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宗旨确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改革，都要为着更加有利、更加接近实现共产主义而决策。 实践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对比，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于1979年底试行公有制转为私有制的改革，虽然激发民众创业思维和推动民营企业兴起，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改善，但是也诱发各种严重党内腐败与社会乱象，贫富两极分化日趋拉大，各级政府维稳工作相当艰难，这反映出私有制改革存在很大问题。河塘里一条鱼死亡是自身病因，无数条鱼死亡那是水质原因。党内出现一大批贪官污吏，无疑是体制改革使社会的“水质”变异了，亟待正本清源。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可见任何阶级斗争都在私有制框架里争权夺利所引发。私有制经过了奴隶时代以来数千年历史，相当成熟根深，公有制却只有一百几年过程，显得幼嫩根浅。这是当今许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轻意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盟国”逐一围猎摧毁的内在根源。 私有制是万恶之根。基督教早就想抵御私有制，曾在《圣经》中提出教意，社会财富每隔50年要再作分配。国际共产党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我们要认清，在私有制国家里，众多官员都是资本家，他们不会去贪图钱财却要争夺权位，于是形成多党宪政的竞选制。可是，在一党执政的国家不可搞私有制，否则非资本家官员们，很容易以权谋私腐败而背离人民。由于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萎缩，迄今国际间的较量争雄，不是国家公有与私有的体制争势，而是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地位争夺。因此，我们党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大政党，应该思考担当起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人类历史重任，这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的威信地位，我们的领袖也会成为国际政坛界的一位超级领袖人物。 自习总书记主政以来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过去国家体制改革的失策性和偏错性，在新时期注重探索与践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股份经济混合制新型体制改革，主张“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原则，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按照股份比例共同发展经济。这项股份经济同计划经济及市场经济相比，确实显示了第三种“特色”的新体制。但是，这种公私融合一体的机制还得慎重推敲，由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两种对立体制，如同油和水很难混合，公私融合久了会产生利益矛盾终将分道扬镳，况且混合制将会成为民企法人拉拢国企官员滋生腐败的新土壤。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新时期改革的新举措。 深层地剖析发现，社会私有制要淘汰，家庭私有性要宽容。由于社会私有制是产业者(老板)雇工压榨占有生产资料;而家庭私有性是谋业者(个体)勤劳经营获利改善生活。从表面上看，社会私有制与家庭私有性都为私有化，却两者的内在本质完全不同。我国过去改革的失误，在于把家庭私有性勤劳谋业，无限扩大为社会私有制掠劳产业，没有掌握好体制改革的尺度，背离了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初心。但是，为了妥善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公心者与私心者两类人群的不同观念问题，不妨建立“实行国家公有制前提下适度开放家庭私有性”的优化改革机制，以此杜绝社会私有制的扩大，开拓一条国家与家庭大公小私的协调经济“双轨制”发展道路，从而正确处理好国与家、公与私之间各种社会管理矛盾及民众思想矛盾，促使国家富强和家庭富裕公私两头皆顾，有利于民族团结而稳定社会。 党在二十大会议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的农业大国，很难转型为工业大国，务必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不可“弃农兴工”实施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否则将面临“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极大危机。 人类以集聚方式生活，理当树立“抱团创业，共享利益”的集体观念。可是，全国各农村地理环境、自然资源、风俗文化等优势不同，一刀切地搞集体化生产有所不妥，需要因地制宜、各人擅长去“视情选择”集体群干与个体单干。当然，集体力量总比个体大，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视角讲，要尽可能走集体化道路。 人生价值体现在追求民族理想和奉献社会爱心。值得提倡共产党员的民营企业法人，自愿把产业转型为城乡公有化与集体化，重新兴起乡镇企业和集体农业，营建更多南街村式的“共富村”，能让广大青壮年农民留在家乡安居乐业，不再背井离乡四处流动务工。观察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存在务工流动人口大潮，唯独中国。这不仅会带来人群流动的巨大总量时间和精力浪费，难以更好地投入社会生产，而且将迫使国家大搞高楼住宅、高速公路等社会工程建设，过度地损毁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有消除务工流动人口，才能使国家对社会工程与民生福利进行统筹合理投资。 社会阶级矛盾与生产资料分配紧密相关，生产资料趋向国家公有制或社会私有制，事关着民族稳定发展与民众安宁生活。我们要认识到，建国时人民生活贫穷，不是实行公有制错误，限于科学技术还很落后;改革后人民生活改善，不是推行私有制正确，在于科学技术得到进步。随着迄今智能化与机器人尖端科技逐渐替换自然人生产，实现“少量劳动，大享福利”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最美社会，已经不是遥远渺茫的美好梦想。关键是智能科技要运用于国家公有制生产，能够福祉广大人民;若掌控于社会私有制产业，那将造成大批失业贫民。社会发展取决于科技发达，财富分配取决于国家体制。我们要确认这样的社会公式：智能科技+公有体制=全民共富，智能科技+私有体制=贫富分化。 人民对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仅在于享有社会红利，而且更在于享有民生福利。这跟国家体制的改革有关，私有制将红利少又福利缺，公有制能红利有且福利好。讲福利比讲红利更重要。百姓都盼望国家优化改革，真正能够给予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体验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向往着未来共产主义供给制的美好性。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