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韩丁与杜润生的争论
一、激辩“包产到户”：韩丁与杜润生的争论
杜兴 来源：《国家历史》
【破土编者按】继万里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杜润生阖然长逝，当年围绕着“改革”的是是非非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中央1号文件，在全国开始一刀切强制推行包产到户之后，曾撰写《翻身》和《深翻》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威廉·韩丁与杜润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韩丁与杜润生的冲突不是偶然的，早在70年代，韩丁就帮助张庄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搭建组装了自己的农业机械系统，这些农业机械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机械化之后富余出来的300多个多劳力又通过农村集体创办的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了。在韩丁看来，这是一条农村机械化、工业化，农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但是以杜润生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对此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让农民吃饱肚子。
在当时或许很难看出谁是谁非，因为所有人都自称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在包产到户后，张庄的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然后这种小农经济很快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破产，还没享受几天包产到户“红利”的农民们就纷纷沦为了血汗工厂中被欠薪、被跳楼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八十年代杜润生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鼓吹的“包产到户”所带来的“成果”。
2004年张庄大队书记王金退休前，曾去参观过南街村，既羡慕又遗憾地感叹道“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或许这就是当年那场争论的答案。
1981年，对山西长治郊区张庄大队书记王金红来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边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张庄“不一致”的地方是，还在坚持搞集体化，土地没有“承包到户”。
作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张庄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分田到户相比，使土地集中显然更加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围下，分地与不分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仅仅在1980年代，更是从1940年代就左右着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实，分地单干这事儿，王金红并不陌生。1977年开始，动静陆陆续续从外地传过来，“说的最多可能就是安徽小岗村了”，而离张庄最近的例子则是山西闻喜县孙炳新。
1978年春，24岁的闻喜县南郭三队队长孙炳新大胆尝试，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秋收的结果，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次年春天，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全部包产到户。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发话表示赞同。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0月，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然而次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一年一变、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
对于闻喜县的“包产到户”的起起落落，张庄都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但到了这一年年底，张庄也撑不住了。“我们弄这个是最迟最迟的。”王金红说，“全长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响责任制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显然，对于这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村官来说，潮流所致，并非个人能够抗拒。
反复
“分了之后，韩丁来了，他很不高兴。”王金红说，“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润生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自己的特殊性。”
韩丁，美国人，1948年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村土改工作队，并以张庄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翻身》，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张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00斤粮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东北的友谊农场差不多。”王金红回忆说。为此，1979年，张庄被定为山西省农业机械化试点。这对于张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励，“全省就两个”。
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高，按王金红的说法，张庄之所以不愿分地，还在于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队一天只能合几毛钱，我们是一块。另一个是合作化这么多年，分了之后，没有车，也没有农具，就感觉麻烦。”
“79、80那两年，集体一年发26万，每个村民100块钱，当时一辆自行车，也就130来块。建新房，我们补助100块。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钱。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韩丁，还是王金红，都不愿意分地。韩丁是担心分地之后，机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红除了机械化，还担心集体化所带来的实利减少。
韩丁回北京没多久，中央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张庄。张庄的地还是分了，但作为一种妥协，张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时候，每人再收回3分地，总共700亩，还是由原来的机械队搞试验。第二，已经分下去的地，按品种规划，原来种什么，现在这一大片地还种什么，方便使用机械。
分分合合
实际上，关于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庄是晋东南最早进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太行三地委（长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县县区干部到鹿家庄整党。整党结束后，中共潞城县委根据《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首先深入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五区的张庄就是基点村之一。
而韩丁，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的。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韩丁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当时，应在山西长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学的邀请，他到校教授英文。
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请求参加土改工作，学校后来批准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家。王金红当时只有5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他在《翻身》一书回忆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从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张庄后，贫下中农开始分田地。仅1946年一月的四个星期内，就进行过两次大的运动，运动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的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到了1948年，“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
这种均分土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乐观，就连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调离前对农民们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 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张庄农民获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韩丁观察到，“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仅仅在三、四年后，就又开始出现了分化。1950年长治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调查表明，13.7%的农户卖了地，9.6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对张庄附近5个村庄的的调查表明，土改5年以来，有95个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284.11亩耕地，有99户农民买入了耕地。
而这些新出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如何富起来。”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相组”。 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农忙季节把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1万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多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二、简论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私有化改革
作者：韩丁 来自：乌有之乡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道其它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它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韩丁与张庄农民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5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2千5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85年的粮食产量，倒是84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年的收成并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40500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人们开始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三、中国集体村庄的启示——写于杜润生逝世之际
潘毅 来源：破土网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近日，杜润生的去世，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前沿。1980年代以来，“分田入户”的小农经济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到1990年代，已经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又有何经验、教训或反思。潘毅教授带着我们走进周家庄。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成功地将集体合作社存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中国人比较厚道, 在人过世之际, 一般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逝去之际，再望神州：三农问题越演越烈。空心村、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亿七千万农民工，几千万个分离家庭……这是一笔死人账，还是一笔活人簿?还真是不好说。
关于杜润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不能盖棺定论。此刻，人亡，棺盖，我们就大胆来个论定。
“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明显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抛弃。1978年以前，中国的制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期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制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户”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仅仅6年时间，就把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从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杜润生力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小农经济的弊端
然而，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九十年代以来，小农经济不单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亦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亦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这是中国半无产阶级化的前奏。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打工潮”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世界工厂” 的发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隐患。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更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闻的社会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庄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合作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主流的论述对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态度。关于过去的历史，我们有待探索，目前，还留下来的集体村庄，我们出于好奇，终于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来到周家庄集体村庄，土地面积21046亩，人口4495户，13029人。周家庄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由于短暂停留，除了惊讶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就是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印象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年的三月份，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访了2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她们对村庄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直至2012年，我们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庄做田野研究。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六十多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生活在周家庄的许多社员今天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早已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周家庄合作社存续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在走访中，不止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里总劳动力比例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大约是30000元到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呆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八十岁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个看门人，年收入也可到一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中，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如果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呢?请看李长江的《集体经济养懒汉?周家庄劳动管理有办法》。
集体村庄的优势分析
周家庄走的是一条工农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有效地解决了城乡分隔、工农分家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城乡空间永久性的分离。
周家庄的经济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1974年，由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到约全社总收入的25%。1980年代后，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18家，后来虽然集体企业的个数有所减少，但在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这种条件进入到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年农业应提留66.65万元，但由于工业的盈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2009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216万元。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7%和3%，其他，大约86%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除了工业，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的棉花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周家庄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周家庄大田作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早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目前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要高于普通小麦10-20%，周家庄乡之所以能够做到，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实行统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证种子品质。
此外，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占地面积达900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
2009年，周家庄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
与当下招商引资下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推行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
周家庄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缺失的历史条件很多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集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产权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附录： 华夏综合：今天都有谁去悼念了杜润生
来自：华夏网
华夏网编者按：古话说：“不在所与居，而在所与谋也。”信然不虚！看一个政治人物的品质如何，不在于看他跟什么人相处，关键在于探察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决定要事，他所提的政策建议究竟有利于谁。10月9日早上6时20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了，颇承其惠的一批“社会贤达”纷纷到场，为其悼念致哀。放眼灵堂中那群熙熙攘攘的“大人物”，相信不难看出“杜老”这“苦心孤诣”的一生都在为哪个阶层服务。
新京报快讯(记者贾世煜) 10月9日早上6时20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到场的人物有：力促“土地私有化”的著名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原副总理田纪云；妄言“马恩从未说过要消灭私有制”的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胡德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碎步前进’，向资产阶级‘宪政’看齐”的新闻出版署原署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杜导正；当股市遭受资本洗劫的时候，联合谢国忠、许小年对亿万百姓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的财新网总编胡舒立；图谋打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呼吁“农地农宅自由入市”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提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鼓吹让医疗、教育也要继续坚定不移的走产业化道路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等等。
许多已经“身处高位”的政要领导也不绝如缕，纷沓而至，并以杜老弟子、学生自居，表达了对杜老诚挚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陈锡文第一个到场，向杜老遗像鞠躬后，陈锡文留下挽词：“杜老毕生追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更是付出了全部心血。杜老不朽！弟子陈锡文”。
刘鹤则写道：“使中国从贫困走向富强的伟大开拓者。我们永远怀念杜老。学生刘鹤敬上。”
杜老的故交、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也携财新全体员工送上挽联：“改革先驱，杜老千古”。
据杜老的家人及亲友称，杜老一直是一位为农民说话，为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利益奔走呼号的人。一位前来吊唁的人士更在挽词中赞他为“时代的绝唱”！
结语：2015年，杜润生、万里在邓力群之后而去，不知他们见到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会如何继续他们的土地改革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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