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城市梦”的憧憬与迷失

滠水农夫

　　当一些城里人做着“乡愁梦”的时候，作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农民，却有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异常执着的“城市梦”。今日中国无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城乡的流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剧烈，即便作为国家层面，城镇化也成为了战略发展的头等大事。在这股席卷中国的城镇化大潮中，千千万万农民及其家庭实际上被裹挟其中，演绎了一个个“城市梦”实现和破灭的故事，其中湿润了多少农民的悲欣苦乐，那些汗水与泪水凝成的梦想之花，诉说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秘密。

　　近日，《湖北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登载了两则报道，在笔者看来，这两则报道尤如大海之一滴水，折射出亿万农民对于“城市梦”的憧憬和迷失。

　　《湖北日报》的报道题为《农民工的江城圆梦记》，讲述的是来自孝感的农民工鲍国安一家通过两代人35年的打拼，首付23万元，贷款57万元，终于在武汉市江阳区买到一套96平方米商品房的故事。这则故事体现的无疑是满满的正能量，然而读者在为鲍国安一家庆幸同时，又不能不生发感慨，35年两代人的努力才换来一套在城市安居的房子，其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而且现在即便房子到手，还有巨额的房贷压力，漫长的房奴生活想来对于他们今后的生活不会不造成影响。但总的来说，希望还是大于失意，鲍国安一家可算是成功圆梦的一个例子。

　　而另一个例子则似乎不那么美妙，《人民日报》的报道《80后农民工——贡献这么多，但这座城市却容不下我》却讲述了另一完全不同的故事。来自安徽的青年农民工梁启峰与其父亲已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5年，而他正在忍受着身份撕裂的痛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感受已经与城市完全融合，用他的话说“如果换上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没什么区别”，正如报道所讲“如果说父辈们在城市只是为了生存，他们则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尊严”、“来城市打工不单单是要挣钱，在心理上也很渴望能够融入这座城市”。而另一方面，尽管他也偶尔会涌起“建设伟大首都，我也出一份力”的自豪感，但与身俱来的农民身份，又像梦魔一般纠缠着他，“最郁闷的就是，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他为此感到愤慨不平：“我们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这么多，为什么难以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为什么社会给予农民工的待遇，远远低于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他们确实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心理上已经迥然相异，不同于父辈作为城市过客的所求无多，他们对于城市更有主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凭良心讲这种要求实在是不算过分，然而我们的城市又能作出怎样的回应呢!面对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诸多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加之年龄愈来愈大，“坚守还是回归”的纠结像一团乱麻时刻困扰着他们。“田园已芜胡不归”，农村的凋敝和空心化让他们无从面对，不仅是生活上与乡村社会的脱节，而且更是精神上的乡村社会的隔绝，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有乡难回的困境。正如报道所述：“在他看来，父母那一辈人，土地曾经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有安土重迁、叶落归根思想。而到了自己这一代，从学校出来就进了城里，从来没有依赖土地实现人生改变，生活习惯早已跟农村脱节”“家乡的牵挂不在是物，而只是人”，因此，在他们看来，进城定居，圆城市梦是理所当然，“我们这一代，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但我们得奔着城市去”，实属肺腑之言，又何尝不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又决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必定处于“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命运，现实的困境常常逼得他们进退两难，既有希望的憧憬，又得面对现实造成的迷茫。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苦苦挣扎的灵魂的痛苦，正如报道最后所述，他们也只能把希望放在遥远的不确立的将来，而不得不回到现实的当下。

　　读完这两则报道，不得不让人展开一系列联想，城乡差距的巨大鸿沟注入了农民“城市梦”的不竭动力，而广大农民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拼尽全力，展开了一场不啻于肉搏的竞赛或者叫战斗，他们拼了终身还要拼子孙，付出的沉重代价无比惨烈，然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让他们注定要比城市人承受更多更大的艰辛痛苦。而且这一竞赛或者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制定规则的任何权力，只有遵守规则的义务和自由，他们像一群温顺的羔羊，被命运的皮鞭驱使着争先恐后去挤上那一道由乡村通向城市的独木桥，极少数幸运者有幸通过了，也免不了身上伤痕累累，而绝大多数落下的不幸者除了独自舔着遍体鳞伤的躯体，也只能无助的“咩咩”几声。

　　一代代的农民去争着过这道通向城市的独木桥，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叫做“接力赛”，为了通过这场拉力赛，再大的痛苦也得忍受，再大的牺牲也得付出，尤其是老一代农民，他们甘当改变家族命运的垫脚石，不惜牺牲自己，这就是被所谓理性选择面纱掩盖的赤裸裸的代际剥削，或者称之为农民家庭内部的自我剥夺，农民不能不将来自外部社会的巨大压力向家庭内部最贫弱者转移，无数的老年农民在奉献了青春又奉献了子孙后，最后落下老无所依的悲惨境地。同样，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农村出现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不都是这场接力赛中的牺牲品吗?然而，现实的残酷性还在于，即便农民作出这么多这么巨大的牺牲，也不一定就能够通过那道连接城市的独木桥。那么农民作出的牺牲，忍受的痛苦又到底是为了谁?意义何在?世界上能不能有另外一套规则，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