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赤脚医生与毛泽东
一、纽约时报：青蒿素的发现，多亏了毛泽东
《纽约时报》报道 原题：勾心斗角，治疟疾药品获奖。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当疟疾在北越军队中肆虐时，毛泽东命令中国科学家采取行动。
自从奎宁在几个世纪前被发现之后，中药青蒿素被广泛推崇为治疗热带疾病疟疾的最伟大进步。
诺贝尔医学奖正在考虑把青蒿素的发现列为候选名单之一。每年，美国纳税人数百万美元的钱都通过这种药物的方式流向非洲。
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其背后真实的历史，这种药物的发现要感谢毛泽东，当越南人在热带丛林中反抗美国人时，他挺身而出采取了行动。而它在中国默默无闻地存在了30年，是因为中国与世隔绝的政策，和西方捐献者、医疗机构和制药公司对它漠不关心的态度。
现在，这段历史浮出了水面。科学界依然像往常一样，多名与此有关的人士拼命争夺这项桂冠。9月份，纷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一名拉斯克奖——又称“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奖者试图在数百位参与研制药物的中国科学家中选取一名。
毛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
60年代，他收到了越南的求救信息：当地的疟疾似乎可以抵抗任何药物的疗效，军队士大批死亡。他于是命令顶级科学家伸出援手。在接下来的14年里，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致力于这项研究。
与此同时，数千名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也感染了疟疾，沃尔特瑞德研究所也开始了新药的探索。最终，他们生产出美尔奎宁，进入市场后改名为甲氟喹。
这种药尽管有强大的效果，但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噩梦和妄想。2003年，几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利比亚宁可感染疟疾也不服用这种药物，因为有传言说，几名2002年从阿富汗回国的特种部队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就是这种药物导致的。
中国的探索之旅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被命名为“523项目”。
研究人士兵分两路。一组人在已知的4万类化学品中筛选；另一组人研究传统的医学文献，派人到农村地区，向当地中医询问治疗发热的秘方。纽约时报：青蒿素的发现，多亏了毛泽东
中国在几十年前发现，晚花期、带有清香味的蒿尾植物中含有青蒿素。
公元前168年的一块墓碑上提到了一种草药——青蒿，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古代文献中都有提到，包括1798年的《季节性发热之书》。农村的中医大夫发现了青蒿，也就是西方所谓的黄花蒿，一种叶子细小、开黄花、带有清香味的蒿尾植物。
在50年代，中国部分农村地区饮用青蒿茶来抵抗疟疾，但是从科学角度进行研究还从未有过。社会上还至少存在9种具有抵抗疟疾效果的传统药物，包括胡椒。
在实验室中，从青蒿里提取出来的物质杀死了白鼠感染的疟疾病毒。研究人员试图找到是哪种化学物质起的作用，哪种植物里含量最多，是否可以跨越血脑屏障对抗脑型疟疾，以及是否可以制成口服、静脉注射和栓剂药物
老旧的设备拖慢了研究的速度，但是到了70年代，一种核心化学物质已经被人们找到。青蒿素具有一种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化学结构，用术语来说，它是具有一个过氧桥的倍半萜烯内酯。在2000名病人身上的试验表明它可以迅速杀死寄生虫。
然而，人体对青蒿素的代谢过快，没有被杀死的寄生虫很快又会繁殖。于是科学家把它与更持久的药物混合，发明出蒿素组合疗法（最新的混合型药物是甲氟喹）。 原523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在2006年主编的一本历史资料中（译者注：书名为《迟到的报告》，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包含了一些引人关注的细节：派别之间的纷争；文化大革命的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它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共病患。
毛在1976年去世，523项目在1981年正式解散，但临床工作仍在继续。
1979年，在香港帮助美军研究甲氟喹的Keith Arnold博士辗转来到中国，希望在那里测试他的药物。他遇到了正在测试青蒿素变异体的李国桥博士，他们决定进行平行对照研究，结果这种神秘的中国药物击败了Arnold博士的药物。
很快，国际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纷纷索取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7年，回应了一份有关南斯拉夫化学家试验苦艾的报道。
1982年，《Lancet》发表了一篇中国研究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获得了一个奖项，但英镑支票在中国无法兑现。
Arnold博士说，很快，沃尔特瑞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就发现波托马克河岸边生长的苦艾可以提取蒿素，但是药物的研究进展极为缓慢。世界卫生组织直到2000年才批准这种药物，2006年才在市场中大量投放。
多种原因造成了这种延迟——中国当时的政治混乱；中国和海外的研究室都在研究派生产品。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专利法，中国也无法获取西方专利，因此没有一家处于垄断位置的大型医药公司可以因此获利。疟疾是穷人的疾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家专门以此为目的的基金会。
没有WHO的批准，救援机构就无法买到药物。Arnold博士说，多年来，他一直帮助中国的研究人员试图获得在泰国和越南进行临床试验的批准，但WHO迟迟没有决定。（作为一家联合国机构，它从不大胆行事，但在90年代那十年里，它的办事效率最低，内讧最激烈。）
当非洲一年死去了100万儿童之后，Arnold博士公开谴责WHO，说它的犹豫不决是“种族屠杀”。
尽管使用甲氟喹的代价昂贵，但美国军方依然不为所动。直到2002年，当无国界组织为青蒿素大声抗议时，一位美国国际发展机构的顾问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依然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在各界抗议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他依然为氯喹和其它古老、廉价的药物辩护。
一家瑞士公司诺华最终打破了僵局。它购买了一个中国的新专利，是蒿甲醚、蒿素的派生物、本芴醇、和一味中药的混合物，并获得了西方专利，起名为Riamet，计划以高价向旅游者和军方出售。2001年，它同意以成本价向WHO出售，药品的名字是Coartem。
2002年国际对抗艾滋、疟疾和结核病基金会的成立，加上布什政府的总统抗疟项目在2005年的启动，让国际机构有足够的钱来采购这些药物。现在，每年有1.5亿剂各类药物发放给贫穷国家。
随着药物的成功，523项目中尚未谢世的科学家和外部人员开始争夺荣誉。1996年，一家香港科学基金会表彰了10位项目领导人。2009年，周义清以Coartem获得了欧洲专利局“年度发明家”大奖。
9月，25万美元的拉斯克奖金被授予进行临床医学研究的屠呦呦博士，她是前北京中药研究所主任。拉斯克评委会称她是“青蒿素的发明人”。
一些中国和西方疟疾学家被激怒了。
著名的牛津疟疾学家Nicholas J. White博士说：“把这项发明归功于某个人是不公平的。”他提到了其他几位做出同样贡献的人士，包括临床研究领头人
Arnold博士同李博士的研究也在拉斯克授奖仪式中得到表彰，他赞同这种说法。香港科技大学的疟疾学家和历史学家Richard K. Haynes说指明一个发明者是“荒唐的”。
拉斯克基金会拒绝给予评论，只是说
在颁奖仪式前的采访中，81岁的
而且，四世纪的一位医学家葛洪流传下来的草稿中提到，浸泡在冷水中的青蒿可以治疗发热。她由此而意识到传统的加热提取方式会破坏其中的活性成分，她于是转而使用乙醚，青蒿因此成为第一种可以100％提取有效杀死老鼠疟疾病菌的植物。
她说，在西方听说这个药物之前，她就是1977年论文的4位匿名撰写人之一，她还在1978年接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523项目奖励。
尽管对历史功绩的筛选是极为复杂的，但诺贝尔评委会无论如何都要做出决定。诺贝尔的规则是每个奖项不超过三名获奖者，而且候选人必须在世——毛铁定没有机会获奖了。（译者 满仓）
二、青蒿素发明的时候，赤脚医生才是大新闻（图）
【破土编者按】从昨天开始，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刷爆了社交网络，随即引发了大家对中医、科研体制、文革、医疗制度、知识产权等热议。这主要是因为青蒿素的发明过程卷入了广泛的政治、科学、社会和文化网络，以至于很多我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都可以被带入其中。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个议题：毛时代首创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523项目”研发抗疟药的过程中，曾经动员分布广大农村的赤脚医生收集了很多民间偏方。这些经验虽然不一定对青蒿素的最终研制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它无疑与之息息相关。在此，破土刊出这篇探讨赤脚医生制度的文章，希望为读者呈现赤脚医生制度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牵连。破土主张多元对话，欢迎不同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赤脚医生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源自于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领袖毛泽东大力弘扬并且通过群众路线而得到全面推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制度实践。
当然，赤脚医生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建国以后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紧密相关的。没有这三大原则，可以说不可能出现赤脚医生的实践。
毛泽东在1956年的文章《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写道：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些，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建国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等的确提高了中国人的健康水平，但是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在农村，状况积重难返，“病夫”依然很多。到了1965年当毛泽东看到，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发雷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于是就有了光辉的“六·二六”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同年，来自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没有多少文化的卫生员）和黄钰祥（毕业于苏州医专，分配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因为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同时也参加农业劳动，而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当地农民见王桂珍既行医，又（光脚）劳动，所以称她为“赤脚医生”。为此他们得到了县、市级的报道，但还只是属于“学雷锋”的范畴。
(几十年来，穿的衣服和用的器物淘汰更新了数代， 但这个就药箱和这个破斗笠却被做过赤脚医生的主人保留下来)
直到1968年，上海市的记者认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所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契合的（“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于是写作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最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来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此的批示是：“‘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农村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县级人民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也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农村医疗“三大支柱”的最后一根即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源自于群众的发明。湖北省乐园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覃祥官所提出的《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具体办法就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1972年，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让全世界得以了解赤脚医生。之后，王桂珍、黄钰祥和覃祥官都先后出席过国际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卫生工作者和媒体对赤脚医生的赞叹。今天，当屠呦呦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和提取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时，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医疗，就变得非常必要。
（一）医疗与革命伦理共同体
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说：“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免要讥为外行话，认为是外行干涉内行。但毛恰恰是有意无意地看到了现代医学科学的本质，那就是，为了成为科学，必须要让医生与病人产生“隔阂”和距离，从而让病人成为有待认识的客体，于是就产生了医生对于病人的权力。这无疑造就了冷冰冰的医患关系。与此相关，毛泽东甚至在1965年8月2日说过“神医”的三个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我们都不会否认，温情、平等的医患关系必然会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作用。
现代西医恰恰是通过冰冷的理性将患者建构为知识的客体。在福柯及其导师康吉莱姆看来，19世纪的欧洲医学因为听诊器和算数技术的使用，病人的生命体慢慢成为一组可以进行客观分析的数据，并以征候（sign）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就确立了医学知识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即便对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候）、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感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口罩和白大褂只是医生权威和权力的体现。
赤脚医生却因为学历低、政治觉悟高、中西医结合等特点，可以很好的与农村病人相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自治体系。赤脚医生并不会高高在上，他们不只看病，还要种地，与当地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的共同体，这种可以形成比较平等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只是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诊断，从而得出科学的征候，相反，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熟人间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杨念群从“空间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当然，因为赤脚医生来自基层，与病人之间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乡等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旧时代的确是一种拟家庭化或者类家庭化的关系，但与其将其称为亲情人情网络，不如称为革命伦理共同体，因为革命的原则是尽量破坏以血缘为依托的宗族伦理，诉诸“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伦理。如以赤脚医生为主题的电影《春苗》的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阳》中就有这样一句歌词：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
当时赤脚医生的来源除了医生世家和下乡知青，还有就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但文化相对较低的贫下中农子女，他们所服务的对象自然也主要是贫下中农。正是基于阶级地位，当年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有这样的评价：“城里有的‘洋’医生高高在上。生活特殊，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而赤脚医生，亦医亦农，跟贫下中农同吃一锅饭，同种一块地，同穿一样衣，社员在哪里劳动，他们就在哪里行医。”所谓“洋”医生有可能是作为专家的西医，也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中医，他们可能因为脱离群众，而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成为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而赤脚医生因为政治挂帅，心怀群众，所以与患者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伦理共同体关系。
（二）赤脚医生与群众动员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也有增无减，体现在历次战争和运动中。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无疑弥补了中国政府在物质资源上的匮乏。成功消灭血吸虫病很好地反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所谓群众动员是真正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确立新的实践和原则。在毛泽东看来，人永远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要素，尤其是在客观条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在文革中，赤脚医生必须彻底革命化，从而最大程度的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的路线就可以通过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而表现出来，而贫下中农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会对赤脚医生进行审视，从而判断他们是否在践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样就形成了赤脚医生真正关心患者、而患者也真心信任医生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专业热情，从而相对忽略物质收益（我们并不否定物资收益依然具有某种吸引力），并积极去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例如，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合作医疗依然坚持了很多年，其原因就在于赤脚医生和农民群众积极发掘和利用中草药。赤脚医生使用“三土”（土医、土药、土方，也有说是土方、土法、土洋结合）上马，“四自”（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创业，使用中草药来为群众治病。他们自己上山采药，房前屋后种药；很多公社和大队开办了土药厂，进行中草药的加工制作；还煮熬大锅药，挑到田间地头给群众服用，以预防疾病。这些离开群众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者逐利的动机，而是来自于对革命精神的内化。如当时的日记就有这样的记录：“想到能给病人减轻一份痛苦，自己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只有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才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叫苦不叫累，甘当群众的老黄牛，我想是我应该做的。”
另一方面，这种被动员起来的精神让赤脚医生们敢于蔑视权威，大胆钻研同时也大胆的实践，将自己作为小白鼠进行试验。很多人都有以身试毒的经历（在《春苗》中，春苗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以身试药可以说是当时大环境的产物。
（三）赤脚医生与无产阶级专政
赤脚医生能够在全国推广，并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直接原因固然得归功于合作化与合作医疗，但归根结底还得归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以及之后的文革，农村的医疗情况会得到好转吗？为什么到了1965年，“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会有更多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自然的”逻辑是：人往高处走。
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低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人的需要。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在承认现状的同时势必会让某些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逐渐脱离群众并走到群众的对立面，而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政治上的专政，同时也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国家权力与掌握文化、经济权力的旧有的和潜在的资产阶级进行进行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更是对无产阶级的民主，而这种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经济，如医疗。在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从大城市的医院、解放军的部队医院派出巡回医疗队，为农民群众送医送药，让农民也有自己的高水平医生。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医疗民主吗？
据1965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城市共有28000多人到农村，很受农民欢迎。同时，为农村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疗卫生人员，也是巡回医疗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文革期间，县里或者市里的医生也要经常到农村，对赤脚医生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项尝试。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既不掌握经济资源、也不掌握文化资源的贫下中农才能诉诸于国家权力，对精英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作为贫下中农的群众只有在这种（无可避免的）斗争过程中才可能慢慢走向成熟，并最终成为国家的主人。
换句话说，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路线决定一切。
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赤脚医生失去了经济基础。1985年，卫生部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术语，赤脚医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从中国现实来看，恢复赤脚医生制度已不大可能。但这并不能否定赤脚医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除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也有很多贫困人口，也面对严峻的医疗卫生问题。他们应该可以从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中得到启发。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赤脚医生制度或可列入其中。
（注：本文的引用材料主要来自于张开宁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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