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从词语的异化到该拨乱反正 曾经是些正面的、积极的、富有正能量的名词，如今都异化了，搞成了负面的、贬义的、充满暴戾之气的词，比如“农民”，如今农民一词成为了时人不论高低贵贱相互骂人示以所嘲之人以低俗、没文化、没素养、没见识。再如“同志”，曾经是在我们国家日常人人间的互称，传达的是人人之间一种含有革命色彩的平等且志同道合聚心聚力的情感，不成想竟然异化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再如“小姐”，已从大家闺秀突然之间转向了对妓女的专称，如再带入一些厌恶性色彩，妓女又叫“鸡”，老鸨叫为“鸡头”，“二奶”是小妾或者情人的代名词，也不过就是专一点的妓女而已。再如“干爹”，是一些年轻女子榜上有钱有势的而对老男人的称呼。再如“人民”，在中国，人民一词是国家无处不在的标签，原将含盖广大的劳动群众概称为人民，指代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但如今原被镇反过的地富反坏右等曾与人民为敌之人的后代们以及新生的大大小小的剥削阶级们，反过来左一口人民，右一句人民，因此曾经不是“人民”的，今天都是“人民”，曾经是人民的，今天却反不像了人民，因为已经不像人民了，所以现在的“人民”顺势就把原来的人民给异化成了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了。 社会变迁如此魔幻，直叫人眼花缭乱。中国社会是在进步，还是走入了混乱？ 中国社会近代之前，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人们为了礼义廉耻甘愿赔上性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试图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相应的公有制文化，但是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们以及新生的继承着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的抵制和反抗，虽有抵制和反抗，但是在短短的二十七年间，还是不可阻挡地完成并塑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文化的基本雏形，比如爱护公共财产，为国家为集体无私奉献，干一行爱一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遵守公共秩序，同时涌现了铁人王进喜、副总理陈永贵、好书记焦裕禄，好榜样雷锋等等许许多多的优秀代表人物，整个社会表现出了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一派红润健康的色彩，而那些污泥浊水一样的腐朽、淫秽、只能产生并生存于私有经济里的诸如自私自利、勾心斗角、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欺诈巧取、尔虞我诈类的私有文化，虽然还不能断绝，但也决不敢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张扬无恐，只能暗藏在一部分人的心中蠢蠢欲动。 可惜的是，要建立并巩固完善的公有制文化，并且彻底与私有制文化诀别，短短的二十七年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公有制经济制度没有完全巩固下来，而且公有制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社会主义环境还很脆弱，如同孤岛一样，被周边和满世界的资本主义虎视眈眈，他们时刻不忘对新生的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中国渗透围攻。 改开运动，从今天中国社会的变迁历史回看，可以说改开转折了中国社会环境，一路下来，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滑落尚比较缓慢，但之后则是一个加速滑落的阶段。在整个的三十年中，在经济的物质方面，在广泛的消耗自然资源（行文至此，必须气愤地谴责，这是一代多么自私自利的罪恶的一代人，是最自私自利充满罪恶的一代，你们把资源挖光贱卖光，你们愧对祖先更愧对子孙）和人力资源的支撑下，在人类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的拉动下，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也因为私有化的加速，社会创造的财富由缓慢到加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边是少部分人的财富在无限暴涨，一边是大量的贫困在加剧，贫富差距正撕裂着中国社会。 分析中国社会出现存在诸多相互矛盾的环境，其根源则来自上层对社会的左右不明的引导。政治上讲，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红色革命的标签始终还戴在党政机关的袖标上，可是推行的经济改革，却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地搞起了私有化改革，一夜之间，国企私分，工人下岗，大大小小私人企业遍地，占据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八成以上，上层却无视这一重大改变，仍然谎称公有制占主体，在放纵私有经济发展中，仍然固守“黑猫白猫论”，民众为了寻求“致富”门路，各种乱象的“致富”手段都被空前地刺激出来，黑心昧心、丧良心丧天良、丧失道德的经商，造成社会人人自危，个个无奈。这一时期，完全可以断言，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统治阶层主动丢掉教化人心的最厉害的时期，是整个社会的人心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最低时期，是怂恿人性中暗的一面起来猖獗的最疯狂时期，至今尚未看到欲以扭转的迹象。 在外资引入中，仍然继续打着全面开放的旗子，不设防地放外资入境，伴随外资侵入，各种反华和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在中华大地潜伏起来，他们用西方思潮培养和豢养了一批批的崇拜者和跟随者，最为典型的就有贺卫方、毕福剑、柴静式的公知人物和被揭露出来的美国资本入股中国国家电视台的问题，以及早已经不成秘密的已被敌对势力策反后隐藏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人数不少的叛党叛国者们（比如大量的裸官）。 这件红色的外衣不可能丢掉，否则执政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丢弃的过程中，在树立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进程中，只能继续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语言做着苍白无力的、连同他们自己会信吗的说教，但却排除地雷阵、杀开一条血路、壮士断腕地推行着资本主义的一套。这好比头是社会主义的头，身子是资本主义的，对身子来说，这样的头是身子行动的障碍，而头却想让身子继续听头的话，在不能一致的时候，人们只能抱怨这是一个怪胎之体。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者的思想必须要与所领导的经济文化相一致，或者所领导的经济文化要与其统治思想相一致，只有这样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做到符合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向，统治者也才能给人们指定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不一致的话，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正因为上层的混乱，如发出的文件，向来不讲明白话，如打哑谜一般，颁布一个重要文件，马上就带动一批专吃解读文件饭、发文件财的贩卖解读的蛀虫们，如“不折腾”，群众真的不明白何谓“折腾”，又何谓“不折腾”，所以下边为着自己利益该折腾的，继续折腾，折腾触犯自己利益的，对他人高喊着不要折腾。 由此，中国社会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出现的词语的异化现象，出现这种异化，想必不是群众无端的调侃和戏说，而是来自根源上的反映，比如妓女，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耻辱，从根子上说，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在推行“快速致富”的思想下，又默认了大面积的妓女群体的出现，笑贫不笑娼，今天遍布城乡之中的洗浴中心和练歌房洗头房，可以说就是滋生妓女存在的“春房”，这种碍于妓女称谓上的尴尬，叫成“妓女”面子上肯定过不去，来自民间的智慧只能唤以“小姐”了，便是打了一个擦边球的手法。其他每个词语都是在这样一个既有正能量，但正能量偏少，又有负能量，但负能量偏多的环境之下异化出来的，而这种异化，就是社会在发病之后出现的病症了。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正能量一定会比负能量多，而不能少，按照古人的说法，邪不能压正，一旦负能量压过正能量，这样的社会必然会有种种的病态显露出来，如果长期如此，必定危机四伏也矣。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种负能量长期压过正能量的社会，正能量得不到伸张，得不到支持，相反，在长期形成的负能量的量能场中，必然要以负能量作尺度，反倒给正能量扣上了非正的帽子。这样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拿跟每个人都有关的食品安全来说，无论社会的高低贵贱贫富差距，但是生产粮食、制作食品、销售食品的永远都是底层的劳动者，而粮食和食品是每个人活命的根本，只有故意谋害别人的，才有可能在饮食中下毒，但一般情况之下食之无虞。今天，食品安全已成一大公害，人人自危不暇。在金钱的主导下，不论贫贱，都拼命地在钱上奔命，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也就丧尽天良，在食品中使用保证自己能够更多获利的不安全的东西出售出去，并且形成了普遍现象，以致造成相互残害的恶性循环，自然富贵者也难逃这种循环，你害我，我害你，到头来大家害大家，大家都完蛋，一旦恶性循环形成了利益链，就难以打断了。这种恶性循环却成了一种常态，而纠正这种恶性循环的声音和力量如同瀑布之下的蛙鸣，或以坏别人发财而遭受打击。再比如，我们的开国领袖，长期遭受被妖魔化，正如人言，人前不责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今天，毕福剑下流辱骂毛泽东，辱骂共产党，辱骂人民解放军，虽然广大群众不断声讨，但是至今半个多月过去了，不见党政有关部门的一点动静，不见中央电视台、广电总局、中宣部的一点动静，这很不正常，因为他们的执政地位全都是来自毛泽东的建党和开国。而毛泽东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贡献了七位亲人，把毕生的心力和智慧都无私奉献给了人民，而他一天也没有享过清福。对于这样一位伟人，如果有谁当众替他喊冤，一顶顶的“毛左”、“极左”的大帽子便纷纷砸来。 负能量充斥的社会，正如久阴不见太阳，人的心情也会跟天一样阴沉而没有生气，会郁闷，会烦躁，会抑郁，会暴戾，同时又多么渴望太阳刺破乌云，在阳光下晒一晒心情，扫光久阴之下的一切阴霾啊。 负能量本不该在健康社会里窃据主位。一个长期负能量窃据主位的社会，必然邪道魔道驱赶着人人猖狂，而人人猖狂，也就人人自危，而人人自危，也就人人要求保，而人人要求保的时候，人心就开始了思正。人心总要思正，只有正才能正人心，匡正气，扶正势，才能聚集成正义的力量一起推动社会向健康进步的方向前进。由此观之，我们应当如何做呢？不言自明，那就是党和政府是该拨乱反正了，是该打断负能量统治下的恶性循环了，必须回归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去，除此，不足以祛负增正，亦将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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