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春秋战国的列国兵争经验，来模拟今日世界的安全态势，倒是有点启发性，但是，易中天那个高度依附性自觉的头脑就呵呵了——不管是在输入方面(信息采集)还是输出方面(分析结论)，都存在着极端化的偏执。 安全内卷困境与投入意愿上升问题 战国时期魏文侯变法，搞富国强兵有成绩，然后和他儿子魏武侯一起，把所有诸侯都修理了一遍，公元前412-409年修理秦国夺得洛水以东土地，逼迫秦国开始收农业税以强化国家机器和养兵(前408年“初租禾”)。然后，所有诸侯国不想要灭亡的话，就必须抄袭魏文侯的“富国强兵”策略。最后，各诸侯国养兵越多，相互威胁就是越是严重，陷入高度的“安全内卷困境”。这个经验，与美帝国制造的普遍不安全和安全投入意愿显著上升，有一致性，想想海湾战争之后国内的梦醒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努力以及如今的“入侵乌克兰”。在强化各国安全投入意愿和提升相互威胁方面，美国完全称得上是现代版魏文侯。 同时，美国和北约的集体安全条约体制，其内在肯定有各种不一致毫无疑问，但是，仅仅是集体地分摊安全成本，就会显著改善其投入产出核算结果，使得各国轻于启衅，制造出各类显著降低安全体验的事端，促成普遍的安全投入意愿的上升，助推安全内卷局面的出现。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在战争与安全方面，也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有利态势，故总有很大的冲动，想要以战争谋求越界利益。 美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轰炸利比亚和叙利亚等，都制造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的单边主义之所以屡屡得手，就在于今日世界实力对比的严重失衡，甚至由于媒体传播的垄断，连轻启战端的道义成本，都得到控制和下降。 合纵策略为何总归无效——带头大哥的生成条件问题 在战国晚期，秦国的超强地位及其扩张战略，对所有诸侯国都形成了实质威胁，这个共同处境，导致合纵策略的出台。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带头大哥”——要主动承担高成本以实现道义地位建设(软的一手)、同时还要对小兄弟们的相对高度(硬的一手，威慑)——故合纵总是难于奏效，由此，就转入内部的小算盘——各内部成员基于局部成本收益算计而离心离德，同时，强秦还应之以连横策略，在合纵队伍内部收买走狗，以改变力量对比和降低军争的成本，最后是秦国统一了六国。 如何才会产生一个合格的带头大哥，可以更为高大上地与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稳定论”对照理解。依据他的看法：如果霸权国能够主动承担更多成本，就会促成各跟随国的信任与向心合作努力，缩短合作博弈过程，快速达成收敛与博弈均衡。总之，带头大哥的无私奉献，对于合作博弈收敛为均衡，至为关键。典型的案例有二战之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列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部完成经济复苏，以及在北约内部分摊更多的军费，后来还自带干粮，在亚洲打了两场局部战争以“遏制共产主义”等。 带头大哥的领导权，是拳头大和花钱买两方面带来的，同时也是得到合作收益不断地追认的。当今世界，美国是合格的带头大哥，北约诸国则是得到合作收益激励的积极追随者;反过来，外部合纵力量，则处于带头大哥难产的困境之中。其中不断有人主张，中国作为第一位承受美帝战略压力的国家，要聪明地采取“搭便车”策略——就是说要随时寻找“天塌下来由矮个子去顶”的机会——例如郑永年这个时候依然主张中国坐看美帝和北约放手收拾俄罗斯，以便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回欧洲，这样，中国又可以得到一个搭便车的好机会了。 这一类聪明主张，有效地维持了合纵策略阵营的带头大哥难产态势，有利于美帝与北约对各潜在对手“分而治之”，以合作博弈的成本分摊优势，去碾压一切潜在对手。这个对比，加剧了全球安全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状况及其长期化，美帝有资格更加猖狂地推行单边主义了。 美国和北约的单边主义及其政策含义 美国和北约的主打经营策略，与秦灭六国过程，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拒绝任何性质与程度的连横策略，也不以“天下一家”为努力目标，为此无节制地压迫俄罗斯战略空间，致其奋起反抗。在美国内部各学派的争鸣中间，拒绝接受现实主义流派的重点与非重点分别对待策略——以反华为第一目标而连横俄罗斯，米尔斯海默、基辛格和乔治·坎南都是这个看法。 这个近乎“绝对攘夷”且“夷狄一体化”对待的方式，有点奇特。美国的这个态势，有点像是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在周天子的名义下团结起来赶走夷狄)——在说辞上都有类似之处，美国和北约小伙伴们团结一起，在上帝的名义上消灭异教徒;或者如亨廷顿建议的以“文明冲突”视野，来划分内外，以西方文明的联合去反对非西方——他还主张在这里要还给俄罗斯预留一个连横的机会，以便能够拉拢俄罗斯参与灭华战争。 北约的封闭性和无序扩张，是否还蕴含着经常被人经常提到布热津斯基等人的“消灭垃圾人口计划”，目前还看不出来。总之，美国与北约的无序扩张，有一种保留“夷狄最大化”的趋势，这个与“入关学”的类比，有相似之处。 很可能，目前美国及其战略目标的最后选择，依然还处于模糊时期，而且“哪里天黑哪里歇”——看看外部的反抗力量组成及其策略反击力量状况，然后再逐步推进。这个接近于秦国在灭六国晚期的策略——以蚕食的态势逐步推进整体目标，视六国的有组织反抗状况随时改变策略。 在这个类似的格局之下，还有一些不明确之处，依据萨米尔·阿明的看法，现代世界的核心关系早已经不是东西关系(社资对抗)，而是南北关系(维护富国对穷国经济剩余最大化榨取的有效态势)，而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制造和维持的“五大垄断”(技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对称的军事打击力量、媒体等)成为全球价值规律的运作框架。这个解释框架，是基于地球资源有限，所以需要维持少数人先富先贵地位同时遏制追随者;这个减少地球资源分享者的思路，2011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公开演说中间明确表达过——地球资源无法支持中国巨大人口过上富裕生活。 另外，在现实的产业竞争优势方面，2017年美国科学家联合委员会给奥巴马建议：鉴于美国的半导体优势逼近物理极限，需要以政府的积极作为，以反对潜在的竞争者成长起来。威胁美国的技术垄断地位，虽然中国目前还缺乏真正有潜力的技术创新体系与合作机制，但是，仅仅新产业的规模巨大，就足以蕴含和催生潜在的威胁了，所以，美国需要以行政权力的介入去阻遏潜在竞争者的成长，保护美国的半导体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这在美国的贸易战和打压华为方面，有着充分的体现。 从威胁美国的技术垄断地位而言，这部分美国“国家利益”受损，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区别对待的充分理由，把中国视为第一对手。乔治·坎南认为俄罗斯做为衰败中的大国——在资源竞争和威胁美国技术垄断地位两个方面——美帝的对手都是中国而非俄罗斯，其真实政策内涵，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理解。 如果考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西方资本输出传统优势领域“既得利益结构”的替代和排斥，美帝和西方甚至有新的理由仇视中国了。虽然对于项目所在国来说，中资参与是一个比引入西方资本更“廉价”的选项——造价降低近一半，显然，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供应、设计与施工过程等全产业链诸环节，西方均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现在又叠加了中国内部产能过剩与金融服务伴随，西方国家就此丧失了全部的优势——这个西方以其过剩资本而曾经垄断过的“利益范围”和“可攫取利益”对象。毫不奇怪的是，西方国家的嫉恨发作，会表现出高度一致，近些年来，鲜有中资海外项目不被西方媒体进行脑残式抹黑和造谣的，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嫉妒到极点之后，还找不到反制的可能，由此丧失了回归理智的可能通道。实际上，西方媒体类似报道的歇斯底里程度，与事实和对事实的了解程度无关，首先是与他们的嫉妒与仇恨程度有关。 从这三个方面看，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视衰落中的俄罗斯为“非对手”是有道理的。而中国则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分享机会、威胁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垄断地位，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侵入西方的传统优势领域三个方面，“侵犯”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可以与俄罗斯连横，但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中国完成合纵，美国在华软实力的主导性努力方向，或者在此。 内部政治整合难度与常规战争反抗意志的形成问题 另外，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常规战争被逼出来，可能如同美国战略家所言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同时，俄罗斯能够完成内部政治整合，形成出兵意志，远非易事。毛教员曾经说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依附性与软弱性”命题，萨米尔·阿明也认为，外围国家多为买办资产阶级，很少反帝资产阶级，埃及的萨达特顺利完成对纳赛尔的政变，就是体现了本土买办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回归对西方的依附性发展道路的政治意志。这个状况的普遍存在，显属构成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肯定经过了很多的伟大斗争，才得以克服这个买办化力量的障碍。目前，俄罗斯对乌战事的最大风险，反而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其国内的政治整合方面。 同样亲历了美国的极限施压，中国的反抗乃至反抗姿态就很有限，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种种做法“往往离间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这显然损害了合法性生产机制。这个可能说明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民众的宽容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上层的内部政治整合难度，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这体现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的存在及其作用更大。对此，俄乌事件的宣传战中间，就具有各种顽强的表现。 不惟如此，鉴于美国与北约的高度一致和媒体垄断，美国进行超限战的能力，更强大了，而且更少道义代价。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共同甩锅和抹黑，就是基于媒体优势而推进基因战生物战的“非常规战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美国制造并定点投放新冠病毒)。目前国内的舆论场域，高度体现美国软实力的充分渗透作用，对于美国的非常规战争反击力量，极度不足，这个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方向。 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