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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四学者对谈
王行坤
首先，文革直接触及了教与学、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对那时巴黎、都灵和纽约的学生抗议者来说，这并不稀奇。他们不难认识到，红卫兵对僵化的大学教育的攻击，与他们自己在1968年春天对学校体制的反对之间，存在着类似与关联。
【破土编者按】作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文革不仅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一些西方学者也对文革的起源、经过、影响颇感兴趣。时值文革发动50周年，美国的《洛杉矶书评》杂志刊登了海外四位文革研究者的对谈。在这个访谈中，四位学者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讨论了文革的起源、文革对海内外的影响以及一些对文革的“盖棺定论”。破土在此翻译发布对谈全文，以飨读者。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大家就文革问题进行讨论和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洛杉矶书评》原编者注：我们邀请了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 Cook[1])对四位专家学者进行圆桌访谈，访谈分为两部分，这里读者看到的是第一部分。这四位学者对毛泽东的最后十年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都参与了前不久库克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所主持的小组讨论。】
库克：2016年是文革(1966-1976)发动5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40周年。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文革依然是中国现代史中争议最多、最让人费解的时期之一。我邀请了Denise Ho[2](耶鲁大学助理教授)，Fabio Lanza[3](亚利桑那大学副教授)，Daniel Leese(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4]和吴一庆[5](多伦多大学副教授)来一同回顾文革，以期澄清文革的某些问题。
库克：“教材”对文革的标准看法是什么？
DENISE HO:当我们在美国教授文革相关的课程时，教材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因为担心自己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了对党内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是红卫兵，这是毛号召起来“闹革命”，从而砸碎旧世界的年轻人。
吴一庆：另外，群众政治也让学者惊叹不已。毛试图消灭党内危险的“资产阶级”流毒，这就导致了对可怕的群众运动的动员。很多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普通中国人，长久以来对现存体制并不满意，并且急于利用新批准的“造反有理”口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考察了卡里斯玛式的群众政治如何动员现存的社会对抗，并且有效地破坏了执政党的官僚权威。
库克：中国国内对文革的标准看法有何不同？
DENISE HO：有趣的是，西方和中国对文革的标准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美国的教材和中共的官方决议(指发表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给出了类似的解释：文革是毛的责任，是大动乱的时期，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意识形态运动。
DANIEL LEESE：至于说中国的教材，很少或完全没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让这段时期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就像新石器时代那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近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中国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标准或者官方看法。这种看法是非常负面的。1981年中共的决议规定了阐释的界限，并且认为文革偏离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DENISE HO: 在中国，标准的叙事是动乱，将文革描述为“大动乱的十年”，很多人惨死，很多生命被荒废。官方说法将责任归于毛泽东，同时也拯救他的遗产;中共说，虽然文革是个错误，但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革命家。文革是对正确路线的偏离吗?如果说是的话，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极端主义时期，在此之后中国回到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说不是的话，那就是说文革源于更为漫长的传统，并且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认为我们应该既要考察断裂性，也要看到连续性。
DANIEL LEESE: 是的，虽然毛因为诸多错误而受到批判，但在这十年中，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被官方所否定，还是有很多连续性的，并非全都是动乱：中共一直存在；从70年代初开始，经济增长明显；同时中国在1971年进入联合国，这是外交政策的成功。
库克：这么说真实的情况比我们之前以为的更加复杂？
吴一庆：非常复杂。首先，之前主导群众派性研究的社会学阐释受到了新一波学术的挑战。这些新研究认为，群众政治冲突，并非源于对既有社会政治的不满，而是由偶然事件以及群众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动态互动塑造的。其次，关注文革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者，对过于系统化和过度阐释后期毛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质疑。最新的研究强调了官方意识形态内部的分化，并且探索了动荡的政治环境如何让意识形态变得更加含糊。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得到阐发和部署。
DANIEL LEESE：虽然关于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的叙事主导了当下的公共讨论，但这段时期的其他方面却被铭记甚至浪漫化。前不久被清洗的政治家薄熙来通过“唱红”，在人们对英雄的记忆中灌输了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主义。文革的重要参与者戚本禹最近表示，他希望习近平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希望他能够打击腐败，并且带领中国回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库克：文革从最开始就被浪漫化，而且还不仅仅限于中国。这是为何？
FABIO LANZA：在60年代，毛主义为全世界提供了描述和表达新的政治理念的词汇。全球对文革的着迷通常被视为某种东方主义，法国左岸知识分子抽着高卢香烟，痴迷于他们一无所知的革命的东方——“我们头脑中的中国”。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全球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对文革试验所表现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时是认真对待文革的，因为无论文革如何被误解和错误阐释，文革的经验与当下的很多事务依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库克：从全球视角来说，文革都触及了哪些事务？
FABIO LANZA：首先，文革直接触及了教与学、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对那时巴黎、都灵和纽约的学生抗议者来说，这并不稀奇。他们不难认识到，红卫兵对僵化的大学教育的攻击，与他们自己在1968年春天对学校体制的反对之间，存在着类似与关联。文革所宣扬的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看法，呼应了墨西哥、智利和欧洲的学生组织反对所谓“中立”教育的行动。其次，1966年红卫兵的兴起标志着群众可以在党-国体制之外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组织，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组织来攻击党或其他政治权力的核心(如毛所说，“炮打司令部”)。第三，毛主义似乎代表了不同于已有发展模式的另类路径，不要资本主义也拒绝斯大林主义。人们认为这个另类路径更为人性化，不需牺牲平等就能促成进步。
DANIEL LEESE：在中国，早在80年代初，文革的参与者就开始主张，应该将毛与其对手的权力斗争与运动的“公共”维度区分开来，后者包含正面要素，如大众民主和反官僚主义。很多对资本主义的新老批判者依然坚持这些方面，将其视为通往现代性的另类道路。
库克：这么说，他们认为可以从文革中打捞出很多正面的事物？
FABIO LANZA：全世界之所以对毛主义着迷，关键在于毛主义没有提供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要遵守的步骤或者必须要施行的僵化规划。相反，毛主义将自己呈现为（一般也是这么认为的）对现实的分析方法和活生生的革命经验。文革的经验教训不是简单就能移植的计划，而是一个群众性的且依然开放的试验；是在地化却又意义深远的经验。从这个意义来说：文革不是“中国的产物”。正如法国一位毛主义工人所说的一句俏皮话：“我们才xx的不管中国呢。”
DENISE HO：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文革过去是、且依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文革中有“文化”一词，但过去的学者在解释文革为何发生的时候，通常会忽视文化方面的阐释。最近的学术研究开始注意到文化的要素。
吴一庆：的确如此。一般的看法认为文革是动乱和暴力的时代，文化、教育以及文艺都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但现实却远非如此。最近出版的一些研究认真考察了文革期间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文艺以及大众文学，并且论述说，毛的最后十年绝非文化荒漠，只有几部超政治化的革命样板戏，而是取得了可观的文化创新和艺术成就。
库克：那么下次我们就来讨论文化问题。
(未完待续)
注释：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主编的《毛的红宝书：一个全球史》颇受好评。见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译者注
[2]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与社会史，专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即将出版。
[3] 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著有Behind the Gate: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史。著有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专著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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