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视野下社会结构的解读 ——“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郭小说 【摘要】 本文立足于复杂性科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借鉴复杂性科学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进行阐释。挖掘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建设服务，争取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复杂性 社会有机体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引言 打破还原论占主导地位的复杂性科学是当今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发展恰恰是哲学发展的基础。我们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哲学每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无不是由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所引起的。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引发着一场深刻的哲学思想革命。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以其探索世界复杂性及其自组织演化规律所揭示出的最新成果，正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观、社会发展观，改变着科学的世界图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对自身、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认识方式。 国内外的复杂性研究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并走向高潮，形成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的一大热门话题。其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派研究独树一帜，并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给复杂性下了内涵丰富的定义：“所谓‘复杂性’实际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规模巨大、元素和子系统种类多样、相互关系复杂、按照层次结构组织起来并与外部环境密切互动的特性，就是复杂性。钱学森在面向实践时，明确提出一个社会或国家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即社会系统。这与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诸种要素构成的、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庞大的、复杂的有机整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散见于他的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随着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借鉴复杂性思维方式对他这一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问题、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以指导当下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
一、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和“骨骼”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生长点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因此，我们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实践）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基石。马克思自从《莱茵报》时期遇到“对物质利益的难事”发表意见时就认定了须从现实生活本身寻找上层建筑的根源。早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就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谈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找寻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成熟地阐述出社会有机体理论，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思想萌芽。直到《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才明确地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而“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真正的历史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生产实践以及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切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人们通过生产实践达到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人自身的目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物质生活实践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归根结底是人们物质生产的能力提高的结果，亦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二、社会有机体是一切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包含对社会生活的所有相关领域，它立足于自然，以全部社会生活为对象，探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强调社会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整体性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首要特征。马克思首次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 人类社会从横向结构上说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整体，但人类社会有机体不是由毫无关联的孤立要素机械拼凑而成的综合体，相反，它是由多种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的活的机体，其中每一种要素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律和特点，并且对相关要素产生影响和作用。如果用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则会犯蒲鲁东式的错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相互连接的单个社会”。[4]社会有机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显然，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相互作用，而是一种有机联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从属于社会的，从属于整个社会的有机生命运动的。各种关系有机耦合，任何一种关系的缺失都会引起整个有机体内在平衡的失调；因此为了整体的进步，各个因素必须相互配合，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既是社会发展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有机体生命生生不息的原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因为经济基础其实就是生产关系。这三个层次,除了生产力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外,其余的揭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发展正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各个小系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有生产关系成为已发展的新生产力充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障碍。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阻碍的,就如同社会生活本身不能阻碍一样,所以这一矛盾的解决必然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必将引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必然使上层建筑变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矛盾解决前阻碍生产要素发挥作用、阻碍生产力发展;矛盾解决后促进生产要素发挥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统一而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自身不断更新、自组织演化过程中达到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不断完善。
由于社会有机体包容了历史上一切具有共同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人群共同体，因而这一范畴的提出，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有不可限量的总体性意义。其根本的意义是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总体性和生成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有机性、能动性和再生性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与一切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历史观划清界限，而且为能动地指导历史进步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使我们真正达到对历史既唯物又辨证的理解。正像列宁在批判形而上学方法论时所指出的：“因为辩证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作不断运动着的活的机体的。”[6] 社会的有机系统性还表现在四种生产的平衡发展、有机结合上，因为社会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它不仅要进行物质生产，还要进行精神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四种生产不可分割，而且互为前提，其中，虽然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离开了它，其他三种生产都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但是，它的每一步发展又都必须以其他三种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并且，在它发展以后，其他三种生产也必须有响应的发展，否则社会机体的再生产就有可能中断。整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四种生产的统一，这是一个只能在概念和形式上分开，而不能在事实上分开的过程，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须，因而这四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而对任何一对矛盾的分析都不是单向的，都必须从再生产的角度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我们把视野聚焦于物质生产，以为物质生产发展了，一切都将美好，然而事实却往往与此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社会的有机系统性和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和谐发展。
三、社会有机体是变化、发展着的机体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和各种经济关系都不是自然产生的、静止的、永恒不变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和它们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7]“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8]
人类社会既然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统，那么它就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社会规律的孕育、形成、存在和实现是一个过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世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前进的。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就必然要求改变或变革生产关系，而一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就会同旧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并迫使其发生改变。 马克思主义用动态、演进的世界观来分析社会的制度变迁，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曲折前进的，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要经历量变、质变、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马克思运用动态发展观的目的就是要从宏观上找出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他将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着重从宏观的人类历史出发，研究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对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迁的影响，反映的是长期历史趋势。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但马克思同样强调阶级、国家、政党、意识在内的各种因素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推动作用，并认为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正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将人类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子系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虽然在最终决定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居于基础地位，但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决定地位。我们知道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分别在这两对关系中处于决定地位，而大多数时候只是把这种决定作用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这两对矛盾关系中一定条件下也处于决定地位。唯物辨证法要求我们不能静止地看待一切事物，当然包括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各个因素。用动态发展的观点看社会基本矛盾，才有可能为我们有效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正确的思维视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因素都要承认是由无穷多个社会因素制约、影响的结果。复杂性理论反对单向决定论、还原决定论、僵化静止决定论。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只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的。因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政治、法律、哲学、艺术等观念和相应的机构、设施等物质外壳和
实体。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多种多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既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阻碍其前进。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有机系统的基元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它具有整体性、有机性等方面的特征。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全部要素组成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发展、变化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和反映了社会的有机系统结构的性质和基本面貌，涉及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领域，囊括构成社会有机系统的主要方面。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这些小的结构本身也是一个小的有机系统，它们大体囊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关系，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这些社会基本结构要素有机系统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0]社会有机体囊括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范畴，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1]而人的关系是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变化并且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活的有机体。物质生产实践是永恒的，而实践的形式是多变的，随着生活的增长，人们必然要抛弃旧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式。 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梳理，可以得出社会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整体，而这些要素又不是简单地堆砌在一起的，它们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特征，这些层次结构有机地构成了社会历史形态，而这些社会历史形态又不断地进行着动态演进的运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和层次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真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上分析和论述，充分地、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巨系统的复杂性。但理论分析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把分析的结果和规律性的原理成功运用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才是理论分析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四、“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当代意义 由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社会网络系统，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多元矛盾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还不完善，社会内部矛盾极为复杂。中国社会有机体复杂性最显著的表征就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各种矛盾纵横交错、错综复杂，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具体表现为其独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其独特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政党制度；其独特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要素众多、层次复杂、关系错综、目标功能多样的复杂性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有效运转、组织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正是本着复杂性思想的理论实质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个有机体内部的各个要素的全面、协调、和谐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和人的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不仅单一地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表现为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的社会结构、人、自然、等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实力。社会的全面发展必然是包含整个社会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政治层面和生态层面的全面发展。只有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因素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发展。 继科学发展观之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并在莫斯科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以复杂性的视野审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今的基本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整体存在的各种矛盾，最终找到了对发展内涵、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的正确方法，成功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个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上。社会和谐蕴含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的这些特征包含了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协调发展，揭示了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我们应该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超出其产生的原因，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将其作为整体系统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我们以科学事实的态度对带社会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复杂系统工程。只有从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等多维文明交互作用的关系入手，才能全面地考察社会社会有机体的和谐状态和和谐的程度。 综合考虑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复杂性、这些因素所形成的系统的整体关联性、以及它们所组成系统的动态发展性，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启示，唯有如此，才能超越西方简单发展经济的老路，才能制定出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科学合理的方针和政策，从而指导中国社会走一条可持续的科学的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杨耕：《<哲学的贫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8、陈志良、杨耕：《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9、高天琼、贺祥林：《30年来国内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7）。 10、段秀芳：《试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探求》2008年第4期。 11、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6] 《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0] 《资本论》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3页。 [1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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