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提上日程之时,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随后,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问题, 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他说: 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 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应当说,毛泽东为探索一条既有别于苏联又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 具有开创性意义, 是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一】 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 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艰苦探索和实践的一个主题。1956年4月,毛泽东作的《论十大关系》, 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国建立之初, 因为没有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只能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 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由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有丰富的克服教条主义的经验, 因而能够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 毛泽东是紧紧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探索的。 以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为例。20 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 希望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苏联的做法是片面注重重工业, 忽视轻工业和农业, 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毛泽东认为, 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 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是一个严重教训, 要以此为鉴戒。他说: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 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 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他看来, 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 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 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 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上世纪60年代, 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其基本内涵是: 既要搞好生产资料的生产, 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要搞好生活资料的生产, 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把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 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又要重工业, 又要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这个总方针的提出, 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 是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 绝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 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 谦虚谨慎, 还要向人家学习, 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 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 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 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 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 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 人家让他坐, 他说站惯了, 不想坐。”“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 “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 来整理中国的,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 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 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 最可丑的。他以学习苏联为例, 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 “什么都学习俄国, 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 把白区搞掉几乎100% , 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 , 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中国的面貌,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 都不应该是旧的, 都应该改变, 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 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和方法, 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由此可见, 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重要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全盘西化”也是一种教条主义, 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迷信和盲从。在新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情况日益减弱, 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风气呈上升态势。苏东剧变, 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 使得一些历史的短视者认为需要另找出路, 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 就是从西方思想理论中趸来一些概念、观点, 加以演绎包装, 或炫耀自己的“全球化”眼光, 或当作“济世良方”塞给中国人。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 这种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误导甚至非议我们的改革, 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很大腐蚀力和破坏力的。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明确提出反对教条式地学习外国, 要打倒“贾桂式”的奴隶思想, 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这些警示, 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在继续学习和借鉴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时,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作风和做法。 【二】 毛泽东指出, 1956 年4 月提出的十大关系, 标志着我们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 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方法有所不同, 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 建设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是共同的, 但具体方式、方法有别。不同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既有共性即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有个性即体现本国的特点。我们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要把这种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应当说,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改革潮流, 同苏共二十大是紧密相关的。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曾说: “现在看来, 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 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 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 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 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 就是讲, 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 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 都有严重错误。”就前者而言, 他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 它打破了神化主义, 揭开了盖子, 这是一种解放, 是一场解放战争, 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他强调, 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 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这个认识, 对毛泽东在1956 年展开的调查研究是有积极影响的。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就后者而言,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 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 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 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 证明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根本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 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 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 社会主义改革也将会走向反面。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经验问题。文章指出: “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 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 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毛泽东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 (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 密切地联系群众, 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 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 在革命胜利后, 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 实现工业的国有化, 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 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 消灭阶级。(四)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并且积极准备条件,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承认各民族平等, 维护世界和平,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② 这些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正确学习外国经验, 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 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 不但希望党内要有一批立志改革的同志, 而且希望同党外一切立志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他还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 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 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 不适应是次要方面, 因此, 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适应的方面。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表明这种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 使我们能够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正因为这样, 邓小平在新时期指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多次强调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 并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思想, 对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 邓小平所以一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涉及到对社会性质的判断问题。我们知道, 人类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依据这样的标准, 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后, 依次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也要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如果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 但共同富裕属于分配领域的目标, 归根结底要由所有制来决定。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果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 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也是邓小平一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深刻原因所在。因此, 我们必须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 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当中, 同样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原则。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成为统领全局的指导思想,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又使之在当代中国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自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阐述: 其一, 在政治上,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二, 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三, 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使社会主义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获得巩固和发展; 其四, 在文化思想方面, 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又有力抵制和批评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正确方向; 其五, 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六, 在分配领域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 自然也蕴含这些基本原则。 【三】 1957年3月, 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 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说: “采取现在的方针, 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 党会经常保持活力, 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希望社会主义中国既强大又可亲, 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象具体的说明, 也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应有的内在魅力。 毛泽东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 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他的《论十大关系》着重论述的几对关系, 都是关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矛盾, 而且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 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 毛泽东曾把“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作了明确区分。他一再指出, 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 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说: “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 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 , 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 才算充分巩固, 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里时间的估计虽还过短, 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有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 毛泽东所说的建成社会主义, 主要是指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使社会主义在相对巩固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随后不久, 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认为这需要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并规划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特别强调: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1957年3 月,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提出要用100年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说, 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 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 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 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 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 有个50 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 有100年那就了不起, 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应该说, 这是很有创见的。从时间上说, “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同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相似;“100年就了不起”, 也相当于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说, 在基本思路上, 邓小平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尽管后来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 造成历史的不幸, 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对于我们认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 毛泽东曾说, 他不喜欢落后的中国, 喜欢进步的中国。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描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 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他还提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热切期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富裕, 国家繁荣富强。他认为, 只要保持快速发展, 中国人民的富裕幸福生活是完全有指望的。 毛泽东所说的“可亲”, 首先表现在党和国家同人民的关系上。他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 主权回到了人民手中; 但由于历史原因,人民群众掌握的权力还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 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 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 认为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 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 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 为群众谋利益, 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先做群众的学生, 再做群众的先生, 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毛泽东认为, 党和国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不单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 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 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认为,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的神圣内涵。 “可亲”, 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毛泽东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表现形式的深刻分析,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确立, 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 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虽然还存在利益之间的矛盾, 但不属于根本利益的冲突, 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 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表明, 我们所说的可亲、和谐, 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 而是要正确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并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可亲与和谐的目的。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下, 提出建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他认为专政的办法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又反对无政府状态, 因为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 强调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 这就是党和国家机关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 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我们的目标, 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较易于克服困难, 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 党和国家较为巩固, 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既强大又可亲的写照。 毛泽东所期望的既强大又可亲的国家状态, 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想目标, 特别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启示。 |
