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先说一件我党历史上争议非常大的事。 1940年3月，周恩来刚从莫斯科治伤回来，难掩兴奋地向中央领导传达了共产国际二把手曼努伊尔斯基说的一段话。 他说，你们中国党内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理论家，那就是张闻天同志。 曼努伊尔斯基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的话显然能代表苏联对我党的肯定态度。所以，在场的中央领导都很高兴，纷纷看向张闻天，表示对他的祝贺。 就在此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快活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因为说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教员。 突然遭到批评，张闻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对教员的这句话，他一直想不通，认为“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 不仅当事人想不通，不少人也对这件事有非议，有人把它当成教员的“黑历史”，甚至有人认为教员是因为嫉妒，很没有风度地出言打压。 实际上，只有对教员的革命经历有深入的了解，知道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才能理解那番话所包含的深意。 这一点，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1 1929年4月，红四军军部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年轻人。 他叫刘安恭，那年才30岁，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毕业回国，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到四军指导工作。 红军缺少军事人才，特别是急需经过正规训练的干部，而像刘安恭那样受过苏联先进军事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对刘安恭的到来，教员、朱德等领导人都非常欢迎。教员更是提出建议，恢复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 可当刘安恭开始工作后，很快就让教员后悔得直拍大腿：坏了！ 在一次会上，刘安恭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教员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教员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同时他是个实干派，并不浪费时间辩论，而是下到部队四处搞串连，要把碍事的教员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特别是他身上带着的苏联光环，异常耀眼。 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刘安恭的观点。 双方的对决，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爆发。 大会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只有林彪等少数干部坚定支持教员，由中央指定担任书记的教员竟然落选了，陈毅成为接替者。 甚至在此次大会的《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教员的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教员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此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遭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打击，教员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实际上教员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教员走后，红四军也像丢了魂一样，不仅连打败仗，内部还争吵不休，本来迅猛发展的势头急转直下。 看到部队情况迅速恶化，新的前委书记陈毅焦急万分，不顾个人安危冲破敌人严密封锁，在8月底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教员的决定。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极端民主化，只有民主没有集中，议而不决导致贻误战机。 大会重新选举教员担任前委书记，并确立了他所主张的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正是古田会议，让“党指挥枪”成为我军的铁律，因而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第二种错误倾向，即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教员就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便让红军的创建者败下阵来。 并不是因为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么逆天，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太过强大。 教员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挑战苏联经验的权威。 之前教员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为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些批评都只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则完全不同，他所针对的是教员的根本思想方法，要将其彻底否定。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刘安恭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教员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教员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第二种错误倾向造成的严重影响，但如果在古田会议上一并解决，必定使矛盾更复杂，并不合适。 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试图减小这种错误的影响。 1930年5月，教员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做法，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矛头就是对准盲目崇拜苏联经验的风气。 这是一场全新的斗争，教员已经清楚，面前的对手名叫“教条主义”。同时，他也找到了战胜对手的办法，那就是： 用调查说话，用实践检验。 但是他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的其实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闯关比赛。 “教条主义”只是第一关，就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好在他最终闯了过去，正抖擞精神继续前进之时，却迎面遭遇一场风暴的突袭。 发动这场风暴的，就是即将登场的更强大的对手。 2 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党史上颇为神秘的人物——向忠发。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1928年六大之后接替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却在1931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即叛变。 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竟然变节，确实比较尴尬，所以与向忠发相关的那段历史长期都被淡化处理。 实际上，在那批工运领袖中，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人队伍里威信很高。 他在当上总书记之后，一方面信任年轻人，放手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管事，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但凡对中国情况有过全盘思考的革命者，都会发现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根本行不通，因此必定会出现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一致。 向忠发同样如此，在很多问题上不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并且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比前任的陈独秀、瞿秋白要直接得多，经常跟他们干仗。 可每次干仗都是他吃亏，因为远东局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动不动就发电报请来“上谕”直接压制。 三番五次地被远东局碾压，向忠发实在受不了，最后憋出个大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告御状”，把跟远东局的矛盾摊开说个清清楚楚，要一把扳回来。 没想到周恩来1930年3月一走，很快就出了大事！ 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此人的特点是革命激情十足，当初发动南昌起义，就是由他最早提议。 李立三同样想扳倒远东局，但他认为不远万里去打软绵绵的嘴仗根本不够，管用的还得是硬梆梆的成绩，也就是拿下重大的革命胜利，才能挺直腰杆跟共产国际说话。 所以，李立三掌权之后，下令各根据地的红军全面出击，主动发起一系列攻势去夺取大城市，并定下宏伟的目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但是他搞出来的那些军事冒险，不仅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更让共产国际大受震撼。 本来对于我党和远东局的矛盾，共产国际是想当回老胡和一和稀泥，两家以后还是你好我好。但是李立三放了一通大招，性质就完全变了，他表现出摆脱控制的意愿太过明显，引起共产国际警觉，随即重拳出击。 李立三被当成典型严厉处理，强令去莫斯科接受教育，后来一直被留在那里带罪立功工作了15年。 之后，更是对我党的高层搞了一次大换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1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留过学的年轻人保送进入了中央，掌握了实权。 留苏派上台之后搞了两个大动作。 第一个是严格强调对共产国际指示不打一点折扣地执行，也就是他们所宣扬的“国际路线”。 这种完全生搬硬套的做法，应该会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吧？ 那就错了！ 看历史时一定要切记，不要代入后人的思维。像生搬硬套不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调整等观点，都是吃过很多很大的亏后才形成的共识，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教训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全党上下对“国际路线”热烈欢迎，为进一步贴近共产国际而深受鼓舞，希望能在其指导下早日革命成功。 这里，可以用一位我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的态度来做佐证，他就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者方志敏。 方志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突围失败被俘，在狱中写下了很多文章，如大家熟知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还有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则是完整回顾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在文中仍然表现出对国际路线的无比推崇。 他说： “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的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从此我们是在国际路线下作斗争了。” 国际路线的本质就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但是优秀如方志敏，也没能意识到它的危害，可以推断当时全党上下已经到了何种盲目的状态。 第二个大动作是排斥异己。 各级关键岗位都迅速被替换成有留苏经历的干部，他们上台之后最看重的不再是工作实绩，而是跟随国际路线是否坚定。 在那样的情绪下，任何对苏联教条的质疑，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独立思考，都会被当成异端。 一场威力惊人的风暴终于形成，自上而下席卷每个根据地的所有角落。 在那场风暴中，一直坚持与教条主义做斗争的教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他被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被讥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对留苏派的胡乱作为，教员曾坚决地反对，但得到的却是加倍的打压，他只能转而保持沉默。 教员在第二关遭遇的对手实力已经全面升级，并且不再是刘安恭那样单枪匹马的挑战，而是已经联合了起来，通过我党的组织体系发起对他的攻击。 这个对手有个新名字，叫：宗派主义。 以个人对抗组织，教员根本没有赢的可能，让出舞台靠边站才是最优的选择。 而当信心爆棚的留苏派大展拳脚之后，中国革命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复制苏联的成功，反而掉头向下，军队大量伤亡，地盘大幅缩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攻破，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只要是愿意睁开眼睛看看事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国际路线走不通，必须跟着毛泽东！ 这才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大家都服气了，认同了教员的意见，推举他领导党和红军。 坐了几年的冷板凳，教员有了全新的领悟：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属于“破”的层面，今天反对迷信这条经验，明天他又会去迷信另一条经验，根本反对不完。 更重要是要“立”，即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要能够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那样才能不再依赖别人。他将之称为： 独立自主。 教员曾经非常感慨地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但是，还请注意，他说的是“懂得”，还加了一个“开始”，而不是“做到”。 为什么呢？ 要做到独立自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大的难关要闯。 3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革命还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苏联依然对我党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 遵义会议是特殊的，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先例——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变更了党的领导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考虑到以后让共产国际更容易接受，教员拒绝了由他担任总书记的提议，而是力推留苏派的张闻天来担任。 即便如此，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新班子，还是很快遇到了挑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兵力竟然不如自己，就已经产生了轻视。 而在得知遵义会议的具体细节后，他更是动了心思：不经过共产国际同意就换人，那我也有机会啊！ 于是，他开始不断跟中央唱反调，中央决定北上，他就要南下，直到发展成拉走部队，另立中央，任凭中央怎么做工作，就是不回头。 张国焘闹出的这场分裂，成了我党的“至暗时刻”，本来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的革命力量，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 在这万分凶险的时候，共产国际伸出了援手。 共产国际派出的联络员张浩（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穿越蒙古戈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已经转战到陕北的中央。 正是依靠张浩的努力，我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它对新中央班子的认可。 张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按照教员的要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劝说张国焘撤销伪中央，北上与中央再次会师。 此时，张国焘拉走的队伍连战连败，士气跌到谷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共产国际承认教员领导人地位的消息，则成了压垮他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得不停止胡闹，遵令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师，胜利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更是终结了一次极其凶险的分裂。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国际人还怪好的，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可他们干完件好事，往往要搭着点坏事。 很快，他们就把王明给送了回来。 在1931年1月，王明被推上了党的领导人的位子，但是当时上海的环境日益危险，中央不得不转移到瑞金去。 王明不愿意去落后的农村，就通过他在中山大学留学时的老恩师米夫做工作，安排他去莫斯科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进入莫斯科的政治圈子后，王明如鱼得水，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达到了中国人在该组织的最高峰。 如果不出意外，王明将作为国际共运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在莫斯科的宦海浮沉。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就一定要出意外。 因为斯大林非常担忧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国共两党齐心协力拖住日本，同时他也不放心我党真能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合作，左思右想下决定派个人来监督。 王明就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钦差”。 1937年11月，已经离开6年的王明，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随着王明一起到来的，就是第三关的挑战。 回国之后，王明完全不顾中央和教员的意见，执意跑到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去展现国共合作的诚意，结果被蒋介石一顿骑脸输出，弄得非常被动。 为了避免继续丢人，中央要求他回延安，但是他仍然不死心，继续赖在武汉，代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直接联系。 王明的任性妄为，使我党再次出现分裂的风险，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 得知王明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王明有缺点，毛同志要帮助他改正。 听到季米特洛夫的话，王明知道没戏唱了，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回到延安。 即使是待在延安，王明仍然对我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有这样一位“钦差”存在，不少干部心里有顾虑，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是否与共产国际一致产生怀疑，总是习惯性观察王明的态度。 教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全党还没有完成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他十分清楚这并非王明个人的能量大小问题，而是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党内很多人已经习惯听命于共产国际，根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实际上，自从季米特洛夫成为一把手后，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共产党干预过多的做法，鼓励各国党发挥自主性。王明是个聪明人，在延安期间他也并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行为。 但是，我党已经发展了快20年之后，却依旧对共产国际有很强的依赖，在思想上没有完成“断奶”，仍然称不上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党。 这种情况必须做出改变，必须走出关键的那一步，为此教员已经思考了很长的时间。 4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故事，你是否能理解教员愤怒的原因？ 我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还在为收到一顶共产国际颁发的“帽子”就喜不自胜，这不就是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吗？ 好也罢，差也罢，理论家也罢、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非要共产国际盖章认证才有含金量吗？ 所有的评价，不应该是基于中国革命者的具体实绩，由我党的组织体系来给出吗？ 如果连自己行动的对错，连革命者的贡献评定都要自我怀疑，没有自信，习惯于或者总希望有个“婆婆”管着，自己只当个乖巧听话的小媳妇，害怕行差踏错，就是典型的不成熟不独立，缺乏使命担当的表现。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确实提供过重大帮助，但是它给我党发出的指令，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一旦出了错就会甩锅给我党领导层，陈独秀、瞿秋白不同程度上都当了其错误政策的背锅侠，出了错换个人，把责任打包甩掉，远在莫斯科的那帮人总能以“永远正确”的姿态继续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推上位的王明，以及接替他的博古，更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照搬苏联经验，以原原本本地执行国际指示为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即使王、博不再掌握最高权力，他们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党内依然根基深厚，只抬头等待莫斯科的指令，却对从脚下的土地里得出的经验怀疑，甚至轻视。 即便是像张闻天那样优秀的核心成员，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却始终摆脱不了对苏联的心理依赖。 如果我党的领导成员，不能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不能坚定对走自己路的信念，不能把看向苏联的眼光从仰视变成平视，保不齐哪天又从莫斯科传来“二指宽的条子”就把我党领导人给换了，那将对中国革命进程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浪淘沙形成了以教员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之后，我党早已在身体上成熟，但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幼年时期的习惯与记忆，为了完全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我党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向独立自主。 要采取行动，闯过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 不同于遵义会议时与中央成员个别做工作的方式，教员发动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一场触及全体党员灵魂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教员开创的一种全新工作方法，同时也饱含了他对同志们的关爱。对于思想转不过弯的同志，他的要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生涯的关键转变。 而被很多人崇拜的苏联，对于党内的不同派别，则是高举肃反的大棒，甚至极端地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那种严酷的做法，在留苏派掌权时期也被照搬过来，一度在根据地盛行，很多忠诚的革命者，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审查关押，甚至错杀，教训极其深刻。 在教员的主导下，整风运动则是以最和缓的方式开展，既触及了灵魂，同时解放了束缚，成功地推动着我党跨越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关口。 正当整风运动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1943年5月，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宣布该组织计划解散，并征询意见。 对于其解散的决定，教员表达了坚决的支持。他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说道：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了，我党失去了伟大的母亲，但也因此顺利完成了少年向青年蜕变的最后一步。这种蜕变必定要经历，最后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有了整风运动打下的扎实基础，到1945年党的七大，从中国实际中产生的马列主义本土化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那时开始，我党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党，一个充分自信的党，由这份自信激发无比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又以极大的勇气宣布不承认一切跟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碎了帝国主义压在全体中国人身上的枷锁。 更是在建国不久，就派出志愿兵与美国为首的15国联军死磕，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宝贵空间。 5 抚今追昔，在感慨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功之时，切不可忘记教员为我们定下的原则：独立自主。 这一原则饱含智慧，在任何时期都适用，是判断各种思潮成色的试金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效仿的对象从苏联转成了美国，同样出现了照搬美国经验的风气，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知识界、经济界的不少人唯美国马首是瞻，把有过西方经历当成到处炫耀的资本，因为得到西方的这个奖那个奖而骨头轻，本质上都是放弃了独立自主，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俘虏。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喜滋滋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鼻孔向上对国内的一切横竖看不上眼，动不动摇头晃脑地背诵从西方取来的经。 更可笑的是，那些货色居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少人愿意捧着他们的臭脚赞不绝口。这样的滑稽戏在舆论场上每天都在上演，随处可见！ 不管是以前迷信苏联，还是现在迷信美国，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教条主义，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背叛。 那些早已走过的弯路，吃过的亏，有人在狂热地鼓动我们再经历一次，在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光环的吸引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上当。 只有经过教员思想熏陶的人，才能一眼看穿他们的表演，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养成这份自觉。 擦亮眼睛吧，树立起对中国道路的强大信心吧，独立自主来之不易，决不能忘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