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德先生独枝引火，陶勇先生釜底加薪，司马南先生鼓风煽火，李肃先生大料入味，张捷教授慢炖精烹，到夏颖奇、陆首群两位老干部仗义执言声援倪光南院士，再到黄智贤、李毅、郭松民等有知之士助阵，最后到财政部、国资委出面敲打，全民持续高度关注司柳之争热情有增无减。 对立阵营也不甘示弱，胡锡进、秦朔、宏皓、项立刚、吴海军、胡舒立、储殷等人先后跳将出来力挺联想，270多家自媒体黑云压城，财经新闻、新华社等为之摇旗呐喊，霎时间狼烟四起，大有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讨隋的架势。各色人物或挥动狼牙大棒一通狂舞，或赤膊上阵一通肉搏，或扯开了嗓子高声喊喝叫骂，或中途偃旗息鼓，或临阵倒戈，好不热闹，可蓝方主帅却象司马懿一样，躲进中军宝帐，任你怎么叫阵我就是免战牌高悬，坚不出战，谁能奈我何。 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是国有资产流失或国家控制权丧失问题，二是高管天价薪酬和科技人才待遇问题，三是无形资产虚高和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问题，四是俯仰美国和歧视中国消费者问题，五是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六是研发占比过低和企业重新定性问题，七是金融帝国和“砍头贷”等问题。 司马与柳杨之争已经持续3个多月了，期间各种媒体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韵味，网民乃至整个社会分裂成意见相左的两大阵营，各方都迫切地期盼着定于一尊者能尽快一锤定音，都期盼着自己支持的那一方能最终大获全胜，就象球迷渴望自己心目中的球队能够迅速取胜的那种焦虑，那种坐卧不安、直到比分落定时才心跳平稳的感受一样。尽管两大阵营鏖战异常激烈，然而国家权威部门就是迟迟不表态，不一锤定音、盖棺论定，权威媒体甚至出现“神仙打架”乱象，让情势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其实司马与柳杨之争，绝非个人利益之争，也不仅仅限于柳杨和联想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鞭挞，而是整个社会焦虑情绪的释放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蛋糕增速变缓与内卷，一方面是高房价导致的巨大经济压力与躺平，加上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文化使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深远，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默默积蓄，并在“联想之争”、恒大暴雷等各种事件中得到宣泄，引发了全民对国有资产流失和贫富分化的担忧，引发了暴富资本对原罪追究和杀富济贫的恐惧。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对体制转换、国企改革、打开国门、引进资本、现代企业治理等重大问题非常陌生，又没有现成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 “搁置争议”，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试错、纠偏和调整过程中，逐步从门外汉走进市场经济的游戏圈子，学习并揣摩透各种游戏规则，交点学费，即使学费昂贵点，甚至交冤枉了，也情有可原。 但40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入区和攻坚期，对方向和道路选择、重大风险防范、漏洞堵塞、守正创新开新局等认识和理论问题全党应当高度统一，如果再继续奉行老套路，缺乏顶层设计和执行配套，恐怕再也说不过去了，而且内外部各种压力也不容我们再回避、再试错、再交学费了。譬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先富的人应该是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钻法律和政策漏洞的人，还是普通勤劳守法人民，还是其他？富的途径是什么，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效，还是化公为私、巧取豪夺？先富的不带后富怎么办？具体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重大问题和关系需要厘清： 一是公有和私有的关系，其实也就是走什么路的问题。必须明确那些领域实行国家垄断，以公有制或国有经济为主体，那些领域可以允许外资、民营经济有条件进入，规则必须制定好，负面清单必须坚决执行，唯其如此，才能保住基本盘，稳定江山。 二是对国有企业改革重新认识和定义问题。国有企业到底该怎么改，凸显中国特色，还是全盘西化？那些该改，那些维持现状？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标准和依据是什么？改革成败如何判定，谁来评判？这些都必须有章可循。 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和定位问题。政府究竟是“管家”，还是“店小二”？替谁管家，人民还是资本？那些该管，那些又不该管？该管的不管和不该管的胡管怎么办？管的好与坏，如何奖惩，谁来执行和监督？ 四是“原罪”的界定与处理问题。历史遗留问题要不要追溯？若追溯，如何追究？如何正确处理好问题负责人追责和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五是对资本属性的重新认识和规范管理问题。即：如何给资本套上辔头，保证他按正确方向和规定目标稳驰健跑？如何疏通河道加固堤坝，让资本的洪流灌溉好万亩稼穑？严防其冲堤破坝、泛滥成灾。 六是如何正确妥善处理好资本和劳动及其他要素参与分配问题。即：如何兼顾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七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和同盟军问题。是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科技研发人员、守法经营者，还是依赖垄断资本和买办的问题。 八是改革开放的道路问题。即：坚持自主创新、还是继续奉行包、租、买路线？选择贸工技，还是技工贸路线问题？以实体经济为主，还是以虚拟经济或者高负债高杠杆为主问题？ 九是混合制企业内部公平合理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庙穷方丈富，以及高新尖端科技人才公平待遇和有效激励问题。 十是混合制企业中党的领导问题。即：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独资或控股以外企业中，要不要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问题，新三会与“老三会”如何协调运转、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以及“三重一大”事项如何有效决策和落实问题。 司马和柳杨之争，表面上看好象不涉及政治问题，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只是企业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其实质上就是一场正与邪，是与非，真与假的斗争，是一场为少数人，还是为多数人，要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争，是一场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斗争，所以才有如此多的人都高度关注这场斗争的结果。 只要不发生“向后转齐步走”等逆时代潮流的乱象，司马和柳杨之争就不会不了了之，十大问题或关系也就能迎刃而解。 不同阵营的人们都在忧心忡忡地期盼着、焦虑着、煎熬着；有关方面也许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激烈地斗争着，艰难地抉择着。所有焦虑不安的人们，还是静下心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相信答案会有的，有关方面不会让每一颗期待的心等太久的。 天予不取必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历史沉淀的警示和时代前进的急促脚步也不会留给我们太多的犹豫和选择时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