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二群为什么从普通农民变为银行劫匪？ 郝贵生 上月21日，郑州“1999.12.5”特大持枪抢劫银行案告破，主犯石二群等五人全部落网。《新京报》11月9日刊载记者张维写的报道《石二群的多面人生》，较为详细介绍了石二群如何从一个普通包工头到银行抢劫，再到房地产大亨的过程。文中开始写道：“电影剧本中的情节成为现实版，十六年间，石二群走出了一条由抢劫、发迹、赎罪等关键词组成的多层面的人生路线。”石二群抢劫银行固然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其最终也将遭到法律的严惩。笔者作为一名研究社会问题的普通学者，不是如法律工作者那样去研究其抢劫银行行为本身的罪恶和量刑大小，而是要研究石二群为什么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头发展到抢劫犯，其社会根源是什么？这种人生轨迹有否普遍性？究竟如何防止类似现象发生？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都是一般。石二群的个别中也包含着一般。笔者正是依据唯物史观理论和该报道中的个别，联系中国社会其它类似现象，揭示“石二群”现象的深层次社会根源，认识中国当今国情的具体特点，反思几十年来中国改革路线的成功与失败。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就是“环境决定论”思想，即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改变了的人是改变了的环境的产物。马克思从实践观出发批判了这种观点，强调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但并没有否定社会环境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石二群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到银行劫匪，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否认一定的社会环境对其转变所起的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该报道指出，石二群是从一个普通包工头发展到劫匪的。其实完整说应该是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到打工者再到劫匪的过程。而石二群从普通农民到打工者是中国当今大多数农民走过的人生轨迹。而之所以农民走这条轨迹，根源就是小岗村的私有化改革，使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农民完全依靠个人承包的土地根本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迫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和沿海地区为国有企业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私有企业打工。所谓“农民工”实际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无产者”。他们在城市从事各种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而收入则是最低，且没有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各种社会组织。正因为他们与企业主的关系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与国有企业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其收入只是其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必要价值，其剩余价值已经被雇主所侵占，那么即使最低收入也都得不到保证。从“农民工”这种中国特色的生产关系开始，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比比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石二群最初的社会角色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民工，都是依靠自身劳动生存发展的普通劳动者。他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也经历了上述受剥削、受压迫的这种场景。如文中写道：“1984年，头脑活泛的石二群在郑州当起了包工头。召了不少小时候的玩伴一起打工。‘本以为能赚钱，谁知道经常要不来工钱。’跟着石二群去打了两年工，李付强决定不去了。他说，经常看到石二群整夜整夜地坐在人家门口要钱，但对方理也不理。10月28日，被羁押在看守所的石二群回忆起当年的境况，也感慨连连。按石二群的讲述，一年春节前，他跑到一个开发商家里要欠的70多万工程款。去之前，他专门花了5600块钱买了两箱茅台酒，两条烟。好说歹说，对方只愿意给5000元。他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多给一点？’对方只回了一个字：‘滚！’还有一次，他要账只要回来一个大哥大手机。一年开学，大女儿要交500块钱学费，石二群实在拿不出，跑去找孩子舅舅。舅舅说：‘在郑州混了那么多年，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不仅石二群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大多数农民工几乎都有这种经历和感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企业拖欠农民工工钱现象不仅没有停止，且愈演愈烈，为此导致人命案的现象屡屡发生，媒体几乎年年都有报道。去年底发生在太原的周秀云案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这种现象，难道不是资方对农民工的残酷的盘剥和压迫吗？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法律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且这些年“依法治国”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不仅不去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甚至站在农民工的对立面资方立场上，合伙压制、打击、镇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和反抗斗争，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主流媒体都对农民工维权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屁股彻底站在资方和官方立场上。是非极其鲜明的周秀云案件法律审判已半年有余，至今不予宣判。法律究竟是保护劳动者还是剥削者，其立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有关社会团体关心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农民工也要生存，迫使个别农民工铤而走险。报道接着写道：“石二群说，多次的碰壁，使他萌生买把枪吓唬吓唬开发商的想法，‘好好要账’。1996年底，石二群跑到许昌买枪。却被人敲诈20万，对方称如果不给钱，就把他送到监狱去。为了付清这笔钱，石二群卖了老婆的首饰、项链，勉强凑了一两万，又借了亲戚朋友的18万。‘300块钱买的一辆自行车，最后也只卖了100块。’‘没有生存空间了’。石二群说，他于是有了抢劫的念头。”注意这句话“没有生存空间了”，因此，石二群抢劫银行难道不是无可奈何被社会环境所逼的结果吗？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城市偷盗现象愈发严重，且大多发生在年末。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一年赚不到钱，无法回家过年，于是产生偷盗现象。同时又使我想起2013年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发的一贵州在浙江的年轻打工者也是到银行抢劫但未得逞的行为，其原因不是老板欠钱，而是因为其儿子被樱桃核呛入气管脑瘫，无钱救治，而社会无人关心、帮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瞬间产生抢劫银行的邪念且付诸行动，最终入狱。如果其能够其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工作，且能够得到所在社会组织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他能走上这条道路吗？这些都是个别的偶然事件，但这些个别、偶然现象中有否一般、必然的本质呢？ 恩格斯1942年到1844年用21个月时间对英国著名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运用大事实说明当时的英国社会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压迫剥削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场“社会战争”。他在其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讲到：“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恩格斯特别说，整个社会“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也是“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是否也是“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在无生存空间时是否也被迫“去做贼”呢？中国当今社会的某些情景与恩格斯对英国当时状况的描绘为什么如此相似呢？因此笔者认为，农村私有化改革使农民沦为城市资本集团中的“无产者”是石二群沦为银行劫匪的根本的社会原因。不仅王二群的犯罪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偷盗、卖淫、杀人等等都与农村私有化和农民离乡背井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而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周家庄等农村的农民没有一个外出打工者，且把周围许多农民都吸收到集体企业中来。这样的农民不可能堕落为偷盗抢劫者。因此根除王二群犯罪现象，必须根除产生王二群犯罪现象的社会根源，单纯强化对其犯罪行为的严惩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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