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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从通钢、联想到华为,平等的颠覆与柳暗花明

2023-12-10 21:59|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799| 评论: 0|原作者: 紫虬|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两年前,人们喝彩司马南大侠对联想股权的追究。如果说通钢事件是工人的命运之搏,奏响了第一乐章,司马南、明德先生抨击联想的阶段性社会海啸,奏响了捍卫国资的第二乐章。按照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和民营经济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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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人们喝彩司马南大侠对联想股权的追究。如果说通钢事件是工人的命运之搏,奏响了第一乐章,司马南、明德先生抨击联想的阶段性社会海啸,奏响了捍卫国资的第二乐章。按照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和民营经济31条引导,“通钢事件”的条件不再具备,但辨清是非远未了结。

  遥想当年所谓“不要问姓社姓资”,“今天的雇工,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麻醉剂:一切都在自由选择的“公平买卖”中,或下岗、或破产后的流民、摊贩、“胡同串子”、“重头再来,心情豪迈”的屡屡碰壁者、包括公益专利者对资本的长期乞讨,形形色色的“苦力”、“码农”、农民工的各种劳动者,和工农的长大了的子女,表面上光鲜,实则简历如厕纸的各种漂流者,不敢结婚生育,或大部分为负资产。和马克思时代相比,饥饿变成小康,不过是童工成了“打工”——这是从“南风窗”吹来的珠三角的新汉语词汇。从阶级固化的经济机制看,从贪腐所及的草芥地位看,“人民胜利今何在?满目新贵满目衰”,于是终于不再忍受,借联想一事,借对国有资产的捍卫,激昂凄厉,抒发的是丧失平等地位的呐喊。这在资本和特权的维护者和追随文人看来,是守旧,是否定改革,是“夹头”。

  捍卫国资的本质,是人际关系。当年,被一纸用工合同,带来“公平改革”的新鲜感推下了峰顶的劳作者,经过“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恩全,23卷199)的螺旋式,现如今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切身感受到“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恩选,2卷589)的劳资关系,是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反思。这种感受,后辈更甚。就连六年级小学生的网红作文,也知道拼搏只能从月入四千拼到六千,绝拼不到四万。

  马恩把阶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合作生产上。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恩格斯,马恩全集,36卷416)。列宁把“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合作企业看作除资本主义企业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以外的“第三种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论合作社》,列选,4卷772)。

  毛泽东的贡献是,聚焦于公有制合作生产的平等人际关系,抓住关键:干部,倡导焦裕禄式的为人民服务。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从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到一大批柴云振那样的英雄,有无数“不需要你歌颂我,江河知道我”的籍籍无名者。1975年,老人家生理生命枯灯将尽,改张元干词,“君且去,休回顾”,多少战友牺牲了,有“恩怨相尔汝”,压在心底深处的霞姑,更有蔡和森与无数先烈。——你活下来做了官,受点苦吃点亏何妨?

  1965年抗美援越,老人家在失去儿子15年后,对侄子说,“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壮丁了。”“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于是侄子在大学毕业后到空军高炮独四师三营一连三班当了战士。(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革命先烈是干部吃亏受苦的坐标。1967年1月22日,毛主席怒斥给干部戴高帽子、搞“喷气式”“不知天高地厚”(同日毛泽东年谱),同年9月22日的专列上,老人家用两个胳膊向后,学作“喷气式”状,回应纪登奎“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为战友扫除官气,接受严峻考验而爽朗一笑,笑声是赞许(《同舟共进》2012年11期,作者:彭劲秀)。但是,这个干部“坐标”被形形色色、居心叵测的个人主义者操作成炼狱,成为老人家晚年的隐痛:“这一次……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了。”(毛泽东年谱1968年10月5日)而一些人后来摇身一变,嫁祸甩锅为毛泽东是“极左”,于是毛泽东就在特定的时期成为红黑各方的共同对手。

  毛主席既牵住了共生共富的牛鼻子——权力,因为可派生资本,又牵住了生产力发展的牛鼻子——平等关系。这些在今天可以由华为企业内外的共生伙伴方式体现出来。华为干部奋斗吃亏的企业文化与不让雷锋吃亏的机制融洽运作,干部吃亏在不让雷锋吃亏的基础之上。这不是锱铢计较的买卖,而是劳动回报的机制。这种吃亏牺牲反映在华为人对战场、地震等自然灾难的逆行,有不菲的补贴,但钱买不来生命。即使如此,孟晚舟被羁期间,此生也许不再相见的苍凉父亲,却不同意国家为此做出让步——从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岳母刺字,秋瑾女侠,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正义的义利观。而无产阶级的牺牲,从湘江战役扯断肠子的陈树湘师长,到朝鲜邱少云、黄继光,令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升华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的最光辉境地,从此以后,这种崇高将会代代相传,但它不是官僚权力资本权力克扣压迫劳动回报的借口,也不是贪腐犯罪、流氓无产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即社会利益的理由。

  列宁说,发现“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选,4卷768)毛主席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进了一步。华为实际上继续了毛泽东的被赫鲁晓夫们中断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三者利益统一以及甚至包括对托拉斯的探索,大开大合,从分配到产权。华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流程在毛主席第十个关系中有相关论述(参见《论十大关系》,1956.4.25)。华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合作奋斗的生产方式正在成长,由此产生平等的生产关系。任正非对资本和劳动,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界限有深刻的认识。把收入大幅度投向研发,既为企业后劲,也反映对“有钱的华为”和相对“穷”的人民之间有清醒的头脑。

  余承东的感叹是最好的总结: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同时,若没有精读毛选,熟读《资本论》的任正非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余承东的“我们太相信全球分工了”将也会类似地被迫接受美国监官的高薪,向其透明企业一切,支付巨额罚款,直至被搞残萎缩。——合作奋斗的生产关系产生的战略警觉令华为成为不死鸟,独家单挑资本主义阵营的壮举,在今天也启发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对于公企,是建立合作奋斗的公益性市场主体;对于私企,要持续合作奋斗的最佳状态,最终还是要回到所有制变革,摒弃雇佣,重塑社会角色,否则最终被动于股东至上困境。

  有些学术大家批评毛泽东把等级制当作资产阶级法权,不符资产阶级早期的公平自由,这是一忘记国情,二不解先烈,三不懂生产,四无视劳动合同制后,在“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中,堂而皇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马恩全,23卷199)的两极分化,劳动者相对贫困的事业。这是高墙深院里的一种书呆子现象,视玉石为瓦砾。

  华为把5G、鸿蒙等重要技术专利交给国家,反的是垄断、资本逻辑,反对以科技为名攫取并垄断超额剩余价值,更反对放弃研发投入,甘当买办奴才,自然也是反对雇佣的逻辑。在这些反对中,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就产生了。过去曾说过反对洋奴哲学、反对霸权是“极左”,要国际大循环,两头在外,要市场换技术,要贸工技……有“藤校”归来的前大员著文曰,我国享受了国际分工的收益,在单方“享受”的感激涕零中,殖民地残余则溢于言表,终被余承东的感悟清脆打脸。外恭必然内倨,因为看群众脸色的时候过去了,同时,用坚苦卓绝换来的弱者平等的关系也就丧失了。

  美国对华全面制裁唤醒了国人,总书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螺旋式上升的回归。正如五次反“围剿”的鲜血催生了遵义会议,伟人的一个观点具有法则意义:重视反面教员。

  新中国的产业工人主体不是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的,是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对农民的吸收,改造,文革中的派性,对私有化的驯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陌生,是这个伟大阶级的时代弱点,这恰恰反映出通钢工人风骨的宝贵。通钢出了人命,绝非人们的意愿。王珉事发后,人们方知通钢事件的主导者。前大学教授在私有化改制中扶摇上位,其轨迹是工人——工农兵学员——学者官员——吞噬1.46亿的囚徒的渐变,是从淮南工人到出卖通钢工贼的堕落;又是大暴露——承诺通钢永久退出改制,原来走资派也是纸老虎。在我党的马列毛旗帜下,平等的同志地位经斗争争取,也可戳破拉大旗的虎皮,柳暗花明。

  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巧合,历史“浩劫”中的“重灾户”往往由拨乱反正到矫枉过正。如教科文卫从曾经个人的斯文扫地到集体的斯文扫地。自打梁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后,顶尖两校就演变为留美预科,培育的人才华为不敢要,成了华尔街收割中国顶尖教育果实的基地,对华制裁后,又等同于人才资敌,直至总书记座谈会后才开始好转。文艺卫生界,呵护灵魂和肉体的天使,在市场中成了商人,被“逼良为娼”,严重者或成了赖昌星、许家印们的金丝雀,或变成孙思邈怒斥的“含灵巨贼”。同样是“重灾户”的中科院,一边有无数科学家在传承红色,奉献黑科技,也有学院派中的败类腐败学术,由少数人吞并主要财富,包括联想资本的私有化运作,以至于高管半数入了外籍,电脑捐赠美军,投票挫败华为,产品贱卖给洋人贵买给国人……。总之,彻底颠覆平等关系、同志关系,这是四十年来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让人久居鲍肆,不闻其臭?甚至给买办商人、庞氏骗子戴上类似“优秀党委书记”、“两会成员”之类的桂冠,从蜕变的轨迹即知:哪一步不是先踢翻干部带头牺牲旗帜,再祭起干部党员带头先富,封之“先进代表”的牌位?哪一步不是公企遇到问题,先否定干群公认的抓领导班子,而是迷信私有化?总之,哪一步不是踏进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陷井?1996年3月27日,在山东诸城有观点提出“小企业可以卖掉,不能把这个叫私有化”——倘若卖给全体员工合作生产,的确算不上私有化,但是,提出“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就丧失了原则,敞开少数人持股,进而冲击基本经济制度。“当年全国有1600个考察组到诸城”,由此开始所有制易位拐点,埋下13年后通钢事件伏笔。

  翌年,联想改35%员工分红权,开始了股权运作,少数人占有;同年,前武钢工人许家印抓住国企出售地皮的付款时间和贷款时间差,空手白狼,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私人资本运作。同一时期,华为的员工持股则步步深入,任正非个人持股逐步稀释至今不足1%,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作平等劳动也可以高质量柳暗花明。

  今天看来,经过长期理论务虚准备,刨下基础的第一镐从诸城开始。“背景”呵护着吴小晖、许家印们合法攫取,王珉们非法贪污,这些人窃取权力、荣誉,窃钩者盗,窃国者侯,皆从一纸用工合同、皆从“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开始。颠覆合作生产的平等关系,就是这样量变到质变的。当年老人家说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年谱,1971.9.12)。2021年春,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上提出:“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新时代提法旨在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总结历程,理清是非,正当其时。

  近日,“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段永基先生,豪横宣称“人类社会几千年难道不是私有制发展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不是才改革吗?”,把两个毫不动摇变成唯第二个“毫不动摇”,想吃人民的豆腐,仿佛已经变天。正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和诸城不同,私有化不再羞羞答答,释放了尾大不掉,抗拒马克思的信号。

  今天,毛泽东热在青年中逐渐升温。“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人们怀念昔日的布票粮票?非也,人们在怀念那个时代伟人带领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枝节问题,被两极分化的捍卫者攻击为“平均主义”。但是,人们在觉醒。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本文旨在以总结具体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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