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访问农村

　　毛泽东研究：史料与框架——暨2015年新春展望座谈会

　　2014年11月29日

　　批判传播学编者按：

　　2014年岁末，通过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微信群的集体商议，以沪京两地为主的中青年学者自愿参加的方式，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毛泽东研究既新春展望学术座谈会，参加者还包括在企业和工厂一线的朋友。这基本上是一个泛左翼之间的对话、讨论和碰撞，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这个阵线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一年过去了，讨论中所关心的毛泽东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观、群众路线与民主问题等议题，在内外局势日益风云变幻的局势下，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却变得越来越紧迫。值此2015年岁末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把座谈会内容整理出来，既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也是为了在今天左翼之间的分歧与分化也不断显现的新形势下，重新理解和评说毛泽东思想和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以期能够凝聚共识，共同前行。

　　座谈会内容均经过发言者的审核与修订。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协办：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接(二)

萧武：

　　再一个就是，两人的争论后面也提到了工农联盟。如果按梁漱溟的说法，工农联盟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其实按毛的理解，工农联盟里面是要讲领导权的，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在压迫农民，毛的理解是农民是处于被领导的状态，并不是压迫。因为在毛看来，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9月17号他们发生争论以后，第二天梁有个挺长的发言答辩，其他的人就开始批梁，许广平和陈铭枢都做了比较重要的发言。陈铭枢在发言的时候，毛有个插话说，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他实际是没有理解什么东西是总路线，总路线是怎么样去实现的。所以毛在后面说我们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就是总路线的问题。

　　我们再稍微延伸一下。当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你怎么去解决农民的问题，这是一个道路问题。大家都知道，梁早期搞过乡村建设，而且，梁搞乡村建设还不只是要解决乡村和农民的问题，还要解决中国危亡的问题。建国后，梁认为他这一套还是可以搞的，只是可以用乡村建设来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但在建国初那种内外环境下，毛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的想法是比较统一的，就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如果离开工业化，纯粹靠农业去解决农业的问题，不可能有出路。所以在之前批判薄一波的时候，毛在审阅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上面对总路线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述，这也是他第一次明确对总路线做比较概括而完整的表述。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总路线。回到那个背景下去看那个毛和梁之间的争论，梁对总路线其实是没有理解的，他对工业化的理解也不足。一是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工业化，二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工业化，三是他似乎还是想通过农业来解决农村问题。所以他发言的时候批评国家对农民进行高积累政策，所以毛说他就是在反对总路线，而梁反复说明他没有反对，其实就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理解总路线。

吴新文：

　　工业化的方向梁都是认同的。

肖自强：

　　发现我和吕老师关于当前的分歧有点像毛泽东和梁漱溟当时的分歧。

吕新雨：

　　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为什么要工人阶级领导?其实毛的现代化一定是工业主导的，必须这样的，因为必须要完成国防。在两面都是炸药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强制的方法。所以工业为主导，工业必须优先发展，这一点是大仁政。但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只是说农民被工人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道路还包含着农民合作社的发生，这是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走合作化的道路，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不同于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所以毛绝对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农业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口号。从苏联到中共都是要跟民粹主义划清界线的。毛的社会主义是兼顾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把农民作为被工人阶级被动领导，而是工业的发展才能为农业的机械化提供条件，农业才能现代化。农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被动的去等它工业化，而是农民先组织起来，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用农产品去支持城市发展和工业化，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所以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工业和农业配套的问题，政治上的表述就是工农联盟。

　　所以这就不能仅仅在一个意识形态或者心性的层面上讲，一定要讲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所以这也就回到与儒家的区别。我们可以讲很多心性层面和觉悟层面、能动的革命性上，讲儒家和毛的共同点，但是，就像梁自己检讨的一样，为什么农民跟我不动，跟着毛就动了呢?共产党给农民分土地，搞土改，梁做不到这一点。政治层面上和生产关系动不了的话，光从心性的层面上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农民不跟梁漱溟走，梁漱溟的运动农民都是被动消极的。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都是主动积极的，从大革命开始到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都是这样，一直到新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都是农民积极主动的。合作化是山西农民自发提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只是毛泽东迅速把它抓住推动起来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区别。讨论儒家社会主义和毛社会主义最关键的是，你触动不触动社会结构、经济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的宪法会面临很大的危机?毛时代建立的工业和农业之间配套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体了。因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整个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完全背道而驰，农业变成了小农自发，国家层面上被放弃，特别是合作社、集体化的层面完全被放弃，后果就是农民的彻底原子化，包括今天把农业和农民问题分离开来，为资本来收拾铺平道路。农村组织化、集体化，这个是毛的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丁耘：

　　你把心性化理解得太窄了。不是说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心性化;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心性化。

少翁：

　　毛泽东的思想的来源，究其纵线下来，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还有一个横线，即国际共运的思路。主席怎么在这两条线中找到一个交叉点，实现他的革命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强调纵线，肯定是有这个因素的，也不能仅仅强调横线。这个革命思想到底交叉点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主席最关心的东西。他用这个东西来指导中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可能是主席给我们指的方向。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从纵线谈可以无限谈下去，他肯定受到康有为的影响，肯定和梁漱溟有交叉。从横线谈，肯定在国际里面有很多影响。这个交叉点在哪里?什么时候主席形成了这个交叉点，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问题，这个对我们下一步，我们这些左派怎么走，往哪里去，这才是最关键的。

第三场 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观、群众路线与民主问题

　　主持：张翔 点评：丁耘

　　欧树军：毛泽东的代表观

　　王涛：毛泽东群众路线论的再思考

　　宗成河：毛泽东与民主问题

　　肖自强：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与后毛泽东时代

欧树军：毛泽东的代表观

　　对于当下中国体制的各种批评，需要从理论上、学理上做出深刻的回应。一方面，需要在修辞上、在话语体系上，和西方话语体系兼容对话、互相辩难;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梳理现代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克服行动胜于理论的困境，这就需要用学术语言去深入研究作为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的毛泽东。

　　Phyllis M. Frakt认为毛泽东的代表观是能够与西方思想对话的，毛泽东的思想回应了一个中西方共同存在的理论问题。我们通常说，“代表”有两大类：一类是授权式的代表，通过选举或者其他形式，把权力授予代表，代表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利益。另一类是信托式的代表，你选派我代表你，但为了某个更高的目标，我不一定遵照你的意愿来行使代表权。一般认为，这两个趋向，一个是卢梭的代表观，一个是伯克的代表观。代表制研究专家Hanna Fenichel Pitkin(我和王绍光教授合作翻译的《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里收录了她的文章《代表与民主：不稳定的联姻》)主张现代世界尤其需要把这两种代表观融合起来，把伯克的代表观和卢梭的代表观融合起来。一个是纯保守主义的，一个是革命型的，但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回应资本主义的代表观。资本主义的代表观假设，每个人都最了解自己的利益，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代表能不能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是很有疑问的。在资本主义看来，代表的功能，也是希望把代表个人利益和代表共同体利益融合起来。这个融合既是卢梭做过的工作，也是伯克做过的工作。但这两个人有区别。卢梭认为，代表制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或者是有伦理的社会;伯克也这样认为，但是，通过代表制去建构这样一个社会理想的时候，人们会问：到底谁有德性?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个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伯克认为只有精英才是有道德的，而卢梭认为大众是有道德的。毛泽东的代表观可能体现了这两个人思想的融合，毛泽东认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群众是最高贵的，官僚阶层应该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这种代表观有两个指向：一个是代表绝大多数全国人民的意愿，一个是代表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作风，只有这两个代表。当然，毛泽东的代表观，实际上和他的人民观结合在一起的，是离不开他的人民观的。他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更强调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是直接的联系。毛泽东的代表观是一种群众路线式的，时时刻刻强调干部要主动了解群众的需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干部还要凝聚群众的意愿。这就既体现在群众路线上，有一个认知、认识、了解群众需求的过程，然后还有个总结需求，实施、执行行政政策，形成法律体制的过程。

　　也可以说，民主集中制本身也体现了毛泽东的代表观。毛的代表观和人民观放在一起，又和他的民主观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共产党首先就是先锋队式的代表，先锋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先进性，是因为它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首先要向人民学习，通过学习，完成自我的教育，并去组织去动员民众，然后再去教育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在他的民主观又反对民粹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制。他并不认为在过渡时期应该绝对化地去保障农民、工人的权利。实际上这个观点并不仅仅是在过渡时期，他在早期也一直这样看的，大概是从瑞金时期就是这样一种主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挖掘毛泽东的代表观。毛泽东的代表观有非常现代的因素。就代表制而言，除了授权式代表和信托式代表这一分类外，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实质性代表和形式性代表，因此，代表与人民的相似性、相异性，也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相似性的代表和相异性的代表及其程度来区分代表类型?毛泽东的代表观更强调代表和人民的相似性，在这一点上他是反伯克的，和保守主义不太一样。毛泽东和卢梭、伯克的思想共同点，是都强调代表应该追求公共目标，追求国家利益或民族整体利益，但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毛的代表观呈现出了和这两个人，尤其和伯克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代表选上来之后，没有必要为被代表者说话，所以代表与被代表者可以不是同一个阶层的。究竟是只有农民才能代表农民，只有工人才能代表工人，还是律师、商人、政治家、官僚也能代表农民和工人?或者我们换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不是比如农村地区的企业家可以作为农民的代表?国有企业的老板、书记、董事长是不是可以作为工人的代表?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代表观与西方思想的巨大差异。

王涛：毛泽东群众路线论的再思考

　　对于位于国家层次上的现代民主形式来说，事关民主的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够很好地代表广大选民的意愿和利益，以真正实现民主代表性。实际上，这就是树军兄前面说的实质性代表。根据中共的革命经验，中共代表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就这个群众路线来说，如果它在今天仍然能够像在过去的革命政治中产生实质代表性和民主效果，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化解政体形式差异带来的民主挑战。因为其他民主政体能够实现的代表性，我们通过群众路线也可以实现。所以，我思考的问题是，今天怎么来重新看待群众路线。首先，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群众路线的缘起和含义。

　　一篇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文章，是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主要讨论革命斗争中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对于当时陷入革命低潮的中共来说非常重要，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群众路线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工具性层次，在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中共服务于群众，是为了与群众建立情感联系或者进行情感动员，赢得群众的支持，把他们动员到革命运动中来，同时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往复双向过程，实现决策的科学化;第二个层次是目的性层次，在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真正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是中共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中共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人民群众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两个层次当然不能够分开，但是在过去的革命政治中，可能第一个层次更加突出。因为革命的有生力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中，他们所能依靠的、所能寻找到的支持力量就是群众或者是农民。在这种环境中，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共必须实践群众路线。事实证明，中共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确实在革命斗争中真诚地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此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他们面对着外部压力带来的强制必然性。

　　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过去这种在外部压力驱动下的，通过革命政党自外向内、自上而下地实践群众路线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大那么可行、有效了。因为在革命斗争中时刻面对的、暴露眼前的、逼人的生存压力已经消失，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来说，群众路线的必要性不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那么鲜明、急迫。如今，在政党国家化的过程中，执政党逐渐成为一个日常化的国家机器，僵化为一种科层化的、官僚化的统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充沛的政治活力，也失去了与人民群众接近的强烈兴趣。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绝对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但是对于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统治结构的执政党来说，相对于占据其绝大部分精力的执政治理工作来说，实践群众路线、抓住人民群众的心灵，不像在过去的革命中那么必要和重要了。

　　这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方面我们在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欧美的议会多党制也面临一个代表性断裂的危机，它的政党、国会同样很难忠实地代表基层选民的利益。所以，在普遍性的去政治化处境中，我们即便是学习、照搬了自由民主制度，也解决不了“代表性”这一民主的实质问题。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群众路线仍然能够提供一种“实现代表性”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事关民主本质的“代表性”问题上，革命政治经验仍然有我们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说明的，这种代表的现有具体方式，也就是实践群众路线的现行方式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依靠执政党自身的动力，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的走向群众)。所以说，在这个处境中，怎么来寻找实践群众路线新的方式，进而激活中共积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动力?我想，可能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发挥社会领域的自主性、群众的政治自主性。通过人民群众自发的政治参与，通过有节制的社会运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走向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只有通过群众从外部向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参与，才能激发执政党和政府实践群众路线的积极性和新动力。

　　今天，群众路线仍然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它在代表性问题上的理论价值。但是，要想发挥这个理论价值的现实功能，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形式来实现群众路线。传统方式的效力已经不大了。这两年，执政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大张旗鼓的去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去观察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它是用一种反群众路线的方式、官僚主义的方式在贯彻群众路线，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群众路线蕴含着应对政体形式挑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一定要坚持，但要有形式上的创新。

张翔：

　　中共群众路线的表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汪晖老师最近提到，正统马列主义和第三国际对群众路线的侧重点是“到群众中去”，基本没有提到“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创造。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缺的就是“从群众中来”。

白钢：

　　它是外赋的，外赋的就不可能从群众中来，只有是我给你，我下去。

宗成河：毛泽东与民主问题

　　毛泽东非常关注民主问题，虽然他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讲集中，或者一方面讲党的领导，一方面讲群众自主性，但他还是非常强调民主。不像现在，现在不大敢讲民主，我们更强调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刚才大家都说了，比如说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整风运动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这样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里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他一直是在强调群众的行动，自觉行动而不是命令式的，反对命令主义，当然也反对尾巴主义，两方面都得讲，所以要群众自觉觉悟。我特别关注的是“一切依靠群众”的说法。按照刘少奇的解释，其意思应该是：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一定要把“党的领导”放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之前，其暗含的意思无非是强调“党的领导”高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毛是两方面都说。

　　举一个例子。庐山会议后，毛让黄永胜表态。毛的意思当然是要求总参谋长黄永胜站在自己这边反对林彪，但毛不直接这么说。黄永胜的想法是这样的，你让我反对谁，我就反对谁，你说清楚了就行，我当然跟你走。但毛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当然期望你反对林彪，但你要自觉地反对林彪，我不能命令你，你自觉地反对林彪那才是你反对林彪，若是你听我的命令反对林彪那并不算数，命令主义不是我的作风。黄永胜的意思是，林彪是老二你是老大，没有你老大的意思，我敢反对老二?所以黄永胜不懂民主，不懂得我们的革命理念就是获得一个民主的政治社会生态，等级观念还在作怪。

　　民主是毛泽东的价值观，这点不会有什么疑问。本来民主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价值观之一，比如，社会主义运动批评资本主义的主要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这一种价值观在毛泽东的理念中继承了下来。

　　毛一直在强调民主，当然他也一直在强调集中。民主和集中、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不认为他就真正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了。因为他一直很苦恼这个问题，所以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路线，他只是指出了目标：你得想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两方面一定都要兼顾。这种矛盾关系，这个政治目标，到我们现在大约还延续着。比如，当我们谈到民主的时候一般有三种提法，如果你谈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后面立即要跟上党的领导。如果谈民主，立即跟上集中，民主集中制。还有一个提法，如果你谈人民民主，后面一定要加上专政，当然这是跟敌人的关系，也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当中，特别是后来，就把民主给忘了。因为对于政治来说，秩序当然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根本就没有政治，没有秩序是政治的解体。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稳定，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但在四项原则当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所以在改革开放这个传统中，相比于“民主”来说，更加强调“集中”，强调“党的领导”。这个变化并不是一个小的变化。大体来说，在这个传统之下，我们越来越趋于集权。于是政治与社会越来越处在一个官僚系统治理之下。现在这个制度，如果能够顺利地发展，其结果应当类似于一种“开明专制制度”。

　　我想给民主一个定义，我不想用代表这些词来界定它。我认为一个社会当中，如果有多数的人愿意担负公共事务的责任，愿意管理公共事务，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公共事务，那这就是民主。官僚制的后果就是人普遍没有责任感。比如我们现在要搞意识形态教育，要靠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官员(或者说“组织”)来完成，恰恰是这些官员们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的，责任在上面，我是替你干活的。所以意识形态官僚对意识形态教育有没有效果根本就不管，他知道这个意识形态工作根本就没有效果，但是他还这样做，因为上面让我这样做，有效果没效果不管，这是领导说的，领导负责不是我负责。这就像黄永胜的心理：你反对林彪我跟着你，但虽然我跟着你，却不是我反对，我不负责而是你负责。这就是民主缺失的危害，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普遍没有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没有主人翁责任感任感，国家的政治秩序是靠一个政治权力系统来维持，而不是人民自觉的爱护公共事务，他们不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政治权力，没有政治道德。人们把政治权力系统当作是外在于自己生活的东西，而一旦这个权力系统没了，或者发生了问题，，国家与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就又回到五四那个时候。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提过我们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其实我们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没有进步。因追求稳定而诉诸权力，然而权力其实是最不稳定的。

肖自强：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与后毛泽东时代

　　远离政治特别是远离革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毛泽东也因此越来越被孤立或直接的研究，而忽视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军事家身份、思想家身份、哲学家身份都离不开这两个身份。凡是绕开政治家身份和革命家身份而孤立或直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的人，都会毫不例外地陷入错乱中。

　　有人认为他是唯意志主义者。这种人会忽视领导力或领袖力的完整含义，忽视毛泽东的战略谋划、统领群英、创建和优化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等方面的能力和活动，而只看见毛对远大理想的描绘。毛的组织智慧和领导智慧一旦被忽视，对于那些不具有甚至不理解组织智慧和领导智慧的人，毛的任何理想主义行为都会被视为唯意志主义。

　　有人认为他是唯斗争论者。这种人会忽视毛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卓越创建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毛对统一战线的运用和实践，在时空上，在深广上绝不亚于其对阶级斗争的运用和实践。

　　有人认为文革期间毛是极左分子。这种人会忽视毛对中美建交的开创和推动，更会忽视他为"促生产"所做的努力。很多人意识不到中美建交对于极左分子的毁灭性意义，因此完全忽视其在毛泽东晚年政治光谱中的构成和地位。

　　有人认为他是唯阶级斗争论者。这种人完全忽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人民分析方法。毛的阶级分析几乎多是用于揭示与时俱变的人民的构成。以阶级分析始，以人民分析终。换言之，毛要解决中共为谁服务、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人民分析方法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首要问题。

　　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者虽然也常常涉及人民的构成问题，即工农的关系问题，但不构成其核心问题。他们也涉及小资产阶级问题，但认为城市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足以构成革命的主力，而小资产阶级反而成为无产阶级建立和纯化政治自觉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多成为批判和提防的对象。

　　具体化的人民观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者政治方法论的核心，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二战是欧洲社会主义式人民观的锤炼之源，但并不因此成为其政治方法论的核心。二战之后部分社会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从执政党位置下来，他们重整旗鼓，准备竞选执政党位置，此时几乎都建构了自身的人民分析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竞选的人民分析方法。也可以称之为被动的或迎合的人民分析方法。

　　面向竞选的人民分析方法，其实践的建构力非常微弱，在竞选政治过程中步步后退。开始在阶级化的工农的基础上做增量。由于经济转型，职员阶层规模急剧扩大，人民分析法首先增加小资产阶级。由于执政党必须直面全国公民，作为民族传统的各种基督徒是占相当比例的选民，亦必须纳入人民分析方法。在经济危机时代，中产阶级有无产化的高风险，往往会寻求社会主义的庇护，需要资金和智力支持的人民分析方法便抓住时机将他们列入人民分析方法。如此等等，然后慢慢地，阶级含义空心化，人民含义道义化，民主社会主义便空心化为伦理社会主义。

　　新中间阶层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无产化风险来临便寻求社会主义的庇护，有产化机会来临便抛弃社会主义。然而，是“有产化机会”还是“无产化风险”，在欧美，决定于市场经济，无论哪种市场经济。这种被动性或迎合性，一直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困境。

　　工农关系问题，从一开始便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使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从一开始便具有多成分的复杂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打军阀，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政治预期，但对中国革命阶级的核心成分缺乏充分理解。毛率先抓住中国农民可能的革命性，解决中国革命阶级的核心成分问题，确立以工农联盟为革命阶级核心的阶级分析观。抗日战争时期，再次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曾经寄予政治期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本主义重新纳入中共的政治期望中，确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核心，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分析方法。这种人民分析方法无疑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核心的阶级差序观。毛和中共也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统一战线政治。

　　如果理解这种阶级差序政治?其首要含义是各阶级在这种政治的地位是不同的，是差等的:工人阶级通过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成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通过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和人民的主力，其他民主阶级是团结对象，等等。其政策含义在革命年代是鲜明的，无庸多说;在建设时期并不那么清晰和一贯，我们不妨以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税收政策对薄一波的批评为例加以理解。薄一波提出公私企业同等纳税主张，毛泽东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私有企业纳税应比国有企业高。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强调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政策均等，显然是薄一波所张的政策原则最终得到全面贯彻。毕竟复出的薄一波是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之一。无法否认的是，毛泽东的人民分析方法和宪法中的人民概念都是遵循阶级差序原则。

　　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农立场政治、阶级差序政治、群众路线政治、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政治等共同构成毛与中共的人民政治。这种人民政治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法宝。

　　1949年以后毛与中共的人民分析方法和人民政治，遇到根本挑战——当年的革命者变成政府官员和职员。在原有的革命的人民分析方法中是沒有这一环节的。在很短的数年中，革命者群体转变成大规模的官员阶层和职员阶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基本消失。中国社会结构呈现为工农阶级、职员阶层和官员阶层，人民分析方法陷于困局。人民分析者成为人民对立面或异己面。

　　毛为了解决此问题，只得祭起阶级分析大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官员阶层，改造职员阶层，形成工农阶级主导的革命政治。文革失败，但也因此，阶级政治而非人民政治，成为一些人心目中毛的形象。

　　事实是：一方面职员和官员阶层化运动从来沒停止，另一方面“促生产”还催生一大批体制内的经营者，经营者阶层化也在加剧。这批经营者阶层化其实从三线建设就开始，可能更早。毛只要不消灭国家，只要“促生产”，无论怎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不断生产和扩大官员阶层、职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毛认为中国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体也是基于对“抓革命、促生产”悖论的洞察。“促生产”必然会产生一大批生产资料和人民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官员、职员和经营者。这些大量官员、职员和经营者便会阶层化、特权化和利益集团化，便会努力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实际控制进行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对已经掌握的特殊利益进行非历史性确权，从而正当化、合法化、权利化。在毛泽东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在特殊利益私有化之前就必须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破除阶层化、特权化和利益集团化。这也是低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成本——在消灭剥削阶级以后继续寻找阶级敌人的防修反修政治。这样就会形成“抓革命-促生产-阶层化、特权化-抓革命-促生产”的毛式社会主义过程。私有化之后再来的革命则必定是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然而“文革”没有获得体制各种精英支持，毛也因此被批为专制、独裁。正如毛批评陈毅在古田会议之前说毛存在七大问题，只是从个人伦理看问题，而不是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换言之，不能把政治原则的冲突看做个人伦理问题;对个人伦理的考察应另有视角。一方面毛年事已高，不能像年青时深入群众考察，也没机会像革命时代时在共同战斗中发现和培育新的领导者团队，另一方面其他高级领导或者因为没有正确领会毛对“抓革命促生产”悖论的洞察，或者基于自身既得利益，缺乏对自己开刀的革命精神，而消极或积极反对文革。其结果是“文革”缺乏正确领导，全面失控，既定文革路线自始至终未得到很好贯彻，最终失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因此进入另外一种轨迹：“抓革命-促生产-阶层化、特权化-抓改革-私有化或市场化-促经济-维稳化”。体制內外官员阶层、职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主导中国政治和经济从此常态化、正当化。

　　改革开放以后，体制內职员阶层、官员阶层和经营者阶层开始裂变。首先是相互勾连的体制內外职员阶层、管理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这便是所谓八十年代改革共识的社会基础。然后便是相互冲突也相互勾连的体制內外职员阶层、管理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这便是所谓八十年代未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的社会基础。然后便是利益冲突开始多于政治勾连的体制内外管理者阶层、经营者阶层和职业阶层。这便是所谓九十年末新左新右纷争的社会基础。

　　从此中国又重新阶级分化。这种阶级分化既是毛时代“促生产”的产物，更是改开时代的产物。比如乡镇企业主的大规模产生，便源自毛时代农村村社组织化能力的反复锻炼及由此而来的农村经营者群体的出现。

丁耘 点评：

　　树军这篇发言最得体。因为他是在学院体制里面，所以必须用学术的语言，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的主流来看毛泽东思想。这样一面我们也要有，认为毛泽东也是可以解决西方政治学理论一些两难的选择。代表性的问题确实是目前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的理论问题。

　　你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区分。卢梭这边，道德的根源力量在大众，在伯克那边是在精英。泛泛的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卢梭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众意和公意是要区分开来的。后来黑格尔把这个话说的更加尖锐，他说有时候公意就在一个人手里，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整个的公意，但是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那也可能只是众意而已。所以这里指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可以用这样的一对范畴去套毛泽东，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他偏向卢梭，但是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毛泽东那边的架构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跟精英的架构。他是有党有群众，但是在群众里他还有先进分子跟落后分子。这里面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他始终有一个对群众的分化和引导，然后再借助群众，对党自己再进行领导和分化，是一个相互教育。我以前在一个会上把它说成是政党和人民的相互铸造，是交互主体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谈一下我党的传统，群众路线是一个丰富的遗产，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笼统的东西，要进入到这个历史当中去看还有哪些资源可以被激活。这个遗产里面，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西方代表理论里面很难找到的，它可能恰恰是一个中介。你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文革，包括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里面，对群众先进和后进之间的分析，事实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并不意味着信任所有的群众，首先要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发动起来，但这又不等于是在组织中的政党。例如，在推行改革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文件是这样讲的：用精神激励促进生产，抓革命来促生产，只对少数先进分子有效，对广大的群众是无效的，可能只对局部有效，对全局无效的。这是一个理由，对群众的分析以后，发现生产的基础不能放在群众的先进分子上面。而这是一个毛的这个政权里面特别擅长的一个分析，连改革开放开始，都要依据这个分析。无非立足点放到了广大不那么先进的群众上。

　　我先跳到自强的分析。自强提了一个很奇怪的讲法，叫人民分析。因为原来我们一直是有阶级分析，人民分析是用其他的，可能是阶级之外的方式把人民再分割。人民是个笼统的概念，阶级是分析人民一种方式，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性别、族裔、地域，长江以南，长江以北，种种方式可以分开。(丁耘问肖自强：)毛泽东的人民分析和阶级分析有什么区别?(肖自强：从阶级分析开始，以人民分析为终。)阶级分析不是把一个阶级再分析，是用阶级把这个人群分开。

　　(肖自强：我的概念是“阶级差序”，前提是要做阶级分析。)

　　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提了一个从阶级分析到人民分析，人民分析跟阶级分析不一样，人民分析是什么东西?

肖自强：

　　纯粹的阶级分析不必然导致阶级差序。在“人民”概念中，阶级分析和阶级差序不是割裂开的。如果阶级分析没有导向阶级差序，“人民”这个概念也会变得多余。可以说，人民分析就是导向“阶级差序”的“阶级分析”。

丁耘：

　　顺着我刚刚的讲，政治，笼统讲，永远是优劣强弱多少之间的游戏。他一定要用一个方式，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下，用一种分割方法，让自己永远站在多数人这边，但是这个不一定是阶级，他可以用其他的很多方法，比如说用宗教信仰，用对文化的态度，用性别、籍贯。但是我党的分析始终是这样的，一个是多少的分析，还有一个是先进后进的分析。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但是在工农联盟中又要工人阶级领导，这个时候就不按人数来说了，因为工人阶级先进。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双重交织的这样一个分析方式。我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老肖的阶级差序是什么东西，总之是一种阶级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对人民可以进行《矛盾论》指导下的分析，但是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的思想的基础、底色是唯物史观，因为社会分工、特别是所有制状况，是分析其他一切的基础，由于社会分工是主要矛盾，所以阶级分析是他的主要方法，这是毛的底色。但是用先进后进和人数多少是个双重的分析方法，用汪老师的概念就是结构的阶级和政治的阶级。

　　回到王涛的话题。走群众路线意味着要对群众进行分析，不是说在群众下面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这里。这里又回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这里面这几位都有了我党的优秀传统来衡量历史跟现实。王涛说，现在是从群众中来少，主要是到群众中去。宗成河的意思是，连到群众中去都没有了，凌驾在群众之上，是一个官僚的管理者，群众是一盘散沙式的群众。

　　这个“从”和“到”，我要强调一下，这两句口号怎么理解得更全面一些。首先是从群众中来是第一。第二这个过程是无穷反复的，是到群众中去以后，再从这里面汲取资源再回到群众中来。这个叫走群众路线。这个里面就有群众的先进分子，要让群众教育党，同时通过党提炼的群众中先进分子的意见，反过来再教育其他的群众，不断地自我教育和教育然后扩大。这是塑造群众，动员群众，并且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

　　我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代表学说比民主学说要好一些，但仍然不够。特别是民主学说用来分析中共整个政党跟人民群众的关系，仍然还太简单化。因为中国太大，不仅仅是一个君和民的关系，还有集权，还有一个中央地方关系，中枢跟部门的关系。可能是三级，它是君臣民，不仅仅是民的关系。集权不一定是从民这里来集权，而是指对官僚制的一个办法，一个处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东西，西方所有的这些学说，代表学说、民主学说要放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现实中来。革命建国以后30年到这30年的历史，需要重新进行考量，要把我们这个理论做得更加丰富一些，否则的话描述不了中国丰富的现实。西方理论的运用可能大模样有点像，但是到了细微的地方，呈现我们特点的地方，就开始不够用了，因为它太粗，可能可以进行一个分疏。

　　这个板块的发言，所有问题在于，人民、群众、阶级这三者的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毛的人民是写到宪法里去的，但是他在党做具体工作的时候，不大用人民这个概念，他是用群众这个概念，因为人民里面是有阶级，人民是包含着少数多数，包含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跟工农群众的，但是群众就是阶级分析的一个后果，宪法的合法性可能是在人民上，但是党的运动的动员的合法性是在群众上。然后党有效的展开，党自我的教育，是对群众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群众本身可能是一个数量分析的结果，但是这还没有穷尽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对群众里面进行——不管是政治的、结构的还是德性的——先进、后进的分析，这是一个可能比刚才这些学说更加符合我们政治的历史与实际的一个描述，是在刚刚上述提到的学说基础上可以推进的。

张奇峰：

　　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理解，卢梭那里实际上没有代表这种东西，因为卢梭很清楚的说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卢梭完全就是直接民主，里面无所谓代表。所以对卢梭来说，主权就是公意，公意就是所有人都要服从的，我可以强迫你服从，那是对你好。卢梭《社会契约论》里是这样表述的。我不太清楚，卢梭那个代表是怎么解释出来的?

　　还有我对老宗那个比较有兴趣，因为老宗谈到对人民谈民主时候的三种谈法。我们一般讲人民的时候讲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一般不大在敌友关系上来谈人民，因为谈人民就已经意味着我们先做了这个区分了，做了这个区分后才再谈人民。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没有敌我关系的问题。

丁耘：

　　人民这个概念的前提是，它产生于敌友分析。然后在人民中再进行划分。

　　接着我刚才说的，可能代表制在卢梭那里确实跟众意有关。如果完全按公意，这个代表制是不适用的。(白钢：不需要代表的。)

吕新雨：

　　我觉得中共的土改是一个很好的了解群众路线的案例。因为现在右派一直在说中共土改是共产党逼农民的一个投民状。但是实际上去看土改史，中共一直是在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之间不断地进行平衡。因为有27年的大革命失败，所以对中共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再重犯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是一定要满足的，但是分土地到农民不是最终目标，只是起点，民粹派也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共或者说共产国际一直要跟民粹主义划清界线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它响应农民的要求分土地，但是并不限于此。包括对先进分子的发动，毛讲得很清楚，土改没有发动之前要防右，但是一旦发动起来就一定要防左。一旦发动起来，农民的诉求就会很庞杂，东北土改农民会拉上大车进城抢劫。操作层面上和政治理念层面上是有紧张的，如何处理经常发生的不平衡，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也需要培养群众的政治觉悟，事实上，教育和引导农民的问题也同样关键。这也包括文革后期群众运动的失控，群众运动本身需要更复杂的分析视角，需要阶级视角和政治视角。群众路线会因为群众运动的内部分化而瓦解，而党内的路线斗争也会直接影响到群众路线的政治方向，所以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往复关系须辩证地对待，它们是联动的。没有正确的党的政治路线，也就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

　　刚才讨论群众路线、代表观、民主问题的时候，其实，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对共产党的分析和对一党专政的分析，这些怎么放在中国式的民主制度的框架里来讨论?因为是一党专政，中国又是唯一的迄今为止保持社会主义法统却经济崛起的大国，这个前提下，民主的问题、代表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学上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党的问题，不同于西方政党的传统。中国的共产党其实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演变，实际上要讨论的是从列宁主义政党的谱系中看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这里面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及其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

　　说到群众和人民，“人民”之所以能力成立，不仅仅是因为敌我关系，背后其实更重要的是主权。因为主权是跟人民直接联系，如果没有主权的需求，人民也不会成立。所以不仅仅是因为敌我要区分人民，更要与建立新中国的主权结合在一起，而这个主权又是和一党结合在一起的——这是要害。

张翔：

　　我的感觉，汪老师讲的代表性断裂，其实不是要用代表性的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共的经验，而恰好是要批判这个代表的概念。他2014年年初在《文化纵横》上发的文章，提到了“超政党”。如果用那个概念的话，群众路线是一种超代表制。

丁耘：

　　我从一个比较怪的角度提供一个佐证。英国是代议制的国家，代议制就是代表(representation)。洛克在认识论里讨论过代表。他说，一般概念、普遍观念比如说三角形，用一个特殊的三角形来代表，这个意味着代表一定是跟自己是同类，如果用精英代表大众，那就是破了洛克的代表学说了。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指代，不是用一般观念来代表。

欧树军：

　　我回应一下丁耘老师。我很赞成丁老师说的这两点。其实在《社会契约论》里面看不到卢梭对于代表有直接的论述，他更强调公意。但也许可以从他的其他著作中看到一些对于代表制的观点，比如《波兰宪草》。他为波兰起草的这部宪法中，对于政府构建而言，他认为第一位的还是立法，不是说国家就不需要国会，不需要代表，而是说这个代表必须是一种实质性的代表，他必须直接反映选民的意见，而不应该是信托式的代表，只能是授权式的代表。所以授权是反映公意的授权。他说，为了防止代表不反映选民的公意，要采取一些制度化的措施，比如缩短议员的任期，让议员不至于太快的腐化或者败坏，他有这样的考虑。还有些相关论述，他说大国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立法权无法直接呈现自己，只有通过代表才能发挥作用。他不是完全排斥代表制，而是要什么样的代表制。代表不应该表达自己的私人情感，而应该是宣示国家的意志。这显然是和伯克有很大的分歧。

　　丁老师讲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刚才没有表述清楚带来的。毛泽东的代表观，历来是和他的人民观是放在一起的。从史料角度来说，毛泽东代表观形成于延安时期，成熟于抗战时期，之前论述很少，在抗战时期越来越清晰。起点大致是纪念鲁迅逝世的发言，他说共产党应该是鲁迅这样的民族的先锋，有奋斗、牺牲的精神，后来据此形成五种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补充一个新的代表内涵，也就是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先进力量。(丁耘：就是没有生产力。)是的，他的代表观、人民观、民主观或者整体上的政治观，恰恰是要用这个理念、意志、政治去约束生产力，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武器，而是人。

吕新雨：

　　如果说毛对代表观的阐述是从延安时期开始，但如果看毛对民主的讨论，井冈山时期就讲士兵和官的关系，为什么红军跟雇佣军不同，强调的就是民主。民主的改造使红军能够不同于其他的军队。(欧树军：所以代表、民主、人民这三个是融合在一起的。)核心的区别是，民主的问题是早于代表性问题，而代表性问题之所以出来，实际上跟主权有关，延安时期共产党要争主权了，所以代表性跟主权的关系更密切一点，而民主问题和群众路线，在解决政党与群众关系问题的时候更核心一点。

丁耘：

　　汪老师说一个超级代表制，这也说得太笼统了，延续上午的讨论，我突然想到一个好词来概括：能动的革命的代表论。因为代表论就是一种反映论，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有了革命的，就有了一个引导，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机械的代表。它有来去。这大概是值得推进的思路。什么时候可以开个与代表制有关的会议。这个观点的要害是，第一打通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第二在这个基础上，为革命、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给出一个既是政治哲学的，又是认识论的基础。要把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政治哲学含义(革命的、能动的代表制)与代表制的认识论涵义都揭示出来。我相信这里有新东西的。

白钢：

　　有一种不同于主奴辩证法的辩证法，可以名之为师生辩证法(丁耘：互为师生)。通过向人民学习，然后来教育人民;通过服从人民的意愿，来领导人民。(欧树军：这个清晰的表达是在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本身不是一个单纬度的问题。(丁耘：既不是群众单单听党的，也不是党单单听群众的。)

　　马基雅维利提出新时代的君主就是人民，但是人民不会简单的就上升为君主，要通过教育熟悉政治，熟悉如何去进行统治，并现实地克服自己由于长期的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形成的各种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思维状态，才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统治自己的新君主。在此过程中，党就是一种中介。离开党的中介，群众无法从过去被统治的对象上升为合格的新君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一种危险性，即党可能取代过去的君主地位，而以群众的名义来统治和奴役人民。要克服这种倾向，就必须反复强调党和人民互为师生、互相教育的关系。

张翔：

　　这里再转述一下汪晖老师最近有关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看法，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三大经验，武装斗争(或人民战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很奇怪，在最初提出三大经验的时候没有讲党的建设，是到解放战争之后他才说还有一条是党的建设。所以从毛对经验的总结可以看出一个逻辑，他更强调党从人民中间来，先发动人民支持这个运动，然后才有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是建立在“从群众中来”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说法可以呼应刚才的讨论。

王涛：

　　我在这里面补充前面一个问题，卢梭思想中到底有没有委托代表学说。他在《社会契约论》当中就是有的，他说公意不可代表，但是权力可以委托代表。“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他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官员在行使主权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只要主权者高兴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在《社会契约论》当中有个非常明确的权力的委托和代表。

张奇峰：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里面讲的人民的代表实际是主权的代表。

　　(丁耘：王涛念的这段是治权。)治权是能“代表”的，主权是不能“代表”的。

吕新雨：

　　人民主权是对外的。因为延安时期中共要争主权，所以要开始强调代表性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性的问题与政府权力、国家主权，即对内和对外有关系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对外的代表性是解决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也即政党之与国家的代表性;对内其实也有代表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民主，民主和群众的关系是解决政党对内的合法性，所以政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既有相关又有区别。为什么毛最后再说党的建设，因为之前解决了群众路线，政党合法性自然就成立了，不用再去讲。再去讲是因为碰到了新的情况。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强调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来：“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党的建设是从这个角度来强调的。 政党的合法性和群众路线需要更加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解决了群众路线才能解决政党合法性，而在这个政党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把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挂钩。这样就有一个对内、对外代表性的问题，对外就是主权的问题，对内就是政府的代表制问题。我们今天讨论代表制其实更多是在政府国家机器层面上来讨论，政党的代表性的问题，政党内部的代表性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跟政府的代表制问题有所区别，实际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开来，问题才能够更清楚。党国体制下，主权要靠政党来代表，政党的代表性会更侧重国家主权层面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这个主权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性质，宪政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要靠中国共产党来保证的。党的内部腐败，在很大意义上正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亡党即亡国，这个国是社会主义中国。从外部来说，如果实行多党制，变成“中性”民族国家，国或许还在，但主权的性质就变了，或者说国家性质就变了，也因此，国家性质的问题是中国宪政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问题不同于西方的代表制民主问题，关键就在于党的问题。西方有政治学者认为“人民”概念已经空洞化，这也是因为“国家”的普世化，国家性质问题已经退出了西方的政治学视野。而在中国，我们却更迫切地需要讨论“人民”问题，是因为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被打出的“国家属于人民”的口号和诉求，恰恰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召唤。

肖自强：

　　刚才吕老师已经涉及到关键问题:是谈政党还是谈政府。我反对用“代表性”去谈政党。共产党谈自己，即便使用到“代表”一词，也有一个关键词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要理解这个“代表”的含义，就要理解这个“根本利益”;不能理解这个“根本利益”，就理解不了这个“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代表”的实质含义决定于对这个“根本利益”的理解。江泽民时代提出“三个代表”，而现在更多是使用“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两个词。

　　关于政府和党的关系，其实到目前为止，在政治学和法学里都有一个词从来没有认真梳理过，即“党的领导”。“领导”这个词在中国政治学和法学中是什么意思?从法学角度，从政治学角度一直没有人去讲。“代表”是讲主权的，讲政府的，而共产党强调的是“领导”。理解了什么是“根本利益”，就理解了中共日常所说的“代表”;理解了什么叫“领导”，就理解了中国宪法最核心的问题。不能理解“领导”这个词，就理解不了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简单说是领导加代表的双重结构。把这个双重结构理解清楚了，就理解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和宪法结构。

　　脱离生产资料讲群众路线也是荒唐的。当年群众路线很成功就是因为土改。没有土改，什么花招都不管用。现在为什么群众路线不行，就是在现在的群众路线中生产资料跟人民没有建立相应的联系。

　　(未完，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