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多余的人》及其他
——答狂飙社
狂飙社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最早谈到文革是在回答德国汉学家蒂洛.迪芬巴赫博士采访时，他问：“文化大革命时您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文革’对您有什么影响吗？”您回答：“文化大革命谈不上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文革爆发时我还不到3岁。我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今石首市）一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子，那里位于湖北省与湖南省交界，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结合地带。在我印象中，那场波及全国乃至影响全世界的运动似乎并没有像后来许多控诉文革的小说描写的那样恐怖和悲惨，人们的日常生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不同，照样忙于春种秋收和各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着一种忙碌而又平静的田园生活。当然，大人们参加各种政治学习的机会比过去多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候的游行活动比较频繁，许多农民（那时称‘社员’）和中小学生排成长蛇般的队伍，沿着乡村小路逦迤而行，一边高呼口号，脸上挂着兴奋和激动的表情。我们这些小孩子站在路边，像看戏一样，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觉得比过年还要热闹。这种心情大概跟你们西方小孩子过狂欢节时差不多吧！当然，这只是一个乡村孩子的模糊印象，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更不是评价……”
刘继明 迪芬巴赫博士来访是2004年吧，我对他谈的只是一种个人记忆，感性远远大于理性。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对文革也谈不上什么认识。
狂飙社 您第二次写到文革是在《回眸五七干校》一文中，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您以“五七”干校为例，从思想史角度，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其中您谈到：“同样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甘地和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人类境遇倍感失望和深恶痛绝，但各自选择的反抗途径却是南辕北辙的。托翁和甘地主张通过内心的宗教反省，以根除人性中的自私本性，从而逐步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醉心于通过急风暴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来打造出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世界。即便他们各自创立的‘五七’干校和真理静修院、托尔斯泰垦殖队，在‘改造’方式的差别上也迥然有别。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的学员或参加者，是由创立者招募或自发成立的一批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前提是自觉自愿；而‘五七’干校是由发起者利用国家权威动员和强制‘安排’的结果，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主动报名，甚至还有人因自己到‘干校’学习和锻炼的申请没能获得批准而痛哭流涕，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压力被迫参加的，带有相当程度的惩诫成分……”
刘继明 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当时，我正处在一种艰难的思想转型阶段，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痕迹，例如，我一面肯定毛泽东通过“五七”干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一面又对这种强制改造的形式提出了质疑：“即便再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神也没有这个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这也是甘地和托尔斯泰终身信奉‘非暴力抗恶’的原因，也是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毛泽东的‘五七’干校显然没有遵循或者僭越了这个原则。他动用了即使神也不轻易动用的权柄，强迫人们进行思想改造。即便再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神也没有这个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可见，我的思想有点像一锅夹生饭，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所以对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有透彻的认知。
狂飙社 您对文革形成“透彻的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刘继明 应该是2010年前后。2010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我在新西兰访学，从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借阅了一批关于文革的书籍，主要是文革亲历者撰写的纪实作品。如《内蒙古文革风云》《湖南文革纪实》等等。这之前，我对文革的认识都是从国内主流出版物和伤痕文学中了解的，在“全盘否定”的政治定性背景下，这批海外文革纪实作品使我第一次走进了文革发生直至结束的历史现场。我在震惊、震撼之余，对这场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愿望。正是这段时间，我不仅阅读了大量与文革有关的文章和书籍，还与一些作家同行进行交流，其中如韩少功，印象中，我跟他讨论文革问题的邮件就不下十次。
狂飙社 能否具体谈谈你们的交流呢？
刘继明 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撰写过大量有影响的思想随笔。我在海南时就与他相识，对他一直很敬重。在我印象中，韩少功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早对文革进行“再反思”的，他曾经为文革亲历者陈益南所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写过一篇序，谈到“文革为何结束”的问题，他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1966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利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在中国主流的文革叙述一边倒的控诉和妖魔化背景下，韩少功这些观点显然有一种“为文革辩护”的意味，尽管在某些方面他有所保留。
狂飙社 曹征路老师对韩少功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写了一篇《也谈文革为何结束》，认为韩少功将文革结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新思潮的产生”和“旧营垒的复辟”站不住脚。他说：“文革发生时韩少功年纪尚小，对历史过程了解得比较粗糙，所以他理念判断多于事实判断，逻辑指认大于历史指认，人云亦云又过于草率。我当然不是说没有亲身经历就不能发言，事实上作为个体是不可能亲身经历所有历史过程的，但既然要发言至少要把基本事实搞清楚……文革为何结束?首先应该回答文革是怎么结束的。这在不同的人群，客观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韩少功为什么还要提出‘为何结束’呢?因为他想反证结束的必然性合理性。他指出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两条原因，一是新思潮的诞生，二是旧营垒的恢复。他是想说，民意如此，官意也如此，以证明自己与主流宣传大体一致，口径不同而已。反极权，是他的理念内核。他认为只要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就可以准确有力地批判文革了。问题在于，他说的新思潮不过是100多年前的启蒙旧货，他说的旧营垒也正是文革的政策之一(团结两个95%)，而他忽略掉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如此反思怎么能说服人?”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刘继明 曹征路也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虽然他俩比我年长，但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友人。我觉得，他们在“文革为何结束”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跟他俩的身份和立场有关。韩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一直站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和潮头，而否定文革始终是贯穿改开四十多年中国文学的一条主线，这种身份决定了韩对文革的“再反思”是有限度的，但在中国主流的文革叙述一边倒的控诉和妖魔化背景下，他能为文革进行有限度的辩护，已属不易。曹征路跟韩少功不同，作为中国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他已经摆脱了那批以否定和抹黑文革为使命的伤痕文学的影响，无论是作为文革亲历者，还是左翼作家，都决定了曹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因而，他对文革的“再反思”不像韩那样左顾右盼，拖泥带水，而是干净利索、旗帜鲜明、切中要害，例如：“关于文革的研究，官方‘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因为细了，每一阶段的是非曲直旁观者不难分辨。比如：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初期为什么要向大中专学校派工作组?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批判?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究竟发生在哪些人身上?这些工作组究竟在全国抓了多少小反革命小右派?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动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文革结束时为什么要单独给‘联动’平反却否定红卫兵的整体?这些疑问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它的答案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不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贯穿文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每一阶段发生的故事都与这条主线相关。今天围绕文革发生的争论、围绕改革发生的争论依然与此相关：即中国要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文革研究的话语权争夺也同样与此相关：中国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问题的争论放在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中就看得更加清楚：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避免国家灭亡的继续;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冷战的继续;是国际资本侵略殖民瓜分世界的继续;是文明或野蛮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是普通老百姓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继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是个世界性命题……”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也如同空谷足音，具有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意义。
狂飙社 曹征路老师有一部长篇小说《民主课》是写文革的，没有在大陆出版，是在台湾和韩国出版的，您看过吗，怎么评价这个小说？
刘继明 《民主课》我不仅读过，还在我主编的《天下》杂志选载过。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反映文革最出色、也是最深刻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之前，王安忆也写过一部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2008年，我曾经在上海“城市文学讲坛”演讲时，专门谈到过。《启蒙时代》写文革期间几个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出来后评论界反响好像比较冷淡，褒贬不一。有人批评说太概念化，像一篇论文，叙述也太枯燥、琐碎，情节性不强，阅读时有障碍。但我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我觉得不仅在王安忆个人的创作中，而且在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中，这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写文革的小说如果从80年代到现在，多得恐怕不计其数了，但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政治控诉和人道主义的层面，不外乎打砸抢，政治迫害，暴力，好人坏人，好像所有人都疯掉了，余华的《兄弟》上部也是写文革的，沿袭的依然是这种模式。但《启蒙时代》突破了这种模式，王安忆把文革的政治大情节推到了后面，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让几个中学生作为主角，在前台活动，一帮青年人讨论哲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像波西米亚人那样在城市里四处游走，寻找自己的思想知音。他们那种青春期的躁动、迷乱，理想，以及萌动发育的身体和情欲，都成为了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这样就避免了正面评价文革。我记得80年代后期，评论家黄子平到武汉大学讲学，谈到文革时说：“要想真正客观地评价文革，恐怕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王安忆无疑是清楚文革这种复杂性的，所以她明智地回避了，她这样做使小说在意义层面上显得暧昧和犹疑不定，从而丧失了应有的思想锋芒，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也让《启蒙时代》呈现出了有别于许多写文革的小说没有过的的想象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已经成为定见的文革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当代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这是《启蒙时代》的一个贡献，但这种贡献属于“过渡”的性质，到了曹征路的《民主课》，写文革的小说才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相对于《启蒙时代》，曹征路的《民主课》在多方面呈现出“划时代”的意义。学者老田认为，《民主课》被书写出来，是中国文坛一个革命性的“造反”事件：“文革有那么多的知情者和亲历者，但是，文学形象的造假(也就是著名的‘伤痕文学’)则持续了三十年，这件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都很有点反常。知情者众多但是造假者同样众多而且长期坚持不懈，这件古怪事情大违常理，显然，背后肯定有着力量和利益的推动，要么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让人说真话，要么是说假话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结果成为一股潮流，或者兼而有之。”从严海蓉对曹征路的访谈中我们得知，曹是在退休之后才写了这部小说。老田认为，“退休大大地弱化了来自体制中间那些强有力的束缚，这大概是曹先生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写出《民主课》的原因。毕竟曹先生是文革的亲历者，他很长时间并没有产生文革写作的愿望，而且曹先生自承是1995年就已经产生了新的思想，但是，这个新思想在16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孕育期长的有些离谱。我上网查了一下，今天在中国文坛中间掌握话语权和行政权力的人，多数是‘伤痕文学’的出身，只要一想到跟这群庞然大物说不同的意见写不同的文学形象，对于无权无势的人说肯定有点心虚，曹先生能够在退休之后写出《民主课》，也算是胆子不小。”
老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民主课》写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因为1995年还是伤痕文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掌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年代，2011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浮出水面，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局面，对此，我在前不久写的《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一文中做过具体的描述。那个时期，不仅出现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关于文革的讨论在网上也很热闹，甚至可以说风起云涌，《民主课》的出现同这种状况大概也不无关系（《启蒙时代》也是如此）。《民主课》在韩国出版后，曹征路应邀访问韩国，谈到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说：“为什么要写《民主课》?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发生在50年前的群众性运动，是目前中国知识界最敏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的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结论也五花八门。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是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实际情况，是贯穿文革的一条基本线索。现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隐瞒这个核心问题，离开这条主线，把文革的历史过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走资派’?了解当今中国情况的人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贫富分化，资本横行，精神糜烂，环境破坏，社会溃败，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曹征路的话代表了近年来民间知识界对文革的普遍认知，道出了他写《民主课》的真正动机及其和《启蒙时代》之间的区别，也说出了《启蒙时代》为何能被主流文学界接纳，而《民主课》连正常发表与出版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奥秘。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近年来，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评价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例如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都把以前单独成章的“十年文革”列入“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之中，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大篇幅陈述了“十年文革”中取得的“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大三线”等诸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对于长期以来对文革极尽抹黑和妖魔化的主流叙述，堪称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以前主流知识精英们一提起文革总是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挂在嘴边，而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研究发现，曾经被普遍认为经济停滞的毛时代和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其实仅次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几个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远远高出同一时期的印度。因此，新出版的中共简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对文革的部分改动，显然具有一定的“正本清源”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迎来了极右派公知和境外反华反共媒体的攻击，污蔑是“文革复辟”“极左回潮”。
狂飙社 但在主流宣传领域，包括文艺创作和网络上，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区，如果发表与中央关于文革正式决议不一致的观点，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继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况，对文革的定性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对文革的“再反思”形成新的共识，可能也需要同样的形式。在这点上，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比如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全党掀起学习党史教育活动时提出要“正本清源”，这使我想起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口号“拨乱反正”，它们在词义上属于近义词或同义词，因此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再加上将于今年十一月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对建党百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1945年和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的两次重要历史决议。1945年的历史决议，系统清算了以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重要标志；1981年的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建国后“左”和右的历史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今天距1981年的历史决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改革开放也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无论从时间维度上，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做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条件似乎都已经成熟了。
狂飙社 您认为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可能对文革进行新的评价吗？
刘继明 尽管民间有类似的呼声和期待，但我并不这么乐观。前两次历史决议之所以产生，跟当时特定的历史境遇有关，比如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都面临着重大的方向性转折，对过去重要事件和人物做出总结性的评价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等等，而目前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尽管如此，我还是期望六中全会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文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当年参加起草1981年决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文革中“被整”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很难摆脱个人恩怨，甚至不乏政治报复的动机，其客观性公正性无疑大打折扣；何况，即使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角度看，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否正在或已经验证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革的初衷——对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践证明，所谓“全盘否定”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造成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立和互相否定，在中国人民中间上演了一场长达四十年的“精神内战”，长期以来，文革几乎成为了中共的一种“原罪”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有机会就被境内外极右反共势力拿出来比划甚至恫吓一番，吊诡的是，他们对中共和新中国的任何一项政治决策都拼命反对和歪曲，却唯独把全盘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奉为金科玉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因此，无论是从对历史负责出发，还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需要中共领导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顺应党心民心，对文革重新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不走歪路和邪路。但同时我也担心，如果条件不成熟，做出来的“历史决议”则不仅不能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做。
狂飙社 最近，您在新浪微博上连载的小说《多余的人》，引起了网友关注。能否介绍一下《多余的人》的创作情况？
刘继明 《多余的人》是我与沙黑合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主人公郁平从抗战时期一直到文革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这部作品最早是沙黑先生根据真实经历撰写的小说《冤家》，分为《狭路》《力尽》《终结》三部，计约百万字左右。去年下半年，沙黑先生经人介绍，邀请我合作，对《冤家》从情节、结构、人物和语言等进行全方位加工修改，以使作品“达到发表和出版水平”。其时，我刚写完《人寰》第一部，读完沙黑先生的稿子后，觉得《冤家》的主要人物郁平命运多舛，故事情节也颇为曲折，郁平在文革中的经历完整呈现了小城文革的全过程，具有一种诗与思的品格。当然，稿子的缺点和不足也较为明显，或许是囿于真实事件，作品在描写主人公遭遇和小城文革风云起伏之间，时常顾此失彼，出现叙述上的裂缝，一些人物对话过于冗长，与身份和个性不大吻合，影响了整部作品的叙述节奏，此外，对小城文革进程的叙述，也由于被事件裹挟、牵引，使作品显得比较芜杂、枝蔓过多，等等。尽管如此，我觉得《冤家》如同一颗被泥沙包裹着的璞玉，具备了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作品对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所蕴藏的复杂历史原因和人性内涵，进行了理性深入的反思，与四十年来伤痕文学反映文革时普遍采取的控诉和妖魔化态度大相径庭，这正好跟我的兴趣和立场相吻合，也促使我接受了合作的邀请。
狂飙社 您刚才说，《冤家》有一百万字左右，而现在的《多余的人》不到四十万字，比原稿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由此可见，您对《冤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能否具体谈谈？
刘继明 改写也好，再创作也好，当然不只是局部的修改和篇幅上的删减。为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的需要，除了对原稿去粗取细，去芜存真，我还对部分情节进行了改写，并增写了一些内容和情节，例如郁平青年时期投靠新四军文化干校前后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文革结束后直到晚年郁平的心理变化等等。
狂飙社 您认为同原来的《冤家》相比，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多余的人》，称得上是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吗？
刘继明 对于《多余的人》，不应该由我或沙黑先生评价，应该交给读者乃至时间去评价。而且我觉得，如果《多余的人》真的达到了我理想中的“优秀长篇小说”标准，首先应该归功于《冤家》的作者沙黒先生。从按照双方意愿开始合作至今，我们除了文字联系，至今还未见过面，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向沙黑先生表达敬意。《冤家》中的不少情节十分出色，如乔丽在农场给郁平的那些信，写得真切生动，感人至深，仿佛音乐中的华彩段落，我一个字都舍不得动，几乎全盘保留了下来。《多余的人》的完成过程，虽然耗去了我不少精力和时间，却也使我对文革获得了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如同打开一扇生锈的铁门，穿越时光隧道，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走了一趟。
狂飙社 《多余的人》完成后，为什么不像您以前的作品那样，正式出版前先在杂志上发表，而是在网上连载呢？
刘继明：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写文革的作品现在属于“敏感题材”，各杂志社和出版社有专门的审查机制和规定，曹征路的《民主课》至今未在国内出版就是典型的一例，像《多余的人》这样正面叙述和思考文革，更是几无可能发表和出版；二是我想在传统和主流文化生产体制之外，在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建立一条新的通道。因为在我看来，主流文学生产机制已经跟历史严重脱节，空间越来越窄化，从历史虚无主义走向了历史犬儒主义，丧失了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形式”应该具备的锋芒和能力，现行的作协和文学期刊体制，除了豢养一批思想上的懒汉和精致利己主义者，非但对文学无益，反而成了新的文学力量生长的“肠梗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新的文学，“属于别一个世界”，必须从这种散发着枯朽和腐败气息的空间挣脱出来，另寻出路。自然，这条路是布满泥泞和荆棘的，但“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狂飙社 最近，您的微博被禁言半个月，也跟连载《多余的人》有关吗？
刘继明 应该有关。因为在这之前，湖北省有关部门要求我停止连载《多余的人》，在我明确拒绝，并公开质疑和批评该部门行为涉嫌“越权”之后，我的微博就被禁言了。
狂飙社 这跟您前面所说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评价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有冲突。
刘继明 是的，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原因。四十余年来，反对文革的势力已经在体制内根深叶茂，尾大不掉，他们同包括“公知”在内的权贵精英集团结成官产学媒同盟，掌控了各种政经文化资源，经常以改革的捍卫者自居，垄断了包括革命、民主和改革在内的一切解释权，并采用各种手段，联合其在各个权力部门占据要津的“两面人”，把一切维护改革社会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诬蔑为极左和文革余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打压，最近一段时期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打着维护邓氏改革的旗号，制造新的“凡是”， 目的就在于绑架改革这艘巨轮朝改旗易帜的方向行驶。事实证明，这批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堕落成为权贵资本的看门人和极其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若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迈过文革这道坎。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确到了对文革做出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评价的时候了，这既是一种历史责任，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另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不能拒绝和封堵人们的评价和评判。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评价和评判中曲折向前的。而且，对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的组织定性，不能取代学术和文学艺术的讨论、研究和书写，这是人类思想活动不可获或缺和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远非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所能遮蔽的。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对法国大革命及罗伯斯庇尔等领袖人物的各种评价仍然没有终止；文革才结束不到五十年，却被视为禁区，实非明智之举。正如韩少功所说，“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写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
狂飙社 公知们说，现在除了一部分中老年和“极左”，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都很反感或不感兴趣。是这样吗？
刘继明 这种说法如果不昰出于无知，就是心怀叵测。客观公正地评价文革，是一项历史债务，欠债时问越久，国家和民族承受的负荷就越重，更不仅仅是我和韩少功、曹征路、沙黑等正在或已经老去的一两代人关注的问题，而是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目光。前几天从B站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写道：
“教员晚年的拼死一搏，埋下了彻底改变劳苦大众命运的火种。
那是一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腾飞起步的岁月，
那是一个资本、权贵、买办企图联手封存的岁月
那是一个精英恨之入骨的岁月
那是一个无产阶级改变命运的岁月
……”
据来自知乎的统计，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B站的注册用户高达1.8亿，绝大多数为80、90和00后青年。毫无疑问，他们正在成为新时代最活跃的思想群体,昰中国的未来。
如果这还不能让人懂得文革的意义，我再剧透一下《多余的人》里的一个故亊：
文革初期，中学教师范公望为了个人目的积极参加运动，后来摇身一变投靠了“当权派”，再后来成了一个坚定的文革反对派，埋头著述，写成一部理论著作《形式论纲》，提出了所谓的“钟摆论”：“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人们必将对‘革命’产生厌倦和反动，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也就会卷土重来，‘革命’走向它的反面，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将来有一天，这种‘不革命或反革命’，大约同样也会把自己‘用尽’，历史就这样一往一复，像钟摆似的重复着左一下右一下的动作……”范公望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找出某种规律，但由于他不是从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得出的结论显然也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当他在文革结束定居国外后，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去世前，他沉迷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想从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之间找到某种启示。小说没有透露范公望是否找到了答案，但结尾时，范的遗孀柳春芳从图书馆找来了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翻译了书中的一首诗：
他们骄傲地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感经常是致乱之途， 然而一个民族如果缺了它， 则其不配得到自由。
这几句诗或许有点晦涩，却不仅藏着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钥匙，也藏着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钥匙，包含着人类如何走向未来的秘密。无论经历过文革，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肯定文革，还是反对文革，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摒弃历史恩怨和个人偏见，好好读一读。
2021年10月2-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