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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夫:谁说鲁迅不“歌颂”?

2024-4-11 22:29|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612| 评论: 1|原作者: 朱亚夫|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一个时期以来,作家莫言主张“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莫言是诺奖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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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期以来,作家莫言主张“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莫言是诺奖获得者,披着这身华衣,格外具有迷惑性,有人就煞有介事地说,鲁迅就专事批判和揭露的,他的杂文就是如此。

  无庸置疑,由于鲁迅生活在风雨如晦的黑暗中国,他把手中的武器首先投向了“有害的事物”,写出了大量的揭露、讽刺、挥击黑暗统治的战斗杂文。但是,鲁迅也多次说过,他写作杂文是为了“催促新的产生”、“战取光明”,并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作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固然有国民的劣根性,但是也不乏熠熠光彩、战斗的革命精神,事实也是如此,鲁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杂文。

  我们从鲁迅留下的16本杂文集中,初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100多篇是歌领性的杂文,这与鲁迅杂文总数700多篇比较,是个不小的数目。如写于晚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共有50多篇杂文,其中就有10多篇是歌颂性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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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三类:

  一是歌颂苏联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生命的路》《圣武》《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革命时代的文学》等。

  二是怀念同志和友人,赞颂其优良品质和战斗风骨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黄花节的杂感》《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

  三为进步作品作序,题记,评介作家作品,称费其反抗压迫,争取新生的斗争精神的。这一类在鲁迅的歌颂性杂文中最多,如《柔石作〈二月)小引》《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余懋庸〈打杂集〉序》《〈守常全集〉题记》《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等等,从形式而言,有政论式、随笔式、序跋式、问答式、墓志式、回忆式、报告式,甚至广告式等等。

  如何写好歌颂性杂文?鲁迅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创作实践和写作经验主要是:

  首先感情真挚,通篇洋溢着作者浓烈的情感。要歌颂,若没有激情,那就会成为干巴巴的说教,“赤心照日月,诗情胜血浓,”读鲁迅歌颂性杂文,我们可感受到作者强烈的好恶,鲜明的爱憎,这使他的杂文具有感人至深、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为悼念左联五烈士的。鲁迅写道:“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出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三个层递句,层层袭来,如激浪奔岸,把作者的悲愤,尽情倾泻;把作者的忧伤和盘托出,读来令人心酸,促人愤慨。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鲁迅热情地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字里行间充盈着鲁迅对年青作者的爱抚、赞美和支持,其拳拳之情,读之能感,呼之能出。

  其次,精辟的分析闪烁着哲理的光芒。鲁迅歌颂性杂文,不是庸俗的捧场,更不是吹牛皮,而是对所称领的人和事,从感性上开到理性,用杂文的笔调,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独到见解,使之迸射出哲理的光兰,发散出洞幽烛隐,振聋发聩的思想威力。试读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避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几个诗样的排比句,将白莽和《孩儿塔》耸立在我们面前,让人敬仰。

  再次,用漫画的手法勾勒人物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怎样写活歌颂性杂文?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漫画的手法勾勒形象是一种有效手法,它可以使杂文避免平铺直叙,增加审美情趣。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这样勾勒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的形象:“倘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患,'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短短的一段话中不但把陈,胡、刘三人性格特征,维妙维育地勾勒了出来,面且作者自已“侧看头想一想“的自画像,使一个沉着睿智的成士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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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歌颂与暴露,本身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纯粹的暴露,也没有纯粹的歌颂。将它截然分开,说什么“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揭露黑暗,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鲁迅杂文许多就是激浊与扬清并存,扶正与祛邪兼蓄的,很难绝对地划分哪篇是歌颂性、哪篇是暴露性的杂文,我们只能从基本上或主导方面来区分暴露还是歌颂性杂文。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原载1986年12月30日《杂文报》,2024年春修改,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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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云淡 2024-4-12 00:27
参考文摘
魏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探 ——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2004年12月    来源:乌有之乡
  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体制,企图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引入并代替这种体制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既然摒弃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呢?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据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形式下,不仅不应过早地废除商品经济,而且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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