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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文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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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人民中间来的人 2015-10-19 22:33: 革命与建设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真理与谬误一字之遥！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29 17:31: 历史不是某些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删除这里的跟帖,但是却删除不了自己写的历史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29 17:20: 与马宾的十分钟交谈
卜庆祥李永毅
《海燕(都市美文)》2004年第10期
　　我在读一本关于《鞍钢宪法》的专题调查报告时，读到了一个叫马宾的人。按调查报告上说，他是个与《鞍钢宪法》有关的重要人物，时任鞍钢副经理。在1959年的反右斗争中，马宾认为，“大跃进”是“对按比例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是“凑数”，“完全是虚假”，全民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务虚名而受实祸”……出此言论，可想而知，一顿屁股板子打过来，什么“吹冷风”、“大泼其冷水”、“泄群众的气”……祸从口出，全是罪过，与蔡和森的儿子、当时的炼铁厂厂长蔡博一起受到无情批判，成为运动中的“两杆大白旗”。
　　看过调查报告之后，马宾这个名字便沉入我的心底一直忘不掉，平素与人闲谈不自禁地说起这个叫马宾的人。
　　也是天佑人助。一次出差，和一个同事在机场候机闲聊，话赶话，一下子就拐到了马宾。
　　我问：能是你认识的那个马宾吗？
　　同事说：怎么不是呢，不就是鞍钢的副经理吗？
　　我说：对对对，你认识？
　　何止认识。同事说。
　　虽然这么说，事后千差万岔，竟将寻找马宾之事放下了。今年夏天整理书架，又见到了那本关于《鞍钢宪法》的专题调查报告，猛然联想起马宾，遂给我的同事打电话，希望他问问可否有拜访的机会。实在不便，通个电话也好。
　　同事很干脆，片刻工夫回过话来，说：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马宾昨天刚刚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鞍山，你有预感吗？我内心一阵狂喜，心想，怎么可能？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书里的一个陌生人，有意无意地寻找了大半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他。但同事说马宾先生活动安排得很满，今天要赴某个领导的宴请，明天还要去鞍钢看看，他还说他不想见记者，尤其强调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急了，盼水妈似的盼了这么长时间，龙王爷到了家门口又不见，那怎么成。央求同事再去求情，还好，答复是，要见面，两天以后。
　　两天以后就两天以后。
　　这天是今夏七月的倒数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往千山南沟去，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仙人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落的葡萄架下，我见到了十分想见的陌生人马宾。
　　90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在马宾先生那里找不到答案。当时葡萄架下坐着四五个人，我立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面色红润、面目清朗、银发浓密、长髯飘动的老人就是我要见的马宾。他坐在那里，膝盖分开，两手拄着拐杖，双目炯炯地打量着我。
　　他迎面就是一句：我不喜欢见记者，你要是小朋友就坐在一起说说话，是记者，我不接受采访。你们记者好说假话，做空文章。
　　一时语塞，我涨红着脸，环顾左右，不知如何搭话。我说，我是记者，但我今天不是来采访的，我是追星族，今天是来追星来了，追一个钢铁专家的星。
　　葡萄架下另外还有两个互称“将军”的着军服的人，不过他们的军帽没有戴，而且个个秃了顶，只是一个年岁老些，一个年岁稍小些，听口音也是一个南腔一个北调。与马宾并排而坐的还有原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周传典先生。
　　这是一个山坳里的农家，院落圈在半山腰上，来前同事告诉我，农家的女主人他叫作于姨，于姨原在城里，多年前来到山坳里并从一个农民手里花3000元买下了这个农家小院，现在的小院30000元能买下来也未必。
　　马宾是于姨丈夫的亲舅舅。要找马宾，通过于姨是最最直接的。同事说，没有于姨从中说合，今天怕是难见真佛。
　　于姨很瘦，曾患了重症，庶几与世诀别，多亏她乐观无忧，病症竟自消自灭，人也变得活力十足。于姨原来是城里的教师，进山后无偿地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识字，还时不时去一个疯女人家洗洗涮涮……正因为如此，若是有人进山沟打听于老师，路边的大人孩子都会热心地指点你她的家在哪里。
　　于姨的脸色也是健康红润的。我与马宾交谈，看见她正和几个家眷里里外外忙午饭。
　　这时马宾高声问于姨：哎，什么时候开饭呀？
　　于姨笑吟吟地走过来，探着身子问：你饿了吗？
　　什么饿不饿，到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快快，十一点开饭。说完，他转过脸对我说：这么吧，饭后给记者朋友十分钟。
　　他语气坚定，看来谁也休想拗过他。我不情愿地点点头。
　　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我转而盯上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先生。周老戴一副眼镜，气质儒雅，神态安详，怎么看怎么有点与当代的经济理论家吴敬琏相像。在我和马宾交谈的时候，他是悄然闪到一边去的。当时我还多少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因为我对马宾的单刀直入而感到冷落，待我再来讨教时给我脸色看呢？
　　没有。他招招手让我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静声静气地问：你想问我什么呀？像对一个幼儿园里的孩子。
　　我问他对过去四十多年的《鞍钢宪法》怎么看。
　　他说：我在一篇文章里都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它。接着，他回忆道：《鞍钢宪法》诞生后，引起了大轰动，连鞍山市和鞍钢的党政领导都上街打莲花落庆祝去了。但是实践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是不对的，所以1981年我在上海党校讲课，讨论基层管理问题，我就讲了，比如《鞍钢宪法》中的“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是对头的，但大搞群众运动是不对的，是劳民伤财。再比如“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但办企业批判“一长制”、“厂长制”，搞“党委负责制”就有问题了，是误国负责制，是没有负责制。党校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给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批到了政治局，胡耀邦同意，小平、陈云同志也赞成，后来搞了厂长负责制。企业与政府是不一样，它的生产活动瞬息万变。
　　周传典先生是1949年来鞍钢的，曾在前苏留学一年。后来又去朝鲜搞了三年钢铁，毛泽东号召搞攀枝花的时候，一个命令又把他调到川西的深山密林之中。风雨飘摇，走南闯北，堪称共和国钢铁工业奠基人的老先生，如今已年逾花甲，满目沧桑。
　　谈话间，葡萄架下临时拼起的长条桌很快摆上了女主人巧手烹制的佳肴，于姨的丈夫一边端碟子上碗，一边介绍说，凡是有绿色的菜皆是他们两个亲手种的蔬菜，不上农药不上肥，尽可大快朵颐。
　　于姨的丈夫所言不虚。刚才一进院，我就发现这个农家院落其实不小，四下的山坡种的满是黄瓜、辣椒、西红柿和一些常见的蔬菜。
　　一会儿，菜就摆满了一桌子，不过今天更特别的是，下菜的酒有两样：葡萄酒和樱桃酒。它们是男主人用自己种的葡萄和樱桃自家酿制的。酒用旧可乐瓶子盛上来，一经上桌即被争倒起来。
　　马宾先生好胃口，大鱼大肉无忌，还喝了于姨特意为他做的溜达鸡鸡汤，两大碗，再喝，有人喊，别喝多了，不舒服，留着，下顿再喝。
　　马宾喝了刚才自己斟的葡萄酒，连连嚷酸。我说我的樱桃酒不酸。他说，拿来，给我喝一口。话音未落，他隔桌端起我的酒杯，抿了一口。一口，半杯。
　　于姨一直在忙，马宾心疼，招手道：快来，新社会了，男女平等，我们吃着，你干着，我们怎么吃？
　　席间，马宾指指这个菜，又指指那个菜，问于姨的丈夫，这个菜在鞍山的酒店要多少钱？十块？二十块总够了吧？起先于姨的丈夫还不知所以，等明白了，就打含糊语说，我们从来不出去吃，哪里知道价钱。又说，我们自己种的，无价之宝。
　　见问不出来什么，马宾唬下脸，我不和你说，一扬手问正往桌上端菜的于姨，你告诉舅舅，这个韭菜末炒鸡蛋好多钱？
　　哎呀，舅舅，你到我这里来吃饭，还问什么价钱？免费，吃不够还有，保证供应。
　　不可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能忘。他对并排而坐的一个“将军”用命令的口吻说：事务长，一会儿你负责算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话把满桌子人都逗乐了。
　　于姨满心欢喜，如沐春风，一边在围裙上揩手，一边说：舅舅，你快吃，别说那么多话了，这些都是新鲜的东西。
　　我吃，你怎么不吃呀？
　　我不饿。对了舅舅，你还爱听我唱歌不？马宾手一指：我记得你从小就唱歌好听，唱一首吧。
　　好，我给你唱《洪湖赤卫队》。
　　于姨先唱了一首《愿天下穷苦人都解放》。女高音从农舍的窗口传来，马宾边吃着酒菜，边点头，唱罢，他还和大伙鼓起掌来。
　　于姨一团风似的从屋里出来，问他：舅舅，还想听吗？
　　想。
　　这次唱的是《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风打着门来，门自开……
　　坐在我对面的马宾突然眼圈红了，湿润了，他的嗓子传出哽咽声，他忙用纸巾捂住鼻子抑制自己的激动。
　　于姨的丈夫对窗子里忙喊：别唱了，舅舅……
　　马宾自言自语说：离开鞍钢25年了。
　　山风油然，野草中的昆虫起劲地鸣叫，阳光从葡萄的枝蔓中细碎地筛漏下来，落在人身上，落在桌子上，落在砖石拼铺的地上，深浅浓淡的暗影斑驳陆离，感觉十分异样。于姨做的家常菜色香味俱佳，我的心里还想着调查报告中的事，也就草草吃几口离开桌子候着马宾。
　　我转到小院的深处，看到了主人栽种的蔬菜和果树，还有挂在矮树枝桠上的鸟笼，里面是一只鹦鹉。我做贼似的从架子上摘了一根旱黄瓜，揩了揩上面的白霜，同事说，不用揩，无灰无尘，无药无肥，纯天然生长，洗了揩了就没味了。
　　正品着黄瓜，那边收拾碗筷的动静也传过来，我快步走回去，我怕马宾忘了我的采访。谁知我刚露头，马宾就招手喊我：来呀，我接受记者朋友的采访，饭前说好的，十分钟。
　　那个高一点胖一点的军人背着手走过来，嘴里嘀咕着重复马宾的话说：十分钟。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站在一边去了。
　　我们的交谈地点换到了一张圆桌前，马宾坐在靠背藤椅上，还是双手拄着拐杖，一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架式。
　　搞《鞍钢宪法》研究的人都知道，提起《鞍钢宪法》必少不了提当时前苏联的“马钢宪法”；鞍钢从日本人和国民党那里回到人民手中后，我们在生产和管理上很多是向老大哥学习的。我一提到“马钢宪法”，马宾声音洪亮地打哈哈说，我就是“马钢”。我一愣，后来回过味来，他大概为调节空气，向我这个晚辈开了玩笑，称自己是姓马的钢铁专家吧。
　　马宾说，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北戴河会议后，全国的钢铁任务很重，当时只有三四百万吨，而鞍钢的目标是800至1000万吨钢。任务太高了，最终不仅任务指标没完成，钢铁的质量也很糟。后来召开七千人大会，重提管理六十条，鞍钢也提出调整、巩固和提高，要上轨道、要大发展，不搞大跃进了，一些被废止的规章制度也捡了回来。
　　《鞍钢宪法》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马宾说，鞍钢从五六、五七、五八年恢复生产开始，就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了，一直到六零年《鞍钢宪法》诞生。马宾说，当时他作为总工程师，就生产生活在一线，洋学堂出来的工程师和工人在一起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是号召的，是自然形成的，工程师要研究生产工序，需要与班组工人一起操作，一起编程，一起攻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操作规程的，双方哪一方不参加都不行。马宾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毛主席肯定下来，中国工人阶级喜欢，外国人也喜欢。其实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现在的鞍钢好了，现代化的大企业，漂亮了，干净了，钢铁也双超了1000万吨，旧貌换新颜呀。这里面也有《鞍钢宪法》的功劳。
　　但马宾也坦言《鞍钢宪法》是不完全的，他说，切头切尾就好了，头是不要搞阶级斗争，尾是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至于其他的东西，是全世界都愿意接受的。他说，我是刘少奇的学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鞍钢宪法》的不完备有不少人不敢说，说是简单，本来就简单嘛！为什么，怕说批评的话丢饭碗、丢乌纱帽，看看到底是谁真听毛主席的话？
　　我问：你当时抨击时政“务虚名而受实祸”是不是指一些统计数字有水分？
　　马宾说：数字是实的，我们党的作风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但钢铁的质量是不纯的，一吨是一吨，都是废品，不能用，一百吨有什么用？我这么说是出于一个工程师的责任。
　　问：你怎么看《鞍钢宪法》？
　　答：要大力宣传，《鞍钢宪法》还是好的，不仅对工业企业，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大有好处的，要大力宣传。
　　十分钟，600秒，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刚才那个高一点胖一点站在一边背着手的“将军”走上前来，短促有力地提醒道：十分钟到了。
　　马宾谈兴正浓，顿了顿手里拐杖，生气地说：再给十分钟，还没有谈完嘛。
　　“将军”只好对我说：马老年岁大了，不能太累了，十分钟已经很长了。
　　“将军”的表情让我无法不同情他：好吧，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问的，但马宾的回答我隐约记得。他说：我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吃饭问题。没有饭吃，饿了肚子是天大的事。
　　院子里的宾主要合影留念，长条木凳已经当院摆好，我趁乱挨上马宾快疾地照一张，再不忍心打扰他们的团聚和休闲，招手告别于姨一家人，赶快从农家小院消失。
　　临别我还想与周传典先生道别，见他正在打瞌睡。
　　周传典先生和马宾先生同是安徽人，谈起同乡，周先生还告诉我，鞍钢曾想让马宾当经理，马宾不干，说他是搞技术的，当总工最好，说完去前苏联留学四年。还有人拉他当院士，他把送来的表格挡回去，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当什么院士？
这就是我十分想见的一个叫马宾的人。在回来的路上，拾起在农家院里的一块块记忆碎片，我告诉自己。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29 17:02: 马宾在1981年到上海党校讲课时，借“讨论基层管理问题”时对学员说，“比如《鞍钢宪法》中的‘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是对头的，但大搞群众运动是不对的，是劳民伤财。再比如‘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但办企业批判‘一长制’、‘厂长制’，搞‘党委负责制’就有问题了，是误国负责制，是没有负责制。党校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给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批到了政治局，胡耀邦同意，小平、陈云同志也赞成，后来搞了厂长负责制。”如果马宾对邓小平等人确定的、旨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如此心悦诚服地拥护，现在却又跑出来""革命"",真让人感到天旋地转.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29 16:56: 下面一段话载于:卜庆祥、李永毅发表于《海燕(都市美文)》2004年第10期上的文章《与马宾的十分钟交谈》.

引用鞍山钢铁 2014-12-29 16:51: 但马宾也坦言《鞍钢宪法》是不完全的，他说，切头切尾就好了，头是不要搞阶级斗争，尾是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至于其他的东西，是全世界都愿意接受的。他说，我是刘少奇的学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鞍钢宪法》的不完备有不少人不敢说，说是简单，本来就简单嘛！为什么，怕说批评的话丢饭碗、丢乌纱帽，看看到底是谁真听毛主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