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老人与儿童：不只是经济发展阵痛那么简单

留守老人与儿童：不只是经济发展阵痛那么简单

       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日趋严重。顶端1%家庭占约1/3财产，底端25%家庭仅占1%左右。

　　看到这份报告上数字，我拿起笔想要计算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然而无奈本人数学实在不能满足这么大的鸿沟，但是我能想到这个差距实在太大，大到让人无法承受。并且报告上也明确指出，这样的不均等现象不管是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视角，还是跨城乡、跨地区的视角去度量，都显现出扩大的趋势。

　　底端的25%之中应该大抵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各类工人吧，前两日有一篇留守祖孙报道，结合起这份报告来看，唏嘘之外也在理解的范围内，这是多么心酸的相互印衬。底层的大多数因为生活压力选择外出务工抓钱养家糊口，留着孩子在农村或者小县城给老人带，形成了两代留守。老人生活能力愈来愈差，孩子尚处于懵懂阶段，难免造成报道中出现的祖孙双双离世的情况。

　　中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和五千多万留守老人，他们始终远眺父母与儿女离去与归来的方向，守望着孤独，翘首以盼着某日能够举家欢乐，其乐融融。然而造成这么多人孤苦的一切源头不在2~3亿的农民工身上，而在于传统的城镇化步伐太过匆忙。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相应开始了兴工业、促出口、盖高楼，以“城市扩建、规模扩张”为核心的城镇化吸引着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涌向大城市。农民工涌入城市，留下老人和孩子看家种地，相互赡养，这样的重负之下，老人和孩子的精神压力更大，随之会出现的譬如多病、孤单等精神问题，最后甚至造成自杀。

　　笔者之前有个同事也是农村子弟，也曾经历过留守岁月。在父母外出的时间里，他只有和奶奶两个人相互照顾，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他所在村里很普遍，所以没有给年岁较小他留下太多心理阴影与伤感。但是在留守期间，他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到现在也没能戒掉烟和酒，而等到现在他经常胃痛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与父母外出的关系，假如自己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他大概不会那么小就学会抽烟喝酒，现在也不会经常跑医院。

　　笔者想说，虽然留守可能没有为同事带来太大的直接心理伤害，但是却间接的影响了他的心理，使他年少叛逆，甚至形成不良习惯。而且这一事例只是中国千万中之一，在中国总数达6100的留守儿童中，15.1%的孩子一年没有见过父母，4.3%的孩子甚至和父母已有一年没有联系，留守儿童的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都比非留守儿童高。同时留守老人亦是如此，可能表面平静，实则不然，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劳作于田间地头，有的还要承担起抚养孙子孙女的重任。老人们在默默操劳的同时，内心还承受着对子女的思念以及孤独寂寞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经济政策偏向沿海地区，使得沿海沿江城市经济以迅猛之姿傲视全国，民工也随之进击沿海城市，比如珠三角形成的“世界工厂”。民工流动集中，从而形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工越流动越穷，一些在家务农的农民开始举家外迁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或是年轻力壮的都奔赴大城市打工，将家和地留给老人，老人再照顾孩子，这样自然地形成了隔代留守。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劳动保护意识的缺失，政策当摆设，一般的工厂都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却是极度不合理，导致无假可请。无假可请之后的结果就是除了春节可能可以有几天假期回老家探望探望老人和孩子，其他根本没有时间。笔者所在办公大楼后面就是一个制造业工厂，食堂吃饭有时会聊聊，一个年轻工人师傅和妻子都在同一间厂工作，但是他们的孩子才不到三岁，也是留给乡下的老人照看着。“哎，已经大半年没有见到他了，想是肯定的”师傅说到儿子时叹口气。大部分在外务工的民工应该都是类似情况，平时没有假期，往往是一年回趟家算是已经不错的状况了。

　　国土私有化之后，导致农民无地可种;住房商品化之后，导致农民无房可住。就算有地可种的农民，由于土地不多，加之可能年成不好，产量不高，收入太少等原因放弃种地。粮价也是痛点，农民很不容易的盼到好收成，粮价却大跌，甚至出去卖粮食还得倒贴点介绍费，这样总体下来，一年的成本都没收回来，还浪费了人力。农民只能选择进程打工，打工一天也能挣个一两百嘞，不比种地强个百倍?房价不断上涨，市场经济又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所得，本来就薄弱的农业基础开始动摇。外出务工成了首选，农民都奢望着能在城市有所出息。至此，留守老人和儿童又增加了一批。

　　我国每年大约有1000~2000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强大”的、特殊的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一群体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转型的痛点，它也是这一群体和外出务工者的痛点。如何缓解并解决这一痛点，是一道难度很大的考题，不是只需要农民工返乡就能解决，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