说的对，无论如何首先要给以相信，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支持他，照他说的办。”同时，我又提出：“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反腐败，还是为此的改革，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由高层发号施令、冷冷清清地进行；更不是面子工程，做点样子给民众看，而应当是群众运动，由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进行的活动。”

2013年2月6日，我发表“总书记是是班长，掌舵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第一次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很好，惊世脱俗，许多人感到一股新风。话不多，三件事都是中国人民期望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是左中右各方面人群经常谈论而认识比较接近的问题，法理道义上都可以统一全党全国。但是，以后总书记讲话多了，渐显得陈旧、落套。……请总书记考虑，上任来出场是不是多了点？讲话是不是多了点？讲话涉及面是不是多了点？自毛泽东后，特别是自江XX起，中国首脑出面太多，讲话太多。（大家）见多不惊，不当回事；言多必失，失去重点，失去听不同意见的机会，失信于民的可能性增大。”“总书记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都要执行。但讲话多了，上面倒是面面俱到，下面却不知道重点，不知道从何入手，只好四面出击，八方应付，工作不得要领，结果便是‘中央的政策正确，问题是下面不执行’，或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总书记是班长，要调动一班人，不要一个人忙死。大家动手，丰衣足食。□□总书记是舵手，主要是掌握好方向，方向只能是一个，几句话就清楚了，多了反而不清楚东南西北往哪里走。”

2017年4月6-7日，习近平赴美与特朗普首次会谈，我于4月1日接连发表的《给特朗普讲点哲学》、《特朗普胆敢裹挟中国》，4月4日的《决不允许再有“慕尼黑协定”！》和4月11日的《一失足将成千古恨》四篇文章。我不谈内容了。4月1日连发两篇标题明显对立的文章，后三篇文章标题，已经说明是怎么回事了。

2017年，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接见记者时声称：“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已经取得巨大进展，我们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习主席与我自己发展出的关系我想是出众的。我相信许多潜在的很坏问题都会消失。”但到2018年，特朗普就翻脸，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就像二战中希特勒撕毁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

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我也是从“贸易战”来认识，3月21日，我发表《要彻底讲清楚“党领导一切”这个道理》写道：“‘党领导一切’加‘不忘初心’，美国即使再来几十年封锁，只会是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不再做‘打工仔’。”

4月21日发表《中兴事件发人猛醒》：“请想一想，中国经济有多少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照此办理，中国有多少企业会瘫痪？一旦美国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中国几万亿美元资产顷刻冻结！这哪里是‘贸易摩擦’，岂止是‘贸易战’，已经是打响了的致敌国于死地的中美经济战争。”指出“‘中美合作’的实质是中国接受美国控制。现在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使中国经济技术尽快不受外国控制。”。

2019年5月31日写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关于美国想做什么，事实摆在那里。这不是只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说“经济战争”也是就方式而言，这是以重创全世界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链、破坏国际经济秩序方式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政治目的，是经济恐怖主义。”不几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汉晖也说美国是“赤裸裸的经济恐怖主义”，伊朗也指美国是经济恐怖主义。有信息说，两个月后，张汉晖不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关于中美关系，上网以来发表了百多篇文章，2010年发表《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组文几十篇，首先提出“看中美关系，学习毛泽东思想。我有两个基本点：首先是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第二是眼光不集中在美国身上，要放眼全球。”指出“中国申明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明确地站在被压迫被剥夺的国家民族一起，反对霸权主义。” 我发表在毛泽东思想旗帜网上的文章，把中美关系“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搞不搞社会主义，是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矛盾。当然还有现实的关系，就是中国是‘世界工厂’，美国是金融帝国，中国要GDP（美元），美国要中国产品。中国今天的主导思想强调现实关系，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难点所在。”我自信是今天关于中美关系的最全面的客观的论述，相信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超出不了这个框。中美关系是中国发展的国际主要矛盾，是习近平初任总书记时就职宣誓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反腐败”之一。但是，在以后却出现了中美“夫妻关系”论！我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美‘合作’了几十年，美国人民认为中国占了它的便利，现在‘脱钩’一段时间，让美国人民明白谁占谁的便利，有利于将来更好合作。”

今年初，我写了《抓防疫，稳生产》等20篇文章。绝大部分在某左翼网站发表了。今天，全世界都在全力以赴解决防疫稳产问题，中国已经转入稳生产，但是，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中国进入防疫后几天，发表《抓防疫，稳生产》，是要准备挨批挨骂的。所以，我也要感谢、赞扬左翼网站。

抓防疫，稳生产，中国做得比较好，美国做得很糟。在2月25日的《事情将要复杂起来》文中，我预判中国防疫“大概劳动节前可告胜利。”4月3日，我在《依靠民众做好自己的事》写道：“关于防疫复产，此前我提出‘抓防疫稳生产’，在防疫中稳生产，现在疫情扼制住了，根治冠状病毒，消除疫情的危害，矛盾转化了，要‘抓生产固防疫’，寓防疫于生产中。职能部门‘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防疫常规化就行，不宜再作为全社会首要问题。”而对3月12日钟南山院士说的“假如各国都能动员起来，可以期待6月份控制住疫情的”，我3月15日作文《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认为，欧美从资本家利益出发，“解决不好，不仅死人多，6月份全世界也恐难控制住疫情。”为什么？我在《抗疫复产为人民》文中，指出只有“为人民”才能找到抗疫复产的平衡点。“我们抗疫复产，是为人民！离开了为人民这个宗旨，抗疫复产路子就会走偏”。我指出：“中国和全世界的抗疫斗争暴露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是对社会制度的种种主义的检验。”

关于美国在新冠病毒对中国的“摔锅” 问题，我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现在，媒体偏于报道新冠病毒产生于自然，断然否定‘人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出的主意！我认为，这无论对于抗疫，还是反对美国‘甩锅’，都是错误的，是陷自己于不利，保护特朗普政府免于被追问。……我坚持用事实说话，主张当前首要的是抗疫稳定生产生活，病毒源头问题让科学考察研究去解决。”更早，我指出：“特朗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是对立的，但从认识论来看，都是需要用事实证明，才能成立的观点。钟南山院士讲的‘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也没有根本否定特朗普的说法，倒先承认了‘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这是不慎重的。从我看到的材料，病毒首先出现在哪里，是需要调查论证的问题。”我说：“中国是对人民负责的国家。不管美国怎么说，要不要追责索赔，都要找出冠状病毒的‘0号病人’，弄清楚冠状病毒的发生和传播。这是防疫的需要，是科学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当公开声明：关于冠状病毒的产生和传播问题，当务之急是防疫；建议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在适当的时候，与中美等有关国家共同组成专门机构调研，一定要搞清楚。”

可以说，我在防疫复产斗争中的观点，是精英们想不到、也不会想不敢讲的。不是自夸，这些主张和预测，都得到后来事实的验证。大家可以到左翼网站搜索“刘金华”，把我当时的文章，与后来中国决策层的决策和世界抗疫实践相对照判断。

今年，我关于“不忘初心”，写了几篇文章，很“敏感”，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发表这些文章，承担的风险很大，我向网站表示感谢，尊敬。最近看到一些事情，很使我为党和国家担忧。

我写这些，回顾我的促帮看，不仅是回复网友提出的问题，是表明我对党和决策层坚持促帮看，这有点“王婆卖瓜”。事实说明，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促帮，是一定会起作用的，民众不要妄自菲薄。

人民群众中有很多好思想好主意好经验，过去，除领导者到基层考察外，更有经常的群众开会讨论和群众运动，群众意志得以上升为国家决策，推而广之。现在，群众不开会了，更不搞群众运动了，人民群众分散，又不能发广告，形成共识，很难影响国家决策。而精英们有紧密联系，他们的思想能广而告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主导国家决策。

这些年来一个大问题，是对错误的言论不批判，对逆耳忠言不听，拒听某人的“吹哨”，酿成巨大国家灾难的教训太惨重了！

普通民众与精英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立场观点不一致是自然的；现在的精英不那么喜欢群众，视为“民粹”，殊不知精英就是民粹的产物。原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很有研究，他讲，人民让精英组成政党管理国家，精英则给人民吃喝拉撒睡的权利，这就是“民主政治”。王长江退休了，但他“政党论”没有受到党的批判，他们在把党变成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小集团！他们中一些人，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党里、政府里有一些人没有这个起码的知识，对于他们，我们要促帮看。

            刘金华 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