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力群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力群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前辈。我在中宣部工作。1982年到1985年，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三年期间，他是部领导，我离他较远，接触不多，但是他的为人，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他的正派的民主的领导作风，他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有很强的个人政治定力，但又很民主。记得他曾组织全中宣部约百余名干部集会，占了大厅和走廊，讨论《苦恋》一剧的是是非非。许多人在会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活跃。《苦恋》这部电影的是非界线其实是很清楚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而是认真、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一点甚是难得。这样一种启发人的智慧，提高辨别是非能力，而又思想解放，开得很活跃的会，以后中宣部几乎没有举行过。他离开中宣部后，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力群同志有一种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内化为力群同志的一种本能，一种自然。他对一些错误观点，包括一些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批判，从不含糊，一贯是鲜明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思想政治、人文科学上的表现，他一贯表示坚决反对和抵制。在一个小范围的交谈中，我听他当面说过：有人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批评、要反对，不能放松，这当然是对的。而有人主张，经济上应该多放开，反对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力群同志认为，这是错误的，“难道经济上就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不需要批判?”事实上，力群同志从未隐讳过他这方面的观点，在小范围他这样讲过，在另外一些公开场合，他也讲过。国内外敌对势力屡屡攻击他是什么“左王”，什么“地下总书记”，他淡然置之。只要有机会、有需要，他依然直白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动摇、摇摆过。他在台上处于顺境时如此，他离开领导岗位，甚至处于逆境时也如此，光明磊落，一依如故。有一种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雄大气概。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党内外很多人是熟知的。甚至一些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邓力群是敢顶敢碰硬，不随意放弃自己主张的人。事实证明，力群同志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侵蚀殊深，具体表现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论在一些人中间如此吃香，奉为圭皋。我国经济领域受新自由主义的祸害之深之烈，有目共睹。甚至当着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到处碰壁，一些受新自由主义灾难的国家，逐渐从痛苦中醒悟过来的时候，在我国，竟然还有人继续兜售新自由主义，力图扩展其影响，真是咄咄怪事。 力群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做出了崇高评价。这些评价表明，力群同志一生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坚决的、不屈不饶的斗争，正是他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鲜明标志和本色。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造诣很深。正是由于他这种深厚造诣，他在生前才能做出那么多、那么深的具有不可抗拒说服力的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他不愧是我党的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力群同志有超强的记忆力。这十分有利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那么熟练地、高明地，怀着一种必胜的自信去进行斗争。前年在北戴河他的避暑府邸中，我听他讲了很多在任期间经历过的许多斗争。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负责人在一次讲话中，有若干错误观点，组织上给他打招呼，要他慎重对待，不可造次，不可随意公开发表。这位负责人不听招呼，表面上哼哼哈哈，却迅速在一家主媒上全版公开发表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每一个细节，力群同志都记得十分清楚，说得那么详尽，我们大家都对他的惊人记忆力感到由衷钦佩。力群同志说，事实证明，那位负责人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力群同志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度和极强的记忆力帮助他始终如一地站稳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并有力地进行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斗争。《邓力群同志生平》一文中说：力群同志“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这个评价是符合党心民心的。 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去世后，我到他新鲜胡同家设灵堂里吊唁，向他的遗像鞠躬。我见到在他的遗像两旁挂着两行字，大意是“为党为国为民百年不渝，立德立功立言千载彪炳”。这两句话同样如实刻画了力群同志的一生。我个人觉得，邓力群同志那种坚持真理，嫉恶如仇的大无畏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我党的一笔珍贵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十分珍视这一财富，身体力行，努力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硬骨头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