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探析：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今天中国的真正国宝 李世煇 钱学森说：“我回到国内之后毛主席跟我谈话，要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就照着他的指示做了。”①他还对中医学家邹伟俊说：“关键在于要知道人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靠实践。此中哲学道理，您应该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就是从这两篇著作中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②钱学森归国后在实践中真心实意地学习毛泽东著作。他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毛泽东思想为主。 钱学森在复杂性研究中自觉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深得精髓。他说：“实际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住它的要害。”“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是指导我们研究复杂问题所必须的。”③钱学森把自己晚年最得意的学术创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归结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他写道：“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③晚年的钱学森，同样热忱地潜心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1990年钱学森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③。他还说：“今天中国的真正国宝是毛泽东思想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④ ⑤ 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今天中国的真正国宝？以下五点认识，供讨论批评： 一．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指导思想 （一） 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立三千年未有之新思想，创三千年未有之奇功业 清同治十一年（鸦片战争后32年、甲午战争前22年），李鸿章惊呼：“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⑥： 如果我们以千、百年尺度观察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淡去历史细节、个人恩怨，历史重大事件清晰显现：当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特立独行，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三千年未有之新思想——毛泽东思想，领导党、军队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三千年未有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奇功伟业。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大智、大仁、大勇，千年无可与比肩者。 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当代世界两大文明。⑦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文化困惑，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处理好“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关系问题。能否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实在是症结所在。没有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没有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没有独立意志和民族尊严，就会被欧风美雨“化”掉；同时，没有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气魄和胆识，就不能实行“拿来主义”①，把西方文化之精华“化”掉为我所用，救亡图存，自立于东方。 18世纪，西方文明船坚炮利，疯狂侵略中国，“霸道”横绝天下；中国人坚信与坚守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节节败退，“仁道”沦于衰亡。天朝大国——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备受凌辱，面临瓜分、亡国的惨剧。实乃华夏“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②。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救亡图存，学器物、学制度、学思想，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五四运动后，全盘西化论席卷全国。 毛泽东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王明教条主义者的苏俄版“全盘西化”，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内因），充分汲取西方先进文化最适用中国者——马克思主义（外因），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中西两大文明首次优势互补、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洋为中用、原始创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创造了三千年未有之奇功伟业。其代表性事件如： 1. 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结束百年屈辱，迅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 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其一，1950年秋，美国大军压境，毛泽东毅然决策抗美援朝。以劣势装备把美军及其16国联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为中国赢得60年和平建设时机。“全球才开始真正把中国人当人看。”④其二，毛泽东立足一穷二白的国情，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决策研制两弹一星，并迅速取得成功。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中国，一跃与美苏鼎立，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 3. 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五亿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82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提高26倍多、粮食增长近一倍），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 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⑤ 继孔子、秦始皇（没有秦始皇，中国到现在可能仍然分裂成几国、几十国）和孙武子之后，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中国人战无不胜的民族凝聚力，在古代，源自孔子第一次集（古代华夏文化之）大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源自第二次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的祖宗是轩辕黄帝、孔夫子；马克思是近代中国人的师长和朋友。中国共产党长期（如以百年计）执政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在于能否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加毛泽东），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唯一文化、政治基础，无人可以取代或与之并列。 （二）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指导思想 面对全球环境、资源、人口三大危机，与日益严重的民族、宗教等激烈冲突，1988年，在巴黎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汉内斯.阿尔文（Hannes Alfven，1908-1995）作了“最精彩的发言”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但是，仅有当代西方文化精英们的觉悟是不够的。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政客和战争狂人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少是必须在更强的物质力量的胁迫（会不会也有“赎买”？）下，方才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说，人类要生存下去，不仅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必须依靠新中国强大，依靠毛泽东思想与霸权主义坚决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方才能够推行孔子的思想。 应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人类实现世界大同，即共产主义社会，已非虚无缥缈，似应有一定的端倪可察、脉络可寻。当然，时间越往后估计越不可靠。可以初步设想如下：① 首先中国必须团结、强大。脱离群众、科学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必须改变，关键是从上到下应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与解决复杂性难题。② 强大的中国对周边的国家厚往薄来，长此以往，他国方能心悦诚服，愿意亲近。只有对横行霸道者，万不得已时方才施行必要的、有限的惩戒。③ 如此逐渐扩大影响范围，不排除被迫应对的局部战争。④ 最后，有可能像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样，解决美国资本主义金融寡头问题。 孔子逝世后，有人诋毁孔子，子贡予以批驳。“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两千五百年历史证明，孔子是骂不倒、绕不开的，子贡的论断符合实际。子贡这段话，对于今天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可能同样恰如其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日月”，是无法逾越的第二高峰。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因：中国传统文化 （一） 实践必有主体。实践主体的既有文化，决定了接受新文化的选择性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这个民族不同阶级的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问题处理方式的总和。那么，这些处理方式之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该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心理一方面是共同的要求、理想，即价值观念；一方面是共同的认识、观念，主要表现为共同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可以总称为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个包括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综合体。中西民族文化的基本差异是文化模式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②各有优长，长短互见。 从文化、哲学的层面观察，凡是实践必有主体。任何一个实践主体（包括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在内），在接受任何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之前，既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即文化修养，决定了其接受新文化的选择性。一个民族总体的共性如此；个体虽有一定差异，但共性亦然。 毛泽东和瞿秋白、艾思奇等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头脑中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①中国革命者只能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出发，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新问题。 （二） 先秦儒学具有超时代的、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复杂的系统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有许多与之相反相成的文化。② 孔子以前已有不少认为“仁”是美德的记载；但是，把“仁”推广为处理人我关系的一般准则，则是孔子的发明。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如果人际关系、国际关系都能从这种“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的态度出发，而不是恃强凌弱、民族利己主义，必然社会和谐，世界太平。 由此不难理解，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得出前述共识。如果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先秦儒学，没有超时代的、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为什么这些人类精英要把人类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孔子的学说呢？ 本文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意指在此。 （三） 出类拔萃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素养，毛泽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优秀代表 陈晋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毛泽东都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在种种如饥似渴的选择和尝试都失败或无效的情况下，他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③ 与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毛泽东的思想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文化层面的内因就是青年毛泽东具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作为湖南人，毛泽东深受“湘学”经世济民，躬行实践的熏陶。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受恩师杨昌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④先进思想的影响，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才能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外国，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态度。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毛泽东思想创生的时代背景、环境是外因，这是变化的条件；毛泽东思想创生的内因在于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素养，出类拔萃，这是变化的根据。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版本明显不同 美籍华人学者田辰山指出：“的确，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恩格斯，但同时它又是与恩格斯明显不同的一个版本。中国马克思主义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使自己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而且可付诸实践的现代思潮。” 西方人心灵深处，包括对“dialectics”（汉译“辩证法”）的理解在内，都隐含着“主客二元对立”和“单向因果关系”思维结构。而中国辩证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因素，其核心是毛泽东发展了的对立统一规律，即与《易经》一脉相承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中万物相反相成的思想。① （五） 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突出表现如：从“知行合一”到《实践论》；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到《矛盾论》；从“自强不息”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实事求是”到“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修身为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些信念、观点、方法，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已经“溶化在血液中”，自觉指导行动。 文革后，毛泽东似乎成了“错误”和贫穷的代名词，有人说，要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全面否定毛泽东”。这股冷风大约吹了十年之后，随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在中华大地上，却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普及的“毛泽东热”。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开始出现“寻找毛泽东”的思潮，只有理解毛泽东思想，才能理解这个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众多矛盾，才能探寻中国变革的方向和道路。①2008年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逐渐影响全国。人们很自然地拿毛泽东的有关话语，批判现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这是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大量事实表明，在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体西用”正名 （一） 经历史淘洗确有实效的西学之用，已经转化成中国近代文化主体的一部分 确有实效的西学之用，是发展近代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其中，经过历史淘洗仍然有生命力的部分，有可能逐渐溶入中国文化的主体。例如，前人应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 得出的对墨子、孟子、荀子、黄宗羲等的学术精神的新的理解，已经成为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的一部分。又如，引入西方先进思想和方法之后，出现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毛泽东等中西会通、自主创新的学术成果，方有今日中国文化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经历史淘洗确有实效的这些西学之用，已经转化成中国近代文化主体的一部分。 （二） 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体西用正名 1. 对“中体西用论”应作具体分析 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屡遭批判，如“折中调和”、“根本错误”之类，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究其论点有三，逐一具体分析简要回答如下： 论点一，以马蹄（西用）附于牛身（中体），妄图日行千里 论点一的“体用”，指的是永恒的基础与外在的表现。而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的体用，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用观而来。体指永恒的、根本的、深微的东西，用指流动的、丛书的、外发的东西。二者不尽相同。② 论点二，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制度落后，这种体，与西方法制、器械、工艺不相容。只有先进或同等程度的文化系统，吸收落后或同等程度的文化系统的要素，才能行得通 论点二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是正确的。但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系统。理应与时俱进，承认今日中国中体西用是合理的、必要的。 论点三，中体西用是华夏中心主义，中西对立，体用二元，不合全球化潮流 论点三，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病入膏肓，文明、宗教冲突日益尖锐，如果否定中国文化就无以拯救人类。论点三显然不符实际。 2. 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化中体西用论是合理的、正确的？ 本体论体用观的回答：中体西用的体用关系，可以用“有的放矢”来表述。如果中国人找西方文化的“矢”射选定的“的”，是中体西用；如果西方人找中国文化的“矢”射选定的“的”，是西体中用。双方都是“以我为主”的主体，汲取异质文化的某些元素，解决本民族的特定问题。中体西用正如人吃牛肉，是为了长身体，而不是变成牛。 文化观体用观的回答：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根本原则，如价值观、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等，都有与之相协调的经济政治制度。只要某个文化系统是健全的，就可以把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拿来为其所用。①今天，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学习、借鉴西方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要素，洋为中用。这种中体西用为当代中国生存发展所必须，因而是科学合理的。 “当代中国的中体西用”是继毛泽东的“洋为中用”而来，针对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全盘西化论泛滥的现实问题，含义似更为明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体西用正名，已经是必要的和适时的了。 （三） “中体西用”之我见 中国文化（指中华民族文化核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选择、消化、吸收、利用西方文化的主体；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检验和淘洗之后，为中国文化所用、所化的、西方文化的、适用的精华部分，将转化为中国文化机体的、新的组成部分。 四．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西点军校教官祈望：“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官谈“韩战”： “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判断，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么丢脸的事。”“……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中国军队离毛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非常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西点军校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① ②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西点军校教官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中国离毛泽东越远，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军事斗争如此，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亦然。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如果我们不宣传毛泽东，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在客观适应了美国的需要？即使我们多次重复“为人民服务”、“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样的话语，终究没有了毛泽东提出这些话语的语境，难以触摸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很难真正凝聚人心。 五．能否克服当前主要危险，关键在于是否旗帜鲜明地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 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大得人心。从理论上看，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追本溯源，顺理成章，有百利无一害；从实践上看，毛泽东爱人民，毛泽东思想是官僚主义的克星，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凝聚今日中国之人心，克服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个别结论也必须加以修正。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特别是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曾经做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判断。但是，后来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起，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一批老同志。此类事不得人心，不能说不是一个失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⑴ 源与流、主峰与群峰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指导党和国家前进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看，其基本思想都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国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强调斗争转向强调和谐。 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军、立国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对新的历史阶段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和策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及其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源与流、主峰与群峰的关系。 ⑵ 从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向孔孟之道中庸和谐的回归 金景芳指出：“中国自孔子生时起，一般来说，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其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安宁秩序不利。……中国自‘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批孔是正确的。因为它有利于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今日不同了，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孔子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就不能不重新加以评价了。”①在夺取政权以后，能否适时地由反孔改变为尊孔这一点看，笔者拙见，毛泽东似不如刘邦（参见《汉书•陆贾传》）。受批林批孔影响，至今一些人对孔子蔑称“孔老二”。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溶入孔子学说的基本精神，合情合理，顺天应人。党和政府应该一方面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放弃是错误的），看清问题的实质，坚持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对资产阶级）不是用斗争的方法，而是用讨论、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商、统筹兼顾的方法加以适当处理。 从孔夫子强调和谐到毛泽东（汲取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改革开放又转而强调和谐（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似应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螺旋形上升的发展和回归。 （二）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面临的主要危险是脱离群众 1928年毛泽东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井冈山上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消极因素，近年有发展蔓延之势。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执政面临四个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重申：“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1956年毛泽东已经告诫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这个精神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创建的党、军队和国家的根本宗旨和精神。 现在看来，一些党员、干部为什么精神懈怠？因为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什么能力不足？调查研究做的怎样？“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去走一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年来，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加强了呢？还是削弱了呢？老百姓反映意见的渠道通不通呢？个人的感受是不通（参见笔者2011.6.11“新浪博客”：举报食品造假何其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教育、住房、医疗，本来是中国工薪阶层引以自豪的社会主义三大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是，为什么不少人感觉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呢？根本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完全正确。毛泽东的伦理观的根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年来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不多了，这大概是执政面临最大危险的根源所在。 （三） 创新发展毛泽东思想，解决现实难题 1. 亟待解决民主集中制的体制创新问题 毛泽东一贯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1937年指出：“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与民主制”（《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美籍华人学者窦宗仪指出一个重要问题：“列宁或毛泽东都没有发布任何体制上的保护措施来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①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来得及从体制上真正解决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前三十年贯彻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靠的是老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感情和政治觉悟。如今时过境迁，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再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大量海归“精英”，逐渐承担重任。实践表明，“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并未消失，“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依然存在。从体制上建立规章制度，十分必要。但是，从什么指导思想出发建立规章制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从部门、单位、执法者的方便、甚至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于是，老百姓有话没处说，有怨无处诉，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什么民主权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向往西方的普选制？“至少在选举时，我的这一票还能起点作用”。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落实民主集中制，关键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周期率”的回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毛泽东所说的民主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真正落实“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创新符合群众当前需要的民主集中制的新形式，“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多多益善，有什么可怕呢？ 最近报载一个克服官僚主义的典型。2006年，河南省义马市在国内率先提出“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成立党委群工部，与政府信访局合署办公。抽调与群众利益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中央领导批示，中办向全国转发义马经验。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调研认为：这是信访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摆脱被动尴尬局面的必然选择，要由“稳控群众”向“服务群众”转变。①但是，不足20天又有报道：“来京办事女，被关黑监狱”，“三顿‘咸菜饭，反抗就挨打”② “警方表示，这处黑监狱系一家‘保安公司’开办的，受雇专门抓来京反映情况的人员。”③ 从“稳控群众”向“服务群众”转变，这是指导思想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归，向毛泽东思想回归。方向正确，任重而道远。 4.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2011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吴邦国的讲话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出发，回击了全盘西化论“颜色革命”的新思潮，是对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和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具体化。 毛泽东一生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当代中国的凝聚力在哪里？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凝聚党心民心，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取代。当然，先富起来蜂拥移民者，贪官污吏，全盘西化论者，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④的执行者，另当别论。 反思钱学森的谆谆嘱咐：毛泽东思想是“今天中国的真正国宝”、“最宝贵的财富”，这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前途所寄,也是人类命运前途所寄。如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观察如此敏锐、思考如此深邃的钱学森，说他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一位思想家，应属当之无愧。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