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 中国国企没有任何理由私有化

             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大卫·科兹,[1]

在1989一1991三年中，苏联四分五裂，社会主义体制被试图用资本主义体制所代替。苏联解体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教训?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在西方流行的有五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生机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惟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选择。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在苏联的最后年中，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左右，只是在1991年才陷于崩溃的，而经济的崩溃只是在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崩溃之后才发生的。第二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机制所造成的民众选择的结果。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并且在改革之后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包括选举新的领导人的权利，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苏联人仍然支持社会主义体制，反对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第三种，认为西方的外来压力造成了苏联的崩溃。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确立了颠覆苏联的目标，但是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怎么反而能让它解体呢?这种观点也让人难以信服。第四种，认为军事负担过于沉重，美国在军事上的强大造成苏联的解体。

据美国的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的绝对数虽然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50年代相比水平相当。而1950年苏联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在二战后的短短五年之间就使经济水平恢复并超越了战前。

因此，来自西方的因素不应该是促使苏联经济停滞的原因。第五种，认为苏联的民族主义运动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改革，各个民族获得了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而这最终归宿必然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只是发生在很小一部分和很少的共和国中间(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等)，而大多数共和国则希望保留在苏联体制内。1991年春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的占75%，而在中亚更是超过了90%。可见，这种观点也没有说服力。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政治经济部门要职的苏联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放弃社会主义，从支持社会主义转而支持资本主义。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

苏联在建设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28年直到1975年，经济一直增长很快，GNP超过美国，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对人民没有剥削、没有失业、没有经济危机，还避免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

然而，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伴随着很多问题:

第一，政治与经济机构都是中央集权化的，等级森严，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处在中心的少数高级官员做出的，而其他的人只是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命令。第二，苏联体制没有在工人内部建立良好的关系，苏联很多企业的运作模式与资本主义企业有些相似，即企业的负责人

基本上完全掌控着企业，工人的任务就是遵守命令。随着工人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个体制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工人们不满这种完全遵从命令的体制。第三，苏联从来没有真正建立人民领导制。在大革命(即十月革命)期间，成功有赖于工人、农民、士兵等在内的人民的支持，在那个时期他们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而革命结束后，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主要集中于一小撮精英手中，结果之一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降低，1975年第一次落后于美国，虽然没有陷于停滞。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时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了苏联的“重建计划”。

改革(重建计划)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第一，开放性。苏联媒体、老百姓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成立组织来进行活动。第二，经济改革。苏联的领导层对经济改革的前景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是试验性的。首先，增加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并使工人参与进来。1988年，工人有权力来选举企业的领导人了。其次，引进市场经济成分。国有企业可以与中央计划体制之外的企业进行交换。再次是允许工人的集体企业形式发展，工人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这意味着苏联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经济活动完全由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着。虽然改革之后，1985-1990年，苏联经济还在增长，但经济陷人了混乱之中，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第三，政治民主化。直到1988年，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举措开始实施，实质性的变化是到1989年开始的。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被议会制所代替。苏联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当选了，而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反而落选了。仅在l一2年内，苏联政治体制就发生了转型。

这样，三大改革引起了强烈争论，苏联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出现了三大派别的斗争:一是坚持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二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以1991年8月政变为主的保守派，三是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最初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并不是公开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称为“常态文明”，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正常的文明现象。到1990-1991年，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非常公开，三派力量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苏联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主要来自以下几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在苏联境内的灰色经济，包括非法经济、贸易进出口、洗钱等等，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批人变得非常富裕，支持资本主义，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内，不允许他们非法贸易。第二种力量是半资本主义性质的集团。一些人打着集体的旗号，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包括金融、银行、进出口贸易等很多行业

应当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出现了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但是在当时，他们经济上仍不是非常富有，政治上也不是非常强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来自于苏联的领导层。

第三种力量是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向往非常强烈，“重建计划”改革允许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台具有独立性。结果原来的编辑、经理、摄像、记者等人实际掌握了媒体，这些媒体后来都采取了倾向于资本主义的立场。第四种力量是经济学家。很多原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1987一1990年间，观点变成了完全的反面。叶戈尔·盖达尔就是其中一位。80年代中，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1987一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及之后在《真理报》任职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开始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和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并终于在自由市场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盖达尔也成了推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大力推动者。

第五种力量是决定性力量，来自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被科兹称为“党一国精英”。1991年，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进行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的调查，发现有12%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10%支持旧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77%完全支持资本主义体制。这些人主要来自苏联中共中央，包括一些军事高级领导。但是，当时的调查结果与普通民众的调查结果完全相反，只有巧一17%支持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公民当中大部分支持社会主义体制。

这样，三大派别都试图控制苏联媒体，而这时，叶利已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6月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通过《主权宣言》，7月退出苏联共产党，然而此时，资本主义在俄罗斯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在整个联盟议会中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势。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同年8月挫败了以苏联副总统为首的政变。在击败保守派之后，叶利钦认为抛开戈尔巴乔夫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叶利钦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法令。

1991年12月，叶利钦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解体。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党一国精英)会转而支持资本主义?在80年代时，这些领导人对物质利益很感兴趣，当戈尔巴乔夫开展了经济政治改革并允许公开争论后，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并会受到限制;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如果转为资本主义，他们就会获得无比的优势，成为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他们可能是物质上的一个团体，但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剥削团体，他们不能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希望自己成为剥削者。这正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苏联的老百姓无视危机、无力阻止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因为苏联老百姓处于民主政治体制之外，虽然从经济体制中获得了很多利益，而一旦涉及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时，人民则毫无经验。苏联解体是由苏联领导层自身造成的。这也就是苏联解体的过程为何如此迅速，而进程又如此平稳的原因。

从苏联解体可吸取如下教训:在苏联，权力掌握在一部分精英阶层手中，而人民并没有真正的主权。领导层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他们也是这一过程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最主要的教训是工人阶级应该享受真正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不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并应该有相应的体制作保证，也就是说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

科兹教授在他的书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三个主要教训:“第一，一个必须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民主的政体、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第二，集权化和等级制必须由可供选择的体制所替代;第三，社会主义必须拥有预防特权和统治精英滋生的体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

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刘海霞整理)

            中国国企没有任何理由私有化

                                                                                      大卫•科茨

    社会聚焦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68-0-1.html （  2012年月8日）

新自由主义导致美欧陷入危机

《国企》：您长期研究新自由主义，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和美欧危机的关系?

大卫•科茨：客观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确实能带来一定时期的利润率恢复和经济增长。不过，持续的时间有限，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工人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怎么能带来经济增长呢?毕竟厂家要把东西卖出去。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带来经济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民众借贷，使支出远远超过收入。这就是以按揭为基础的证券产生的原因。这也使得那些被解除管制的银行能够贷款给那些没有多少收入的人，从而产生了次贷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只有普通民众借来更多钱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使得普通家庭债务越来越多。1980年到2007年，美国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翻了一番。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发展起来。只有房价上涨，银行才能确保整个过程不出大的问题。

2006年至2007年，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危机开始出现了。突然之间，很多报纸的头条开始刊登银行破产、次贷借债者无法还钱的消息。但这不是导致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全部原因。由于泡沫破裂、房价下跌，许多家庭开始主动或被动消减支出，实体经济陷入大衰退。

这是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大衰退的双重危机。实际情况比这更严重。这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也意味着1980?2007年这个时期，由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一定程度的利润增长，因大危机的出现而正式宣告结束。

《国企》：您如何评价欧债危机?

大卫•科茨：关于欧债危机，官方版本描述的是，在过去很多年，许多国家给民众提供了过度的福利待遇，造成了政府收支的失衡。解决办法就是消减普通民众福利开支。但这种描述不符合事实。

正如在爱尔兰、英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出现的情况，消减政府开支、减少工人工资的出发点在于减少债务占GDP的比重。但由于消费不振，GDP减少了，债务负担反而更重了。

短期而言，欧洲应该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可能消减债务负担。长期而言，欧元区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增加竞争力、扩大出口。由于这些国家无法使欧元贬值，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是资本主义的噩梦

《国企》：传统意义上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纷纷遭遇危机，说明了什么问题?

大卫•科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过一段时期，爆发一场严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如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遭遇严重信用危机，不信任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论点随处可闻。欧美等国政府现在还在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已丧失信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甚至愤怒。我们看到有许多抗议活动。在过去30多年，普通民众经常被告知要靠自己承担后果、接受市场规则，而导致危机的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却用纳税人的钱救助。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体现了政府的伪善。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这么久，美国仅取得微弱增长，欧洲经历二次衰退。目前来看，发达国家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新的资本主义模式使之可以快速发展。

中国需要缩小贫富差距

《国企》：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能够避免这场危机?

大卫•科茨：我基本同意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在中国走出危机中发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新自由主义不同，中国推行的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发挥很大作用。正是因为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避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不过，由于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受到影响也不可避免。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开始冲击中国，中国出口下滑、经济增速下降。中国迅速行动，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欧美的措施，刺激计划规模足够大，并且允许大的国有银行为之融资，中国经济也实现了从下滑到快速增长，恢复到10%以上。

在美国，由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士还掌握权力，发力程度只达到了当时经济恢复增长所需刺激的三分之一。结果是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方案防止了美国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却无力使美国迅速走出衰退。

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仍存在一些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前，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已经为40%以上，为了应对危机这一比重已经超过50%。这个比例太高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涉及中国长期的结构问题。

在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这确实太低了。如果一个国家持续长期快速增长，并且增长依赖国内市场的话，这一比重应该超过50%。在中国实现可持续稳定增长，要让中低收入阶层获得更高收入。这涉及再分配问题。要让收入从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不过这将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中国正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情况，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在市场这方面可能走的多了一点，存在贫富差距过大、家庭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为了长期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计划。

《国企》：据报道，美国一些银行已开始国有化，中国一直在推行“两个毫不动摇”，国有经济及私有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否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大卫•科茨：首先，我要澄清一个误会。在美国并不是一些银行开始国有化趋势，美国国有化的只有一个大保险公司和通用汽车。此外，只是给银行很多钱让他们渡过难关。在美国，银行势力强大，抵制政府对他们加强监管。

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有大的国有部门会更好。比如，银行、电力、交通部门在过去二三十年均被私有化，服务差了很多，影响了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举措，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和有利。

我也非常同意政府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我看来，我没有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中等规模私有企业的理由。可能在有些产业，比如饭店业，可能私企比国企更有效率。长期而言，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过程中，大中型企业最终要变成国有企业。

银行私有化将“锁定”中国

《国企》：请评判一下中国经济需要当心哪些陷阱。

大卫•科茨：确实，在我看来，中国面临一些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现在有人在鼓吹国有银行私有化。其行为逻辑基于利润最大化。如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是个巨大错误，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只会把信用引向当前最赚钱的地方。这将把中国锁定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和阶段。

对中国银行系统而言，要不仅贷款给当前赚钱的企业，而且也要给带来中国未来发展进步的企业和产业。在这一点上，能够处理的最有效率的是国有银行系统。国有银行系统，不仅基于短期盈利指标，而且基于推动国家社会长期发展进步的指标。

私有银行系统一个问题是短期利润最大化，偏好投机性行为而不是生产性企业。这往往导致金融恐慌，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

第二个陷阱是让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政府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对中国来说，如果允许金融资本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将会造成失控。为此，中国要严加控制，防止热钱流入，控制短期资本进与出。

必须指出的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行自由贸易。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话，现在仍将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新自由主义对国企的攻击纯属偏见

《国企》：中国的国有经济一直遭受各种攻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大卫•科茨：在我看来，这些攻击和标签都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

上世纪50年代，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大量的国有经济部门。在那个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电力等国企与私企的效率做过大量对比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企要么和私企一样有效率，要么效率更高。在美国，国有发电企业其发电成本比私企还低。这是历史事实。对于理论上的攻击，我将逐条批驳。

所谓国企产权不清晰不是问题。国企是人民通过政府管理企业，这和大的股份公司，股民通过经理层管理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在当代世界，很大部分大公司的产权都有类似问题，并不像攻击者所说那样清晰。公司不是个人的，是大量股东拥有的，同样依赖经理人。

关于委托-代理问题，在私企一点也不比国企好。委托者、代理人利益不同，这在所有大型企业中都存在。在美国私企，委托-代理问题很严重。大公司高管为自己发很高的工资或薪水，股东们不满意却拿他们没办法。在大的金融机构，中层人员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参与很多对公司有害的交易，最终让公司陷入破产境地。这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

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出路不是私有化。私有化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更好出路在于相应改革。主管官员关注公众呼声，对国企高管更多监督与管理，使他们在合理成本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如果高管不能很好地执行，就替换掉他们。

认为国企缺乏竞争力的论点反映了某些人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物质利益要求，没有反映现实情况。这些人试图把国企转化为自己的企业。

有些情况下，没有办法竞争。现在在西方国家有一些国企声誉很好，如加拿大的铁路系统，很有效率，服务比较好，价格也比较低。苏联最有效率的也是铁路系统。对于自然垄断的行业，没有竞争也许更有利。两个城市之间，有几家铁路公司铺设了十条铁路竞争，对此谁也不愿意看到。

在有些情况下，就是需要政府提供补贴，比如在正外部性较强的公共交通行业。举例来说，城市之间的交通应该乘坐火车，而不是每个人都开车。这样对环境更好。所以说，铁路运输成本并不全部由乘客承担。政府就应该补贴铁路，让更多人以低价乘坐公共交通。比如法国的铁路系统和北京的地铁系统对公共利益就有好处。在其他一些行业，需要竞争，军工、电力领域可以有几家国企共同存在，相互竞争。政府可以要求这些企业达到行业最好企业的效率。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国有企业的说法在变，结论不变。换句话说，无论前提是什么都要私有化这个结论。上世纪90年代，国企亏损，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国企应该私有化。最近这些年，国企利润太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结论还是国企应该私有化。

国企都私有化了，怎么样走向共产主义?

《国企》：私有化是否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灵丹妙药?是否一开始私有化，无论是企业还是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效率、竞争力及管理水平就上一个新台阶?

    大卫•科茨：对此，我完全不同意灵丹妙药和上新台阶的说法。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拥有大的国企部门与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是一致的和协调的。事实上，从各国来看，国企能够很好地促进技术进步，为工人提供更好工资，并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而私企倾向于提供比较低的工资。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理由搞私有化。国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国企都私有化了，很难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走向共产主义。很难想象中国国企都私有化了，怎么样走向共产主义。

    鼓吹国企私有化的人试图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私有化的人，如果是诚实的人，应该告诉我们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不敢直接地把中国变成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于是，他们编造各种借口攻击国企。与之相比，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更加诚实，目的也更明确：减少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