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部《共产党宣言》

论三部《共产党宣言》

哥白尼革命，马克思革命，是近五百年来，世界发生的两个大革命。这两个大革命，是全世界妇孺皆知的普世常识，而根本没有什么“普世价值”。那些妄图阻止“地球转动”，阻止共产主义车轮前进的旧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都被碾得粉碎，都被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请那些“不读书、不看报、打桥牌”的各色先生们，读一读举世皆知的《天体运行论》和《共产党宣言》，你们的螳臂当车谈何易，不是自不量力吗？

一五四三年，哥白尼临终前两小时看到了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这部著作，宣布了地球及五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这一新的天体运行理论，决不是先前的由宗教神谕的太阳及星辰围绕地球旋转！

“天啊！这还了得！”“地动说”颠覆了“地心说”！建立了一个自然的天空，一个没有神仙上帝容身之所的自然的天。从此之后，自然科学在没有上帝干涉的情况下迅速前进了。没有牛鬼蛇神出没的自然界是多么的美丽。

但是，在人世间，在人类社会里，还有牛鬼蛇神横行霸道，祸害人民，并且这种世道几千年来周而复始，从未终止。是终止的时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预言了这个终止，宣布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未来，也宣言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宣言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同盟”的纲领。“共产主义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在《共产党宣言》精神的指导下，欧洲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逐步形成、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砸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达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天啊！这还了得！”“无产阶级专政”要颠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权贵，没有了强盗、没有战争的世界！

《共产党宣言》，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文献中，无疑是一部纲领性的经典文献。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人、农民、干部、科技人员发扬主人翁精神，掀起改天换地的“斯达哈诺夫”劳动竞赛运动。实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英雄辈出的时代，进行了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声势浩大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就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成就，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列宁领导下，终于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把十月革命定名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本意使然。列宁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是列宁的战友，是坚定的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和捍卫了十月革命开创的伟大事业。

二．第二部《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宣言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列宁1917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是指导十月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在《国家与革命》中写下了那句经典的话：“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承认阶级斗争并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小资产者（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还说：“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是对于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归根结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会产生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还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阶级本能的反抗。”

《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光辉著作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1917年11月7日就发生了阿芙乐尔号军舰炮轰冬宫，以水兵和武装工人为主的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保卫新政权，又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粉碎了反革命的武装反抗。十月革命震惊了旧世界，迎来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终于在70年后，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实现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科学的预言，终于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实现了。

十月革命的纲领性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这篇光辉著作是系统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它透彻地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所突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同时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荒谬观点。

《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及共产主义文献中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就此，这部文献可以看作第二部《共产党宣言》，这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一度是列宁密友的阿克雪里罗德曾经说过，列宁“一天24小时致力于革命，甚至入睡时，也只梦见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终于使列宁的革命之“梦”，“梦” 想成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风起云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此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胜利。”这是个什么基本胜利呢？就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接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即取消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剥夺官僚资产阶级财产，进行土改，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但还暂时保留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富农，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实是一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对其经济实行政府管理和工人监督，即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不论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在革命胜利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经提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并在会议的决议中清清楚楚写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八月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工商业的全民所有制，以及城乡手工业的大集体或小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个基本内容，其中就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即国有农场、林场、牧场等情况。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社会制度的大革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之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从事夺取政权的目的，不就是要建立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吗？所谓新社会不就是这样一个公有制吗？不是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呢？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并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也反映在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现实地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就这个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右倾的表现有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法律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总路线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毛主席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个事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一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949年革命的胜利，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营工、矿、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及国有银行业，从业的工人和职员不再是雇佣劳动者，而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后到1956年又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中国除少数民族特殊地区外，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

这一切，都是在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指引下进行的。

三．第三部《共产党宣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纲领性文件

正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1956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事件，这就是：暗杀贝利亚、篡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所谓“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56年9月召开；在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及波兰事件等等。总之1956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十月革命的道路还要不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不要坚持？等等，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的问题需要给予急切而明确的回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7年二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是反对苏共中央修正主义，总结苏共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并防止中共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纲领性著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纲领性文件，是开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言书。这篇著作，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是在总结过去经验、分析当时情况及对将来工作的指导各方面，都是继承、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意义上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第三部《共产党宣言》，当之无愧！从这部著作发表六十年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著作的正确性和伟大光辉。《共产党宣言》（1848），《国家与革命》（191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是三部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展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发展的三部曲，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三部《共产党宣言》承前继后，环环相扣，一脉相承，创造、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把1956年称为“多事之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在这种思想交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场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斗争，经过一年交锋，坏事变好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了；在1956年中国才刚刚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后立即吹响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号角。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于1956年，形成于1957年，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直到毛主席去世，从未中断，是在同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着。毛主席在这个“第三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等；集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和斗争；归根结底，这是两个世界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换句话说，这是新世界跟旧世界，唯物论跟唯心论的斗争。

这里，我们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几段经典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以上谈的是辩证唯物论，下面又谈到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文中谈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文中谈到：“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对各种空想的、保守的、反动的及批判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中，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在同第二国际及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同党内机会主义及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被称为划时代的第三部《共产党宣言》，正是在同苏共和中共党内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

对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中说道：“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在这里必须特别着重指出，“严格划分敌我，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修正主义不懂得和反对、违犯这一理论，混淆敌我界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敌为友，敌视人民。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这里不再引述了。

这里还需要指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后，毛泽东已经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毛主席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会议讲到：“社会制度要改革，还要用‘革命’这个词。”是的，对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最避讳的就是“革命”这个词。还重新提到1953年12月24日中央会议上谈到的“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这已指出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继续革命中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论述是画龙点睛之笔，意义深远；这也是现代修正主义坐卧不安于高位的惊堂鼓。对于苏修的揭批有“两把刀子”的精彩论述：“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以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么！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又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中共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后，不正是步苏修赫鲁晓夫的后尘，把天安门广场国旗两侧的马恩列斯像撤掉了吗？不是在党的各级会议上撤掉了毛主席像吗？不是曾策划过摘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的阴谋吗！走的正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次会上， 毛主席还有对“大民主”的著名论述：“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现在再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了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好好搞，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现代修正主义害怕群众，对于大民主更是怕恨交加。这些修正主义者一上台，不是马上取消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民主么！他们怕大民主，归根结底是怕群众！为什么怕群众？因为他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已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发展，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把干部变成了官僚，把群众变成了臣民；干群脱离就变成了官民对立了。

上面谈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斗争和革命，两把刀子和两个司令部，以及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无疑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

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主席又着重谈到苏共中央出修正主义及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指出：“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对闹事作了详细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在这次会议上讲到：“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还说：“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评论家。……全党都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要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宣告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所指导并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毛泽东接着说：“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要巩固，要斗争，要继续革命。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中，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情况、态度、立场、作用和方向是什么呢？讲话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重申了双百方针，着重谈到党的整风，最后仍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揭开了盖子，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当然也关乎到新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问题。苏共二十大及东欧事件的现实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取得巨大成就，资本主义仍可能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变质，这有阶级原因，其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列宁主义。共运史及56年的现实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假共产主义，“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篇讲话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很长时间以来，人民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苏共二十大表明，一个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一个胜利领导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成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党，其中央竟被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只是表明共产党没有找到使自己不变质、变强大的路线。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反复辟的斗争没有进行，或没有彻底进行。搞复辟的势力竟然是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一句话，共产党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现实地提出了一个决定党和国家及社会主义命运的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表的！并从中提出全党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并要在这场斗争中发动群众，使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党政机关都要参加到这个反修防修的斗争中来，开展持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反修防修运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论毛主席去世后时局如何变化，他的革命思想仍放光芒，仍是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工农大众前进的指路明灯。毛主席教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毛主席永远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的“人民万岁”，永远在天空回荡！

四．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质

一八四八年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说：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因此，在开章时就谈到，共产主义从诞生第一天起，就遭到旧世界的疯狂反对，也就是必然的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一百七十年来，一直存在着旧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结成的神圣同盟，只不过不断变换着形式和内容罢了。不论他们穿着什么样的民族外衣，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总归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中，最为凶恶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钻进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尤为甚者，是那些窃据了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权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竟能欺骗和指导党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

《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现代修正主义者竟要在《宪法》中写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

《共产党宣言》宣布：“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而现代修正主义竟在宪法中取消反革命罪，而建立什么“全民国家”，“法制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这样的宪法不就是一部反革命宪法吗！

《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而现代修正主义则要建立什么“全民党”，把革命共产党变成什么“执政党”。

《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现代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六大领域全面宣讲为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砖家”谬论，他们使六大意识形态中反对共产主义、反人民的毒草泛滥，使牛鬼蛇神出笼，说成是“宽松气氛”，“学术繁荣”。

《共产党宣言》宣布：“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而无产者则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它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地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这种官方上层的少数人，并为少数人服务的官僚走狗和打手。为绝大多数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毛泽东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半心半意”，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项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宣布：“废除继承权。”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制定的宪法则“保护继承权”，公开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不是对毛泽东宣布“要私有制绝种”的思想的反动吗？岂不知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傅立叶对这伙愚蠢的现代修正主义就进行了讽刺，说：“继承权就是继承愚蠢。”

修正主义者的本质和丑恶嘴脸，不是暴露无遗吗？！

五．巴黎公社的血腥结局和《国际歌》的诞生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各个时期的反共“神圣同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和镇压一刻也没停止过！对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革命工农群众及支持者、同情者的迫害、镇压、以至人格攻击，也从未停息。

在法国大革命中，共产主义的先驱巴贝夫，“为平等而秘谋”，被送上了绞刑架。

一八七一年在普法战争中，只存在了两个月的巴黎公社，是倒在战死的无数人和被处决的几万公社社员的血泊中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十月革命建立的达七十年之久的苏联，则是被苏共中央的修正主义领导给瓦解的，并亲口宣布解散的。

无独有偶，由毛泽东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而建立的人民公社，也是由修正主义领导者解散的！苏共赫鲁晓夫和中共赫鲁晓夫及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他们只能是到屠杀巴黎公社社员的刽子手梯也尔那里去报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代修正主义是反共“神圣同盟”的新成员，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究要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车辆碾得粉身碎骨，遗臭万年！

一八四八年的共产主义幽灵，在二十世纪已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变为工农共产主义的群众运动。尽管资产阶级还会运用这种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伎俩，再用血腥镇压和窃取共产党中央领导权的老套路，去扑灭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已难以完全奏效了。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及全部旧世界的各色反动势力，听到巴黎公社就胆战心惊。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一切革命者提到巴黎公社就心潮澎湃。全世界无产者的歌，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歌，共产主义的歌——《国际歌》，就是巴黎公社的产物。

欧仁.鲍狄埃，木工，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被人们称誉为“最热情的公社委员之一”，他和公社战士一起进行街垒浴血战斗，在五月流血周中，右手残废了，仍为保卫公社坚持战斗，一直战斗在最后一天。鲍狄埃躲过敌人的搜捕，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5月30日，逃到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怀着满腔热血和悲痛，用战斗的血迹，写下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和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加以艺术概括，用笔继续向旧世界开火！被屠杀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的法庭缺席判处死刑。鲍狄埃逃亡国外，继续在流亡中从事工人运动。

皮埃尔.狄盖特是花木工，在青年时代投身工人运动，并在工人夜校中学习文化和音乐，曾领导并指挥过几个工人业余合唱团，任指挥，写词作曲，并于1888年配曲于《国际歌》！从此，《国际歌》，传唱于全世界。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最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民，工人、农民、青少年学生，都唱《国际歌》。这雄壮有力的歌声，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高山之巅、辽阔平原，到工厂、农村、学校、商店、街道、海岛，响彻天空，唱响祖国大地！唱《国际歌》，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伟大实践。

让我们遵循三部《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共产主义道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导的革命路线，高举着镰刀斧头的红旗，高唱着《国际歌》，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整齐步伐，联合起来，向着胜利，英勇前进吧！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会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杂税榨穷苦；

富人无务独逍遥。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

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平等！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矿井和铁路的帝王，

在神坛上奇丑无比。

他们除了劳动，

还抢夺过什么呢？

在他们的保险箱里，

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

从剥削者的手里，

他们只是讨回血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

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

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

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

如果他们坚持护卫敌人，

让我们英勇牺牲；

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

会射向我们自己的将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论三部共产党宣言’续篇】

哥白尼革命与马克思革命

一．  哥白尼革命——“日心说”颠覆“地心说”

所有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史著作的第一章，都是从哥白尼革命开始的。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描绘了太阳系众行星总排序的著名宇宙图。图中，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都划出以太阳为圆心的同心轨道。哥白尼写道：“太阳居于群星的中央。在这个辉煌无比的庙堂中，这个发光体现在能够同时普照一切，难道谁还能够把它放在另一个比这更好的位置上吗？……因此，太阳俨然高踞王位之上，君临围绕着他的群星。”

这就是“日心说”！这个学说彻底颠覆了流传数千年的“地心说”。“地心说”，不论多么牢固的习惯成见，终究不是科学；也不论它怎么喧哗一时，或貌似“权威”吓人一时、骗人一时，总归要被抛弃。

哥白尼的科学研究是在教区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秘密、外不示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是经过反复计算、精细观察验证的。谁能想到一个默默无闻的热心于社区社会事务的基层教区的牧师，竟完成了人类史上的一个巨大革命呢？他扭转了乾坤，把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扭转为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哥白尼革命永载史册，真可以说是与太阳同辉！太阳从此发出的不再是神秘的光、上帝的光；因为，在太阳系，进而在宇宙再也没有神明、上帝的存身之所了。从此，人类在这个自然的天地中开始大有作为了。《天体运行论》，开辟了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

一个新时代。

——————

哥白尼：1473年2月19日出生，十岁丧父，后寄养在舅父家里，依舅父之愿从事教会工作，直至1543年5月24日在牧师的岗位上去世。《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哥白尼逝世前两小时，在纽伦堡印刷，出版。

但是，这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现，却不合《圣经》教义，当然为人世间的反动势力所不容。

乔丹·布鲁诺（1548——1600），哥白尼学说的最早拥护者之一，为哥白尼天文学辩解，最后在被宗教法庭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时，还高呼 “地球在转动”！

伽利略（1564——1643），很早就成为一个心悦诚服的哥白尼主义者，于近百年后的1632年，发表了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被教廷指责为信奉邪说，判处他终身监禁。伽利略在被迫公开放弃“日心说”信仰时，却说出了那句传颂于世的格言警句：“地球仍然在转动。”

1616年初，宗教法庭权威神学们还颁布如下法令：“认为太阳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观点是愚蠢的，在哲学上是虚妄的，纯属邪说，因为它违反《圣经》。”凡是传授地球运动学说的书都被查禁。

直到近3百年后的1822年，红衣主教团才终于宣布允许在天主教国家讲授哥白尼理论。而罗马天主教廷，直到4百多年后的1975年，才敕令取消对伽利略的判决。

这一切都表明：世上所有的反动势力是多么的顽固、残忍，但总归要失败；世上先进的思想历经困难，但总会取得胜利！

恩格斯盛赞《天体运行论》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以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展示了哥白尼革命的划时代的意义。伽利略、开普勒、牛顿、门捷列也夫、麦克斯韦、达尔文、爱因斯坦、沃森和克拉克等自然科学史上的大家不胜枚举。

二．哥白尼革命的启发

包罗万象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工程技术应用，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领域。这一切除了实用之外，还有一个总和的宇宙观意义：在自然界，万物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运动着、变化着，于是，自然规律被发现了。在比萨斜塔上做的自由落体运动，不论抛球人是教皇还是异教徒，是皇帝还是罪犯，球的落体速度都是一样的，科学发现其重力加速度都是9.8米/秒平方。青霉素不论注射到谁的身上，起着同样的生化疗效；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皇帝青霉素，或者乞丐青霉素。

1.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自然界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那末，人类社会是否也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呢？自然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有已被发现的自然力起作用，例如：万有引力、电磁力、机械力、吸引力和排斥力、向心力和离心力等。而人类社会变化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明显的不同点是，人类是有意志的存在物。按费尔巴哈所说，“理性、意志和爱”是人的本质，这就有三种社会力：理性力、意志力、爱力。在傅立叶看来，情欲力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原始力，并导致美好的“谢利叶”社会的实现。自然物运动没有目的，而人的行为则是有目的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心之力”是推动社会运动变化的原动力吗？牛顿发现了不依《圣经》神谕、上帝意志为转移的、由万有引力推动、围绕太阳中心旋转的行星运行规律，那么人类社会是否也有其围绕其旋转的中心呢？

上面所说，全部都归结为一个‘心’字，什么‘意志’、‘目的’等。在宗教那里，上帝的神谕把世界万事万物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在费尔巴哈那里，似乎“爱”是创造人类社会的新的神谕、上帝。还有世俗称道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政治格言；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的法迷和法盲的共同信条；至于那句蒲鲁东的名句：“谁敢反对道德”，亦是把道德推向神主之位；而“天地良心”，则更是把道德与天地同论；甚至孔子著《春秋》使万世乱臣贼子惧，都把道德当作“永恒真理”了。在辩证法大家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创造了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使“心之力”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2. 唯心主义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最明显的区别正在于“有心”和“无心”的区别，因此，“人心”在人类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从人研究“人心”开始。太阳是中心，各个行星（包括地球）都围绕太阳旋转，那么，人类社会的各部分都围绕着人心旋转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唯心主义就这样在人们对“人心”的自迷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唯心主义，是一种“人心”的自我迷惑或陶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现时流行的所谓“自我意识”，都是在意识中转圈，没有到意识之外。中国历史上不是发生过“赵高指鹿为马”、“萧何自造历法”和儿童文学中“皇帝新衣”的讽刺故事吗！

唯心主义分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心在心中，心只能认识心自己；所谓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心在心外，心也只能认识“心外心”；两者的共同点是，世界除“心”之外，其他均是“心”之现象，只有“心”才是所谓的本质。

3. 历史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历史观

我们现在转到所谓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必须首先肯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自希腊柏拉图唯心辩证法以来的集大成者，是辩证法大家。柏拉图学派认为获得真理的方法是“坐而辩论”，在双方对话中揭露对方话语中的矛盾，这样双方不断的争辩过程，就能获得真理。柏拉图学派认为，这种用辩论的过程获得真理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或者称为争论法、矛盾法、斗争法、变化法、发展法；也就是常说的“真理愈辩愈明”。逻辑是概念的辩证法进程，并通过逻辑达到真理。既然真理是在辩证法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断发展，永无止境，那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物是否也要遵循这个辩证法的过程呢？辩证哲学就把这个当初仅仅描述取得真理的方法推而广之，得出“宇宙”是由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发展着的。

黑格尔把这个辩证法运用于人类社会，指出人类社会也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历史和辩证法是同一的；平常所说的，要历史地看问题，或说要辩证地看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一个从总过程来看，一个从分析来看罢了。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首先宣布：人类社会是一个辩证的、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过程。

但是，黑格尔的这个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自己哲学中的绝对观念的辩证过程当作在人类社会史中的再现；把“目的论”当作自然界的发动力。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只不过是把世界的万事万物都纳入那个绝对观念辩证地创生过程的大总汇了；包括哲学史、美学史、历史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都是历史；这其中当然也不乏天才的真知灼见和深刻。例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善恶这对概念是在道德范畴。要说“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善恶”之别，这对矛盾是在心中。但是，黑格尔的这句话又是深刻的，或具有创义的。恩格斯对此释述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中国农民起义及一切革命，都被统治阶级称为“造反”、“犯上作乱”，都是恶；孙中山被满清政府称为乱党贼首；共产党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共匪”，这都是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被中国修正主义者定为恶，要“全面否定”。

这种道德历史观毕竟是历史唯心主义。

三．马克思革命——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的革命

1、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历史观从唯心的迷宫中解放出来，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扼要的叙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藉以树立起来，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的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对于马克思上述唯物史观的阐述，恩格斯说：“这个原理，不只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一个起革命作用的发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把我们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发展，而把它应用于现代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在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在我们的面前。”恩格斯又说：“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我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

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在这唯物史观中提到的四个基本范畴是：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意识形态。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描绘。对“经济”一词的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四节的题目中给列出来了：“四.生产。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关系；法律关系；家族关系。”这样看来，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而意识形态就是上层建筑了。与此相类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而生产手段、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正是生产的内涵；生产之后的关系，即是交换关系。当我们进行了这个基本范畴的分析之后，“生产力”就成了这整个社会大厦的物质起点。生产力的实现过程就是生产过程，这正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设施劳动的过程，即制造物质产品的过程。与此同时，还发生着对生产手段的所有制关系，即生产关系，在法律上叫做财产关系。马克思已定义：“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为社会的经济”。所以，离开“生产关系总和”、离开“所有制”来谈“经济”，那只能是迷人指津、梦中解梦的天方夜谭了。这，就是全部中国的经济学智慧所做着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就宣布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如果套用哥白尼著名的“宇宙图”，就是：

唯物史观的旋转中心就是生产方式。

整个人类社会的旋转中心就不再是《圣经》神谕的“上帝”；不再是伦理家宣扬的“道德良心”；不再是政治学所宣扬的“国王、皇帝、元首、总统”等；不再是“法律奴隶的法学家”（恩格斯《反杜林论》）所宣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更不是哲学所宣扬的数不尽的“永恒真理”、“自由、平等、博爱”、老掉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及层出不穷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等。由宗教、道德、政治、法律、艺术、哲学，这六种形式构成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窝六胞胎的难兄难弟。

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日心说”颠覆“意识形态地心说”

“意识形态”这个辞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一大发现，是马克思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特拉西发明的“观念学”一辞，批判性地发展为“意识形态”一辞，于是展开了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新的唯物史观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前四卷展示了这个过程。其中几篇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还有那篇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在《全集》的开篇中马克思写道：“那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东西，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中挣脱出来的枷锁。”这就是说，意识形态这个毒瘤、这个精神中的枷锁，要用批判的武器才能打碎，而且像撕裂自己的心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是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的大部头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型之作，亦成为二十世纪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其争论不休的重镇。

经这个过程之后，在《全集》第四卷，《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这个“新的世界观”，并用这个新的世界观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宣言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即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意识形态批判”，才拨开迷雾，使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显露出来，并把意识形态放到上层建筑的位置上，把人世间颠倒过来，即把用头站立颠倒为用脚站立了。由此，就把“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地心说”，颠倒成为 “生产方式”为中心的“日心说”了。从哲学上说，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批判并代替了唯心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形象地说：“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于唯物史观，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简明或纲领性的论述：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的革命，是新旧世界的革命。这里必须指明，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是要创立什么“新意识形态”，更不是要用新宗教代替旧宗教等，而是使意识形态革命化，并最终使意识形态终结。正如，进行阶级斗争，是要最终消灭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最终使国家消亡；建立共产党是要最终使政党消亡等，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意识形态宣传什么“永恒的真理”，而唯物史观发现，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事物，都经历着产生、发展和消亡。所以，恩格斯上面说的这个世界观，“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也是最最革命的结论”。

4. 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出不同的各种关系

整个人类社会的“日心说”宣布，“生产方式”是其他各种关系都围绕它旋转的中心；正是“生产方式”生产出来其他各种关系，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中的各种关系，从上帝与使徒的关系，一直到文艺作品中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邓稼先等英雄模范人物；生产出来了大寨大队的铁姑娘队；生产出来了文艺舞台上《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生产出来了轰动巴黎大剧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生产出了千百万首红色革命歌曲；生产出来了牵动全国上下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还生产出来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生产出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等。上述这些，在1956年中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后仍然存在着、生产着。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则生产出来了毒品泛滥、公检法队伍增长了二十倍、成群的老虎苍蝇、多如牛毛的法律、遍及乡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民众称之谓的新“三座大山”；拐卖妇女儿童、在夜色下的盗墓贼及在多彩灯下影视舞台的牛鬼蛇神；生产出来了骇人听闻的血汗工场、矿难；生产出来了资源破坏、环境破坏；生产出来了占据主流媒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砖家”；生产出来了高等教育中法学院、经管学院的泛滥；生产出来了寺、观、庙、堂的烟火鼎盛；生产出来了“慈善是资产阶级的娱乐”（马克思）；生产出来了文艺“十俗”“八俗”；生产出来了那个被民众评选的奥斯卡“影帝”。这个“影帝”自说：“安东尼的《忏悔录》就放在床头，已经读了一百多遍。”（安东尼是西罗马帝国没落后期的皇帝）。这个“影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大谈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时，气急败坏，恶言秽语、斯文扫地、破口大骂那个向他扔皮鞋的青年学生。生产方式生产着整个社会大厦的各部分，而不是唯心史观所自迷的那样由意识形态中的各路神明生产出生产方式。这里特别指出，天津港“8.12”爆炸铁案，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在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生产或产生出来的，绝不是由意识形态的幻影想象所能抹杀的，即，不是单靠上层建筑所能解决的。私有制产生阶级，公有制则要消灭阶级；私有制产生剥削，而公有制则要消灭剥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宗教中的神明和魔鬼的搏斗，道德中善恶的搏斗，政治中统治和被统治的斗争，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斗争，执法和抗法的斗争，论理中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以及文艺作品或文学故事中的人物争斗，都反映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阶级对立和斗争。在1956年，中国刚建立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工商业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制度时，阶级并没有消失，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革命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重新产生了新的资本家，重新产生了新的雇佣劳动者，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必然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在阶级对抗上面，单靠“八荣八耻”的道德说教及“维稳”的政法强力来建立什么社会和谐，不是白日做梦吗？

5.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和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把这个唯物史观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1859年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部书序言叙述了前面引文中的唯物史观。经过八年后，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这三教合流而已。马克思对这三教合流的批判揭示出，它们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神明上帝”——剩余价值——进行祈祷膜拜而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剩余价值”这个辞及“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发现并定名的；“意识形态”一辞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也是马克思发现并命名的。俗语说：“傻瓜不知傻”，那些意识形态大家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执迷不悟于意识形态中。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是这样，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也是这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重墨论述“国民总收入”分为三部分：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工人工资。他哪里知道在“利润、地租”这种资产阶级的偷梁换柱的经济学名词下，掩盖着的是“剩余价值”的分赃。在这种名词里宣扬的是“资本生利润”、“土地生地租”，这种欺世的强盗行径——剥削或掠夺。至于“工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宣扬的是资本家发给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得”，他哪能知道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出的“可变资本”呢！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第一句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所以，我们的研究要从商品的分析开始”。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即是生长又是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的是商品，也就生产出了交换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总和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本质意义上说，《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四大卷分析研究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正是这个生产方式生产出来了资本，也生产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更生产出了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它自身的掘墓人”，即生产出了共产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发现并定名的。马克思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或革命，建立了人类社会的“日心说”，是基于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一旦把唯心史观中的“地心说”进行彻底批判，把围绕“地心说”中的“社会存在围绕意识形态旋转”，颠倒为“意识形态围绕生产方式旋转”，唯物史观的“日心说”就建立起来了。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建立是科学史的一场大革命，也是一场精神世界的大革命。在哥白尼革命建立一个“自然的天”之后三百年，马克思革命又建立了一个“自然的地”，把一切超自然的牛鬼蛇神都驱逐到意识形态的狭隘圈子里去了；并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消灭之，消亡之。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先进思想可以超出同时代思想的范围，但超不出同时代物质的范围。物质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共产主义革命将最终清除意识形态这个旧世界的存在于精神中的幻影，因为这个幻影的物质基础也将被“武器的批判”彻底清除。从本质内容上说，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区别，是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谁决定谁的问题。唯物史观提出了这个生死决战，并科学地解决了。但是，唯心史观却不能提出这个问题，正像宗教徒不能和不敢提出“上帝神明是否存在？”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发现和批判，确立了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和的一切矛盾及资本主义总体的发展过程。“意识形态”和“剩余价值”的两大发现，都是围着生产方式进行的；进一步说，都是围绕着所有制进行的。对此，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生产方式的性质，即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本质内容是所有制关系。所以，所谓社会革命、制度革命、生产方式的革命，就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即所有制的革命。

对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明确表述：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四．现代修正主义批判

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观察现代修正主义、并疯狂恢复资本主义的时候，只要紧紧抓住所有制问题，其嘴脸就昭然若揭了。他们在‘改革’招牌下，搞‘社会转折’，用重组、承包、破产等政策，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在‘开放’招牌下，直接‘引进私有制’。与此相伴，用8000万工人下岗、全员合同制，把全民所有制的主人翁变成雇佣工人、被剥削者；更有甚者，又解散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又制造出更廉价的农民工雇佣劳动者；并在城镇化、土地转让等招牌下，最终制造出失地农民，这不是重演英国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吗？所不同的只是：英国当时驱逐农民的是地主贵族，而在中国则是由修正主义集团指挥全国各地的党政组织进行的。并打出风行全国的“招商引资”的招牌，搞私有化，还依数量多少来评价政绩，下指标，搞赏罚，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疯狂之极啊！

这样的修正主义集团，当然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赞赏，使外国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一些港澳台及华人华侨资本家更是名利双收。其必然结果，是在国内产生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印度共产党只看到了中国这种分配方式的改变，在其代表大会文件中，把中共的“改革开放”称之为“造富运动”；但是，它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造资运动”！由此观之，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伙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吗？反腐不是愈反愈腐吗？腐败和反腐败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的统一，都是由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复辟的总指挥，本身就是腐败总首领，就是上行下效的总结果！他们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不是千真万确的吗？

“鸟笼经济”：陈云语。指5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和统购统销”及“国家管理和工人监督”的政策。

出来的只是物质财富，是产品；一顿钢、一担粮、一疋布、一座房、一公里路、一度电，一颗原子弹、一颗氢弹、一颗卫星等等，这些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

被现代修正主义津津乐道所宣扬的“看不见的手”，是什么东西呢？那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法则”、或资本家头脑中的价值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解释出来的剩余价值冲动。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宣扬什么“看不见的手” 可以合理分配资源，实际则是资产阶级在竞争中瓜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榨取或剥削工人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利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称之为剩余价值。在上层建筑中：国家机关原计划委员会均改名为发展改革委员会——“GDP”委员会，实际是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办公室，它是总指挥——修正主义的办公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市场经济”和“市场化”之争，“自由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之争，只不过是盗和贼之争罢了，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它承认迷于商品的两重性，又在这两重性商品面前陷入两难；它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不知道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承认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英国银行家之子、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只知道并关注价值量，而不知道价值形态，从而李嘉图学派在货币理论上破产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亦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价值——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大厦的批判，亦完全是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货币就是货币，资本就是资本，而不论它穿着什么外衣。

复辟资本主义，亦遵循着资本总公式：

G—W—G+ΔG.

这就说明了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地繁盛起来，及各种金融机构一窝蜂地冒出来了。列宁把资本主义金融、银行称作“抢劫犯、匪帮”，这也百分百的适合中国的金融、银行业，而匪首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在现实面前，广大群众已在心目中把金融机构当作人民公敌了。从资本总公式来说，任何一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都是“经济——金融”危机。《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同样也可以说：“资本无祖国。”资本在各国间流动，那是为了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厚的利润——剩余价值；一旦某地“不合算”或“不合意”，它就会“理性”地撤资、跑路了。这种用“理性”、“合理”来描述“经济——金钱”问题，一来显得滑稽，二来确是文不对题把经济当哲学了。当08年金融危机时，英王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一个全球经济论坛大会，受到热烈欢迎，大会受宠若惊。女王致辞时说：“这次如此大的金融风暴，那么多经济学家，那么多诺奖获得者，你们在座的都是享有大名的，怎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呢？”此言一出，全场愕然，鸦雀无声，会场凝停了。为打破尴尬，大会主持说：“会后，我们要组织人，研究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一定给女王一个满意的回答。”一年后，报告提供给了女王：“金融风暴之所以发生事前并没有被预测到，那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非理性的人。”这就是当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高智慧！

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终结了。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的今天，由于封资修的中国的加盟，才使资本主义世界重新燃起回光返照的残宴，但终究逃脱不了经济危机的命运，成为资本主义的殉葬品！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除了古典的天才外，后来者全是庸俗的、末流的教书匠或沽名钓誉者。郎咸平放言说：“大陆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这话引起一片哗然，但又无可奈何。郎先生这话一点不假，但也有些过誉了，若如吴市场、厉股份、刘摇摆等，诸如此类，只不过是一些御用文人，学术加官术的双料庸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修正主义的座上客而已。请问中国修正主义先生们及其手下的御用“文人”先生们：“你们读没读过《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你们读懂没有？你们记不记得四大卷的第一句话，你们弄懂了这第一句话了吗？”其实，这第一句话已把你们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真面目揭露出来并定性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围绕其旋转的中心，犹如哥白尼学说中，太阳是地球及五大行星围绕其旋转的中心。这无疑是哥白尼革命和马克思革命的基本意义。

在这个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写成四大卷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批判，在科学意义上，也是革命，即革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命，这也就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灵魂的命。

正是这两个革命，导致了共产主义的革命，即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中，彻底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从这三方面的革命来说，“马克思革命”，就是三位一体，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科学体系。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绝没有什么特色社会主义！

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清特色社会主义招牌的实质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批判复辟资本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号召全党、尤其高中级干部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节选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也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防修反修的重要内容。王力在《毛泽东与资本论》一文中说到：“对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读《资本论》。他并不要求别人都要读通《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通《资本论》是不行的。……他总是劝人读《资本论》，要老老实实地读下去。……直到晚年他是经常将《资本论》第一卷放在身边。 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满意刘少奇跟郭洪涛的一个谈话中说，《资本论》用不着读，读一读什么小册子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不对，他不赞成。……一般干部不大可能把《资本论》都通读。……但是思想理论工作者不读《资本论》，他不满意。对陈伯达、胡乔木，他都觉得有这么一种缺陷，没有坐下来系统读。我们中国党犯错误，从理论根源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上，对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了的结论没有消化。”

不仅中共没有消化，苏共也没有消化。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普通的东西。但是，对它的分析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在它是使用价值的限度内，他都毫无神秘之处。……例如，人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的时候，木材的形状就被改变了。不过，桌子仍然是木头，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东西。但是，这个桌子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的东西。……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展显出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只要劳动产品是当作商品来生产，这种拜物教性质就必然会粘附在劳动产品上，……”

何止桌子在跳舞！石油在商品舞台上跳舞，跳到150美元一桶！东北的君子兰在盆中跳舞，一粒籽五万；张悟本的绿豆在沸水中跳舞；三聚氰胺在儿童的肾脏里跳舞，等等。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一切商品，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舞台上跳舞，无一例外！这场桌子跳舞的大舞会，总指挥是现代修正主义，吹鼓手和乐队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次次，一轮轮所谓深化改革，只不过是商品舞会桌子跳舞的不同幕次而已。这出桌子跳舞的多幕剧，已上演了近四十年。不论其如何变幻红头文件剧本，其总题目只有一个：在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下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看懂这部四十年桌子跳舞的长剧，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结束这部长剧，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也是毛泽东号召并亲自阅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远意义。请问，把罗马晚期皇帝安东尼的《忏悔录》放在床头并至少读了一百遍的中央大员先生，读没读过《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名言：“要把房价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这就是说，高房价还要上涨！这使广大人民群众一片哗然。这些修正主义大员是多么的“贫困的哲学”或“哲学的贫困”啊！他们精神的破产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三部《共产党宣言》要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要读。理论基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所宣布的马克思革命弄懂、弄明白，做到毛泽东所强调的“要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要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在于，要识破最危险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现代修正主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辩证法大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进行了伟大的继续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中国广大工农大众、革命知识分子、真正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科学研究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卡尔·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莱茵普鲁士特利尔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他家中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他后半生流亡于伦敦。逝世后，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三月十七日安葬时，恩格斯在安葬仪式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现摘要如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的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伟大的毛泽东逝世后，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位巨人的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上台，不也掀起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阵阵妖风吗？！其手法有的赤膊上阵、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毛主席逝世四十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红太阳并没有陨落，而毛泽东热在神州大地逐浪高涨；反观，那各色反毛小丑，不论如何喧叫一时，终归以和者寡而收场。其实，这是新的两个世界的战争，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包括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 在这些现代修正主义脑袋里装满了旧世界那一套腐朽的东西，翻翻老账重干，迷失于眼前的大权在握、一时得势和一步登天的飘忽感，哪知道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呢？

爱因斯坦受到攻击，也深有同感。他说：“仇恨之箭也射向了我，但从未伤害我，因为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与之没有多少关联。”旧世界向新世界射出仇恨之箭，这是绝对要发生的。常言说：“明箭好挡，暗箭难防。”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一支暗箭。

所以，毛主席说：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从理论上说，修正主义把唯物史观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歪曲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亦是一种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歪曲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对乌托邦空想的批判，歪曲为新的乌托邦，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全部抹去了。这种修正主义的逻辑早已有之，当宗教被唯物论批判得瓦解之时，它竟说什么：“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唯物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这是一种强词夺理呢？还是一种遁辞和文学游戏呢？还是一种无知和顽固不化的执迷不悟呢？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将在莫斯科街道最繁忙的地段用全部黄金修建厕所。”那些靠金融危机发财致富、靠傅立叶批判揭露出来的……掠夺钱财的骗子手们，包括银行家、金融家、财政官员、民法家及证券所、股票所，以及全部经济学家等从业人员，只有到黄金厕所里去吃喝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的同时，商品——货币也被一同消灭了。“商品——货币”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既然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之物的形式上当作神结晶出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当化身。金银天然并非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是革命或批判的学说，即革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革命。而现代修正主义，否认、歪曲、反对、害怕革命，直至镇压革命；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是理所当然、名副其实的。

哥白尼革命和马克思革命，这两个革命开辟了自然的天地人间，一切超自然的存在都被扫除了。人类正沿着哥白尼革命和马克思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那些妄图恢复“地心说”，保持和恢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动势力，逆前进的车轮而动，终究逃脱不了粉身碎骨，遗臭万年的下场。

就此，把毛泽东两首反帝反修的革命诗词录下，分献给哥白尼革命和马克思革命：

满江红                  念奴娇

和郭沫若同志                          鸟儿问答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一九六五年秋

附1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原文）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2]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3]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5]，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6]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7]，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8]，达尔文的进化论[9]，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0]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11]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根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2]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3]一九四二年整风，见本卷第59页注[13]。

　　[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5]定息，见本卷第172页注[6]。

　　[6]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王国藩任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7]十七条协议，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等等。

　　[8]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9]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10]　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11]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