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 绪言 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笔者以个人和亲历者视角，对近二十年，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蜕变过程，做出的一份有別于主流的观察记录。 全文分为10个部分，依次为： 1.“公共知识分子”与“公知”； 2.网终时代的来临； 3.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 4.契机与危机； 5.“十八大”； 6.“控坟运动”和“米免运动”； 7.方方日记事件； 8.李光满和胡锡进之争； 9.坠落，困境和希望； 10.觉醒，还是呼唤？ 全文近两万字，浮光掠影，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既然是个人的，也无意追求整全，更不用掩饰笔者所持的价值立场。 刘继明 2021.9.18 1.“公共知识分子”与“公知” 按照一般的释义，“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略，何谓“公共知识分子”？通常认为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个定义够高大上了。但在中国，“公知”并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而是特指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自认担纲启蒙责任的一群文化人”。 但这还不是“公知”的全部含义。 在搜狗关于“公知”的词条下，还有这样一些引申出来的词汇：理中客、洋奴、犬儒、文痞等等，含有明显的贬义。 “公知”从高大上到沦为贬义词的潮涨潮落，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在前网络时代，知识分子通过传统媒体主导并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向公众进行单向度的输出和教化，建构起牢不可破的精英地位，这种地位在中国的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具体说，以南方周末所属《南方人物周刊》的“影响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为标志。在这份榜单中，一大批崇尚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文学者、经济学家和作家艺术家的名字赫然在列。 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方兴未艾、攻城掠地的时期，因此，《南方周末》的这个50人榜单，多少带有一种册封和加冕的意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2001年作为时间的分界点。 对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那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但同时也是一种盛极而衰的回光返照。因为从那以后，随着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影响中国二十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结束长期垄断话语权的局面。 许多知识分子经常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津津乐道，流连忘返。但如果从思想认知和表达渠道多元化而言，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网络舆论场，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 2.网络时代的来临 网络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媒介之变，而是文化生产方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纸媒时代的文化生产是一种金字塔机构，其传播方式是由上到下，由里到外，具有封闭、单点、单向和等级化的特点。在这个结构中，话语权掌握在政府或由政府委托的知识精英手中，如同电讯传输那样，大众只是被动的接收者或被规训的对象；而到了网络时代，这种结构被打破了。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的网媒，而网络的迅捷、互联互通和数字传播形式，先天性地具有商业化、民间化、多元化、个人化特点。在网络时代，大众不再是文化生产链条上被动接收的一环，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大众进行居高临下的教化启蒙，而是平等地分享和讨论问题，否则便会遭到来自网民的批评甚至拒绝。精英也不再拥有设置和垄断议题的特权，而是跟网民同步置身于一个既没有中心和边远之分，也没有高低等级之别的众声喧哗的场域之中。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场域是粗糙、喧嚣、芜杂，甚至是粗鄙的，缺少精英文化那种精致高雅的品位，却涌动着一股自由、粗放、欢畅和汪洋恣肆般的勃勃生机。 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就对人们思想认知方式的冲击而言，网络时代的来临堪称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或文化革命。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整个中国社会几乎都沉浸在这种由网络革命带来的狂欢之中。 从本世纪头一个十年走过来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个时期中国的言论空间真是自由，各种网站、论坛（BBS）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吸引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干部、青年和普通民众。其中涌现了许多知名的网站和论坛，如“世纪中国”“世纪沙龙”“文化先锋”“天涯社区”等等，单日访问量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话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三农、国际时事，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纸质的传统媒体，连许多象牙塔内的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放下身段，加入到这场有网络革命带来的文化狂欢之中，其中如作家李陀、陈村就曾担任过“天涯社区”的版主，主持并参与了许多引起广泛讨论的社会和文化议题，在天涯社区和世纪潜水和灌水的网民中，也有不少是知名的作家和学者。 这种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彼此交融，界限逐渐模糊并消失的现象，正是网络时代的典型特征。 3.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 正是在这种由网络建构的公共空间里，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场重大的思想论争。而在此之前，知识界一直是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很少出现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分歧的理论交锋，即便有，也仅限于学术圈内部，而很少想这场论争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参与。这不能不说是网络催生的结果。 自由主义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壮大起来的一股思想潮流，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居于社会主流，扮演着“社会良心”和“启蒙者”的角色，主张“告别革命”，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整个毛时代，全面拥抱西方世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李泽厚、厉以宁、吴敬琏、北岛、张维迎、秦晖等，大多进入了后来“影响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但新左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长期单极化的思想局面，使中国自1981年之后，首次以学术而非政治化、妖魔化的态度，来对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此为契机，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讨论，也成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带来的另一场思想讨论。 这两场论争日趋激烈，都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不久，主张西方宪政的自由派推出了带有宣言性质的“零八.宪章”，由于所占的先天优势和得到南方周末等各大媒体的推波助澜，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新左派也不甘示弱地提出了“零九.建言”，但相对于前者，后者仅限于在乌有之乡几个左翼网站传播，影响显然要小得多。这并非因为“宪章”“建言”本身，二是由左右两股势力在中国社会占有的政治资源决定的。相对于位居主流的自由派，长期受打压的左派仍然处于边缘和弱势。 这场论争后来虽然都无疾而终，但它对新世纪中国思想进程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一是它终结了自由派独掌话语权的单极思想格局，为包括左翼在内的不同理论创见提供了生长的空间；二是打破了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和壁垒，创生出一种只有在网络时代才可能出现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共荣共存的局面。 2005年，在“影响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出炉不久，我写了一篇《新世纪的告别》（发表时编辑改为《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发表在当时被称为新左派重镇的《天涯》杂志上。其中有一段话： “这场评选活动引发的争议表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这提醒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绝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一种“表态”，更重要的还需要对事物进行鞭策入里的判断和分析，而在中国催生一个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决非仅凭媒体造势能够一蹴而就的，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知识分子加强自己的身份建设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文章的结尾，我意犹未尽地写道：“如果说赛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这几位‘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意味着60年代培植的一种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向世界的告别，那么，这种‘告别’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高涨的21世纪之初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呢?” 但我的预言和期待落空了。因为不久，随着知识精英们苦心构筑的启蒙神话的幻灭，“公共知识分子” 这一庄重、威严的称谓，也逐渐被“公知”这一带有戏谑、恶搞网络特征的词汇取代了。 4.契机与危机 “公共知识分子”向“公知”的角色转换，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此消彼长、暧昧不明的胶着阶段。一开始，知识精英们并没有被网络吓倒，反而以此为契机，利用其掌握的优越社会资源，企图在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时代保住原来的霸主地位。 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下半期，随着社交媒体成为网络新宠，许多文化精英纷纷开通了博客或微博账号。他们头上的名人光环，加上平台的重点加持，动辄上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粉丝，使其在纸媒时代建立起来的近乎完美的形象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呈现出放大的趋势。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公共空间实施垄断性占有，而是跟网络时代催生出来的“新名人”一起共同分享新的文化盛宴。这些新名人包括娱乐明星、网络文学作家、超级游戏玩家、企业大亨等等。 社交媒体的最大特点是话语权不仅不再被政府，甚至也不再被少数精英掌控，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说：“再渺小的个体，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 每个人都有一支话筒，只要愿意就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粉丝量的多寡决定其影响的大小，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网络时代信息单向度传输的特征。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名人明星或者高官、企业大亨，只要你在网上发声，在受到粉丝追捧的同时，也会受到反对者的质疑和批评，而且由于这些反对和质疑者往往是匿名账户，质疑和批评起来，比传统媒体更直接、尖锐、刻薄，不留情面。这使许多被赞美宠坏了的名人们难以适应，有的甚至被骂得关闭自己的社交账号（如作家池莉），从此退出了网络江湖。当然，也有一些人如郭敬明、韩寒，在网络上如鱼得水，名利双收，赢得了比严肃文学作家大得多的声誉，俨然取代了“传统公共知识分子”，成了新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这里说的“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特指相对成长于网络时代而言，在思想认知上，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如韩寒一系列主张宪政和民主自由的博文，除了书写和传播方式，基本立场和价值观跟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出一辙。 网络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生意依然兴隆，却并不能掩盖中国社会潜伏的思想危机，裂痕已经展现，共识的形成却步履维艰。 我曾经编选过两本未出版的书《2008—2009思想备忘录》和《2010—2011年思想备忘录》，在导言中写道： “当前中国知识界最真实的情状是，思想取向的互相扼制和对峙，远远大于对一些基本价值观的共识，对话的基础如此脆弱，以至许多冲突性的意见尚未展开，便陷入彼此的敌意乃至心怀叵测的构陷，而难以深入下去。这无疑造成了话语的互相抵消和损耗，最终流于泡沫化。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左’‘极右’等等，因命名的草率和随意，往往让人们停留于标签化带来的帽子效应，而放弃了对其内部的思想机理和历史根源进行细致辨析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某些占据话语要津，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国家意识形态施加过影响的公众人物，身兼政府和企业智囊以及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对各种边缘异见采取了傲慢的排斥态度，使得平等讨论问题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这也是多年来知识分子越来越丧失公众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历史的交汇处思想》《天涯》2009年第6期） 由此看出，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危机已经悄然来临。但网络并不是把公共知识分子拉下神坛的直接推手，真正的改变要等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之后。 大约发生在2011至2012年之间的“分蛋糕”和“做蛋糕”之争，不仅将持续三十年的改开积累起来的如贫富悬殊、三农问题、环境问题等社会矛盾以公共话题的方式浮出水面，而且把持续了数年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两种思潮，推向了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高峰，但这场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分蛋糕”和“做蛋糕”大讨论，很快便以曾经被知识界认为是一场重要社会实验的“重庆.模式”的急速落幕为标志终止了。 随后不久，中共十八大在一种焦灼和疑虑交织的社会情绪中召开了。当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次会议将不仅改变中国的命运，还将改变知识分子（确切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 5.“十八大” 从党史角度看，中共“十八大”的重要性，也许仅次于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三十年的分水岭，以至国外舆论一度把中共党内主张改革的领导人称为“三中全会派”，反之则称为保守派。 这里的所谓“改革”有具体的指向，即在政治上学习西方或美国的民主政体，经济上借鉴西方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性方案——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方案中，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黄河文明与蓝色文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处于一种尖锐的对峙或冲突之中，而深刻改变和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共革命，则当做一种溢出主流文明之外所走的弯路或错误被抛弃，并受到知识界的严厉批判，作为中共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更是作为“罪魁祸首”长期受到自由派的攻击甚至诽谤。 八十年代以后的主流知识界（包括政界），基本上是亲美或亲西方派的天下。此后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都是由他们主持操刀进行的。中国的经济也因此迎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但发展过程中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积累起来，并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达到爆发期或接近峰值，据说胡温后期，国家拨付的维稳经费甚至超过了军费投入，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似乎正在到来。 中共十八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除了正常的领导人更替，还提出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口号：一是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本世纪初页至中叶的发展目标，写进了不久后修订的党章；二是领导人明确主张“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否”。前者是新的施政纲领，后者是新的意识形态定位，两者都释放出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年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两个三十年之后，进入到第三个三十年，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在继“三个代表”之后，进一步淡化其作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色彩，将自身塑造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意愿。而“两个三十年不能互否”的论断，则是为了弥合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巨大裂痕，两者都体现了中共新领导层化解危机、重建共识的政治努力；再联系到十九大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改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可以看出中共对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或曰“深化”的强烈意向。 十八大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失宠，逐渐由主流滑向边缘，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受到了严厉的打压，而一直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的《南方周末》和新老右派阵地的《炎黄春秋》，也先后遭到改组或改版，民族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了新时代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一份以前默默无闻的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趁机填补南方周末腾出来的舆论空场，成为了新时代舆论界的一面耀眼旗帜，《环球时标》主编胡锡进，更是在不久之后，成为了舆论场的风云人物，这是后话。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并非横空出世，一夜间降临的，而是经过了较长的蛰伏或生长期。我曾经在《2008：中国思想备忘录》的导言中指出：“2008年春季，当某些西方国家及其政客对中国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横加指责并设置阻碍时，许多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人纷纷以集会游行以及抵制家乐福等行动表示抗议，而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却无视抗议者的正当权利，摆出一副‘世界公民’的高蹈姿态，一味地将其贬斥为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从而将自己置于民众情感的对立面。再举一例，2009年伊始，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籍刚刚问世，某些知识精英同样不假思索地将‘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了作者的头上。我并不否认该书的确存在某种极端性的情绪，但一本书在短短时间行销几十万册，受到社会公众的热烈关注，绝非靠炒作和哗众取宠能够得来的。” ——其中散发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十八大之后的政治文化蜕变，不过是为其提供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另类走向主流的机会。但自由派公知并没有退出舞台，而是由原来的主角退居其次，同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文化相持时代。 6.“挖坟运动”和“米兔运动” 时间进入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由于网络经过了十几年的长足发展（特别是手机的普及），已经深入到了公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所谓思想文化不再只是知识精英的特权，其表现形态也不再是一种严肃而高级的学术话语，如同凡娱乐通俗游戏一样，包含着值得人们深度挖掘的思想议题，都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兴趣。“吃瓜群众”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极具表现力的网络用语，而这正是网络时代精英与大众之间界限消失之后的典型文化症候。 2017年左右，日渐边缘化的自由派公知雪上加霜，经历了一场类似美国的“挖坟”运动的风暴。先是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公开举报冯小刚、范冰冰等多名娱乐明星涉嫌偷税和“阴阳合同”问题，引发网民的群体义愤。随后，以原北大教授沈阳涉嫌性侵女学生致死的旧案和央视主持人朱军被诉性侵等事件为标志（也许还应该包括笔者发帖举报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某松涉嫌贪腐和性侵女学员），从而引发了一场蔓延到全社会的“米兔运动”。 “挖坟运动”又称“扒粪运动”，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1903年，美国寒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杂志发表三组系列文章——塔也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和贝克的《工作权》，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和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为代表，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专门揭发大企业与资产阶级政客相勾结，进行贿赂、操纵、贪污等活动；政府和立法机构徇私舞弊；新闻机构卖身投靠等现象。一战之后，这场运动在文学界销声匿迹，新闻界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保持了这一传统，在美国，由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艾伦于1932年创办、后由杰克·安德逊续办的《华盛顿走马灯》，专事揭发内幕，暴露腐败堕落，故在新闻界有”扒粪公司”之称。 “扒粪运动”的社会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后，美国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对内无视员工的利益，对外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赚钱的重要手段，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引起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抨击，一时间出现了2000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并被认为是以争取自由人权为口号的二十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扒坟运动”近似的是，“米兔运动”（Metoo）同样也起源于美国，最初从好莱坞一次似乎很偶然的事情开始：一位女演员举报了好莱坞大佬，好莱坞著名制作人，韦恩斯坦影业公司的创始人哈维·韦恩斯坦曾经利用职权对她进行性骚扰。然后这件事就像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2006年，一个叫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的纽约社会活动家，首次在推特（美国的微博）上提出了metoo——意思是“我也是（受害者）”，发动大家控诉性侵方面的罪行。于是，在韦恩斯坦事件以后，这个运动被重新唤醒。不计其数的女性开始在推特上讲述她们遭受性侵的故事，有许多都是好莱坞明星。 同“扒坟运动”一样，“米兔”并非一种孤立的女权运动，更不像有人说的是少数别有用心的极端“女拳婊”（网络对女权或米兔的贬称）故意制造性别对立，让女性“骑到男性头上”的狂热冲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其实质乃是全球化语境下人作为“人力资源”消费品被全方位物化，资本的掠夺超过民众忍耐程度之后激起的一种社会抗议运动。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今天谁是能够唤起群众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们的英雄气概？谁是真英雄，谁是逞英雄？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揭发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们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权势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向社会舆论揭露丑恶、寻求公道。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泄密）、爱德华·斯诺登、恶俗维基。统治阶级罪行的污点证人是真英雄，比如爱德华·斯诺登、约翰·珀金斯……总之，任何对于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恶行丑态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为。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已经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儒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揭露利益集团的谎言和丑行，这不是高深的文化运动，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的所有成员和帮凶都是舆论打击的对象。揭露丑闻、围观丑闻、分析根源，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这第一步开始做起……”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来自大众的批判和抗议行为，以前曾经是公知们用来揭露和批判官僚和体制的有力武器，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现在却像野火一样烧到了公知们自己身上，着实让他们狼狈不堪。 然而，这并不是公知们在网络时代遭到的“致命一击”。没过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了。 7.方方日记事件 2019年下半年，我开始在远离武汉的某座海岛上闭关写作长篇，此前，那两场因举报陈某松引起的持续已久的民事诉讼（一场是陈某松诉我侵犯其名誉权，另一场是我诉方方侵犯我的名誉权），已经使我感到身心俱疲，特别想躲开是非漩涡，通过写作调整自己被搅乱的心态。海岛上近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每天按部就班的写作，使我与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遥远。因此，当新冠疫情在2020年春节前夕的武汉爆发时，并未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它会在短短两三个月之后蔓延，成为一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在中国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之争和舆论风波。当然，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刮起这场“风波”的是一本“日记”，而且它的作者是曾经被我告到法院的原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 关于方方那本最初在网络上连载，旋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美英法等国“光速”出版的《武汉日记》，对它的褒贬一开始就泾渭分明，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政治意味，各路各派政治势力或粉墨登场，或赤膊上阵，最终演变成了网络时代开启以来第一次对公知的大规模群众性揭批运动，也因此上升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具有指标性的重要文化事件。 对此，一位署名“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公众号作者写道： “2020年在中国人民群众性抗疫斗争中所发生的，由方方《武汉日记》所引发的反方方、反公知潮流，是近几十年里中国人民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最有力的回击，把公知文人们的反动权威打翻在地，基本终结了多年来公知们的网上舆论霸权。尽管有其缺点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打了一场思想舆论之人民战争，首先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它标志着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又一次大觉醒的开端，标志着又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之到来。方方不仅向网民群众们充分暴露了他们那帮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立场，而且暴露了公知的一般水平。这群高傲地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上，一口一个要给人民‘启蒙’的‘启蒙者’，究竟有几斤几两呢？看看方方就明白了——‘满地无主手机’、把人写死式的造谣传谣，被揭穿以后还要死鸭子嘴硬，抛出‘你没看到，不等于没有’的金句——是为无耻；一触即跳，动辄骂人是‘极左’，（从公知角度看）不讲策略性，这种‘傻大姐’属性，堪称无能；不识‘常凯申’，不知‘章北海’，故而不说她无知，怕也不行。什么‘启蒙者’？蒙（mēng）人者！什么“人民之友”？人民之敌！ 他们太老了，思想基本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盛世’，现在只能凭借他们在后毛时代从人民手中篡夺去的的文化领导权，勉强维持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业了。如此状态，正应了臧克家的一句名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不仅是方方一人的绝妙写照，也是整个公知阵营尤其是老公知文人的写照。” 对方方及其日记的定性，不仅是由那些批判文章决定的，而且是由那些赞扬和肯定她的文章及其作者决定的。因为，正是那批前期给方方及其日记戴上诸如“武汉之光”“民族脊梁”或“反体制英雄”桂冠的赞美文，使“日记事件”打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把方方推上了被BBC等西方反华媒体和组织认证的政治异见人士的祭坛。 批判方方的除了初期介入的少数左派人士，中后期多为普通爱国网民，即所谓的“小粉红”，而不是方方痛恨的“极左”；挺方方的则多为拥有教授和作家身份的公知。这种泾渭分明的“站队”，使方方日记最终演变成一场精英与大众的思想博弈。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指出的： “他们的言论（指方方及其支持者），可以看作2010年左右社交媒体上公知大V喧嚣言论被压抑之后的一次重返舞台，论题都一样。但这次是自编自导。一位文学教授称赞方方日记是‘人类不亡，启蒙不死’。是的，他们总是梦回1980年代，假想自己站在文革结束后的荒岭上启蒙大众，从而获得一种英雄文人的幻觉和优越感。这是他们的压箱底保留剧目，把一切质疑自己的人都看作极左，就像唐诘可德把风车看作怪兽。他们理解不了社会的进步（因为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式进步）。这种左右之争的话语早已经脱离当代中国现实，但他们需要这个氛围，Yesterday once more，旧梦重温，老朋友啊怎能忘记。所以他们才特别需要那种粗陋的‘高中生’来信以及一些人的谩骂，其实他们喜欢的很，忙不迭地写回信，因为这能让他们找到批判极左的往日感觉。 方方及其中老年粉丝和对手的冲突，主要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是两代人对于重大政治主题的感知的冲突，是情感和趣味的冲突。每一代人的心灵都被那一代的重大历史政治事变所塑造。上一代人经受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双重冲击，他们感知的是左右拉锯、国家与个人的纠葛。新一代人则经历从南海撞机、大使馆被炸、奥运火炬之辱直到美国贸易战。一边体会着实实在在的大国崛起，一边在中西冲突中看清了丛林世界的真相。” ——（余亮：《把方方日记葬在春天里》） 这位青年学者的分析富有见地，敏锐地把握住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力地塑造和改变了广大网民和青年一代的心理结构，但他却用一种夸大的民族主义修辞，遮盖了中国社会长期受压抑，一直未得到释放的阶级矛盾或阶级诉求。在我看来，围绕方方日记展开的既是新旧之争，也是左右之争，不能用一种倾向取代或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才是观察或评判方方日记作为一个思想文化事件的最佳角度。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方方及其日记被西方“敌对势力”当做攻击中国的工具后，在网络上遭到万众唾骂的狂风巨浪下，以及她的许多支持者受到各种形式的处理之后，她本人为何至今毫发未损；才可能对前不久胡锡进等人突然跳出来对自媒体人李光满的文章进行凶狠的攻击和讨伐的深层原因，做出合乎逻辑的解读。 8.李光满和胡锡进之争 自媒体人李光满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一文的发表背景，是近期因蚂蚁集团、嘀嘀等资本集团损害金融和信息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吴亦凡、赵薇、郑爽偷税漏税等行为暴露出的娱乐圈乱象以及教育市场的“资本肆虐”，中国高层发起了一波集中整治行动。李光满据此认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这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次回归，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在另一篇《大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狂欢该结束了》中，李光满还说：“现在我们看到，当大资本进入教育、医疗、房地产、养老、民生、文化等产业和领域之后，中国普通老百姓就开始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了，当国家放开三孩政策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已经躺平，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娃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大资本家每天赚几十个亿，把赚一个亿当作小钱，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越来越难，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幸福感，这些大资本到底给我们社会、给民生带来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狂欢，亿万富翁越来越多，有钱人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是越来越难，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这与我们无限制、无边界、无制约地扩大资本开放、搞市场化和民营化有着直接关系。” 李光满的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前述整治行动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分析和判断，发表后旋即被数十家中央权威网媒转载，于是惊动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一批沉寂多时的公知，同境外极右反共媒体一唱一和，大声疾呼“新文革”和“又搞运动”了。 很显然，胡锡进们针对的不是李光满本人，而是数十家中央级权威媒体几乎同步转载李光满文章的不寻常举动。因此，毋宁说胡锡进担心李光满“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的预言，误读或“偏离”了中国的现行政策，倒不如说他真正担心的是李光满的预言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 这才是胡锡进不顾一切站出来讨伐李光满的真正原因。 胡锡进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是因为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这股力量就是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资本权贵阶层，他们不仅占据了巨量的物质财富，而且掌控了话语权，垄断了对革命、民主和改革的解释权，企图绑架改革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即全面资本主义推进，谁反对和质疑他们，谁就是反对改革，是极左，是文革余孽。这种歇斯底里、蛮不讲理的跋扈，对民众心理越来越具有破坏力，甚至危及到了改革的合法性，以至中共不得开始出重手整治。但对于高层对金融领域和娱乐圈的整治，大部分官媒鸦雀无声，很难说不是这些精英权贵集团采取的一种抵制态度，因此才会出现集体转载一个民间自媒体文章的“反常”之举，这显然体现了中共下决心整治资本无序扩张及娱乐圈乱象的决心。但正是这种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积极信号，让胡锡进等为代表的境内外极右势力感到了强烈的不安甚至恐惧，才跳出来对李光满文章发起凶狠的攻击。 “胡锡进讨伐李光满”不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继方方日记事件后，舆论场发生的一次新的思想博弈和交锋。这一次，不仅发生在大众与精英之间，而且是发生在资本和以“996”和“躺平族”为代表的无产者甚至“负产者”，以及作为资本看门人的右派精英与作为广大中下层劳动者代言人的的左派之间的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 胡锡进和他主编的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或舆论阵地，而李光满的基本立场其实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倾向。那么，这两位貌似处于同一阵营的人为何同室操戈、反目成仇呢？ 前面说过，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两股思潮近年来之所以在中国汇成一股并成为主流，主要原因是十八大以后中共制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战略。但作为政治或文化思潮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内部构成却颇为参差驳杂和充满缝隙，其中既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国学派，又有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朝野的“西化派”或所谓“三中全会派”（包括部分体制内“公知”），也有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淡出知识界多年后回归的部分自由派，如自称“自由左派”的甘阳，其“新三通论”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为十八大确立的民族复兴和“两个三十年不能互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雏形；同时还有随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入上升阶段后，逐渐沉寂的新左派（如韩毓海）。因此，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整意义的思想流派，其政治战略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意义。因此，在面对突发的社会政治或政策事件，便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了其内部的分裂甚至内讧。胡锡进和李光满之间的斗争，不过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中的右翼和左翼的一场对决，李光满代表了民族主义左翼，胡锡进代表了右翼民族主义，如此而已。 这个判断绝非主观臆测。围绕胡、李两人争论刚刚展开，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按照一些人的预期任其扩散，或是偏袒其中某一方，而是及时采取了降温的冷处理方式，迅速将这场争论平息下来，目的就是不让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陷入分裂，以免影响国家的基本战略。 但被平息的只是舆情，而由胡、李之争暴露出的民族主义内部矛盾和社会深层危机却不会就此平息，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或突破口，又会周期性喷发，并引发新一轮舆情或社会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始终是每一轮舆情社会冲突的温床，为观察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事件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9．坠落、困境和希望 方方事件初期，胡锡进曾公开批评过方方，他对方方明批暗保的态度，欺骗了不少公众，但胡这两年的言论表明，他本质上跟方方是一伙的，不仅仇视革命，还极端蔑视大众。像所有的右派精英那样，人民群众在他眼里不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而是一群只配当看客、被动接受施舍的乌合之众，他拐着弯儿歪曲“共同富裕”，攻击目标指向前三十年，也是右派们炒了四十年的剩饭，以前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人们不容易识破，但这一次，胡不加掩饰地充当资本权贵集团的鹰犬，对于一场在左派看来只具有改良性质的变革都不能容忍，彻底暴露出了胡锡进和方方同为极右派公知的真实面目，同时也佐证了公知作为资本看门人，完全站到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对立面的本质，以至在许多网民眼里，公知们像过街老鼠一样，沦落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至此，公知作为知识精英的信用已彻底破产了。 但这并非公知的末日，他们不过是暂时蛰伏下来了。他们在现实中的优先地位从未动摇过，在许多官员那儿，他们仍然被待若上宾，享受着让“屁民”们羡慕嫉妒恨的各种优渥待遇，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两面人”遍布体制及各级党政部门的要津，随时可能对任何异己分子进行打击报复，而且是以组织的名义。 更重要的是，公知们长期以来推波助澜培植起来的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根深蒂固，尾大不掉，“不可逆转”，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亲自或通过其体制内的支持者重新出山，在网络舆论场上掀起新一轮风暴，甚至再次影响和左右中国社会的走向，就像这次胡锡进围攻李光满一样。 “天下”仍然是公知们的，只不过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恣意妄为。但被公知视为仇寇的“极左”也不必盲目乐观，不要以为公知从高空坠落之后，就可迎来左派的“高光时刻”，甚至以为再进一步，就能够把颠倒的历史重现颠倒过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要无产阶级依然是资本的“打工人”，私有化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之间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共产主义就仍然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远大理想”。 对于大多数尚未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屌丝和996们来说，最现实的关切也许莫过于：一场刚刚开始的“最低限度的改良”不要草草收场，“共同富裕”的美好时代是否能够早日到来，而不至于变成一个画饼？等等。但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来说，却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其内部。 自从新左派一些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加入到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合唱之后，作为思想派别的左派便溃不成军，剩下的大多变成了犬儒化的体制学术精英，奔走于大大小小的学术讲坛和会议，一个个正襟危坐、舌灿莲花，其道貌岸然的模样，总让人想起某部电视剧里的台词：“嘴里讲着主义，肚里藏着生意”，或 “嘴里谈着学术，心里想着名利”。倘若这时有谁恳请他们屈降尊驾，关注一下诸如“捌青年”或维权工人的下落，注定会看到一副鲁迅先生所说的“智识阶级”的冷漠和傲慢嘴脸。对于某些“学院左派”来说，左翼标签之所以曾经有用，只是因为通向自由派的大道人满为患，早已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而一旦那边出现空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他们嘴里也许还会时常挂着左翼的词汇，但那不过是为了申请选题或完成论文的需要，除了把左翼这头桀骜不驯的怪兽关进博物馆，已丧失任何现实意义。 剩下一少部分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学院左派”业已分道扬镳，汇入到尘土飞扬、鱼龙混杂却充满活力的民间，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为阵地，背负“极左”的恶名，继续与依然庞大的公知粉丝群体展开各种形式的论战，这种论战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游击战，是网络时代思想文化斗争的真正有效方式，却在网上有一个不好听的名词“撕逼”，自然是爱惜羽毛的“学院左派”不屑一顾的。 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来自左派内部的另一层危险是，严厉的舆论管控固然使公知的影响力被削弱，但左派的声音同样也受到了抑制，曾经因左右拉锯战充满论战火药味的微博，如今变成了“小粉红”或“爱国粉”欢庆胜利的戏台。作为民族主义的基本盘，小粉红和爱国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合法性，但其中混杂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容易使社会由自由派公知的逆向种族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批评政府与颠覆政府，学习西方有益的东西乃至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洋奴式崇拜西方划上等号，形成另一种“单极管思路”，使社会丧失辨证理性讨论问题的机制。这种现象一旦固化下来成为新常态，其破坏力丝毫不亚于公知们曾经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因此，真正的左派不希望公知被噤声或消音，况且，左派反对公知，并不意味着公知的观点都一无是处，观点离开立场，就失去了判断正确与谬误的前提条件，例如方方 “看一个政府是否正义，取决于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这句话，本身并不错，错的只是她将美国当成正义的标准，把中国当成预设的指控对象，流露出十足的西奴和双标嘴脸。最后打她脸的也不是民众或左派，而是现实本身。 左派必须清醒认识到，小粉红和爱国粉们在揭批方方等公知的“战役”中只是同路人，在政治诉求上二者其实南辙北辙。我之所以举方方为例，也是想强调：社会应该为公知和左派及一切思想群体提供平等表达意见的机制，而目前，这种机制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以至于某些“青年左派”失去信心，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幻想，希望在完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不过是掉进了考茨基或伯恩斯坦的泥坑而已。无产阶级当然要争取政治自由，但这跟公知嘴里的自由是两码事，他们争取的是少数人特别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争取的是在本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即人民民主。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列宁选集》第二卷（上）430页） 凡此种种，都使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显得复杂而暧昧。 10.觉醒，还是呼唤？ 不管怎么说，八九十年代公知们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时刻一去不反复返了。高大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公知”——一个跟诸如“洋奴”“美狗”“汉奸”之类为伍的贬义词。 对公知们来说，这当然是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最令人伤心的一种“大倒退”，但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却是一次大进步。 在公知们发出“启蒙失败”，躲在小圈子唱着《致失去的青春》自慰之后，迎来了中共建党100周年，青年一代在地铁上读毛选，收看《觉醒年代》，以各种方式向“教员”及创造了历史的那一代“新青年”学习、致敬。 这究竟是一种觉醒，还是呼唤呢？ 现代中国的历史在经历了一个百年轮回之后，似乎面临着又一个新的起点，而这却不仅仅是网络带来的。 下一步将走向何方？谁也无法预言，但新的历史和中国的未来，必将掌握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手中，这是唯一可以肯定的。 2021年9月14-16日写完\17日改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