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左翼学者和政治理论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教授，托洛茨基主义的忠诚拥护者，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和国际秘书长，以及该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杂志主编。他因为《反资本主义宣言》一书而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该书只是其众多著作中的一本。在“历史终结论”盛行的西方国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为马克思辩护无疑显得“不识时务”。但是，面对资产阶级学者将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状况相比较而认为历史的进程已经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荒谬做法，卡利尼科斯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和工人阶级的构成三个方面进行了反击。 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1917年的十月革命无疑是20世纪极其重要的事件之一，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公开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但是，人们对这场革命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褒贬不一，马克思的后继者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转折，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则认为它们完全驳倒了马克思。批评者们抛出的论点有二：一是马克思预测革命首先在发达工业国家发生，但为什么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后出现的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论点，因为它们也都不是发达国家。二是俄国革命后来堕落为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独裁再次证明马克思是错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能通向真正的民主和阶级的最终废除，而是通向一个比它所取代的体制甚至更卑劣的专制(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Bookmarks，2012，p.219.)。卡利尼科斯对这两种论调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卡利尼科斯指出，第一个论点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人类必然经过某些阶段，这样，生产方式按照铁的历史必然规律而相继交替——归于马克思，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被一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所信奉，如普列汉诺夫。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俄国变成一个像英国或德国那样的工业国家以前，社会主义在俄国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卡利尼科斯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严厉批评了将他对资本主义演变的分析看作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企图。马克思为此还抨击了俄国作家米海洛夫斯基，因为后者将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起源的历史略图转变成每个国家注定要经过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路径，而不管这些国家发现自身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境遇中。这种方法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它是超历史的。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排除在俄国发生一场社会革命使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条件是俄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全面爆发的信号。卡利尼科斯进一步指出，从革命发生的起因来看，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过程的结果，独特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是重要的因素。具体来说，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俄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历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阶段，而工业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规模小但高度集中的工业工人阶级，它具有远大于其数量的社会和政治分量”(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Bookmarks，2012，p.220.)，这样，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与领主和农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斗争交融在一起，最终加剧了社会的矛盾。1917年10月，在以牢固的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且得益于农民的中立(因为他们向农民承诺分配领主的地产)，苏维埃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显然，由于马克思预见了俄国革命爆发的可能，所以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这个论点并没有驳倒他。 卡利尼科斯认为第一个论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对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费多少笔墨。但是，驳倒第二个论点则相对较为棘手。在卡利尼科斯看来，比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这一事实给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挑战更严重的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从一个民主的工人阶级国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怪物。究其缘由，卡利尼科斯认为在于马克思所坚称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获胜的论点中。实际上俄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不仅没有办法依靠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反而时刻面临着西方国家和反革命力量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所以，整个俄国的发展路线没有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走下去，而是步入了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歧途。具体表现在两点上：一是通过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直接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苏联以集体化带动工业化，借助前者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向国外出口粮食赚取购买西方的先进机器所需的外汇)，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不管是在农场还是工厂，生产者都不再掌握生产资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集中于国家手中。二是在外部的竞争压力下，苏联国内虽然取消了市场经济，但是因为军备竞赛的缘故，整个国家被捆绑在世界体系之中，为了赢得竞争的胜利，它必须确保剩余劳动被再投资于进一步的生产。因此，卡利尼科斯说，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被一个国家官僚阶层剥削。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不仅苏联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未能幸免。他指出，在其他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一直扮演着消极和软弱的角色，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本身由于各种原因(经济不发达、非革命政党的影响、在第三世界一些工人享有特权等)没有能够扮演像俄国工人在1917年那样的革命性角色。因此，当民族独立运动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展时，工人阶级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是沦为其他社会力量的随从。这些扮演领导角色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卡利尼科斯将他们界定为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在敌视西方和当地资本家的同时，对解放工人阶级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建立强大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尊崇斯大林的俄国是因为它看起来已经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体中取得了成功，而不是因为它与工人的权力有任何关系。”(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RoadtoSocialism，London：SocialistWorkersParty，1986，p.58.)所以，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没有一点关系，当他们成功地驱逐了外国统治者后，就复制了俄国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仍具解释力 对马克思进行的第二个主要批评认为，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资本论》多么确切地描绘了19世纪的世界画面，但是，它对我们目前的世界来说只是一个非常有缺陷的指南。安东尼·克罗斯兰德(AnthonyCrosland)和约翰·斯特雷奇(JohnStrachey)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是垄断的发展已经导致国家和大企业之间的结合，这使得经济计划成为可能，而不再像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样。二是权力在公司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即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这种分离意味着，它们不是被股东而是由在公司中几乎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管理者经营，这样公司的目标就指向长期增长而不是短期利润。三是需求管理方法(techniquesofdemandmanagement)意味着政府能够管理经济，以避免它走向极端的繁荣和萧条。除了克罗斯兰德和斯特雷奇指出的这三种变化外，卡利尼科斯还指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4世纪内，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繁荣：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在1948年-1973年间增长了35倍。面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理论还具有解释力吗?卡利尼科斯分别进行了探析。 第一，垄断资本的出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不矛盾。卡利尼科斯认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将导致生产单位规模的增长。“这一过程采取两个紧密相关的形式——通过剩余价值积累而实现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的集中化：小规模和无效率的企业被它们更大规模和更富效率的竞争对手所收并。”(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Bookmarks，2012，p.228.)另外，“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对马克思来说不足为奇，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已经将股份公司的出现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内废除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包括将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资本家转变成他人资本的纯粹管理者，将资本所有者变成一个纯粹的所有者(纯粹的货币资本家)。 第二，企业从由只顾短期利润转向关注长期增长，只是反映了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放弃了盈利率的目标。垄断资本在20世纪期间飞速发展，卡利尼科斯以英国为例指出，在1970年，英国100家最大的企业占制造业净产出的46%。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已经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经营，将他们的业务拓展至全球。但是，企业家的行为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而变得更少资本主义性。卡利尼科斯指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强调引导资本家榨取和积累剩余价值的动力与他们的个人欲望没有关系，而是源于他们身在资本主义竞争体制中的客观压力。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利润仍然是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所以，资本之间的竞争继续像以前那样惨烈。 第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无法永久规避经济的衰退。卡利尼科斯认为，相比于19世纪的国家只是提供恩格斯所说的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如军队、警察、法庭、济贫法案等，现在的国家扮演着更多的角色：一是国家本身是一个大规模的资本家，通过它所拥有的国有企业生产商品。二是它雇佣大量的劳动力，如健康、教育和福利等服务的提供者。三是政府对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负有全面责任。这些发展被斯特雷奇称为“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在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通过投票——依照自己的利益指挥经济。此类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还讲得通，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变得不再可信，因为此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方法面对世界经济的衰退显得无能为力。卡利尼科斯认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增长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单个企业规模的巨大扩张已经产生了对它们的活动进行有效协调的需要。这种相关性表现在：“对煤炭、铁路和钢铁等非盈利但基础产业的国有化实际上将剩余价值从低效率资本转移到了更高效率的资本。而对一个相对受过良好教育和健康的劳动力群体的需要已经由福利国家的发展所提供。”(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Bookmarks，2012，p.230.)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其中一些变化也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压力有关。例如，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它对许多工人来说代表着社会需要对私人利润的胜利。 第四，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的繁荣是国家资本之间军事竞争的结果。卡利尼科斯指出，国家在捍卫资本的海外利益方面地位同样重要。资本家为了强制实施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影响斗争中的利益，越来越求助于国家。所以，我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看到了世界在西方列强间的实际瓜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间军事角逐的激化——与企业间的竞争并存——这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发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点，分析了国家与资本的融合问题。按照布哈林的观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伴随着单个国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国家和垄断资本正在越来越变得彼此融合，形成了一体化的国家资本，这些变化意味着，即使国家经济受到少数大型企业的垄断支配，这些国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还在不断加剧。国家资本之间的竞争既表现在经济方面，又表现在军事方面，其中军事竞争对世界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对稳定和巨大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理解破坏性资料的生产对经济繁荣的积极作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给出了解释。在马克思看来，除了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部门I)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部门II)之外，还存在经济的第三部门。相比于第一、第二部门以生产为目的的消费，第三部门的产出带有挥霍性，它的消费不仅不会对进一步的生产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对其构成破坏性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所说的奢侈品。卡利尼科斯认为，武器本质上同奢侈品一样：它们不是被用来制造其他商品。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只是为战争而准备，直到它们被废弃，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被用来摧毁人的生命和财物，所以，武器生产就是废物生产。在正常的情况下，竞争的效应是强迫资本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改善它们的生产方法。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而利润率则下降。但是，废物生产抵消了这一过程。马克思指出，战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在经济上国家将它的部分资本投入了大海。通过将部分资本从商品生产中消除，导致危机发生的压力得以释放。所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俄之间的军备竞赛，促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繁荣。 显然，在卡利尼科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仍具解释力，“《资本论》对于任何一个想理解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AlexCallinicos，DecipheringCapital：MarxsCapitalanditsDestiny，London：Bookmarks，2014，p.314.)，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仍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三、工人阶级没有消失 对马克思的第三个批评认为，工人阶级——至少以马克思所构思的形式存在的工人阶级——不再存在。这种观点认为，体力工人现在只占劳动力的少数，占多数的是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白领工人。他们进而认为，马克思划分阶级的基础已不存在，现实不再存在将彼此视为敌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代社会主要由大量难以归类的中产阶级构成。卡利尼科斯当然无法容忍这些荒谬论点，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工人阶级没有消失这个命题。 第一，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并不等于它的消失。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所以，工人阶级对马克思来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所有那些被生活状况强迫而出售劳动力的人，以及那些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来自一个雇主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的人。换句话说，如何界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不是通过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而是由他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据此推定，虽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白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占据了劳动力的多数，但作为一个工薪阶层，他们处于与体力工人类似的地位，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所以，工人阶级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主体。 第二，不管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如何，都离不开工人阶级。有些人认可第一个论点，但认为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侵蚀工人阶级。他们指出了三点理由：自动化的发展，机器人在许多制造业流程中的引入，以及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工人在家进行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卡利尼科斯指出，这些趋势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的意义被极大地高估了。例如，远程办公可能只会影响一小部分较高薪酬的白领工人，像矿工或医院护工等就不可能使用远程办公。在卡利尼科斯看来，机器人的引入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它们已经被应用到汽车工业，从事诸如焊接等工种。但是，即使在这里也很容易高估这一趋势，因为现存的机器人是不灵活的，而且经常发生故障。即便是这些困难都被克服，完全自动化的工厂也需要工人去监督和编程。所以，工人不可能消失。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并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去工人阶级化”。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现象备受关注，表现在制造业和诸如采矿等基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例如，在今天的英国，大多数的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他们生产的是服务，而不是能够被消费的商品。但是，在卡利尼科斯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既廉价又充足，所以发达国家将许多工作种类转移至这些国家。这在钢铁、造船和纺织等行业中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但是，随着工业化一起引入这些国家的是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来在许多较发达的“落后”国家接连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其中工人阶级发挥着主要作用，如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的占领解放广场运动(AlexCallinicos，DecipheringCapital：MarxsCapitalanditsDestiny，London：Bookmarks，2014，p.313.)。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重组必然激起它所产生的工人阶级的阻止和抵抗。在第三世界，当然同在第一或第二世界一样，资产阶级正在生产它自己的掘墓人。”(AlexCallinicos，TheRevolutionaryIdeasofKarlMarx，London：Bookmarks，2012，p.243.) 四、两种辩护的比较：卡利尼科斯与伊格尔顿 谈及对马克思的辩护，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对当前西方十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的激烈驳斥，为了更全面客观地把握卡利尼科斯的论点，有必要将其与伊格尔顿的观点作简要对比。 第一，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卡利尼科斯虽然同伊格尔顿一样都持批判态度，但他显然比伊格尔顿更激进些，他否认斯大林模式下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认定它们为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否认斯大林主义的死亡等于由马克思所创建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破产”(AlexCallinicos，TheRevengeofHistory：MarxismandtheEastEuropeanRevolutions，Cambridge：PolityPress，1991，p.1.);伊格尔顿则相对温和，他指出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它给社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中国和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第二，在看待资本主义变化的问题上，卡利尼科斯同伊格尔顿一样都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仍然没有被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所超越。而且，他们都从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方面入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卡利尼科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贫穷、社会不公、经济不稳定、环境破坏和战争等问题，这些难以克服的弊病既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缘由，也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依据(参见AlexCallinicos，AnAnti-CapitalistManifesto，Cambridge：PolityPress，2003)。在伊格尔顿看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残酷和极端，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的集中度和侵略性都有增无减，财富分配不均大大加深，战争威胁无处不在，世界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这些都要求“马克思主义重现人间”。 第三，在如何看待工人的阶级身份问题上，卡利尼科斯与伊格尔顿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都认为一个人阶级身份的确定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而不是其他一些外在因素。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并非是以风格、收入、口音、职业或墙上挂的是鸭子还是名画来定义的”([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也不在于自己感觉处于何种阶级，而是由其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二是都认为之所以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是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工人阶级并不是因为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实际上，盗贼和银行家身上也有勤劳的美德;也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沉重苦难，事实上，游民、学生、难民、老年人、失业者和长期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比普通工人更贫穷;而是因为他们在生产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位置。这与卡利尼科斯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具有其他群体所没有的瘫痪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能力。三是都认为推翻资本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卡利尼科斯的理由是，由于资本主义军事竞争而导致的核威胁已经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所以每个人都应参与到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来。而伊格尔顿指出，“没有哪位有自尊心的社会主义者会相信，单靠工人阶级一己之力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唯有组成政治联盟，这个如此艰巨的伟业才是可以企及的”([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四是都认为工人阶级没有消亡。同卡利尼科斯一样，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只有体力劳动者才算是工人阶级。相反，“工人阶级包括所有被迫向资本出售劳力，在压迫性制度下苦苦挣扎，几乎完全没有能力改变自身劳动条件的人”([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所以，伊格尔顿也认为，工人阶级阵营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技术工人、文员和行政人员等低层的白领。按照这样的界定，工人阶级的消亡无疑被大大夸大了。可见，在工人阶级问题上，二者契合之处颇多。 五、结语 卡利尼科斯对马克思的辩护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实践没有出错，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失效，它仍然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的阶级基础没有消失，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可依靠的力量。从辩护的逻辑上看，他的论证缜密严谨，由实践到理论再到阶级基础，环环相扣，有力地回击了“马克思过时论”。从辩护的立场上看，他的论证更为客观，因为身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没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反而时刻生活在反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雾霾中，即使如此，他依然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呐喊，这样的论证更能使人信服和深思。从辩护的内容上看，他的论证没有回避马克思的“阿喀琉斯之踵”——苏联模式的实践、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阶级的数量萎缩，这些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攻击的核心，卡利尼科斯都一一进行了回击。总之，在“历史终结论”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卡利尼科斯对马克思的辩护同伊格尔顿一样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我们在钦佩卡利尼科斯的辩护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论证中存在的一个硬伤，即苏联模式的性质问题。它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苏联模式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具备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生产资料公有(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卡利尼科斯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能够撇清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但是却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即否认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卡利尼科斯眼中似乎只是一场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盛宴。具体到我国，则直接否定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卡利尼科斯对苏联模式的定性与事实相悖。如果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等)阵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盛宴，怎么会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围追堵截”?并且千方百计要改变这些国家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所以， 对卡利尼科斯的观点，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孙宁、黄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臧峰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3]陈学明：《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4]姜华：《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代仍然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5]胡大平：《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思想的学术评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