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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灌溉革命”与“保水农业”

2022-10-21 23:11|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7627| 评论: 4|原作者: 孟凡贵|来自: 食物天地人公众号

摘要: 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 ...

“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 | 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

  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耕作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学史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都江堰水利工程 | 图片来源:新华网四川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令人惋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的千万亩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

  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立方米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

  1965年红旗渠完工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新中国1949-1979年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体积合多少土石方?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时期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曾做出过“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判断,被广为引用;“保守系数”竟高达12倍!有误导读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并道歉。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

  巨大的工程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灌溉条件下对“保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像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的、科技的、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而代之。同时,农耕的对象是幅员辽阔的地表和体积庞大的土壤地层、水源水体;一旦把现代工业、科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进来,特别是在灌溉革命条件下对环境水源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就不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问题了,甚至会引发环境的变迁;这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灌溉的本质是摄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一个区域(一般按大流域计)的环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储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况下,通常就是除去维持河道生态最小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环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储量或克扣生态需水来维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会因储量耗尽、生态恶化,导致灌溉体系崩溃。假如能够有效地减小单位面积的蒸发耗水,就可能维持较多的灌溉面积。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末,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平均埋深为3.0米,这是最适合农业耕作的优选水位(耕作带1米+毛管带2米+过渡带0米);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亿立方米,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立方米,还有100多亿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史,意外地发现:奇迹诞生于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毛泽东发明成语“精耕细作”——对古典农业“保水耕作”的继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简短的战乱恢复后,新中国开始规划农业的现代化远景。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泽东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

  《纲要》规定:

  第五条: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第十一条: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创用了一个新词——“精耕细作”。遍览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精耕细作”一词;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谨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齐语》使用的是“深耕疾耰”。显然,先贤们都局限于具体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细作”则“高度概括了包括整个中国古典农业体系在内的全部技术原则,其涵盖要深广得多”。从“深耕易耨”到“精耕细作”,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献研究还发现,在1956年的《纲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还是“深耕细作”,但到1957年《(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场合使用“精耕细作”了:“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靠精耕细作……,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透过“深”和“精”一字之差,我们看到了毛主席书房的彻夜灯光。毛主席为此还通篇研读了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技术专著。之后,“精耕细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为成语。

  “精耕细作”虽然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基本原则早已确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备的社会机制保障,再好的原则也很难被普遍遵行。比如锄地就经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无空可以少干”的“闲活”。“有草锄草,无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锯见末”的经济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没有桑拿的痛苦,“锄禾日当午”也没有敲锣打鼓求雨好玩;没几个农民一定要把“齐民要术”进行到底。也难怪,贫下中农没几垄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铜子儿”和窝头雇人从事这种“不紧要”的活计;也就几个中农家的婆姨、半大小子还在“东一犁沟西一垄”地从事着锄地的勾当,幺幺俩俩散落在孤独的田野。这种现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显。王祯笔下的田园牧歌也只是在田亩兼并尚不十分尖锐、乡社功能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明确昭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60年代,著名“庄稼把式”劳动家陈永贵,还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5-40厘米。蓄、保墒兼顾,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作为“大寨经验”被学习推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忙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但中耕机械和翻耕、普播、收获机械相比,有着在“棵间运行”、要求“灵活准确”的特点和难点;在“大跃进”中,中耕机和“水稻插秧机”同成为攻关重点。经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广使用“通用架万能中耕机”——可更换多种工作部件:锄草铲、松土凿、松土轮、培土器、镇压磙、垄作铧、开沟铧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机直接驱动工作部件、类似于“田间机器人”的水稻中耕机已批量生产。

  中耕机锄地 | 图片来源:网络

  2、农业八字宪法——对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发展

  假如说“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继承;那么,“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就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水”,说的是“灌溉”;“管”,就是以“中耕保墒”为核心的田间管理。把“水”和“管”同时纳入“八字”,毛主席再次对灌溉条件下继续坚持“保持耕作”提出明确要求。

  在“八字”里,除了“管”,至少还有“土”、“肥”和“保水”有密切关系。“土”,指的是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土地规划等。土地凹凸、界埂密布不仅无法顺利实施灌溉;而且扩大地表面积,加大水分蒸发。土壤板结,则毛细作用加剧——深层水分很容易通过毛细管“潮”到地表蒸发。

  靠集体制度,农民们铲除了条条人为的“私有界埂”、削去高地、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皆属于集体,农民们才有权力对不同土质的地块进行“客土互换”,黏土掺沙土,沙土掺黏土,配兑出不易开裂、不易板结、不易粘连、不易扬沙,保水条件、耕作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前文指出,毛泽东时代水利投入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是,水利建设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这就决定了农田基本建设所动用的工程量更加巨大。《河南省志》(1994)载:

  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

  25.79亿立方米,大约就是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当代湖南简史》(1997)则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文字描述:“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

  “肥”,我们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有机肥”的“保水”性能。有机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质”,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越高,水分就越不易蒸发。腐殖质的主要成分是“腐殖酸”。腐殖酸有什么作用?现代最常用的农业抗旱剂——“旱地龙”的学名就叫“黄腐酸”。黄腐酸能和水结合为分子量极大的“凝胶”,就如同“果冻”、“凉粉”一样。凉粉中的水,“炒”都“炒”不出来,但埋到花盆里,却可以缓慢释放,为植物吸收。在“婴儿一次性尿片”和“妇女卫生巾”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比白糖细小的颗粒,这些颗粒通常是学名为“聚丙烯酰胺”的“高分子吸水树脂”;这玩意在以色列、日本等国经常被用来改良土壤或沙漠。腐殖酸的水合性能就和“高分子吸水树脂”类似。除了能够胶合水分,腐殖质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克服板结,减缓土壤的毛细作用。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在积极主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按语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

  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成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互相依赖的道理。……

  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

  这里,毛主席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的基本框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安徽等地视察农村沼气时号召:“沼气又能点灯,又能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要好好推广”。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产品。一场学习大寨、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大寨改出的“海面壤”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足见腐殖质含量之高。

  “农业八字宪法”是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标志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八字宪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在“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城乡相互促进,农、林、牧、渔循环发展,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友好的系统工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泽东”的传说,说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宪法”里少了一个“时”;还说袁院士为此受到了“毛粉丝”们的“无理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毛泽东不知道“时节”、“时令”,一个出身农家、通篇研读了《土壤学与农作学原理》、发明了“精耕细作”成语、起草了农业发展大纲的人怎么可能不考虑“时”呢?不信自己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有“不违农时,及时播种”的条文(第十一条)。但是,谁一定要把“时”写进“八字宪法”,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可真是相当的“白脖子”(方言:外行)。

  “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前四个字说的是农业劳动的对象、也是作物生长的基本要素,后四个字说的是人类劳动。要把“时”写进去的无非是想说“时”也是“基本要素”。可是,在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中,偏偏“时”已经失去了作为“基本要素”的资格。随手翻一下中学教材或普及型的植物辞书,无论是“五要素”还是“七要素”都不包括“时”。“五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七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土、种”;就是没有被念念不望的“时”。

  这是为什么呢?现代科学认为:“时令”或“时节”已只是现象而非本质。“时”的本质对于“天文学”是天体运动的周期,对于“历法学”是赤道、黄道;……对于“农业学”则是光照强度、时间、长短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恐怕只有在“阴阳学”那里,“时”还是神秘的“阳气上升”、不可解析的“基本要素”;——或曰“时去金变土,运来土成金”。只要光照、温度、湿度符合要求,什么“时不时”的我都可以种西瓜。作为农学家,袁院士不至于“白脖子”到连这都不知道吧!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八字宪法”在最初确实少了一些“还不具有农业生产普遍实践意义”的因素。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看来,不是神的毛泽东还是很能接受“人间烟火”的。与其不懂装懂、强人所难、假托院士还“穿帮”,还不如多了解一些科学发展的进程。

  3、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辉典范

  作为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质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节沟”)、“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绵田”等。后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没人敢提出“质疑”;但对于“梯田”,长时间以来主流都宣传说是“水土流失”。

  客观地考查,“梯田”并不就是大寨的发明,在中国汉文化区,“梯田”之名出现于宋代。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也都在为“申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梯田一个个景色绮丽。怎么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联系上了?现在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也都成了旅游景点,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寨梯田 | 图片来源:for travel

  梯田到底是“水土流失”还是“水土保持”?科学的监测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环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远大于林地、草地!如果科学使用,其“调”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拟的“潜力”。图表01是“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点的观测资料。

  图表01-梯田、林地和草地的拦蓄能力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图表01反映,对于一般的降水(频率≥50%),森林的拦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拦蓄洪水时,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10%),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5%),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图表01还反映,在土质较好的延安大砭沟,森林与梯田之间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但在土层瘠薄的离石王家沟,森林与梯田的差距越发被拉大。这就说明起到拦蓄作用的主要是土壤。而“水平梯田”就是通过以“梯度”取代“坡度”、以加厚土壤层提高吸附能力的方式来克服重力下滑、稳定水体的。我们日常上楼梯也都是采用“梯度”克服重力,只有在坡度不大时,才会把坡面“打毛”,象森林一样靠“摩擦”来克服重力。

  我们在否定“大水荒”成因的“森林论”时,曾援引监测资料:北方乔木林地拦蓄的水分还不够自身消耗,从“调”水功能看,它的“可调量”是“零”。那么梯田呢?梯田的“蓄”水能力虽然大于林地,但梯田在耕种情况下腾发量并不比林地小,同样无“可调量”。但是,农作物生长周期短,梯田因此获得良好的“机动性”。所谓“机动性”是说:在梯田建成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休耕、轮耕。在粮食充足,水源紧缺的情况下,可将梯田放荒。这时,梯田的“蓄”水能力仍然不变,但腾发量却减小为“荒坡裸地”,荒坡裸地的年腾发量仅为降水的48%。这样,放荒的梯田既有大于森林的蓄水能力,又有一半以上的降水成为“可调量”——或缓慢释放为径流,或下渗为土壤水、地下水,形成水源。在水源充足或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梯田可随时复耕播种。通过对比,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击洪涝、粮食安全方面的优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具有的。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由“中耕保水”的自然农业演进为“开源保源”的“灌溉保水农业”。一条清晰可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在中国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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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云淡 2022-10-22 21:39
参考文摘
于泽远:二十大报告的新与旧    2022-10-16    联合早报
报告在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上延续了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理论发展逻辑,并没有外界此前担心的“逆转”。
报告还宣布,中共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中共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 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21016-132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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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国内国际资产阶级长期打交道时,首先要有清晰的、言行一致的(而不是模糊的、言行不一的)自我身份认定,即: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阶级关系调度还是站在党内资产阶级立场上进行阶级关系调度。
要做到“自我革命”,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就要:
脚踏实地地实行纠正:
〖1978年-1982年(万里)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私有化〗的颠覆性的错误决策。 ...
引用 云淡 2022-10-22 21:22
参考文摘
丑牛:小岗村搞“大包干”一冒头,就受到党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王任重等人的批评,引起了京官们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之间的一场冲突。京官们说:“搞大包干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万里说:“你们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他五次到小岗鼓动群众:“你们干了二千多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我也正想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一锤定音:“不换思想就换人!”万里取代了王任重。一连三年,中央发了三份“一号文件”,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小岗村的大包干。——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0/10/425327.html
引用 红色记忆 2022-10-22 18:13
那位文革前的北京市副市长、改开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什么里,有文字记载,他是反对学大寨比较早的一位。
引用 乌云遮不住太阳 2022-10-22 09:18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一条清晰可鉴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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