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50周年之日，欧美一些主流媒体又一阵欢呼。英国《每日电讯报》赞之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美国《纽约时报》则发表陶布曼的文章，称其是世界史册上最值得表彰的“伟大的英雄行为”。 此前不久，美国历史学家格鲁弗·弗，“在多年停顿后”，重读了这个报告，发现其中有许多荒唐的说法。于是，他依据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文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秘密报告’中所有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竟然没有一个与事实相符。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经过检查的论据，全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原来，赫鲁晓夫在其讲话中没有谈及一件可以称得上符合斯大林和贝利亚真实情况的事实。整个‘秘密报告’全是由形形色色歪曲的事实编织而成，而这就是被陶布曼所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并为此把赫鲁晓夫捧上了天！” 因此，格鲁弗·弗认定：“作为学者的我，就要承受比一般情况下更加沉重的证明‘揭发’是造假的压力。”他将赫鲁晓夫“揭发”的论据归纳为57个，“从现存的所有证据中提供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的演讲是谎话连篇。笔者使用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俄罗斯档案部门。” 这就是他所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为》一书的由来。 今年1月，此书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改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二） 格鲁弗·弗此书的第一部分题为：“50年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全部指控都是谎言。” 随后，他在此书第二部分“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并从笔者所完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其主要结论是，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和之所以要制造如此弥天大谎，为的是推行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开始的、“与斯大林长期以来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改革’”，即： “（1）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轨。 （2）将经济的重点从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转向日用品生产。 （3）背离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观念，在国际事务中转向不惜代价地执行避免与帝国主义大国直接武装对抗的政策。 （4）放弃承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先锋队的角色，以加强与其他阶级的联盟。 （5）推行通过‘和平共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等新观念。 （6）否定斯大林有关经过社会主义较高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的原理。 没有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的根本改变，赫鲁晓夫永远不可能执掌大权，也不可能策划和准备‘秘密报告’，并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宣读这一‘秘密报告’，更不可能得到认可和取得成功。” （三） 格鲁弗·弗得出的另一个主要结论是： “赫鲁晓夫永远不可能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如果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当然，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的晋升与其极为旺盛的精力和主动性有关，而这些品质在其他主席团委员身上要少得多。但他永远不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如果斯大林或党的其他活动家识破赫鲁晓夫‘右’倾分子的面目，发现他有损于忠诚的共产党人的行为。事实上，布尔什维克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观点，自革命后的初期开始了演变。” 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这同样需要在苏联历史中去寻找。斯大林坚定不移地确信列宁对当时俄罗斯社会条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分析意见，并努力执行列宁的政策。列宁曾想将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贯彻到生活中，试图从当代共产主义学说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在俄罗斯建设社会主义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答案。 斯大林无意搞任何理论创新，他尽最大力量遵循列宁指出的原则。当时，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许多反对派，也在从列宁同样的著作中寻找他们自己政策正确性的证据。无论赫鲁晓夫，还是他的所有追随者，直到戈尔巴乔夫，都在使用列宁语录，以便以‘左翼’面目掩盖其所宣扬的不同方向的政治思想和方针。 换句话说，在列宁和他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某种东西，它让他们诚实的追随者铸成错误，又让奸诈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加以利用，以掩盖其背叛行径。”
（四） 格鲁弗·弗此书，使人很自然地回想起“十年论战”。 苏共20大后不久，毛主席“见微知著，睹始知终”，迅即领导我们党进行的这场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退成败的无比严峻的艰巨斗争。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 此后，直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编辑部，又连续发表了8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这就是我们惯称为“九评”者。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此文论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文章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文章就此归纳了15条后说道：“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50多年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的“转型”和“崛起”的“奇迹”，不就从正反面反复检验和证明了这个论断吗？ 事情正如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所说：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 格鲁弗·弗一书表明，即便进入21世纪后，“斯大林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依然“议论纷纷”，依然“不可能做出定论”，依然要争论下去。 与此同时，此书提供了一个新的有说服力的例证，证明了毛主席当年领导的“十年论战”，是多么及时、多么必要，有着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多么切近的现实意义。 （五） 读着格鲁弗·弗所列的赫鲁晓夫“与斯大林长期以来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改革’”清单，我们必会惊觉，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何其相似乃尔，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同样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的。 肖枫所著《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一书之“五、邓小平如何回头看‘九评’和‘大论战’”，在这方面作了再明确不过的解读。 众所周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的一部分，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题，白纸黑字刊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
，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不知为什么，肖枫在文中引了这段话中的一些说法，却避而不谈其出处。但他还是由之断定，邓小平对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其态度是基本否定的”，“因此不宜从总体上肯定‘九评’，否则会动摇我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结论，不利于党内思想统一和安定团结。”“如果肯定‘九评’，或就这些内容进行争论，就会不利于现行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否定改革开放。这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是相背离的。” 此外，“‘九评’中所体现的我们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似乎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并且主张各国共产党要有‘共同纲领’、‘共同行动’等。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符合实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进行了拨乱反正和调整。邓小平概括为‘两大转变’，即一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二是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果从总体上肯定‘九评’，同国家关系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际关系要遵循四项原则是不相符合的。总之，‘九评’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从总体上不宜肯定。”“我们党从思想认识到政策实践都已否定和纠正了‘九评’那种‘反修’的立场和观点，与时俱进地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看待和对待过去的事情了。” （六） 既然“我们党在思想认识到政策实践”，如肖枫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个党领导下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也就自不待言。 正如肖枫此书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大奇景，就是一大批原先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或是自觉，或是被迫，纷纷转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闭着眼睛说梦话，昧着良心说瞎话，把整个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糟蹋得不知所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前此，笔者在《“跟着美国”，“筑梦天下”——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文中，提到过《苏联解体之后 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一书的主编者，他盛赞苏联和东欧诸国与“斯大林——苏联模式”决裂，“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的体制转型”、“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他又称：“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不要苏联模式，而必须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就是此公，于2013年7月8日和15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两个整版的宏文，题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此文劈头就宣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九评’把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给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最后把中国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与他推行的改革，在我国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围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对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随后，他引用了格鲁弗·弗一书中所批驳的那类谎言为依据，声称：“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因此，他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促进了思想解放，活跃了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那种把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说成是‘苏共蜕变的发端’、‘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等观点，实在不符合历史事实”，云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公还借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为赫鲁晓夫脸上贴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改变历史的进程。” 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诸如此类的论调，与美国历史学家格鲁弗·弗所著一书中“作为学者”的严肃论述加以比较，再将之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相对照，其究竟是什么东西，当不难鉴别。 更要紧的是，此公所作所为，表明赫鲁晓夫阴魂不散，其在中国的门徒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往往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不可小看。警惕啊，人们！ （七） 据报道，今年伊始，中纪委推介了“新年第一书”——美国杜兰特所著《历史的教训》 。 其实，何必舍近就远、舍本逐末，用心虽然良苦，却使人不着边际、不得要领呢？ 要知道，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近60年间，就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6年间，就在我们每日每时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中间。 对共产党人来说，历史的教训，莫大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转型”、资本主义大复辟，国际共产主义大倒退。而其根源，就在于背弃马列主义、背弃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使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获得了领导权，他们又利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某些论述，“以‘左翼’面目掩盖其所宣扬的不同的方向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掩盖其背叛行径”。 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组织全党，重新学习“九评”，并辅之以格鲁弗·弗所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一类读物，重新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重新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重新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重新振奋无产阶级革命斗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不知中纪委以为然否？ （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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