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上广等大都市去闯荡、打拼，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即便是在高房价、高物价、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下被迫离开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回来。这些远离亲人，选择面对生活的艰苦和孤独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的群体，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通过以下数据，你或许能了解一二。
(图片来源：网络) 北上广的“飘”们都来自哪里？ 201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9433万跨省流动人口，超过1/5涌入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特别是广州，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常住户籍人口，而北京和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比例分别是1.6:1和1.44:1。 从外来人口来源省份看，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以吸收周边邻省人口为主。而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的河南、湖北，则同时进入了“北上广”外来人口数量排名的前五，可见其南北通吃、势力强大。 “北上广”外来人口来源省份图(前五)：
年纪轻、学历高，或更能站稳脚跟？ 在“北上广”拼搏奋斗的核心人群在20-40岁之间，占整体外来人口的比例都超过75%。但从年龄结构比较，上海的年轻群体年龄段更为集中，北京45岁以上人群占比明显大于其他城市，而广州外来人口的年龄构成更偏向年轻化。
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曾对“北上广”35岁以下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作过监测研究，发现收入是他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坚守或逃离“北上广”的关键。从调查数据来看，北京的外来青年收入最高，月平均3280元，上海3006元，均超出全国同龄流动人口的平均水平(2513元);广州则低于平均水平，为2470元。 影响收入的最关键因素被认为是学历。“北上广”三地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外来青年，月均收入分别是5652元、5756元和6569元。
“流动中国”调查数据显示，广州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群比例确实远低于北京和上海，这或许是高学历年轻人在广州更“吃香”的一个原因。 另外，在上海、广州的外来年轻人和全国同龄流动人口一样，以从事制造业为主，约占四成左右，其次是批发零售、建筑、社会服务等行业。 不过，北京的情况较为不同，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明显较低，从事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二者。这与北京外来青年学历层次较高及城市功能定位有关。
一样的“飘”，却分出了上、中、下 在“北上广”三地，外来人口的住房情况大体一致，均有过半数的人租房居住。北京人均租房平均月支出904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0%，几乎是食品月支出的两倍。可见租房的花销最让“北漂”们肉痛。 “流动中国”调查数据中，广州的老板们能给解决住宿的比例最高，这一点格外明显。
当然，在不同历史和政策背景下，“北上广”三地也均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作为多数人“停泊”的首站。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北京的“蚁族”，上海的“蜗居”曾一度在公众中流行。 比较“北上广”的城中村，着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下图呈现了其中的不同。广州的城中村散布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规模和占地都较大;上海的则分布在内环外，靠近外围地区，且规模较小;北京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地带，约为五环附近。
更为有趣的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北上广”三地城中村内房屋空间的变化。 北京多为不断下压的空间。在北京圈层的外扩中，内城的城中村逐步被拆迁。城郊村在形态上更多的呈现一种原始聚集村落形式，多为一层或两层的平房，每户拥有自己的院落房屋，部分有地下室。 上海则多是不断向内挤压空间。对于管治最为严格的上海，一方面迫于强硬的政策与监管，一方面又拥有异常旺盛的住房需求，所以只能在漫长的“等待拆迁”中通过内部挤压的方法“塞”进更多的人。村内原有的楼梯间、独立厨房、独立洗手间、院落等均被改造和分隔成住房。 相比较北京和上海，广州的城市监管较为松散，城中村多加向上加建房屋，表现出一种不断加建的空间。 虽然并不幸福，但还是希望融入 青年们的人际交往状况又是如何?《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结论是，北京、上海的外来青年中6.3%、11.4%很少与人交往。其中，上海的外来青年很少与取得上海户籍的同乡及本地人交往，将近60%经常与同乡交往。而北京的外来青年更愿意与本地人来往，显示出更高的开放性和融入愿望。如果问及在大都市生活“是否比在老家更幸福”，北京、上海的外来青年分别有32.8%、35.8%的人给出肯定回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广州只有28.4%的人感到在城市更幸福。但问及融入意愿，“北上广”三地的外来青年均有超过90%的人愿意融入城市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